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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先逑老师是我一生永远缅怀的老师。我之所以终生喜爱音乐、喜爱歌唱，就是得益于许老师的启蒙与教育、引领与扶持。
1962 年秋季，我在于都中学读初一，教我音乐的就是许老师。许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严肃的老师;而上课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十分认真的老师;等我真正有些懂音乐之后，我才理解了许老师是音乐这种高雅艺术的忠实爱好者！
许老师每次给我们示范唱一遍新学的歌，结束时都是满头大汗。不懂事的我们，当然不知道那是因为许老师身体很不好，还以为他只是易热易出汗的体质呢。但是，许老师浑厚的男低音却给我们一届届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从小就是文艺活跃分子，所以很快就进了于都中学学生文工团戏剧组。我初二年级时参与师生同演的多幕话剧《年轻的一代》，轰动一时。然而，因为我也喜欢吹口琴和吹笛子，后来还学了弹三弦，所以也常常在许老师负责的器乐组参加活动。
引起我最大兴趣的是音乐教室的那台陈旧的脚踏风琴，许老师每次领着我们唱歌时都用它伴奏。因为小学毕业前我的恩师温碧光老师已经指导过我读小说《巴黎圣母院》，我幼小的心灵被书中教堂的唱诗班所吸引，所以那伴奏用的风琴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时隔 40 多年的2005 年夏季，我第一次走进巴黎圣母院，才真正亲身感受到了自己幼年时的向往。高大俊美的传教士领着咏唱，而我也一眼就看到了神台下侧的那架欧式风琴。
正是因为这样，每次上课前，我总是很早就到了，然后找机会在键盘上东摸摸，西敲敲。许老师从来不嫌烦。那时，我最羡慕也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学会弹脚踏风琴。我的秘密心思，当然逃不过许老师的眼睛，只是许老师的个性是“惜言如金”，他从不轻易流露什么。而且，那个时候，许老师也不可能只教我一个人弹琴。
那时的音乐教室旁边就是教师会议室。会议室里有两间小房间，许老师住了一间。
机会总是给有心人的——这是我的体悟。我担任班级的文艺委员，每次上音乐课都会先去许老师那里拿钥匙打开音乐教室的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音乐教室的门锁其实是坏的，虽然看起来已经锁上，但是轻轻一拉就开了。急切想学弹琴的我，于是生了个“歪念头”。
我的父亲是学校的化学老师，住在教职工单身宿舍里，而我则住在学生宿舍里。这为我的“歪念头”变成实际行动提供了便利。星期天不上课，城里的老师都回家了，许老师也是这样。我瞅着周围没人，就拉开音乐教室的锁，关上门，心里“怦怦”直跳，偷着去会见那架脚踏风琴。
音乐教室很暗，但我不敢开灯。我一个人就着黑板后面的窗户透进的光线，没有章法却又正儿八经地“乱弹琴”。这成为我以后一辈子“乱弹琴”的序幕。我无法形容每次在音乐教室里偷着练琴的心情——忍受着“小偷小摸”怯怯的紧张，也感受着哪怕是“胡言乱语”式的表现音乐的快乐。
日复一日，我以为没人发现我的秘密，但我感觉应该有人知道星期天的音乐教室经常有人弹琴，因为教职工上街买菜会走过音乐教室前面的那条黄泥小路。所幸，从来没有人追究过。
有一次，许老师打开琴盖准备上课，看着立在他身边的我，随意问了一句：“你喜欢弹琴吗？”
我点点头，又立刻摇摇頭，我怕老师发现我“偷进”音乐教室的秘密。后来回想，我当时一定是脸红了。
许老师并没太在意我的表情，他轻轻地说：“要学练琴，得先学好识谱。简谱你已经会了，现在要学会识读五线谱。”许老师的一句点拨，让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立刻去了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五线谱的教程书。从初一年级开始，父亲每月会给我一块五毛钱的零花钱，那时我算是同学中的“大富翁”——这件事情还要真诚地感谢现已在九泉之下的父母。
