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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单车不见了。准确地说是被偷了，但我不喜欢这种说法。不见了，就好像它仍然趴在记忆的某个角落里，只要你把手电朝那里一打，它便会纤毫毕现。你甚至会觉得它只是在某一个时刻摇晃起自己的踏板，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被偷，意味着拐卖，意味着不久的将来一定有一个陌生的屁股将我的单车压在底下。那个人骑在上面扭动身体的时候，我的单车同样会发出咿咿呀呀的叫唤，同样会倔强而驯服地将他的身体送往某处。我不愿意那样想。我爱我的单车。
单车今年芳龄二八，也就是说跟我差不多大，当然，这个年纪对于自行车来说早已不是“芳龄”。七岁那年她被交到我的手上，从此我们相濡以沫。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情形。父亲提着她的车把，像提着两条辫子一样，从灰烟滚滚的土路上向我走来。我很惊讶关于当时的记忆中会出现这些浓烈、冲天的烟雾。那时哥哥的葬礼已经过去很久。出殡那天，我站在队伍的尾部，只看到张牙舞爪的烟雾一阵阵地向后扑来，引起人群剧烈的咳嗽。烟雾中我看不清旁人的脸，只听到母亲在前面唤我上去。后来哥哥的单车被父亲交给了我，她一路扭扭捏捏的，像是小媳妇改嫁，很害臊。她那时仍是那么漂亮，腰身挺拔，车架与前叉连接的部分像天鹅的脖颈一样曲折，显示出迷人的线条。父亲弯下腰拨两下踏板，链条便飞快地转动起来，发出一阵夏天才有的“滋滋”声。
那个下午父亲异常耐心地教我如何让这辆自行车跑起来。座椅的位置太高了，差不多能戳到我的胸口，往下调到底，还是太高。于是父亲将我抱了上去。但是我又发现，踏板离我太远了。我把屁股使劲往下赖，以使脚能够到板。父亲扶住车身，教我怎样用右脚推出去，再用左脚勾回来。左右左右，右左右左。我很快就不耐烦了，告诉父亲我早就会了。我那时以为哥哥的自行车跟我以前骑的儿童车一个道理。等父亲松开手，我刚把右脚推出去，马上就摔了个四脚朝天。父亲嘿嘿地笑了，他说这个和你小时候玩的不一样，那个后轮两侧都有辅助轮，根本倒不了。然后他又说，这个是自行车，你必须掌握好重心。他看着我疑惑不解的眼神，又补充说，就像走路一樣，为什么你走路不摔，表妹走路就老摔？因为你找到了自己的重心。
第二年我开始骑着车四处鼠窜。农闲时节，堂屋前总是围着一群人晒太阳，嗑瓜子。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便都大呼小叫起来，说这么小的小鬼都会骑车啦。后来村里那几条拐弯抹角的小路都被我骑得烂熟于心，我便开始偷摸往镇上骑。那时候旧城区改造，我在满地的废墟中间穿梭，从工地边几个抽烟的人中间骑过时扬起一阵尘土。我听到身后的叫骂，脚下便加一分力气，飞快地消失在拐角。然而我马上就面临一个难题。随着冬天的深入，冷风吹得街上的人都缩进了棉袄里。我在这样的天气里骑行，双手没一会就给刮得皮开肉绽。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我试着寻找一种新的平衡。我先是只用右手拿把，后来用左手。等到双手插兜的时候，便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我觉得单车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就好像我的双脚进化为两只巨大的车轮，托着躯体飞奔，而不停伸缩的双腿是其间的连接性组织。那段时间我想象自己是在大街上奔跑，拆了一半的房子和缩成团的行人在我身边没完没了地后退，不知道要退到哪儿去。
三天前我像往常一样骑车去四教，心里很着急。上课还有八分钟，正是高峰期，精勤路上黑压压一片。前面几个高年级的边骑还要边拿校牌打来打去，嘴里骂骂咧咧，一会又突然爆发出一阵怪笑，令人毛骨悚然。后来他们打得人仰马翻，带倒一片。我身边不少人看着手表叹气。骑到四教楼下时，我发现车棚已经停得满满当当，不少人还在见缝插针，使劲往里面戳。已经上课了，我匆忙把车停在楼梯口，正准备上楼，保安室的大爷叫住我。“给我停线里边去！”他的胡须愤怒地抖动着。我在他的注视下费劲地把车停好，他才慢悠悠地摊开报纸，说，这就对了，要不丢了谁负责。
