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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一时的“现代私塾”引发越来越多的质疑：是“因材施教”还是“文化作秀”？古典文化的渗透又是否能让当代的学生补位现代教育所覆盖不足的领域？
蒋一民和妻子孙菲原本感情不错，最近却争吵不断。“战争”的源头是他们的儿子龙龙在期中考试中名列倒数第4名。他认为，儿子之所以如此，妻子孙菲“罪不可赦”。
原来，早在两年前，哈尔滨兴起了“现代私塾”热，一些学生在仿古气息浓厚的氛围中受益匪浅。于是，孙菲将龙龙的假期全都安排在私塾里度过，而龙龙的同学却在一些“数语外”补习班里“充电”。
在蒋一民看来，这种排斥常规教育而去“迷信”私塾的做法，就好比是“丢了西瓜去捡芝麻”，让很多和龙龙一样的孩子成为复古教学的试验品。
其实，早在蒋一民之前即现代私塾隐现江湖之初，就有一部分家长、教师对其提出过质疑，只是当时这种争议还存在于局部。
2004年，拥有北大硕士和南开博士学历的袁鸿林坚信“教育一定要有灵性”，于是将自己5岁的女儿袁小逸留在家中培养，亲自操盘授课并立志提前七八年把女儿培养成博士。此事经国内某媒体报道后，局部争议被放大至教育领域的“分组”讨论。
人们不禁追问：私塾教育真的能成为现代教育领域中的一个完美神话吗？
“现代私塾”风靡一时
就在“博士家中造神童”的讨论渐无声息之时，哈尔滨、沈阳、武汉、上海、苏州等地的私塾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仅2005年以后出现的冠以某某现代私塾的教育机构就有40余所，而在哈尔滨也有10余所之多。
这些新兴的个性化私塾均以儒家经典为蓝本，授课内容以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为基础，其教学理念在当时更是受到许多家长的认可。
曾名噪一时的“孟母堂”位于上海闵行区莘庄，2006年7月成立之初，有12名孩子成为该学堂的第一批弟子。在那里，学生要做的就是熟诵经典。
吕丽委是“孟母堂”的创办人，她认为：从大众化角度看，“国学”会进一步演绎为“中国古代的一切学术文化”。据其介绍，学堂的教学内容以中文教授《易经》《弟子规》《论语》等古代传统经典；英文教授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十四行诗》等文学经典；而数学则是由外聘老师进行数理读经教育，内容甚至涉及微积分等高等数学内容。
而苏州的“菊斋私塾”和沈阳的“九雯学堂”，其创办者的主要目的是弘扬国学，培养儿童的古典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私塾教学内容也主要是经学、韵文、古乐、书画、茶道等。
部分私塾在教室布置上还格外讲究形式：黑板被一张宣纸覆盖，教书先生在孔子画像下授课。学生的书桌是一尺多高的矮小红木桌，匹配的矮凳只能让他们挺腰盘腿端坐听课。
黑龙江大学客座教授、哈尔滨日中礼仪学校校长张大生称，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私塾掀起了人们对复古教育的追逐风潮。但“国学”是否要以开设“私塾”授课来弘扬，还值得商榷。国学教育绝不是简单的形而上学，单纯的“复古”更不是“国学”所倡导的。
是“因材施教”还是“文化作秀”
尽管现代私塾的教学理念与个性化教学曾被一些思想前卫的家长们认可，但部分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对其亮起了“行政红灯”。
针对以私塾办学为主的“孟母堂”，上海市教委于其创办的次年便对其紧急叫停，并明确指出，“孟母堂”的办学违反有关规定，属违法办学。
“上海教委”认为，“孟母堂”开展“读经教育”的内容和教学方法与《义务教育法》中“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不相符合，其收费也未经有关物价部门审核，擅自向学生家长收取高额费用的行为属违规收费。
随后不久，“孟母堂”便将一份《学生家长声明》公布于众。
《声明》称：（我们的孩子）因为特殊原因不能或不愿去教育部门主办的正规学校学习，为了让他们受到教育，就自发地组织在一起，共同聘请家教。所以我们只是家庭自主学习形式，不属于国家所规定的办学形式，并非什么教育机构，所以无须向有关部门申请办学。
至此，有关现代私塾的存废之争，从真正意义上步入了公众的视野，以至于引发更多人参与讨论。
网民“一片雪”认为：学校教育中的大部分科目是一辈子都用不到的。对宝贵的青春来说，学无致用是最大的浪费。所以，教育要因材施教、因人而异。能满足这个要求的，目前只有私塾教育。
无独有偶。网民“江城久歌”也认为：私塾教育更注重对孩子“个性”的培养，现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是个性化的人才。袁鸿林为什么把孩子从幼儿园带回家，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不想让女儿成为现代教育流水线上的一个标准件。
然而一些网民也提出了反对意见。
署名“阿城师专”的网民发帖称：和同龄人一起成长是孩子的一种宝贵经历，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环境，却被私塾抽成了真空。孩子的接触范围甚至只局限于父母，童年的乐趣没有了，孩子只会成为不能融入社会的“边缘人”。袁鸿林坦言说不想让女儿成为一个标准件，要个性，但是，女儿从3岁开始的路都被父亲设计好了，这难道不是另外一个模子？只怕这个模子的成型有文化作秀之嫌吧？
