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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西方古代思想家对幸福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思想，本文着重从幸福的本质及实现条件两个方面分析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完善论幸福观与我国古代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学幸福观的异同。
[关键词] 儒家幸福观；完善论幸福观；比较研究
幸福，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体验，也是生命价值的终极追求。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所言，“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人们对幸福的研究起于哲学家的思辩，基于从不同角度对幸福的理解，世界哲学史上存在着多种具有代表性的幸福观。本文着重从幸福的本质及实现条件两个方面分析亚里士多德完善论幸福观与我国古代儒学幸福观的异同。
1 对幸福本质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是在批判柏拉图的神性幸福观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完善论幸福观。亚里士多德首先肯定了快乐主义幸福观的人性前提，但没有将幸福局限于人的快乐的心理感受，他认为仅以快乐的生活享受为满足，是一种奴性的生活；真正的幸福在于逸乐之中，而是“最高的善”，这种善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
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定义成任何人和物所具有的品质，分为理智德性(智慧、明智等)和伦理德性(节制、勇敢等)。理智德性是第一位的，是人们最高贵部分的德性。合乎这种德性的活动是最完美的幸福，是至福。思辨就是最大的幸福。而伦理德行是第二位的，它须以明智为准绳，两者统一起来才能获得幸福，这是属人的幸福。因此，亚氏认为幸福是有层次的，灵魂合于伦理德性的活动是低层次的、有限的幸福，是人人可获得的。相反，合于理智德行的现实活动是最高尚的、最完满、高层次的幸福，是无限、绝对的幸福。在他看来，幸福是“至善”，即生活的完满和自我的完善，包括人的才德潜能的充分实现和健康发展。
以孔子为代表儒家的幸福论建立在微言大义的人生哲学基础上，其要旨是“仁”与“义”。仁是儒家的道德标准，也是联结道德与幸福的纽带。孔子与苏格拉底一样，都反对纵欲，崇尚简朴。
在儒家看来，幸福不在是一种生存方式或生活条件，而是生存主体的一种心理感受或精神境界。如孔子说自己“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可见，孔子认为认识的快乐与物质财富的丰裕程度不成正比，幸福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是道义的而非境遇的，是自觉的而非他人评价。
儒家对人生的基本看法是温柔敦厚的乐观主义，孔子讲“仁者乐，智者寿”，认为仁爱的人一定很快乐，明智的人一定会长寿。孔子告诫弟子，对父母孝，对兄长悌，对朋友信，做事要敏，奉身立世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处处表现出对世情的关怀，对人道的真情及对现实人生的乐观主义。
因此，就幸福的本质问题，以孔子为代表的“仁义之福”幸福观与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至善之福”幸福观存在着相通之处：中国儒家认为抑制物质欲望、遵循道德的人生才是幸福；而西方的完善论也提出幸福就是对“至善”的追求，提倡以理性控制欲望，以德行取代感官快乐。
两者不同之处在于：两者虽然都将德行与幸福紧密联系起来，但完善论幸福观是建立在理性主义人性论基础上，将人的本性看作理性，得出要幸福，就必须遵循道德，控制感性欲求的结论而儒家幸福观则建立在德性主义的人性论基础上；而儒家遵循入“性本善”，那么顺应本性，追求“仁义礼智”的道德人生才是幸福人生，也就是说道德是人的本性也是幸福的核心。
2 对幸福实现途径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不能仅停留在理性知识层面，更要在行动中去实现。幸福是有为的实践，在于善行，在于合理的活动。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着求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要获得德性，必须进行有关德性的活动。人们做公正的事，才能成为公正的人；进行节制，才能成为节制的人；有勇敢的表现，才能成为勇敢的人。人们不能仅仅根据德性品质去把握最高的善，必须在表现德性品质的现实活动中才能把握最高的善，达到幸福。
同时，亚里士多德又强调个人的幸福离不开城邦的幸福，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既然人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理性的动物，至善就要在好的政治生活中实现人的理性。而社会与城邦的目的又在于培养人使之成为良好的公民，使公民能过有德性的幸福的生活。因此，个人的善德、幸福只能在城邦的幸福中才能实现。因为整体决定部分，部分服从整体，个人的善德只能集众德而成。
儒家的幸福在于心灵的泰然，超越了人的需求和外物得失的局限，寻求的是自我内心的圓满和充实。这种精神境界使人的生活脱离开低级趣味，变得充实和崇高，也是这种境界使人的胸怀和乐舒畅，心地坦荡，不再伟生活的名利得失而困扰，这种心灵的境界需要修养才能达到，并在承担道义，践行德行，心怀天下中将其升华。
在幸福的实现途径上，两者的相通之处在于都强调“善行”，将个人的幸福置于所生存的集体之中，“仁义”与“至善”都将使人处于良好的状态当中，也能使所处的集体处于良好的状态当中。但不同的是，儒家幸福观具有集体主义导向，重义轻利，其实际意义是个人利益和幸福应无条件地服从群体利益和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这一幸福观真实的写照。儒家幸福观注重个人德行的完善和人生的不朽以及强调平治天下的大志与追求全体的幸福，把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包容于普天下民众的快乐和幸福之中，并且以天下人幸福作为个人幸福的终极目标。因此，孔、孟以仁义为公利和整体的幸福，号召人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要个人幸福的牺牲来换取社会整体利益的完整。
而完善论幸福观具有个体主义导向，这种个体主义导向使得亚里士多德等学者在思考问题时也倾向于以个人为核心。他讲求，个人合乎德性的活动可促进城邦的稳定幸福，而城邦的稳定幸福又又有利于个人追求理性，完成至善，个人幸福是该幸福观的核心和终极目标。这一点是两者的巨大不同。