放晚学的时候，单车已经不知去向。我简直无法接受这一事实。起先我认定她的消失只是我记错位置，但是随着棚里的车一辆辆被牵走，我的侥幸也所剩无几。最后我疯了似的冲向剩下的几辆车，见锁就开，拿钥匙在孔里一阵乱捣。后来有人从后面把我提起来，又像扔沙包一样扔在地上。他怒气冲冲地把车牵出来，临走还回头瞪我一眼。
那天我怀着绝望的心情找遍了学校的每一处车棚，最后又去了南门外技工部的住宿区。天暗下来以后，那里的校舍就像黑色海面上的几艘游船，喧声在夜晚的表面飘浮。技工部前一阵出了大新闻，有个高年级的在学校外面打野球的时候捅了人，四刀。据说他当时醉得厉害，五六个人拽着还要往上扑。我在黑暗中四处搜索了一下。那会我已经有了一个隐约的猜想。寻到十二栋楼下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有个窗户被什么东西敲碎了。后来我在浓厚的黑夜中往回走。周围没有路灯，我不断地敲击着自己的脑袋，把所有可能出现的念头敲碎、敲碎。
甩饼认为，我的车即便卸了锁扔大街上，也只有收废品的来捡。甩饼叫张喻，因脸型酷似印度甩饼得名。他这个说法虽然使我非常愤怒，但事实如此。我们所在的制药专业女生偏多，男的分方向以后都跑到化工那边去了。学制药是父亲坚持的。他的理由含糊其辞，我知道他是会对一些事耿耿于怀的人。搬到新教室以后，我体会到与青春期女性相处的艰难。课间她们像叫春一样叫着各自的（也许是共同的）偶像的名字。几天前的食物正在课桌里发臭，而她们在幻想着杏花春雨、花前月下。我对于进入她们的话语体系感到束手无策时，甩饼在这方面展示了非凡的才能。他能够像猪油一样迅速地融入一场场正在沸腾的交谈。他对时机和女性趣味的把握，使他在进入她们的谈话时如同通过一条润滑的阴道。
教室阴盛阳衰，空气成分复杂，混合了零食、汗液与浓烈的香水味，使我逐渐缺氧。我不是在为翘课找借口，但我需要阳光，我那习惯曝晒的皮肤渴望灼烧。当我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午后校园的时候，发现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空旷。技工部的人抽着烟沿精勤路走来，脑袋笼罩在烟雾中。他们像走在街上一样大摇大摆，高谈阔论。不时有带袖章的老师大骂着朝他们追来，人群像鸟雀似的散开，不一会便重新聚在一起，吞云吐雾。我被他们潇洒的姿态吸引，远远地跟在后面。后来他们谈话的内容引起我的兴趣。有人说，刚才那老头我们系的，妈的，就怕他认出我。 认出来又怎么样，他连自己老婆都管不住，管得了你？
他老婆咋了？
这都他妈不知道，电气系那个，就一声不吭、看谁都不顺眼那瘦高个。姓刘的还去找过他几次。
那可真是一捆炸药给闷水里了。
你们不知道，其实老刘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瞧他看苏红那眼神。
我操，就苏红那屁股翘的，谁碰上不得多看两眼。
你们谁知道苏红下面长什么样？这时一个两眼浮肿、脸上布满红斑的高个开口了，他的声音像砂纸一样粗糙。他们都叫他龙头。
跟她的名字一样红。
哈哈哈哈。
他们大笑的时候，身体像风中的野草般剧烈摇晃。
苏红是高中部最年轻的数学老师。她参加工作不到两年，像是刚从书卷里出来，身上还留着墨香。她的头发总是在有风的早晨流淌不已，那时我的心中便会响起一阵咚咚的水声。我必须承认，我看向她的目光往往并不单纯。当我长久地注视她，目光便会被捉住。这时她的脸总是比我红得快，她像放生一条鱼一样轻轻地放走了我的目光。有一次我在她的课上看小说，杜拉斯的《情人》。那时我偶然读到其中关于性爱场景的描写，忽然感到书被一只缓慢的手取走了。苏红好奇的眼神停留在翻开的那一页上时，我万念俱灰。书被收走以后，我忐忑了很久，直到后来去办公室补作业，看到那本《情人》就放在苏红的桌子上，里面还夹了一张蓝色的书签。我小心地抽出那张书签，海的颜色比天空浅，上面有几只水鸟的剪影。我从苏红中断的地方往下读，觉得那些句子都活了过来。
