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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对氮肥的施用总量明显超过合理用量，“超过的幅度至少在20％到50％之间”。
在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朱兆良院士眼中，寿光、桓台等地的氮过量情况并非孤立事件。
“现在我国的氮肥产能占全球氮肥施用量的三分之一。我国氮肥的生产量、使用量都是世界第一。”朱兆良介绍说，氮肥消费量在1961年时我国是54.4万吨，全球是1160万吨，只占世界的5％；到2001年我国是2240万吨，全球是8100万吨，已超过四分之一。
“有的东西不到一定程度是不会被提上日程的，但问题一直在积累当中。”朱兆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太湖调研时，就提出了氮肥过量施用的问题，但没有引起重视，“毕竟氮污染不像工业污染那么迅速和直观。”
随着太湖蓝藻等事件的爆发，氮肥过量使用和农业污染之间存在的种种纠葛，以及如何看待和化解氮肥过量使用造成的后果，应成为决策者应当面对的问题。
多施化肥反而导致减产
早期研究表明，中国的农田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处于氮素亏缺状态，70年代达到平衡。朱兆良及其团队认为，此后中国大多数地区的氮素盈余不断增加，尤其是在东部沿海省份。
“在一些粮食高产地区，过量施用氮肥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朱兆良介绍说，这些过量施用氮肥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华北、华东为主。从省际带状分布来看，从山东、江苏一直到广东珠三角，“同时，中国内陆的粮食高产区也有这个问题，像河西走廊一带，也是‘大水大肥’的做法。”
根据对单位耕地面积农田养分平衡量的计算，全国农田氮素平衡量可以划分成五组。其中第一组包括上海、江苏和福建，是中国东南部发达省份和城市，施肥量最大，氮素盈余量最高，达到每公顷266公斤；
第二组包括广东、浙江、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和湖北，盈余量较高，在170公斤至266公斤之间。
盈余量最小的一组包括黑龙江、西藏、新疆、内蒙古、甘肃、山西和广西，低于64公斤。
农田氮素平衡是氮素收入和支出的平衡。收入包括化肥、农作物的残茬和有机肥使用、生物固氮等；支出包括收获农作物时从农田中的带走量。
根据该团队的预测，2015年中国除江西、山西外的中部和东南部所有省份，均将进入潜在高风险区---因氮肥滥用而导致地下水硝酸盐等过量，影响环境安全。与2000年相比，风险增高的省份增加了7个。
朱兆良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对氮肥的施用总量明显超过合理用量，“超过的幅度至少在20％到50％之间。”
朱兆良以他进行了20多年研究的太湖地区为例，根据2004年到2006年试验结果，每公顷施用量到200公斤左右，水稻产量已经达到最高；施肥量达到每公顷300公斤时，产量没有变化。
他解释说，对同一个品种来讲，在同一年度，氮肥用量越高，增产效果越低。增产的效果曲线是在达到最高点之后下降。
在2009年的另一份报告中，朱兆良与同事通过对河北、河南、山东等高产地区的121块农田的研究发现：小麦的氮肥实际用量是平均每公顷325公斤，但试验显示最佳用量是128公斤；玉米的实际用量平均是263公斤，最佳用量是158公斤。
朱兆良对我国农业氮素平衡的估算结果表明，反映氮素农业效益的收获物氮量占总收入氮量的比例，已从1979年的57％下降为1998年的43％，20年间下降了14个百分点。
他着重提到，过量施用氮肥会给产量带来负面影响，“如果按照氮肥标准用量128公斤施肥，每公顷小麦的产量是6024公斤。但是目前按照农民的施肥量，产量只有5764公斤；玉米也是同样结果，按农民习惯性施用量每公顷只产8500公斤，但按照最佳用量每公顷可产8900公斤。”
“现在我们不完全按试验结果，保险一点，减少20％至30％。施氮量少了以后，不说增产，至少产量不会减少。”朱兆良说，这在一些地区已经过严格试验。
氮肥导致环境压力
不过与过量施用氮肥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相比，肥效的降低还不是最突出的问题。