从此，我就这样自学起来。虽然五线谱的基本知识与简谱相通，但呈现方式不一样。对于一个只习惯读简谱的人来说，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进入五线谱的知识领域，自己看，自己学着视唱，真的很难。但是自从偷着练琴之后，我的乐感日渐提高，一首新歌的简谱摆在我面前，我轻而易举就能学会。这使我更加喜欢音乐，绝不会因现实的障碍而放弃。于是我不断地克服困难，坚持学习。直到今天我还能视唱五线谱，就是那时候努力的结果。我还不喜欢用“固定调唱名法”，而用“首调唱名法”，目的就是“为难”自己，锻炼自己。
学会了唱歌后，我初识了天地声音的无限动人，更觉得声音的本质是那样奇妙。从简谱到五线谱，我对音符的感觉从神秘变得明确和具体，我从五条线上初识了不同音名而同属一个音位的奥秘。接触了键盘后，我更发现音乐的丰富和美丽——它被人类的智慧创造，承载了所有的音律关系。我还惊喜地体会到音频和音率竟是那样多姿多彩。直到 1982年读大学时，我知道了中国传统音乐里的“宫、商、角、徵、羽”，了解到中国民族音乐中更多的是五声音阶。它有着独特的魅力，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从线谱和键盘上却能全面认识曲调和调式。这些积累，实际上就是我此生与音乐结缘并不离不弃的起点和基点。
一个星期做一次的“偷偷摸摸”的事，以后成为我一生的“骄傲”。我知道，这种“骄傲”是许老师给我的！
每次我拿着五线谱的教程去请教许老师，许老师都非常耐心地教我，教的内容常常超过我请教的范围。我只有感激，无以为报！
我的嗓音天分还行，初中毕业时，我就在两省考生的激烈竞争中胜出而被江西文艺学校男声班录取。学校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但谁料想那时候的罗校长有更高远的想法——于都中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没有考上过音乐学院的学生，他希望我继续读高中，争取三年后考上音乐学院。就在这所学校当老师的父亲没有理由拒绝，而我只有言听计从，被迫放弃了这一次机会，寄希望于未来。谁知，高一还没结束，“文革”开始了，上大学的理想随之破灭。因为我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当作“牛鬼蛇神”受批斗，并在“牛棚”里生活了整整十年，所以我也经历了一系列难以想象的人生磨难。那时，许老师虽然没有受到太多的折磨，但因为“出身问题”的压力，他更加沉默寡言，只低头生活。我从此也就再无机会向许老师学习音乐知识了。 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刚会开口说话时，父亲就教我唱《松花江上》。渐渐地，“松花江”这个美丽的地名，成了儿时的向往之地。之后有一次，我独自一人“离家出走”，从县里跑到市里，冒冒失失“混进”来赣州宣传演出的江西师范学院艺术系文艺宣传队里，蹭吃蹭喝，还蹭车坐到省里。结果一位男高音大哥哥见我喜欢唱歌，就在路上教会了我唱《乌苏里船歌》，以至它成了我永远的歌，还使我的向往之地又多了一条江和一座“大顶子山”。近半个世纪后的 2014 年，在一个大雪皑皑的冬日，我有机会来到乌苏里江，对着冰冻三尺的江面唱这首歌，也追忆那位大哥哥对我的好，是他让我一辈子带着这首歌在路上。
转眼到了 1972 年，还在大山里的我有机会回到县城，进了县文工团做学员，再次和早几年调进文工团的许老师相逢，并一起共事。许老师是乐队低音胡琴手，也兼任写曲谱，特别是乐队演奏分部旋律。我虽然是舞台演员，但因为有乐器的特长，也常常参与乐队演奏，尤其是我以三弦为基础增学了月琴，而月琴在“样板戏”的京剧里是三大件乐器之一。我们师生在一起，话语不多却心意相通。我作为学生，默默地看着许老师写曲子，静静地聆听排练时许老师给乐手们讲解曲谱的内涵和表现。两年多时间内，“文革”还没有过去，我们虽然也有单独相处的时候，却从没有说过以往的事情。往后回忆起这段时光，我依然觉得师生之间是心照不宣。
不知道是哪一年的哪一天，我突然明白：我做学生时偷着学弹风琴的“秘密”，其实许老师是知道的，只是他没有点破，反而暗中“怂恿”我用这种方法坚持学琴。
正是因为他没说破，我才能坚持学琴。于是我一生怀念许老师——这大概就是我能做到的“回报”！
1974年，我无缘留在文工团做演员，从此我和许老师就再也没有见面了。许老师去世时我并不知晓，后来才知道是1976 年 2 月。我当时还在广昌县一个农场做泥水匠的小工谋生，当然无缘现场追悼老师。在农场里，休息之余，我常在屋檐下或田野里放歌。农场里的知青听见了，特别惊讶这个泥水匠小工还有这种能力和雅兴。现在，我早已不在那个城市了，我们师生之间更是阴阳相隔，唯剩不尽的思念……
