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月18日记者采访刘蟾，同时拜见夏依乔师母，那天上海难得下大雪，窗外望去银装素裹，而夏师母却一身印花大红棉袄，精神特别好。刘蟾现定居香港，时常来上海看望母亲。刘蟾对《鉴藏》杂志非常熟悉，去年第5期曾登载刘海粟先生最后之艺谈，这次她又向编辑部要了几本。
　　
　　


　　采访人：程 助
　　整理：赖东平
　　
　　记者：首先感谢您接受《鉴藏》的采访，对于刘老的艺术成就已经有许多著作及专家作了阐述，这里就不再问您了；我们主要是想请您作为刘老女儿、家人的角度来谈谈刘老的为人及父亲在您心目中的印象？
　　刘蟾：我父亲有一种威严，不知为什么从小我们很怕他，但是他又很慈祥，从来不骂我们，但我们总是怕得要命，小时候很少看见他在家里，后来才明白他是经常出去写生，开会，去学校。他这个人做事很知足的，在1986年的时候，法国政府文化部邀请我父亲去巴黎，妈妈和我陪着一起去的，到巴黎那天正好下雪，天气非常冷，他上世纪30年代到过巴黎后一直到1986年才又到巴黎（父亲已经90岁），心情非常激动，比我们还要兴奋，年轻时他曾到铁塔上去看巴黎全景，现在90岁时又到巴黎，当时他提出来一定要上铁塔，法国专门有一个人陪同跟我们在一起，但父亲毕竟90岁了，我们也很怕，陪同的更是要小心谨慎，但他坚持上去看巴黎全景，我们没办法，只好都陪同他上去了。上到铁塔顶上他很感慨，看到巴黎全景，达成了心愿，但果然不出所料感冒了，晚上到了旅馆就发高烧，从这一点就可看出我父亲他做一件事非常容易激动，也非常认真。你看他的画面色彩都是流动的、激荡的，这就是他的表现，他的性格。92岁时还上黄山，他的精神永远是年轻人的精神，像我们以前有过身体不好就感觉不行，他从来不考虑这一点，这是我很佩服他的，他做任何一件事都是非常自信的。
　　记者：我想问问你们现在家里兄弟姐妹几个？
　　刘蟾：七个，我是最小的。我爸爸有一个法国陪同者，那天他看见我问：“你的祖父呢？”后来我告诉他说刘海粟是我爸爸。
　　记者：差多少岁？
　　刘蟾：差50岁，我是1949年生的。
　　记者：您母亲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刘海粟老先生的？
　　刘蟾：我母亲是印尼华侨，她一直在马来西亚，我父亲到1939年12月份带了一批画，为了筹款给抗日战争的红十字会就去各地办展览，我母亲在雅加达，听到有一个很出名的画家办展览会要赈灾，她就去参加了，那时我父亲在演讲时，讲到中国画的《松竹梅》的意义，不管个人有多少能力都要把这种能力化为力量，奉献给国家，父亲很动情，我妈妈也是中国人，她听了父亲的演讲很激动，很佩服我的父亲，他在上面演讲，我母亲就在下面做笔记，那时妈妈喜欢画画，写的一手字也很漂亮，就去请教我父亲，我父亲发现她很聪明，所以他们一见就很投缘，演讲之后他们又见过一次，后来我父亲就被日本人押回中国。我母亲胆子很大，就到中国找父亲。见面后，父亲跟她谈了一些自己家庭的情况，然后就问母亲是不是愿意嫁给他？当时我父亲虽然名气很大，但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父亲把所有的事儿都跟母亲摊开讲明白，毕竟是终身大事，让母亲好好考虑。我母亲考虑了三天就决定嫁给我父亲。
　　


　　记者：我从一些资料中了解到您母亲是在刘老困难时选择和他终身相伴，您母亲有没有对您谈起过当时的情况？
　　刘蟾：谈过，他们结婚以后一段时间生活很艰苦，但我母亲写字画画进步很大，解放初期是比较平稳的，我母亲经常跟我父亲出去写生，我是1949年出生，那段时期事情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父亲很奇怪，虽然有很多政界的朋友，文化界的朋友，他始终只寄情于画画。我父亲思想很开放，是走在前面的，不是偏于西或偏于中的，他一直主张所有好的东西就要吸收过来。那时我妈妈画工笔画，很用功，一上手就是从早画到晚，一直到反右以后生活又比较艰苦，从一级教授打到三级教授，降职了。后来我父亲病了，我母亲很忙，又要出去买东西，又要照顾我父亲，因为病后我父亲需要营养，所以母亲整天为家事忙着。为了给我父亲买营养品，她也受了不少委屈，给派出所抓去询问（那时买东西还要粮票）。到文革时可厉害了，全家突然之间一无所有了，一个月吃饭的钱大概二十几块，但我母亲始终想办法保证了我父亲的营养，每天一定要给他喝牛奶，除了父亲，我们一天三餐都是吃青菜的。那时我们全家打地铺睡觉，红卫兵随时就可上来，拿着皮带，哗哗地敲椅子，让老实一下，说我们都是走资派。后来我母亲为了保障我父亲的营养，把家具给卖了，但我们从没听到过母亲有一句怨言，母亲看到我父亲这样，有时非常同情怜爱他，因为我母亲和我父亲差20岁左右，母亲感觉我父亲很可怜，批斗都是我母亲挡在前面的，帮我父亲写捡讨，我对我母亲是非常佩服的。母亲也很能干，但是为我父亲牺牲了很多东西。母亲一直很关怀我父亲，在我心目中父亲是很伟大的。有一年，我妈妈生日那天，我父亲在医院，我父亲的朋友问：“你送什么？”我父亲说：“我整个人、一颗心都给她了。”后来我们在百乐门给母亲做的生日，父亲带来一张《撒金童子》，带来笔、纸，当场写下了“爱”字，当时我母亲很意外的，被感动得眼泪汪汪。
　　记者：在刘老接近弥留之际，把他收藏的名画及本人的一些精品九百多件全部无条件地捐给了国家，作为亲属，您和您的母亲有没有反对过？
　　