两种幸福观对于幸福问题都提出了各自闪光的思想，对后人研究幸福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均是人类对幸福探索史上的重要思想。
[关键词] 儒家幸福观；完善论幸福观；比较研究
幸福，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体验，也是生命价值的终极追求。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所言，“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人们对幸福的研究起于哲学家的思辩，基于从不同角度对幸福的理解，世界哲学史上存在着多种具有代表性的幸福观。本文着重从幸福的本质及实现条件两个方面分析亚里士多德完善论幸福观与我国古代儒学幸福观的异同。
1 对幸福本质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是在批判柏拉图的神性幸福观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完善论幸福观。亚里士多德首先肯定了快乐主义幸福观的人性前提，但没有将幸福局限于人的快乐的心理感受，他认为仅以快乐的生活享受为满足，是一种奴性的生活；真正的幸福在于逸乐之中，而是“最高的善”，这种善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
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定义成任何人和物所具有的品质，分为理智德性(智慧、明智等)和伦理德性(节制、勇敢等)。理智德性是第一位的，是人们最高贵部分的德性。合乎这种德性的活动是最完美的幸福，是至福。思辨就是最大的幸福。而伦理德行是第二位的，它须以明智为准绳，两者统一起来才能获得幸福，这是属人的幸福。因此，亚氏认为幸福是有层次的，灵魂合于伦理德性的活动是低层次的、有限的幸福，是人人可获得的。相反，合于理智德行的现实活动是最高尚的、最完满、高层次的幸福，是无限、绝对的幸福。在他看来，幸福是“至善”，即生活的完满和自我的完善，包括人的才德潜能的充分实现和健康发展。
以孔子为代表儒家的幸福论建立在微言大义的人生哲学基础上，其要旨是“仁”与“义”。仁是儒家的道德标准，也是联结道德与幸福的纽带。孔子与苏格拉底一样，都反对纵欲，崇尚简朴。
在儒家看来，幸福不在是一种生存方式或生活条件，而是生存主体的一种心理感受或精神境界。如孔子说自己“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可见，孔子认为认识的快乐与物质财富的丰裕程度不成正比，幸福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是道义的而非境遇的，是自觉的而非他人评价。
儒家对人生的基本看法是温柔敦厚的乐观主义，孔子讲“仁者乐，智者寿”，认为仁爱的人一定很快乐，明智的人一定会长寿。孔子告诫弟子，对父母孝，对兄长悌，对朋友信，做事要敏，奉身立世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处处表现出对世情的关怀，对人道的真情及对现实人生的乐观主义。
因此，就幸福的本质问题，以孔子为代表的“仁义之福”幸福观与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至善之福”幸福观存在着相通之处：中国儒家认为抑制物质欲望、遵循道德的人生才是幸福；而西方的完善论也提出幸福就是对“至善”的追求，提倡以理性控制欲望，以德行取代感官快乐。
两者不同之处在于：两者虽然都将德行与幸福紧密联系起来，但完善论幸福观是建立在理性主义人性论基础上，将人的本性看作理性，得出要幸福，就必须遵循道德，控制感性欲求的结论而儒家幸福观则建立在德性主义的人性论基础上；而儒家遵循入“性本善”，那么顺应本性，追求“仁义礼智”的道德人生才是幸福人生，也就是说道德是人的本性也是幸福的核心。
2 对幸福实现途径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不能仅停留在理性知识层面，更要在行动中去实现。幸福是有为的实践，在于善行，在于合理的活动。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着求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要获得德性，必须进行有关德性的活动。人们做公正的事，才能成为公正的人；进行节制，才能成为节制的人；有勇敢的表现，才能成为勇敢的人。人们不能仅仅根据德性品质去把握最高的善，必须在表现德性品质的现实活动中才能把握最高的善，达到幸福。
同时，亚里士多德又强调个人的幸福离不开城邦的幸福，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既然人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理性的动物，至善就要在好的政治生活中实现人的理性。而社会与城邦的目的又在于培养人使之成为良好的公民，使公民能过有德性的幸福的生活。因此，个人的善德、幸福只能在城邦的幸福中才能实现。因为整体决定部分，部分服从整体，个人的善德只能集众德而成。
儒家的幸福在于心灵的泰然，超越了人的需求和外物得失的局限，寻求的是自我内心的圓满和充实。这种精神境界使人的生活脱离开低级趣味，变得充实和崇高，也是这种境界使人的胸怀和乐舒畅，心地坦荡，不再伟生活的名利得失而困扰，这种心灵的境界需要修养才能达到，并在承担道义，践行德行，心怀天下中将其升华。
在幸福的实现途径上，两者的相通之处在于都强调“善行”，将个人的幸福置于所生存的集体之中，“仁义”与“至善”都将使人处于良好的状态当中，也能使所处的集体处于良好的状态当中。但不同的是，儒家幸福观具有集体主义导向，重义轻利，其实际意义是个人利益和幸福应无条件地服从群体利益和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这一幸福观真实的写照。儒家幸福观注重个人德行的完善和人生的不朽以及强调平治天下的大志与追求全体的幸福，把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包容于普天下民众的快乐和幸福之中，并且以天下人幸福作为个人幸福的终极目标。因此，孔、孟以仁义为公利和整体的幸福，号召人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要个人幸福的牺牲来换取社会整体利益的完整。
而完善论幸福观具有个体主义导向，这种个体主义导向使得亚里士多德等学者在思考问题时也倾向于以个人为核心。他讲求，个人合乎德性的活动可促进城邦的稳定幸福，而城邦的稳定幸福又又有利于个人追求理性，完成至善，个人幸福是该幸福观的核心和终极目标。这一点是两者的巨大不同。
两种幸福观对于幸福问题都提出了各自闪光的思想，对后人研究幸福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均是人类对幸福探索史上的重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