两年多的文工团经历，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明白了自己有终生歌唱的热情。所以我争取让自己的歌唱水平不断提高，这就需要正规训练。可惜那时候地方剧团和中央剧团演的都是“样板戏”，而县文工团的前身是地方采茶戏剧团，不可能有条件让我系统专业地教学歌唱。怎么办？只有自己学。生活的轨迹常常是你想什么就会注意什么，注意什么就会遇上什么。有一天，我在废品站看见了一本匈牙利男高音的歌唱教程书，立刻想办法弄到手。从此，依照这本书的教程，我似懂非懂地开始走上了自学发声、正规歌唱的道路。
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早早走到城外的“革命烈士纪念塔”下，站在一堵刻着纪念文字的碑墙前练习歌唱，凭它的回音来辨识和纠正自己的发声。一天又一天，无论空闲与忙碌;一季又一季，不惧寒冬和酷暑……
好在，尽管人生坎坷，我却从未放弃歌唱。无论是此前上山下乡时在常有野兽出没的大山里，还是此后在做小工求取生存的农场的旷野上，一有机会我便随意放声高歌，尽管从来都不是艺术的歌唱。但是，任何人都必须坚信：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离开文工团两年后，我顶替父亲参加工作，以工代教做了学校教师。校长有意识地安排我做了学校在那个特殊时期自办的初中文艺班班主任，负责音乐和语文教學。我自编教程，带着学生有序地训练体形和歌唱。而在这个过程中，我终于找到了科学发声和艺术歌唱的感觉，在音乐方面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为我今后几十年如一日地喜欢音乐、随处歌唱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前景。
我一生坎坷，辗转很多地方。1991 年我调离了那个我生活了 32 年的县城，离开了幸遇许老师的地方。在新的学校，有一段时间工作很轻松。巧遇学校里有几个喜欢吹拉弹唱的青年老师，我们组织了一个乐队。我弹电子琴兼任乐队领头，我们晚上就在歌舞厅里为歌手伴奏。也就是那一段时间，我接触了风靡香港、台湾的流行音乐，让我抛开了只有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才是歌唱的成见，还知道了摇滚乐的存在。这期间，我的“乱弹琴”得到了巩固。
我们这一代人，与共和国经历了相同的苦难。那时候条件很差，不可能自己家里能配备如风琴、钢琴一类的乐器。1976 年，担任文艺班的音乐教师后，我利用学校之便，学了好一段时间的手风琴;有时候也去音乐教室踩踩脚踏风琴，但还是一直没有得到正规的训练。直到 1998 年，我才拥有了一架自己的电子琴，从此度过了一段经常自弹自唱的快乐音乐时光。2004 年，我去了深圳，当时不可能把电子琴随身带上。当时所在的学校音乐课设在礼堂里，舞台上摆着一架钢琴，我总是抽时间去练练手，进行一场又一场无人观看的独奏“表演”。直到 2008年，我到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天，我才拥有了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韦伯”钢琴，以继续延伸这有音乐、有歌唱的生活。
我喜欢歌唱，也喜欢听人歌唱。从 1994 年起，我不停地选购我喜欢的歌手的音乐碟，至今已经拥有了几百张当红歌手的音乐碟。每每在家的时候，我打开音响，一张一张地放，有时也跟着大声地哼唱……
我一生喜爱音乐，得益于许老师的引领和支持。这也是我现在只要双手一放到钢琴的键盘上，常常就会想起许老师的原因。
从脚踏风琴到手风琴，再到电子琴，最后到钢琴，四种琴的手法和技法有相通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我从未正规学习一种琴的弹奏，只凭自己的习惯指法在键盘上弹出一首首曲子的轮廓，至今也没成为一个基本及格的键盘手。但是，弹琴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歌唱。我是为了给自己创造出一个相应的音乐背景，以助于练习歌唱，从而经由键盘这条最好的路径，让我渐渐对音乐获得更多的体验，以期发现音乐殿堂里更多的神秘话语和美好情怀！
我一生爱音乐，一生爱歌唱。到最后我才领悟到，是音乐把我带进一个又一个未知世界，是歌唱给了我一段又一段最知性的人生启迪。
做了语文教师后，我又喜欢上了诵读。执教三十多年间，我每天早上坚持一小时古诗文朗读。这是一个值得自己终生骄傲的爱好，更是一个美好的自修过程。前几年我才突然明白：
朗读，是另一种歌唱！
