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联赛一开始，争霸的争霸，保级的保级，竞技层面上的竞争让新闻快速更新，也让球迷乃至媒体快速忘却一些赛季前十分重要的话题，例如转会调节费，或者说奢侈税。
　　这本来是俱乐部和足协之间难以回避的话题，不过，新赛季开始前，一种默契已经形成：俱乐部会在介绍外援时轻轻带过调节费事件，足协在面对媒体质询时，用一张填注了内容十分简单的表格来证明问题已经解决。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民不举官不究，这事似乎就可以翻篇。
　　只是作为足协新政中对中超俱乐部不健康、不可持续的投入进行监管，最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转会调节费的执行以及相应后果，如果不能对外公开，长久目标恐怕根本难以达成。
　　许多疑问仍然没有解决，最突出的就是北京国安引进巴坎布。按照欧洲媒体的报道，巴坎布实际上已经成为“身价最高的非洲球员”，尽管巴坎布在法国出生成长，但他最后选择的是代表民主刚果。对于巴坎布的转会过程，北京国安对媒体的公开解答是已经和足协达成了解决方案。至于解决方案是什么，媒体追问不到结果，俱乐部当然不会进一步解释。
　　更奇妙的是在北京国安安排赛季新加盟球员和公众见面之后，媒体追问的声音也逐渐减少。不知道这样的默契是如何达成的。媒体如何一如既往地“识趣”，在俱乐部抑或其他影响之下，不再追究事件真相。这事件将会随着可能存在的真相，在賽季进行中一点点被冲淡被忘却。
　　最终受益者会是谁？最终不会有受益者。
　　足协推出新政，在政策制定以及执行时间选择上，可商榷地方太多。既然要干预和管理这样敏感的领域，就必须执行到底，并且尽可能争取广泛支持。新政宣布后，已经在不少俱乐部形成了影响。2018年年初，奥巴梅杨可能加盟中超的消息最后没有变成现实，就和这样的政策出台相关。欧洲仍然是世界转会市场的中心，过去两年也将中超当作了及时承兑的一片淘金地，但调节费的出现让敏感的经纪人和俱乐部迅速调整了各自策略。

　　从广州恒大到上海上港，以及华夏幸福和天津权健，中超的一些金主俱乐部在这个转会冬窗都表现得非常低调。虽然有过各种传闻，可最终的转会行为都可以看到调节费的约束。
　　不过，足协对调节费情况的解释只是简单的一个表格。人们最关注的北京国安和大连一方两家在表格上是过关了：在窗口关闭前，大连一方因为俱乐部股权变更，高效完成对卡拉斯科和盖坦的转会，表格中显示缴纳了调节费。至于调节费是多少、这两名球员的转会费是多少，都成了封存的谜团。
　　俱乐部有足够理由要求保密，不对外公布。事实上，不会有任何俱乐部对任何转入转出公布最终的数据。哪怕在一些上市俱乐部的财报中，也会保护相关数字。这样的商业保密原则可以理解。在这一点上，足协不得不协同俱乐部举动，只显示结果，不能公布内容。然而，这种基于商业保密的原则而导致的信息不公开，让调节费本身变得有些不可捉摸。
　　人们多少能知道哪些转会是调节费管理范围内的，可俱乐部和经纪人是否严格遵守了足协的管理办法，谁都不知道，至少不确定。这就让整个调节费管理状况陷入进退两难的格局：商业秘密不容公开，调节费现实无从知晓。
　　两头信息都不能公开，这样的政策还能具备多少可信度？在利益驱动下，会不会有俱乐部采取各种擦边球手段，来规避他们根本不愿意缴纳的调节费？
　　障碍已经存在，向前发展只能进退两难，除非足协调整新政，像调节费这样的政策能有一定改动，否则，这和中国职业足球历史上的两次球员限薪一样，会成为名存实亡的改革。
　　调节费如何改？征收调节费的目的是为了约束俱乐部的非理性投入。因此，对转会费成本真相的把握才是最重要的。足协是否具备对所有国际转会成本数字的调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