“氮肥过量施用后，浪费的氮肥大量进入自然环境，对环境造成了很大压力。”朱兆良指出，根据上述华北地区对小麦施氮量的研究，在合理用量下，氮肥的损失量是每公顷25公斤进入环境；而按照农民的施肥量，氮肥的损失量是71公斤，环境压力增大了2.8倍。
氮素对环境破坏最典型的例子是2007年太湖出现蓝藻。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工业污染造成了这一后果，但朱兆良认为大量损失的氮肥向水体迁移，也是水质变坏的一个原因。
“这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认识过程。70年代我就向当地的农业局提过，说氮肥施多了，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曾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的朱兆良记得，1998年太湖氮磷含量已经超标，出现富营养化。
这一年全国政协开会时，朱兆良向中央主要负责人提出了氮肥过量使用的问题。半年之后，他在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发现有这样一段话：“要控制工业、生活及农业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对土地和水资源的污染。”
“具体让地方上采取控制，需要一个复杂过程。”朱兆良指出，“过去非常强调肥料早期的释放，而且主要是施在土地表面，这时候作物的根系很弱，氮肥很容易损失。”
他强调，化肥施用引起的是非点源状污染。它虽然目前还没有导致粮食产量明显下降，但对设施蔬菜等产生的影响已经非常常见。
根据中国农科院在北方五省20个县集约化蔬菜种植区的调查，在800多个调查点中，50％的硝酸盐含量超标。
氮肥气态损失同时带来了温室气体排放：氮在土壤微生物的硝化和反硝化作用下,使部分氮肥变成了氧化亚氮这样的温室气体。
“氧化亚氮的比例很低，但它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300倍，而且会破坏大气中的臭氧层。”朱兆良指出，这种效应已引发不少国际压力。“中国氮肥施用量是世界第一，氧化亚氮的排放量是不是也是世界第一？国际上认为氮肥的过量施用，会导致氧化亚氮的排放超比例增加。”
谁指导农民用氮
在朱兆良看来，氮肥的过量施用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技术人员、地方上抓农业的领导，包括农民脑子里只想着怎么增产，可以说是不惜工本，把粮食生产作为政治任务。”朱兆良说，现在这些影响还在，不过已开始淡化。“久而久之，对农民来说，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惯性，总是怕氮肥施得不够。”
这导致中国氮肥的产能从70年代初开始快速增加。除此之外，现有生产技术条件导致农民只凭借经验施肥，“盲目，没有真正的标准。农民缺乏这方面的技术指导。”
进一步说，农业技术推广系统的薄弱“助长”了氮肥的不合理施用。一些地区的农技推广系统因为没有足够的运作资金，只能通过经营化肥和农药获取收入，对指导农民降低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缺乏积极性。
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对湖北和福建两省的农村调查时发现，最近20年间只有不到15％的家庭接受过施肥培训，只有34％的农民能从技术人员处获得农药施用的技术指导，超过84％的农民会超过规定标准剂量使用农药。
最近有专家在报告中提出建议：减少对氮肥生产和流通行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并设定化肥生产和使用减量目标。在朱兆良看来，这一政策需要区别对待。
“这是参考国外的经验，比如欧洲国家有一些税收政策，也取消对化肥企业补贴。这个事情对中国恐怕要慎重，我们现在所谓过量盲目施用氮肥，主要在高产地区。”朱兆良指出，对这些高产地区农户来讲，即使增加税收也不一定在乎。“一家就几亩地，一亩地增加二三十元成本费，也就是一二百元的事。这是规模上的问题。如果是400亩、500亩的经营户，影响就大得多了。”
对中低产地区来讲，成本提高则限制了氮肥利用。其结果很可能是中低产地区的产量受到影响，高产地区并无改变。
“国外的政策移植过来很可能水土不服。国内已经找到了一些出路。”朱兆良告诉本刊记者，2000年前后苏南一个分管农业的市委副书记告诉他，当地把畜禽粪便从农民那里收集起来，并加工成商品化的有机肥料。地方政府承诺工厂每生产一吨有机肥料就补贴100元人民币。“如此，就在提高有机化肥资源化利用的同时，自然地降低了化学氮肥的施用量。”