当龙头兴致勃勃地用下流字眼描述起苏红的身体时，我匆忙逃开了。他的描述与我想象中的苏红相去甚远。一些词语还是钻进了我的耳朵，它们对我所认为的苏红的身体大肆修改，并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细节。那天傍晚我在骑车时摔了一跤，当时我出神地望着膝盖上鲜红、狭长的伤口。我不知道为什么女人的身体生来就带着一道这样的伤口。我闭上眼想象着苏红的疼痛。
其实看到龙头第一眼我就认出了他。他跟我一样是绿北人，本名叫龙磊，以前经常在村口的那条土路上截住年纪小的孩子，管他们要钱。我因为拿不出钱，总是鼻青脸肿地回家，而且不敢告诉父母。那时哥哥还在，看到我的样子，也不多说什么，骑上单车就出去了。那天哥哥直到深夜才回家，进门就拿毛巾捂住了眼角，我看到他的左眼眯成了一条缝。后来他走到门口，打着手提灯，用毛巾仔细地擦拭起了单车挡泥板上的泥土。哥哥抚摸着单车身上的几处凹陷与划痕，那神情就像抚摸一匹负伤的战马。从那天起我就很少在路上遇到龙头了。哥哥出殡的那天我看到龙头站在不远处的田里，他怔怔地望着这边，神情里含有某种不安。那以后他也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
与他重逢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尽可能地游离在他的视线之外，老远望见他们就赶紧绕道。我的这种做贼般的举动终于引起了龙头的注意，于是那天我被他们堵在了路上。龙头看了一眼自行车，然后说，你是杨树的弟弟。怎么样，还认得我吗。他居然亲切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愣在那沒有作声，然后龙头友好地拍拍我，说有什么事就找他。他们走开时的背影被下午的阳光拉得很长。我觉得一切都那么不切实际。
龙头在那个下午所表现出来的友善，使我开始幻想走进那个烟雾缭绕的队伍里。后来我每次见到他，都会兴奋地喊他龙磊，这个时候我会把脑袋往前伸，身体跟着不由自主地弯下去。龙头朝我看一眼，有时也会很快地点一下头。这些已经足以使甩饼对我刮目相看。他说，你怎么会认识他的。而他的语气其实是在说，他怎么会认识你的。那段时间甩饼与班上的女生几乎到了不分彼此的程度，他说话时的语调与神态使我有时相信他也是一个女生。问题就在于似乎连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于是他终于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当甩饼的手摸向那个女生的屁股时，我们都觉得那是一个十分自然的动作，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就像三步上篮一样。但巧舌如簧的甩饼一旦伸出他那只肥腻笨拙的手，情况便立刻脱离了他的控制。那个女生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甩饼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他的眼神由最初的震惊和恐惧逐渐转为困惑。他似乎不明白眼前这个大喊大叫的女性与自己有什么关联。我劝他去道歉时，他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多大点事。傍晚我们发现事态的严重性，自习课上我在后门看到了龙头。他问门口的男生，张喻是哪个？然后我看到他径直走向正与前座攀谈的甩饼。他二话不说就把甩饼整个提了起来，向外面拖去。甩饼像一条泥鳅一样扭动着，细声细气地说，你干嘛。起先他小心翼翼地挣扎着来缓解难堪，龙头看了他一眼以后他就一动不动了。在自尊心与理智之间他迅速地滑向了后者。
那天甩饼挨打时的姿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像个沙包一样逆来顺受。整个过程中他的脸上都挂着一种讨好的笑容，只是这个笑容后来被巴掌抽得有些僵硬。事后甩饼受伤并不重，他甚至为此有点得意。他对我说，就是这么回事，彼此都要给对方留点面子不是吗。不过从那以后，甩饼对我越来越巴结，他显然高估了我与龙头的交情，一厢情愿地把我当作靠山。而对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则使我有意地疏远了他。