真是啊，我一生都在歌唱！
正是在这无比享受的歌唱时光中，我永远缅怀敬爱的许先逑老师！
（插图：罗家平）
1962 年秋季，我在于都中学读初一，教我音乐的就是许老师。许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严肃的老师;而上课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十分认真的老师;等我真正有些懂音乐之后，我才理解了许老师是音乐这种高雅艺术的忠实爱好者！
许老师每次给我们示范唱一遍新学的歌，结束时都是满头大汗。不懂事的我们，当然不知道那是因为许老师身体很不好，还以为他只是易热易出汗的体质呢。但是，许老师浑厚的男低音却给我们一届届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从小就是文艺活跃分子，所以很快就进了于都中学学生文工团戏剧组。我初二年级时参与师生同演的多幕话剧《年轻的一代》，轰动一时。然而，因为我也喜欢吹口琴和吹笛子，后来还学了弹三弦，所以也常常在许老师负责的器乐组参加活动。
引起我最大兴趣的是音乐教室的那台陈旧的脚踏风琴，许老师每次领着我们唱歌时都用它伴奏。因为小学毕业前我的恩师温碧光老师已经指导过我读小说《巴黎圣母院》，我幼小的心灵被书中教堂的唱诗班所吸引，所以那伴奏用的风琴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时隔 40 多年的2005 年夏季，我第一次走进巴黎圣母院，才真正亲身感受到了自己幼年时的向往。高大俊美的传教士领着咏唱，而我也一眼就看到了神台下侧的那架欧式风琴。
正是因为这样，每次上课前，我总是很早就到了，然后找机会在键盘上东摸摸，西敲敲。许老师从来不嫌烦。那时，我最羡慕也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学会弹脚踏风琴。我的秘密心思，当然逃不过许老师的眼睛，只是许老师的个性是“惜言如金”，他从不轻易流露什么。而且，那个时候，许老师也不可能只教我一个人弹琴。
那时的音乐教室旁边就是教师会议室。会议室里有两间小房间，许老师住了一间。
机会总是给有心人的——这是我的体悟。我担任班级的文艺委员，每次上音乐课都会先去许老师那里拿钥匙打开音乐教室的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音乐教室的门锁其实是坏的，虽然看起来已经锁上，但是轻轻一拉就开了。急切想学弹琴的我，于是生了个“歪念头”。
我的父亲是学校的化学老师，住在教职工单身宿舍里，而我则住在学生宿舍里。这为我的“歪念头”变成实际行动提供了便利。星期天不上课，城里的老师都回家了，许老师也是这样。我瞅着周围没人，就拉开音乐教室的锁，关上门，心里“怦怦”直跳，偷着去会见那架脚踏风琴。
音乐教室很暗，但我不敢开灯。我一个人就着黑板后面的窗户透进的光线，没有章法却又正儿八经地“乱弹琴”。这成为我以后一辈子“乱弹琴”的序幕。我无法形容每次在音乐教室里偷着练琴的心情——忍受着“小偷小摸”怯怯的紧张，也感受着哪怕是“胡言乱语”式的表现音乐的快乐。
日复一日，我以为没人发现我的秘密，但我感觉应该有人知道星期天的音乐教室经常有人弹琴，因为教职工上街买菜会走过音乐教室前面的那条黄泥小路。所幸，从来没有人追究过。
有一次，许老师打开琴盖准备上课，看着立在他身边的我，随意问了一句：“你喜欢弹琴吗？”
我点点头，又立刻摇摇頭，我怕老师发现我“偷进”音乐教室的秘密。后来回想，我当时一定是脸红了。
许老师并没太在意我的表情，他轻轻地说：“要学练琴，得先学好识谱。简谱你已经会了，现在要学会识读五线谱。”许老师的一句点拨，让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立刻去了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五线谱的教程书。从初一年级开始，父亲每月会给我一块五毛钱的零花钱，那时我算是同学中的“大富翁”——这件事情还要真诚地感谢现已在九泉之下的父母。
从此，我就这样自学起来。虽然五线谱的基本知识与简谱相通，但呈现方式不一样。对于一个只习惯读简谱的人来说，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进入五线谱的知识领域，自己看，自己学着视唱，真的很难。但是自从偷着练琴之后，我的乐感日渐提高，一首新歌的简谱摆在我面前，我轻而易举就能学会。这使我更加喜欢音乐，绝不会因现实的障碍而放弃。于是我不断地克服困难，坚持学习。直到今天我还能视唱五线谱，就是那时候努力的结果。我还不喜欢用“固定调唱名法”，而用“首调唱名法”，目的就是“为难”自己，锻炼自己。