在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朱兆良院士眼中，寿光、桓台等地的氮过量情况并非孤立事件。
“现在我国的氮肥产能占全球氮肥施用量的三分之一。我国氮肥的生产量、使用量都是世界第一。”朱兆良介绍说，氮肥消费量在1961年时我国是54.4万吨，全球是1160万吨，只占世界的5％；到2001年我国是2240万吨，全球是8100万吨，已超过四分之一。
“有的东西不到一定程度是不会被提上日程的，但问题一直在积累当中。”朱兆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太湖调研时，就提出了氮肥过量施用的问题，但没有引起重视，“毕竟氮污染不像工业污染那么迅速和直观。”
随着太湖蓝藻等事件的爆发，氮肥过量使用和农业污染之间存在的种种纠葛，以及如何看待和化解氮肥过量使用造成的后果，应成为决策者应当面对的问题。
多施化肥反而导致减产
早期研究表明，中国的农田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处于氮素亏缺状态，70年代达到平衡。朱兆良及其团队认为，此后中国大多数地区的氮素盈余不断增加，尤其是在东部沿海省份。
“在一些粮食高产地区，过量施用氮肥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朱兆良介绍说，这些过量施用氮肥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华北、华东为主。从省际带状分布来看，从山东、江苏一直到广东珠三角，“同时，中国内陆的粮食高产区也有这个问题，像河西走廊一带，也是‘大水大肥’的做法。”
根据对单位耕地面积农田养分平衡量的计算，全国农田氮素平衡量可以划分成五组。其中第一组包括上海、江苏和福建，是中国东南部发达省份和城市，施肥量最大，氮素盈余量最高，达到每公顷266公斤；
第二组包括广东、浙江、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和湖北，盈余量较高，在170公斤至266公斤之间。
盈余量最小的一组包括黑龙江、西藏、新疆、内蒙古、甘肃、山西和广西，低于64公斤。
农田氮素平衡是氮素收入和支出的平衡。收入包括化肥、农作物的残茬和有机肥使用、生物固氮等；支出包括收获农作物时从农田中的带走量。
根据该团队的预测，2015年中国除江西、山西外的中部和东南部所有省份，均将进入潜在高风险区---因氮肥滥用而导致地下水硝酸盐等过量，影响环境安全。与2000年相比，风险增高的省份增加了7个。
朱兆良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对氮肥的施用总量明显超过合理用量，“超过的幅度至少在20％到50％之间。”
朱兆良以他进行了20多年研究的太湖地区为例，根据2004年到2006年试验结果，每公顷施用量到200公斤左右，水稻产量已经达到最高；施肥量达到每公顷300公斤时，产量没有变化。
他解释说，对同一个品种来讲，在同一年度，氮肥用量越高，增产效果越低。增产的效果曲线是在达到最高点之后下降。
在2009年的另一份报告中，朱兆良与同事通过对河北、河南、山东等高产地区的121块农田的研究发现：小麦的氮肥实际用量是平均每公顷325公斤，但试验显示最佳用量是128公斤；玉米的实际用量平均是263公斤，最佳用量是158公斤。
朱兆良对我国农业氮素平衡的估算结果表明，反映氮素农业效益的收获物氮量占总收入氮量的比例，已从1979年的57％下降为1998年的43％，20年间下降了14个百分点。
他着重提到，过量施用氮肥会给产量带来负面影响，“如果按照氮肥标准用量128公斤施肥，每公顷小麦的产量是6024公斤。但是目前按照农民的施肥量，产量只有5764公斤；玉米也是同样结果，按农民习惯性施用量每公顷只产8500公斤，但按照最佳用量每公顷可产8900公斤。”
“现在我们不完全按试验结果，保险一点，减少20％至30％。施氮量少了以后，不说增产，至少产量不会减少。”朱兆良说，这在一些地区已经过严格试验。
氮肥导致环境压力
不过与过量施用氮肥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相比，肥效的降低还不是最突出的问题。
“氮肥过量施用后，浪费的氮肥大量进入自然环境，对环境造成了很大压力。”朱兆良指出，根据上述华北地区对小麦施氮量的研究，在合理用量下，氮肥的损失量是每公顷25公斤进入环境；而按照农民的施肥量，氮肥的损失量是71公斤，环境压力增大了2.8倍。