甩饼像洪水一样忽然决堤的性冲动在我的身上以另一种方式体现着。还在绿北的时候，西街搬过来一个年轻的寡妇，那会我十三岁，已经开始体会来自下身的胀痛。我经常在傍晚时分沿着狭窄的田埂一路骑过去偷看她洗澡。我沿着院子里那棵曲折的树爬上去，趴在窗口等待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她很快就发现了我，裹着毛巾破口大骂地追出来。我从树上摔下来时根本顾不上疼痛，跨上单车就没命地跑。后来每当我故伎重施，单车总是能够安全而快速地带我逃离那个潮湿，闷热，涌动着欲望的傍晚。久而久之，逃跑本身竟然成为了我欲望的载体。我全神贯注地听着车轮美妙的转动——这声音实在比寡妇粗俗不堪的骂声要动听得多。应该说我首先是由单车清浅的吟哦而爱上她的。她有着一条与众不同的声带，链条的滑动声纤细委婉，有如夜晚深邃的虫鸣。我喜欢把车骑得飞快，然后听她愈发尖细的呻吟。很长一段时间我把河水般上涨的情欲消磨在漫无边际的骑行中。我们从晚风中间穿过，一起浑身发抖地迎接太阳熄灭前最后的高潮。 有一次我梦见了苏红，而且是真正的白日梦。前一天舍友借着手电打了半宿的牌，我睡不着躺在那硬熬了整晚。一般通宵后的上午会处于一种虚幻的亢奋状态，体育课的五十米测试我甚至跑了六秒七。午饭以后我马上就不行了，眼前天旋地转，走路鬼魂似的发飘。大星期放一天半假，最后一堂是数学课。我费劲地捧着脑袋，以为自己在听课，实际上已经睡着了。梦里苏红挎着一只竹篮往山上走，我看到她轻巧地消失在小路拐弯的地方。等我跟上去以后却发现，小路是笔直延伸的，两侧都是过度生长、密不透风的树林。醒来的时候教室里空荡荡的，苏红坐在讲台前翻一本书。她翻书的动作很轻，就像每一页都浸了水，稍用力就会粉碎。那时她的头发像一条闪烁的河流，傍晚的光线涂改了她的表情，阴影使脸部像浮雕一样生动。她发现我醒了，就过来给了我两道题目，说是今天的课堂测验。她在我斜侧坐下来，难为情似的笑了下，就好像是她在上课时睡着了那样。
龙头与我之间维持着不冷不热的关系，他主动来找我使我吃惊不小。当他以朋友的姿态向我借钱时，我没有丝毫保留。我的态度使他非常满意，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时刻，他拉着我坐到了他们中间。龙头向我递了一根烟，我虽然不会抽还是急忙接过来。龙头说，以前我就觉得你不错，真的。他吸一口烟说，你比杨树聪明，识好歹。我就坐在龙头的身边，受宠若惊的心情使我像气球一样漂浮起来，但是哥哥的名字此刻像根针扎进了我的耳朵。龙头说，你哥那会以为自己多大能耐呢，捧着块砖头来找我，让我整理得跟个姑娘似的回家了。说到这里他控制不住地笑起来。其他人也笑，一边笑还一边看我。他们看我时的眼神让我不得不跟着他们笑起来。龙头开心地搂住我的肩膀，说不信你回家问问你哥。这句话使他们笑得东倒西歪。
上课的时候我有点恍惚。教药物反应的老师讲课细水长流，话语中会不自觉地夹进一些“对的吧？”“没问题吧？”之类的询问，十分没把握似的。他的语调拖得很长，常常把我拖到语义外面去。我脑袋里不断出现龙头那张青红皂白的笑脸。他脸上的红斑是荨麻疹，这是一种常见的过敏性皮肤病，所有能想到的东西都可能成为它的过敏源，衣服、食物、空气、温湿度变化等等。刚接触这一病理时，我想起龙头的皮肤，忍不住惊讶于它的多愁善感。我翻开笔记本，常见的抗过敏药都会与酒精发生反应，可导致嗜睡、昏迷，比如扑尔敏、赛庚啶……后面的没记了，我有点近视，上课都是抄同桌的笔记。她翻页很快，来不及抄完整，课后我也不愿补。
龙头乐此不疲地讲述着关于苏红身体的故事，他的听众在逐渐增多。那天在操场上他们要他讲，他是怎么看到的。龙头说，要看还不简单。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了一会，最后向甩饼招了招手。甩饼不知道他将要面临什么，他用手指指自己，表示难以置信，然后便欢快地走过去。等甩饼走到面前，龙头要他转过身去，然后一把扯下了他的裤子。人群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喝彩声。龙头说，看见了吧，就这么简单。有人坏笑着问，那苏红当时什么反应？龙头说，能有什么反应，然后指着呆若木鸡的甩饼说，当然是跟这小子一样。于是人群心满意足地笑着散了。