　　刘蟾：我父亲一直有很先进的思想，前两天我还在看他的年谱，年轻的时候出过介绍西洋文化的画册，他有这个想法，就是说艺术的东西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私藏在一个人的手中，而是要让普通老百姓都要理解，都欣赏这个艺术品，到最后他觉得自己所藏所画都应该是属于国家、属于人民。所以他捐画什么的，妈妈和我们都有思想准备，当他跟我妈妈提出来后，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我们还支持他。
　　记者：捐以前，那些画都放在哪里呀？
　　刘蟾：捐以前他整天担心那批画，他的收藏、自己的作品，后来他决心要把自己的藏品捐给国家，捐了以后，他的心才踏实下来。
　　记者：你怎么开始画画的？
　　刘蟾：我画画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比较宽松的时期开始的，朋友、学生都是大老远来拜访我父亲，和我父亲探讨艺术或向我父亲请教，我呢，就时常坐在边上听听我父亲的谈话什么的，因为那时也不用上课、上班，整天呆在家里，就听听他们谈艺术。以前我是学钢琴的，我母亲说我：“这么多人来请教你父亲，你在身边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画画，不写字呢？”我也是挺有兴趣的，但是怕画不好，压力很大，人家都来请教我父亲，我看到他们的画，当然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比较高了，如画不好（怕别人会说），刘海粟的女儿怎么画得这个样子呀？妈妈鼓励我，说不用管别人，谁都不会一画就好，只要你有兴趣，下功夫，努力画就可以了。那时倒是真的扎扎实实地学了一点，如果中间没有去香港的话，可能会画得更好一点，但1979年开放我就到香港去了。后来一直到我父亲过世，我一边整理父亲资料一边想我有这么好的条件，如果不画是蛮可惜的，所以我到现在惭愧，一直没有好好的努力画画，这点对不起母亲对我的期望。
　　


　　记者：关于上海美专您父亲有没有对你讲过什么呢？对他的教育、学生有些什么评论？
　　刘蟾：他很爱学生，像学生刘康，他是美专过来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很用功。等刘康毕业了，我父亲就和他一起去法国，等于好象是朋友一样。我父亲好像没有觉得这是我学生，他很平易近人，像兄弟一样的。他和朋友共创上海美专请的都是最好的老师，他觉得美学应该普及起来，国人应该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其他方面知识也需要多加了解，这样才能达到弘扬中华文化的目的。尤其他是在去欧洲的时候，他说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底子这么深厚，怎么反而是日本的艺术在欧洲比中国的艺术更受重视，对于这点他不服，所以我父亲至死不渝要做的就是只要有机会就到国外弘扬中华文化，一直主张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最好的东西都要把它吸收进来。
　　记者：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你父亲是做出重大贡献的，是一个拓荒者。
　　刘蟾：是的，他一生都是在拓荒，他立志要成立一个一流的美术院校，结果他做到了，他也是一边办一边在吸取经验。他有一定要把这个学校办好的精神。
　　记者：后来建造美术馆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
　　刘蟾：建造美术馆的时候，那时文化局派人来挑了几个地方，最后选定的就是舞蹈学校这个地方，我父亲觉得比较满意了，而且选定的是一个年轻设计师的方案，就是现在的这个建筑。
　　记者：建刘海粟美术馆是老先生的愿望吗？
　　


　　刘蟾：是的，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他最终能把他的画集中起来展现给大众看，这是他的愿望。当时文化局决定要给老先生建一个刘海粟美术馆，父亲当时很激动，而这个馆从选地址开始一直到建馆，他一定要自己参与，那时文化局派几个人来香港和父亲研究建美术馆，父亲非常兴奋，他的最高愿望能够实现，他的心中踏实了很多。我父亲看了一个大的轮廓，还未建完的时候他已经是相当满意了。那年上海的夏天很热，但父亲还是请文化局的同志推着他去看，而且他一直是鼓励我妈妈，鼓励我们子女要自力更生。我妈妈后来就是不断的写字、画画，迷上了这个，我妈妈说：可惜她没有更多时间搞好创作。
　　记者：你父亲过世以后，很多重要的场合活动你母亲一直坚持出来？
　　刘蟾：对。因为父亲一直对母亲说：你要自力更生！他自己喜欢写的就是“自强不息”。妈妈为了自己的画展等得很幸苦，几十年从没开过一个画展，没把自己的画展示给大家，90年代有人提出给她开画展，妈妈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很辛苦的。结果是开画展的前两天突然中风，时间我记得是1996年12月20日，画展是23日开。后来他们和母亲讲起画展的情况，母亲既欣慰又觉得遗憾，欣慰的是画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展示给大家，遗憾的是自己没能到现场感受当时的气氛。
　　记者：最后我代表《鉴藏》编辑部祝夏师母和您身体健康，谢谢。
　　刘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