“存在即为合理”的冷思考
面对诸多争议，一些现代私塾的创办者或组织者似乎显得客观而冷静。在他们看来，私塾教育在国内尚属“新生”概念，人们对其认识和接受过程需要时间，这个时间或许很长。
2003年，赵宏雷回哈尔滨斥资创办了自己的文化学校并亲任校长。2006年年初，赵宏雷将“国学”教育理念引入课堂，并在其中的一个分校开班试验。赵宏雷说，当时他只开设了两门课程即《论语》和《易经》，刚开始慕名前来的学生和家长很多，但多数学生只上了几节课就走了，原因是“不太实用”。
他并没有将教室布置得古香古色，也没有美其名曰什么私塾，课时费收得也相对较低。“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不搞形式主义，只是想让现在的孩子多了解一些我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并加以渗透，让孩子们在接受现代教育的过程中，理解传统文化的定义。”
而对于那些不太接受这种传统育人理念的家长和学生来说，赵宏雷说他可以理解。
“存在即为合理。课堂之外，家长们选择学校给孩子补课，目的很简单，就是想提高他们的考试成绩。但目的越简单，越说明现代私塾或传授国学文化的教育机构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越大，存在就越有必要。”
对此，一些教育学专家表示支持和肯定。黑龙江教育学院院长孙登林认为，现代私塾教授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于拘泥于古代教育的形式有无必要。
孙院长指出，限于应试教育对当代教育的影响，很多家长乃至个别学校还是以学生的分数衡量学生的能力，而这一项是我国教育体制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共性问题。现代私塾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应当引发教育者予以足够的冷思考，那就是古典文化的渗透是否能让当代的学生补位现代教育所覆盖不足的领域，比如道德教育、民族精神和为人理念。如果有，那么现代私塾的存在的确有其合理因素。
他同时认为，过于倚重儒家著作等古代经典是现代私塾的一个误区。他说，儒家经典里也有思想糟粕，年龄太小的学生，辨别意识还未完全形成，过早对其如囫囵吞枣般灌输，势必会让学生形成思想上的阴霾。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为了稳定生源，目前南方一些“现代私塾”已将课程领域扩大至“数语外”等基础学科，而原有的教学课程只作为特色教学或者是辅助教学。
除此之外，在原有的教育资源的基础上，现代私塾继续发挥了其自身优势，形成了“一对一”的教学风格，让古典与现代互为取优，形成了私塾的现代发展思维。
蒋一民和妻子孙菲原本感情不错，最近却争吵不断。“战争”的源头是他们的儿子龙龙在期中考试中名列倒数第4名。他认为，儿子之所以如此，妻子孙菲“罪不可赦”。
原来，早在两年前，哈尔滨兴起了“现代私塾”热，一些学生在仿古气息浓厚的氛围中受益匪浅。于是，孙菲将龙龙的假期全都安排在私塾里度过，而龙龙的同学却在一些“数语外”补习班里“充电”。
在蒋一民看来，这种排斥常规教育而去“迷信”私塾的做法，就好比是“丢了西瓜去捡芝麻”，让很多和龙龙一样的孩子成为复古教学的试验品。
其实，早在蒋一民之前即现代私塾隐现江湖之初，就有一部分家长、教师对其提出过质疑，只是当时这种争议还存在于局部。
2004年，拥有北大硕士和南开博士学历的袁鸿林坚信“教育一定要有灵性”，于是将自己5岁的女儿袁小逸留在家中培养，亲自操盘授课并立志提前七八年把女儿培养成博士。此事经国内某媒体报道后，局部争议被放大至教育领域的“分组”讨论。
人们不禁追问：私塾教育真的能成为现代教育领域中的一个完美神话吗？
“现代私塾”风靡一时
就在“博士家中造神童”的讨论渐无声息之时，哈尔滨、沈阳、武汉、上海、苏州等地的私塾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仅2005年以后出现的冠以某某现代私塾的教育机构就有40余所，而在哈尔滨也有10余所之多。
这些新兴的个性化私塾均以儒家经典为蓝本，授课内容以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为基础，其教学理念在当时更是受到许多家长的认可。
曾名噪一时的“孟母堂”位于上海闵行区莘庄，2006年7月成立之初，有12名孩子成为该学堂的第一批弟子。在那里，学生要做的就是熟诵经典。
吕丽委是“孟母堂”的创办人，她认为：从大众化角度看，“国学”会进一步演绎为“中国古代的一切学术文化”。据其介绍，学堂的教学内容以中文教授《易经》《弟子规》《论语》等古代传统经典；英文教授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十四行诗》等文学经典；而数学则是由外聘老师进行数理读经教育，内容甚至涉及微积分等高等数学内容。
而苏州的“菊斋私塾”和沈阳的“九雯学堂”，其创办者的主要目的是弘扬国学，培养儿童的古典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私塾教学内容也主要是经学、韵文、古乐、书画、茶道等。
部分私塾在教室布置上还格外讲究形式：黑板被一张宣纸覆盖，教书先生在孔子画像下授课。学生的书桌是一尺多高的矮小红木桌，匹配的矮凳只能让他们挺腰盘腿端坐听课。