甩饼慢腾腾地提上了裤子。他也不知所措地笑着，缓缓向教室的方向走去。他努力地维持着平衡，但身体还是逐渐向一边歪斜，于是我看到他在正午的阳光下长出了影子。后来他伸出右手，似乎想要憑空抓住什么。过了好一会他才摸到那面墙。他整个人斜倚在上面，在墙的搀扶下费劲地搬动着自己的身体。为了得到水平的支持力，他把自己的重心移到身体外面，形成一个三角形。我想起父亲曾经告诉我，为什么自行车架都是三角形。“因为三角形牢不可破。”当父亲向我描述三角形的车架是如何强硬地对抗冲击时，年幼的我受到了不小的震撼。于是这种常见的形状在我的印象中便具有了金属的质感。那天中午甩饼、地面与墙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就像苏红画在黑板上的一样标准。他艰难的行走因此具有了某种坚固性。
午休时，我照例去补交故意拖欠的数学作业。办公室里人很少，苏红伏在桌上。我悄悄走过去。她两手交叠，把头斜埋在里面，这个姿势使她的呼吸显得迫切而隐秘。我轻声说，苏老师。苏红抬起头，我发觉她的眼角布置着细密的血丝，它们在洁白的眼球上攀援，使我感到来自身体内部的痒。后来我才知道，龙头不是只对苏红情有独钟。技工部里边，高矮胖瘦，但凡过得去眼的女生，他都能给你评书似的说上一段。喝了酒以后，他更是说得高潮迭起。跟他喝过酒的人都说他酒量差，白酒基本半斤封顶。喝多了就开始吐，但吐的不是未消化的食物，而是一地花花绿绿的屁股。
我站在体育馆巨大的阴影下面，看着苏红向技工部那边走去。那时她的步伐仍然轻盈，但是正在失去某种弹性。我推上车在后面远远地跟着。我悲哀地发现单车已经十分衰老，她一路吱吱嘎嘎地叫着，就像病痛中的呻吟。有那么一阵她忽然陷入沉默。我觉得叫出来应该会舒服些，便蹲下去松了松辐条，接着她又开始一声长一声短地叫唤起来。后座的螺丝松了，没走几步就会耷拉下来。我想起从前天气好的时候，哥哥骑车带着我去田间认植物。哥哥总是故意把单车骑得飞快，我坐在后面紧紧抱着他，吓得哇哇大叫，他就开心地笑起来。我就是在单车的后座上第一次有了速度的概念。如果有段时间没给单车上油了，她就会发出断断续续的叫唤。哥哥马上心疼地停下来。他笑着对我说，她累了。
苏红在篮球架下面找到了龙头。他们刚打完一场，坐在水泥地上拿球衣擦汗。阳光斜斜地照过来，把球架的影子扔进周围的灌木里。所有人都津津有味地打量着走来的苏红，她不知道自己在阳光里显得十分鲜艳。她走到龙头面前的时候，后者正在把冰冷的矿泉水往头上浇。我站在远处，感到苏红正在说着什么，话语被远处工地的噪音包裹，仿佛来自收音机里调频不准的电台。龙头骂骂咧咧地站起来，把苏红不住地往后推。响亮的骂声倒是从四周的噪音中脱颖而出，显得清晰、具体。苏红近乎是在哀求了，强烈的无助使她蹲了下来。因此当她捕捉到我犹豫的目光时，一下子就把它紧紧抓住。她的眼神使龙头注意到了我。他朝我走来时，我下意识地捏紧了单车上某个坚硬的部分。
我抬起头，装作在看天空。我看到一群不知名的鸟向远处弹射出去，良好的平衡感使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充满了上升的力量。龙头说，你在这儿干什么。我扭头朝他笑了一下。龙头说，滚。我对自己说，苏红正在看着我。但是我的双手却扭过了车头。我慢吞吞地推着车往回走。龙头追上几步，一脚将我的单车踢翻在地，说你想你哥了是不，还不快滚。他再次走向苏红时呼吸有些粗重。我的单车躺在地上，车轮转动时发出阵阵哭声。我看着锈迹斑斑的车架。我看到一个三角形。我觉得此刻的苏红需要一个三角形。 单车失踪之后，我时常想起那天她的哭声。她曾经拥有清越迷人的嗓音，但是那天上午她的哭泣像一个苍老的女人。如果我足够警惕，就应该能发现那里面有她对自己命运的洞察。被龙头捅了四刀的那个人并没有死——实际上这个人的死活已经跟他无关了，早就有人替他顶下了这件事。他依旧带着那支烟雾缭绕的队伍，不断地从技工部走向高中部。有几次我在路上看到他，躲不过去，只好上前打招呼。他朝我笑笑，似乎全然不记得篮球场边发生的事。他有些奇怪地望着我，说你哥的单车。有些天没见你骑了。我挠着头说，不小心弄丢了。龙头说，那车太破，兴许让人牵走当废铁卖了。他顿了一下说，你知道，老头手贱，有时估摸着棚里哪辆车没人要了，就给顺走了。我脑袋里嗡地一响，有些站立不穩。我勉强地笑了一下，说也有道理。龙头说，但是你可以再找找，停哪儿给忘了也说不定。