氮素对环境破坏最典型的例子是2007年太湖出现蓝藻。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工业污染造成了这一后果，但朱兆良认为大量损失的氮肥向水体迁移，也是水质变坏的一个原因。
“这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认识过程。70年代我就向当地的农业局提过，说氮肥施多了，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曾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的朱兆良记得，1998年太湖氮磷含量已经超标，出现富营养化。
这一年全国政协开会时，朱兆良向中央主要负责人提出了氮肥过量使用的问题。半年之后，他在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发现有这样一段话：“要控制工业、生活及农业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对土地和水资源的污染。”
“具体让地方上采取控制，需要一个复杂过程。”朱兆良指出，“过去非常强调肥料早期的释放，而且主要是施在土地表面，这时候作物的根系很弱，氮肥很容易损失。”
他强调，化肥施用引起的是非点源状污染。它虽然目前还没有导致粮食产量明显下降，但对设施蔬菜等产生的影响已经非常常见。
根据中国农科院在北方五省20个县集约化蔬菜种植区的调查，在800多个调查点中，50％的硝酸盐含量超标。
氮肥气态损失同时带来了温室气体排放：氮在土壤微生物的硝化和反硝化作用下,使部分氮肥变成了氧化亚氮这样的温室气体。
“氧化亚氮的比例很低，但它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300倍，而且会破坏大气中的臭氧层。”朱兆良指出，这种效应已引发不少国际压力。“中国氮肥施用量是世界第一，氧化亚氮的排放量是不是也是世界第一？国际上认为氮肥的过量施用，会导致氧化亚氮的排放超比例增加。”
谁指导农民用氮
在朱兆良看来，氮肥的过量施用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技术人员、地方上抓农业的领导，包括农民脑子里只想着怎么增产，可以说是不惜工本，把粮食生产作为政治任务。”朱兆良说，现在这些影响还在，不过已开始淡化。“久而久之，对农民来说，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惯性，总是怕氮肥施得不够。”
这导致中国氮肥的产能从70年代初开始快速增加。除此之外，现有生产技术条件导致农民只凭借经验施肥，“盲目，没有真正的标准。农民缺乏这方面的技术指导。”
进一步说，农业技术推广系统的薄弱“助长”了氮肥的不合理施用。一些地区的农技推广系统因为没有足够的运作资金，只能通过经营化肥和农药获取收入，对指导农民降低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缺乏积极性。
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对湖北和福建两省的农村调查时发现，最近20年间只有不到15％的家庭接受过施肥培训，只有34％的农民能从技术人员处获得农药施用的技术指导，超过84％的农民会超过规定标准剂量使用农药。
最近有专家在报告中提出建议：减少对氮肥生产和流通行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并设定化肥生产和使用减量目标。在朱兆良看来，这一政策需要区别对待。
“这是参考国外的经验，比如欧洲国家有一些税收政策，也取消对化肥企业补贴。这个事情对中国恐怕要慎重，我们现在所谓过量盲目施用氮肥，主要在高产地区。”朱兆良指出，对这些高产地区农户来讲，即使增加税收也不一定在乎。“一家就几亩地，一亩地增加二三十元成本费，也就是一二百元的事。这是规模上的问题。如果是400亩、500亩的经营户，影响就大得多了。”
对中低产地区来讲，成本提高则限制了氮肥利用。其结果很可能是中低产地区的产量受到影响，高产地区并无改变。
“国外的政策移植过来很可能水土不服。国内已经找到了一些出路。”朱兆良告诉本刊记者，2000年前后苏南一个分管农业的市委副书记告诉他，当地把畜禽粪便从农民那里收集起来，并加工成商品化的有机肥料。地方政府承诺工厂每生产一吨有机肥料就补贴100元人民币。“如此，就在提高有机化肥资源化利用的同时，自然地降低了化学氮肥的施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