黑龙江大学客座教授、哈尔滨日中礼仪学校校长张大生称，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私塾掀起了人们对复古教育的追逐风潮。但“国学”是否要以开设“私塾”授课来弘扬，还值得商榷。国学教育绝不是简单的形而上学，单纯的“复古”更不是“国学”所倡导的。
是“因材施教”还是“文化作秀”
尽管现代私塾的教学理念与个性化教学曾被一些思想前卫的家长们认可，但部分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对其亮起了“行政红灯”。
针对以私塾办学为主的“孟母堂”，上海市教委于其创办的次年便对其紧急叫停，并明确指出，“孟母堂”的办学违反有关规定，属违法办学。
“上海教委”认为，“孟母堂”开展“读经教育”的内容和教学方法与《义务教育法》中“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不相符合，其收费也未经有关物价部门审核，擅自向学生家长收取高额费用的行为属违规收费。
随后不久，“孟母堂”便将一份《学生家长声明》公布于众。
《声明》称：（我们的孩子）因为特殊原因不能或不愿去教育部门主办的正规学校学习，为了让他们受到教育，就自发地组织在一起，共同聘请家教。所以我们只是家庭自主学习形式，不属于国家所规定的办学形式，并非什么教育机构，所以无须向有关部门申请办学。
至此，有关现代私塾的存废之争，从真正意义上步入了公众的视野，以至于引发更多人参与讨论。
网民“一片雪”认为：学校教育中的大部分科目是一辈子都用不到的。对宝贵的青春来说，学无致用是最大的浪费。所以，教育要因材施教、因人而异。能满足这个要求的，目前只有私塾教育。
无独有偶。网民“江城久歌”也认为：私塾教育更注重对孩子“个性”的培养，现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是个性化的人才。袁鸿林为什么把孩子从幼儿园带回家，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不想让女儿成为现代教育流水线上的一个标准件。
然而一些网民也提出了反对意见。
署名“阿城师专”的网民发帖称：和同龄人一起成长是孩子的一种宝贵经历，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环境，却被私塾抽成了真空。孩子的接触范围甚至只局限于父母，童年的乐趣没有了，孩子只会成为不能融入社会的“边缘人”。袁鸿林坦言说不想让女儿成为一个标准件，要个性，但是，女儿从3岁开始的路都被父亲设计好了，这难道不是另外一个模子？只怕这个模子的成型有文化作秀之嫌吧？
“存在即为合理”的冷思考
面对诸多争议，一些现代私塾的创办者或组织者似乎显得客观而冷静。在他们看来，私塾教育在国内尚属“新生”概念，人们对其认识和接受过程需要时间，这个时间或许很长。
2003年，赵宏雷回哈尔滨斥资创办了自己的文化学校并亲任校长。2006年年初，赵宏雷将“国学”教育理念引入课堂，并在其中的一个分校开班试验。赵宏雷说，当时他只开设了两门课程即《论语》和《易经》，刚开始慕名前来的学生和家长很多，但多数学生只上了几节课就走了，原因是“不太实用”。
他并没有将教室布置得古香古色，也没有美其名曰什么私塾，课时费收得也相对较低。“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不搞形式主义，只是想让现在的孩子多了解一些我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并加以渗透，让孩子们在接受现代教育的过程中，理解传统文化的定义。”
而对于那些不太接受这种传统育人理念的家长和学生来说，赵宏雷说他可以理解。
“存在即为合理。课堂之外，家长们选择学校给孩子补课，目的很简单，就是想提高他们的考试成绩。但目的越简单，越说明现代私塾或传授国学文化的教育机构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越大，存在就越有必要。”
对此，一些教育学专家表示支持和肯定。黑龙江教育学院院长孙登林认为，现代私塾教授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于拘泥于古代教育的形式有无必要。
孙院长指出，限于应试教育对当代教育的影响，很多家长乃至个别学校还是以学生的分数衡量学生的能力，而这一项是我国教育体制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共性问题。现代私塾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应当引发教育者予以足够的冷思考，那就是古典文化的渗透是否能让当代的学生补位现代教育所覆盖不足的领域，比如道德教育、民族精神和为人理念。如果有，那么现代私塾的存在的确有其合理因素。
他同时认为，过于倚重儒家著作等古代经典是现代私塾的一个误区。他说，儒家经典里也有思想糟粕，年龄太小的学生，辨别意识还未完全形成，过早对其如囫囵吞枣般灌输，势必会让学生形成思想上的阴霾。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为了稳定生源，目前南方一些“现代私塾”已将课程领域扩大至“数语外”等基础学科，而原有的教学课程只作为特色教学或者是辅助教学。
除此之外，在原有的教育资源的基础上，现代私塾继续发挥了其自身优势，形成了“一对一”的教学风格，让古典与现代互为取优，形成了私塾的现代发展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