我开始感到身体的异常。走路时我总是一脚深一脚浅，就像两条腿有长短那样。有时我又觉得走起路来轻飘飘的，脚下虚幻不实。行走时周围的一切显得过于缓慢，因而在我的眼中十分陌生。我尝试让自己接受一个可怕的现实——我的单车不会回来了。那天傍晚我走向回收站，脑海中不断出现那条灰烟滚滚的小路和那种夏天才有的“滋滋”声。丢车是一周以前，如果龙头说了实话，那么我的车也许已经被回收商卖给了钢铁厂。也许她已经葬身在熊熊燃烧的火炉，变成了沸腾的铁水。回收站在南门外的菁华路上，两边都是荒废的田地，挖土机在上面来去，路的尽头是技工部的校舍。路过回收站的时候，我停下来看着门口锋利的石阶。龙头是把她抬上去的，还是拽上去的？我倾向于认为是后者，于是感到一阵尖锐的疼痛。我没有走进去，而是转上红旗北路。两旁的违章建筑有些固执地站在那里。我走向了那座灯光球场。
球场上已经有不少人。他们大多吃了晚饭，来这里活动筋骨。老的少的不分彼此，三四个一组打起了比赛。我很想加入他们，但是身体软绵绵的，使不上力气。靠近我的这半边球场有十一个人，分三组，打六个球轮换。于是我特别留意了少个人的那组，他们的后卫穿着金州勇士队的30号球衣。这个30号篮子很准，但是运球姿势有些怪异。他右手运球的时候，左臂就郎当在那里，没有任何的护球动作。这边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球的运转很流畅，比分交替上升，到了五比五。30号在底角跑出了空位，队友没传。他焦急地摊着手要球，这时我才发现他的左手腕光秃秃的，像一棵砍光了枝条的树。他没有左手，但是他的左臂仍然向前伸着，时刻准备接住那只该死的球。队友的球明显给晚了，防守已经到位，30号做了一个投篮的假动作，然后带球迅速杀向篮下。赶来补防的人高高跃起，试图封盖，于是我看到不可思议的一幕。30号在右侧已经没有角度的情况下，把球换到左边完成了上篮。他从容地起跳，用那只十分抽象的左手牢牢地把握住球的重心。当他用手腕将球托向高处时，我的身体随之进入一阵奇妙的晕眩。
输的那组下场时念念有词，说这球明显走步了。他们的八只手输给了五只手，面子上有些过不去。30号也不含糊，据理力争地跟他们辩论起来。双方你来我往，言辞逐渐激烈。后来我听到其中一个人说，去你妈的，也不数数自己几根指头。30号听了马上把球一扔，面色铁青地走过去，照那人眼睛就是一拳。场面乱作一团，我想起自己还没吃饭，便歪着身子晃向旁边的面馆。馆子里人坐得很满，只有最里面的桌子还有空位，一个戴眼镜的胖子抱着外套，坐在那里汗如雨下地吸面。他的镜片完全被热气蒙蔽，但还是注意到我向他走来，于是飞快地把外套扔在了旁边的空座位上。我站在一旁看着他。过了一会他扭过头来，透过镜片上的热气恶狠狠地盯着我。干嘛？我对自己说，不干嘛。然后我就走出了面馆。
天色暗下来，球场打上了灯光，刚才那两组人已经走了，场上是一群职高的学生。他们绷紧了身体撞来撞去，快活地骂着脏话。我开始往回走。离回收站不远有辆单车扔在地上，我把它扶起来，挡泥板已经严重变形，卡在轮胎上，辐条断了两根。链条锈得不行，但是没有脱落。屋里面亮着灯，摆了一桌剩菜。有个人蹲在石阶上抽烟，他一直往我这边看，也许在估计那辆废车的价值。我把车往前牵了几步，感到各个部件仍彼此联系，于是跨上车，径直从石阶前面骑过去。我骑得很吃力，后轮是瘪的，仿佛凭空多出一个人的重量。没一会我就头晕眼花，冒起了虚汗。我只好回去问那个抽烟的人，有没有打气筒。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就好像我问了一个不存在的地址。他把手往屋里挥了挥，指尖的烟头像萤火虫一样，在黑夜里很快地飞舞了一下。
打完气我看了一下手表，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就向技工部校舍的方向骑过去。经过工地的时候，我下车转了两圈，挑了一根没削完的铁棍，夹在后座上。骑上菁华路以后，我感觉好多了，一种熟悉的平衡感牢牢地托着我，链条在轮轴间使劲循环，将我踏出的每一步放大。路灯几乎都被打坏了，我在黑暗中把车骑得飞快。此时单车的鸣叫由低哑逐渐转为高亢，风从领口呼呼地灌进来，使我想起很多年前的傍晚，父亲笑着拍拍我的后背，把我从坡道上推下去。当时我害怕极了，紧紧地抓住车把，准备着随时从车座上飞出去一命呜呼。那时候我的单车还很年轻，有着强硬的骨架和柔顺的链轴。她没有让我飞出去，而是带着我一路奔跑，跑过路口飞扬的尘土和谷地上逃窜的麻雀。远处有支大烟囱滚滚地冒着黑烟，我想在天黑以前，跑到那些烟雾散开的地方。
