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是中日交流史中的重要事件之一,也是中国唐代一次较为成功的国际传播经历.鉴真开创了日本佛教律宗,对日本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在寺院管理、建筑、医药等方面的造诣更是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力历经千年仍熠熠生辉.当代中日学者对鉴真的众多研究中,有对鉴真生平事迹的梳理;对六次东渡详实的挖掘;对日本和中国史料中相关记载的考证研究;关于鉴真所传佛教教义的分析研究;也有基于文化交流角度所做研究等.总的来看,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涵盖鉴真六次东渡的过程考证,东渡所传播的唐代文化及佛教教义对日本所产生的影响等.而日本学者则从民族中心观出发,将鉴真东渡纳入到当时天皇朝廷的治世体系中,研究律宗对政治和社会所起到的作用,如“圣德太子敬慕说”.虽大部分研究客观反映了鉴真历经磨难、矢志不渝的东渡史实,但核心皆强调了日本邀约和学习的主动性,如“学问僧怂恿说”,对鉴真东渡的动因缺乏宏观和客观的分析.本文结合中日史料,以中日时代背景的宏观视角,结合鉴真作为传播主体自身的动机,对鉴真佛教东传的动机和原因进行分析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