学会了唱歌后，我初识了天地声音的无限动人，更觉得声音的本质是那样奇妙。从简谱到五线谱，我对音符的感觉从神秘变得明确和具体，我从五条线上初识了不同音名而同属一个音位的奥秘。接触了键盘后，我更发现音乐的丰富和美丽——它被人类的智慧创造，承载了所有的音律关系。我还惊喜地体会到音频和音率竟是那样多姿多彩。直到 1982年读大学时，我知道了中国传统音乐里的“宫、商、角、徵、羽”，了解到中国民族音乐中更多的是五声音阶。它有着独特的魅力，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从线谱和键盘上却能全面认识曲调和调式。这些积累，实际上就是我此生与音乐结缘并不离不弃的起点和基点。
一个星期做一次的“偷偷摸摸”的事，以后成为我一生的“骄傲”。我知道，这种“骄傲”是许老师给我的！
每次我拿着五线谱的教程去请教许老师，许老师都非常耐心地教我，教的内容常常超过我请教的范围。我只有感激，无以为报！
我的嗓音天分还行，初中毕业时，我就在两省考生的激烈竞争中胜出而被江西文艺学校男声班录取。学校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但谁料想那时候的罗校长有更高远的想法——于都中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没有考上过音乐学院的学生，他希望我继续读高中，争取三年后考上音乐学院。就在这所学校当老师的父亲没有理由拒绝，而我只有言听计从，被迫放弃了这一次机会，寄希望于未来。谁知，高一还没结束，“文革”开始了，上大学的理想随之破灭。因为我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当作“牛鬼蛇神”受批斗，并在“牛棚”里生活了整整十年，所以我也经历了一系列难以想象的人生磨难。那时，许老师虽然没有受到太多的折磨，但因为“出身问题”的压力，他更加沉默寡言，只低头生活。我从此也就再无机会向许老师学习音乐知识了。 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刚会开口说话时，父亲就教我唱《松花江上》。渐渐地，“松花江”这个美丽的地名，成了儿时的向往之地。之后有一次，我独自一人“离家出走”，从县里跑到市里，冒冒失失“混进”来赣州宣传演出的江西师范学院艺术系文艺宣传队里，蹭吃蹭喝，还蹭车坐到省里。结果一位男高音大哥哥见我喜欢唱歌，就在路上教会了我唱《乌苏里船歌》，以至它成了我永远的歌，还使我的向往之地又多了一条江和一座“大顶子山”。近半个世纪后的 2014 年，在一个大雪皑皑的冬日，我有机会来到乌苏里江，对着冰冻三尺的江面唱这首歌，也追忆那位大哥哥对我的好，是他让我一辈子带着这首歌在路上。
转眼到了 1972 年，还在大山里的我有机会回到县城，进了县文工团做学员，再次和早几年调进文工团的许老师相逢，并一起共事。许老师是乐队低音胡琴手，也兼任写曲谱，特别是乐队演奏分部旋律。我虽然是舞台演员，但因为有乐器的特长，也常常参与乐队演奏，尤其是我以三弦为基础增学了月琴，而月琴在“样板戏”的京剧里是三大件乐器之一。我们师生在一起，话语不多却心意相通。我作为学生，默默地看着许老师写曲子，静静地聆听排练时许老师给乐手们讲解曲谱的内涵和表现。两年多时间内，“文革”还没有过去，我们虽然也有单独相处的时候，却从没有说过以往的事情。往后回忆起这段时光，我依然觉得师生之间是心照不宣。
不知道是哪一年的哪一天，我突然明白：我做学生时偷着学弹风琴的“秘密”，其实许老师是知道的，只是他没有点破，反而暗中“怂恿”我用这种方法坚持学琴。
正是因为他没说破，我才能坚持学琴。于是我一生怀念许老师——这大概就是我能做到的“回报”！
1974年，我无缘留在文工团做演员，从此我和许老师就再也没有见面了。许老师去世时我并不知晓，后来才知道是1976 年 2 月。我当时还在广昌县一个农场做泥水匠的小工谋生，当然无缘现场追悼老师。在农场里，休息之余，我常在屋檐下或田野里放歌。农场里的知青听见了，特别惊讶这个泥水匠小工还有这种能力和雅兴。现在，我早已不在那个城市了，我们师生之间更是阴阳相隔，唯剩不尽的思念……
两年多的文工团经历，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明白了自己有终生歌唱的热情。所以我争取让自己的歌唱水平不断提高，这就需要正规训练。可惜那时候地方剧团和中央剧团演的都是“样板戏”，而县文工团的前身是地方采茶戏剧团，不可能有条件让我系统专业地教学歌唱。怎么办？只有自己学。生活的轨迹常常是你想什么就会注意什么，注意什么就会遇上什么。有一天，我在废品站看见了一本匈牙利男高音的歌唱教程书，立刻想办法弄到手。从此，依照这本书的教程，我似懂非懂地开始走上了自学发声、正规歌唱的道路。