【责任编辑朱个】
单车今年芳龄二八，也就是说跟我差不多大，当然，这个年纪对于自行车来说早已不是“芳龄”。七岁那年她被交到我的手上，从此我们相濡以沫。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情形。父亲提着她的车把，像提着两条辫子一样，从灰烟滚滚的土路上向我走来。我很惊讶关于当时的记忆中会出现这些浓烈、冲天的烟雾。那时哥哥的葬礼已经过去很久。出殡那天，我站在队伍的尾部，只看到张牙舞爪的烟雾一阵阵地向后扑来，引起人群剧烈的咳嗽。烟雾中我看不清旁人的脸，只听到母亲在前面唤我上去。后来哥哥的单车被父亲交给了我，她一路扭扭捏捏的，像是小媳妇改嫁，很害臊。她那时仍是那么漂亮，腰身挺拔，车架与前叉连接的部分像天鹅的脖颈一样曲折，显示出迷人的线条。父亲弯下腰拨两下踏板，链条便飞快地转动起来，发出一阵夏天才有的“滋滋”声。
那个下午父亲异常耐心地教我如何让这辆自行车跑起来。座椅的位置太高了，差不多能戳到我的胸口，往下调到底，还是太高。于是父亲将我抱了上去。但是我又发现，踏板离我太远了。我把屁股使劲往下赖，以使脚能够到板。父亲扶住车身，教我怎样用右脚推出去，再用左脚勾回来。左右左右，右左右左。我很快就不耐烦了，告诉父亲我早就会了。我那时以为哥哥的自行车跟我以前骑的儿童车一个道理。等父亲松开手，我刚把右脚推出去，马上就摔了个四脚朝天。父亲嘿嘿地笑了，他说这个和你小时候玩的不一样，那个后轮两侧都有辅助轮，根本倒不了。然后他又说，这个是自行车，你必须掌握好重心。他看着我疑惑不解的眼神，又补充说，就像走路一樣，为什么你走路不摔，表妹走路就老摔？因为你找到了自己的重心。
第二年我开始骑着车四处鼠窜。农闲时节，堂屋前总是围着一群人晒太阳，嗑瓜子。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便都大呼小叫起来，说这么小的小鬼都会骑车啦。后来村里那几条拐弯抹角的小路都被我骑得烂熟于心，我便开始偷摸往镇上骑。那时候旧城区改造，我在满地的废墟中间穿梭，从工地边几个抽烟的人中间骑过时扬起一阵尘土。我听到身后的叫骂，脚下便加一分力气，飞快地消失在拐角。然而我马上就面临一个难题。随着冬天的深入，冷风吹得街上的人都缩进了棉袄里。我在这样的天气里骑行，双手没一会就给刮得皮开肉绽。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我试着寻找一种新的平衡。我先是只用右手拿把，后来用左手。等到双手插兜的时候，便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我觉得单车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就好像我的双脚进化为两只巨大的车轮，托着躯体飞奔，而不停伸缩的双腿是其间的连接性组织。那段时间我想象自己是在大街上奔跑，拆了一半的房子和缩成团的行人在我身边没完没了地后退，不知道要退到哪儿去。
三天前我像往常一样骑车去四教，心里很着急。上课还有八分钟，正是高峰期，精勤路上黑压压一片。前面几个高年级的边骑还要边拿校牌打来打去，嘴里骂骂咧咧，一会又突然爆发出一阵怪笑，令人毛骨悚然。后来他们打得人仰马翻，带倒一片。我身边不少人看着手表叹气。骑到四教楼下时，我发现车棚已经停得满满当当，不少人还在见缝插针，使劲往里面戳。已经上课了，我匆忙把车停在楼梯口，正准备上楼，保安室的大爷叫住我。“给我停线里边去！”他的胡须愤怒地抖动着。我在他的注视下费劲地把车停好，他才慢悠悠地摊开报纸，说，这就对了，要不丢了谁负责。
放晚学的时候，单车已经不知去向。我简直无法接受这一事实。起先我认定她的消失只是我记错位置，但是随着棚里的车一辆辆被牵走，我的侥幸也所剩无几。最后我疯了似的冲向剩下的几辆车，见锁就开，拿钥匙在孔里一阵乱捣。后来有人从后面把我提起来，又像扔沙包一样扔在地上。他怒气冲冲地把车牵出来，临走还回头瞪我一眼。
