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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建设一个以中等收入阶层为轴心的消费型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步入了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顺利向高收入国家过渡，备受世界关注。
历史是严肃的。2012年初，世界银行在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尖锐地指出，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成功跳出了这一陷阱。而且，这13个国家中只有3个国家的人口超过2500万。
“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把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阶段”，“库兹涅兹式的通过结构调整变迁实现发展的阶段”，“依靠人力资本发展的阶段”和“后人口红利阶段”。由一个发展阶段向下一个发展阶段的转变，都意味着一个重要的发展跨越。如果这种跨越有着巨大的难度，导致一些经济体滞留其间而长期无法实现突破，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陷入了某种陷阱（trap）中无法自拔。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的大野健一教授将各国的工业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低收入阶段，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储备大量导入外资形成以组装加工为主的工业体系（比如越南）；第二阶段为中收入阶段，虽然依然以外资为主导，但加工业周边的关联产业开始形成（比如泰国和马来西亚）；第三阶段为中高收入阶段，本国企业通过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技术积累和经营方式的学习，开始自主地生产较高品质的产品（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第四阶段为高收入阶段，本国企业拥有自主开发和创新的能力研发新产品（比如日本以及欧美先进国家）。由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发展路径主要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要从第一阶段提升到第二阶段较为容易，但从第二阶段提升到第三阶段就比较困难，在这两个阶段间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壁垒，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抓取国际分工机遇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便宜的环境成本、内外差别式的税制、廉价的土地供应、对外国投资者的超国民待遇等因素的吸引下，以外资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中国也摆脱了“低收入陷阱”，顺利实现了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升级。
正如林毅夫所言，按比较优势发展是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的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源泉。可以说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并实现了经济迅猛增长。
但随着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急速上升，中国经济赖以发展的那些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也就是说，中国正逐渐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却尚未获得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中国正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迅速成为了世界工厂。虽然中国制造业规模已经极其庞大，但依然无法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制造业强国，进出口中近60%依然要依靠外资企业来实现。现在，中国的制造业依然以加工和组装为主，大多数还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无法培养可以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打技术。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靠内需（投资和消费）和外需（出口）两条腿走路，但如上所述，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出口，而对培育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问题显得力不从心。
建立消费型社会
高收入国家需要一个以中等收入阶层为轴心的“消费型社会”来支撑。但显然中国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平坦的中等收入阶层。投资居高不下、消费无法提升的局面正在成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10年为止，投资占GDP比从36.5%上升到48.6%，而消费占GDP比则从61.4%下降到47.4%，个人消费占GDP比则从45.3%下降到33.8%。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比新兴国家要低很多。
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也曾经面临过这样一种困局。1971年的尼克松危机发生以后，日美间的贸易摩擦加剧，日元升值压力不断高涨。日本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出现瓶颈。但日本很好地摆脱了中等收入的陷阱而稳步进入高收入阶段。日本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通过加大国内政府间财政转移力度，给予地方相应的财源保障，同时加大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确保地方就业，构筑起统一的国内市场。
其次，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力度，积极扶持和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大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构筑起大众消费社会。
此外，加大研发投入，包括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并加强对本国技术消化吸收的资金投入。
当然要照搬日本模式是不可能的，中国现今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加大国内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构筑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实现一个以中等收入阶层为轴心的消费型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步入了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顺利向高收入国家过渡，备受世界关注。
历史是严肃的。2012年初，世界银行在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尖锐地指出，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成功跳出了这一陷阱。而且，这13个国家中只有3个国家的人口超过2500万。
“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把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阶段”，“库兹涅兹式的通过结构调整变迁实现发展的阶段”，“依靠人力资本发展的阶段”和“后人口红利阶段”。由一个发展阶段向下一个发展阶段的转变，都意味着一个重要的发展跨越。如果这种跨越有着巨大的难度，导致一些经济体滞留其间而长期无法实现突破，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陷入了某种陷阱（trap）中无法自拔。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的大野健一教授将各国的工业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低收入阶段，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储备大量导入外资形成以组装加工为主的工业体系（比如越南）；第二阶段为中收入阶段，虽然依然以外资为主导，但加工业周边的关联产业开始形成（比如泰国和马来西亚）；第三阶段为中高收入阶段，本国企业通过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技术积累和经营方式的学习，开始自主地生产较高品质的产品（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第四阶段为高收入阶段，本国企业拥有自主开发和创新的能力研发新产品（比如日本以及欧美先进国家）。由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发展路径主要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要从第一阶段提升到第二阶段较为容易，但从第二阶段提升到第三阶段就比较困难，在这两个阶段间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壁垒，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抓取国际分工机遇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便宜的环境成本、内外差别式的税制、廉价的土地供应、对外国投资者的超国民待遇等因素的吸引下，以外资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中国也摆脱了“低收入陷阱”，顺利实现了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升级。
正如林毅夫所言，按比较优势发展是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的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源泉。可以说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并实现了经济迅猛增长。
但随着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急速上升，中国经济赖以发展的那些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也就是说，中国正逐渐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却尚未获得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中国正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迅速成为了世界工厂。虽然中国制造业规模已经极其庞大，但依然无法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制造业强国，进出口中近60%依然要依靠外资企业来实现。现在，中国的制造业依然以加工和组装为主，大多数还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无法培养可以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打技术。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靠内需（投资和消费）和外需（出口）两条腿走路，但如上所述，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出口，而对培育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问题显得力不从心。
建立消费型社会
高收入国家需要一个以中等收入阶层为轴心的“消费型社会”来支撑。但显然中国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平坦的中等收入阶层。投资居高不下、消费无法提升的局面正在成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10年为止，投资占GDP比从36.5%上升到48.6%，而消费占GDP比则从61.4%下降到47.4%，个人消费占GDP比则从45.3%下降到33.8%。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比新兴国家要低很多。
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也曾经面临过这样一种困局。1971年的尼克松危机发生以后，日美间的贸易摩擦加剧，日元升值压力不断高涨。日本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出现瓶颈。但日本很好地摆脱了中等收入的陷阱而稳步进入高收入阶段。日本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通过加大国内政府间财政转移力度，给予地方相应的财源保障，同时加大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确保地方就业，构筑起统一的国内市场。
其次，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力度，积极扶持和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大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构筑起大众消费社会。
此外，加大研发投入，包括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并加强对本国技术消化吸收的资金投入。
当然要照搬日本模式是不可能的，中国现今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加大国内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构筑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实现一个以中等收入阶层为轴心的消费型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