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早早走到城外的“革命烈士纪念塔”下，站在一堵刻着纪念文字的碑墙前练习歌唱，凭它的回音来辨识和纠正自己的发声。一天又一天，无论空闲与忙碌;一季又一季，不惧寒冬和酷暑……
好在，尽管人生坎坷，我却从未放弃歌唱。无论是此前上山下乡时在常有野兽出没的大山里，还是此后在做小工求取生存的农场的旷野上，一有机会我便随意放声高歌，尽管从来都不是艺术的歌唱。但是，任何人都必须坚信：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离开文工团两年后，我顶替父亲参加工作，以工代教做了学校教师。校长有意识地安排我做了学校在那个特殊时期自办的初中文艺班班主任，负责音乐和语文教學。我自编教程，带着学生有序地训练体形和歌唱。而在这个过程中，我终于找到了科学发声和艺术歌唱的感觉，在音乐方面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为我今后几十年如一日地喜欢音乐、随处歌唱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前景。
我一生坎坷，辗转很多地方。1991 年我调离了那个我生活了 32 年的县城，离开了幸遇许老师的地方。在新的学校，有一段时间工作很轻松。巧遇学校里有几个喜欢吹拉弹唱的青年老师，我们组织了一个乐队。我弹电子琴兼任乐队领头，我们晚上就在歌舞厅里为歌手伴奏。也就是那一段时间，我接触了风靡香港、台湾的流行音乐，让我抛开了只有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才是歌唱的成见，还知道了摇滚乐的存在。这期间，我的“乱弹琴”得到了巩固。
我们这一代人，与共和国经历了相同的苦难。那时候条件很差，不可能自己家里能配备如风琴、钢琴一类的乐器。1976 年，担任文艺班的音乐教师后，我利用学校之便，学了好一段时间的手风琴;有时候也去音乐教室踩踩脚踏风琴，但还是一直没有得到正规的训练。直到 1998 年，我才拥有了一架自己的电子琴，从此度过了一段经常自弹自唱的快乐音乐时光。2004 年，我去了深圳，当时不可能把电子琴随身带上。当时所在的学校音乐课设在礼堂里，舞台上摆着一架钢琴，我总是抽时间去练练手，进行一场又一场无人观看的独奏“表演”。直到 2008年，我到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天，我才拥有了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韦伯”钢琴，以继续延伸这有音乐、有歌唱的生活。
我喜欢歌唱，也喜欢听人歌唱。从 1994 年起，我不停地选购我喜欢的歌手的音乐碟，至今已经拥有了几百张当红歌手的音乐碟。每每在家的时候，我打开音响，一张一张地放，有时也跟着大声地哼唱……
我一生喜爱音乐，得益于许老师的引领和支持。这也是我现在只要双手一放到钢琴的键盘上，常常就会想起许老师的原因。
从脚踏风琴到手风琴，再到电子琴，最后到钢琴，四种琴的手法和技法有相通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我从未正规学习一种琴的弹奏，只凭自己的习惯指法在键盘上弹出一首首曲子的轮廓，至今也没成为一个基本及格的键盘手。但是，弹琴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歌唱。我是为了给自己创造出一个相应的音乐背景，以助于练习歌唱，从而经由键盘这条最好的路径，让我渐渐对音乐获得更多的体验，以期发现音乐殿堂里更多的神秘话语和美好情怀！
我一生爱音乐，一生爱歌唱。到最后我才领悟到，是音乐把我带进一个又一个未知世界，是歌唱给了我一段又一段最知性的人生启迪。
做了语文教师后，我又喜欢上了诵读。执教三十多年间，我每天早上坚持一小时古诗文朗读。这是一个值得自己终生骄傲的爱好，更是一个美好的自修过程。前几年我才突然明白：
朗读，是另一种歌唱！
真是啊，我一生都在歌唱！
正是在这无比享受的歌唱时光中，我永远缅怀敬爱的许先逑老师！
（插图：罗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