那天我怀着绝望的心情找遍了学校的每一处车棚，最后又去了南门外技工部的住宿区。天暗下来以后，那里的校舍就像黑色海面上的几艘游船，喧声在夜晚的表面飘浮。技工部前一阵出了大新闻，有个高年级的在学校外面打野球的时候捅了人，四刀。据说他当时醉得厉害，五六个人拽着还要往上扑。我在黑暗中四处搜索了一下。那会我已经有了一个隐约的猜想。寻到十二栋楼下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有个窗户被什么东西敲碎了。后来我在浓厚的黑夜中往回走。周围没有路灯，我不断地敲击着自己的脑袋，把所有可能出现的念头敲碎、敲碎。
甩饼认为，我的车即便卸了锁扔大街上，也只有收废品的来捡。甩饼叫张喻，因脸型酷似印度甩饼得名。他这个说法虽然使我非常愤怒，但事实如此。我们所在的制药专业女生偏多，男的分方向以后都跑到化工那边去了。学制药是父亲坚持的。他的理由含糊其辞，我知道他是会对一些事耿耿于怀的人。搬到新教室以后，我体会到与青春期女性相处的艰难。课间她们像叫春一样叫着各自的（也许是共同的）偶像的名字。几天前的食物正在课桌里发臭，而她们在幻想着杏花春雨、花前月下。我对于进入她们的话语体系感到束手无策时，甩饼在这方面展示了非凡的才能。他能够像猪油一样迅速地融入一场场正在沸腾的交谈。他对时机和女性趣味的把握，使他在进入她们的谈话时如同通过一条润滑的阴道。
教室阴盛阳衰，空气成分复杂，混合了零食、汗液与浓烈的香水味，使我逐渐缺氧。我不是在为翘课找借口，但我需要阳光，我那习惯曝晒的皮肤渴望灼烧。当我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午后校园的时候，发现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空旷。技工部的人抽着烟沿精勤路走来，脑袋笼罩在烟雾中。他们像走在街上一样大摇大摆，高谈阔论。不时有带袖章的老师大骂着朝他们追来，人群像鸟雀似的散开，不一会便重新聚在一起，吞云吐雾。我被他们潇洒的姿态吸引，远远地跟在后面。后来他们谈话的内容引起我的兴趣。有人说，刚才那老头我们系的，妈的，就怕他认出我。 认出来又怎么样，他连自己老婆都管不住，管得了你？
他老婆咋了？
这都他妈不知道，电气系那个，就一声不吭、看谁都不顺眼那瘦高个。姓刘的还去找过他几次。
那可真是一捆炸药给闷水里了。
你们不知道，其实老刘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瞧他看苏红那眼神。
我操，就苏红那屁股翘的，谁碰上不得多看两眼。
你们谁知道苏红下面长什么样？这时一个两眼浮肿、脸上布满红斑的高个开口了，他的声音像砂纸一样粗糙。他们都叫他龙头。
跟她的名字一样红。
哈哈哈哈。
他们大笑的时候，身体像风中的野草般剧烈摇晃。
苏红是高中部最年轻的数学老师。她参加工作不到两年，像是刚从书卷里出来，身上还留着墨香。她的头发总是在有风的早晨流淌不已，那时我的心中便会响起一阵咚咚的水声。我必须承认，我看向她的目光往往并不单纯。当我长久地注视她，目光便会被捉住。这时她的脸总是比我红得快，她像放生一条鱼一样轻轻地放走了我的目光。有一次我在她的课上看小说，杜拉斯的《情人》。那时我偶然读到其中关于性爱场景的描写，忽然感到书被一只缓慢的手取走了。苏红好奇的眼神停留在翻开的那一页上时，我万念俱灰。书被收走以后，我忐忑了很久，直到后来去办公室补作业，看到那本《情人》就放在苏红的桌子上，里面还夹了一张蓝色的书签。我小心地抽出那张书签，海的颜色比天空浅，上面有几只水鸟的剪影。我从苏红中断的地方往下读，觉得那些句子都活了过来。
当龙头兴致勃勃地用下流字眼描述起苏红的身体时，我匆忙逃开了。他的描述与我想象中的苏红相去甚远。一些词语还是钻进了我的耳朵，它们对我所认为的苏红的身体大肆修改，并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细节。那天傍晚我在骑车时摔了一跤，当时我出神地望着膝盖上鲜红、狭长的伤口。我不知道为什么女人的身体生来就带着一道这样的伤口。我闭上眼想象着苏红的疼痛。
其实看到龙头第一眼我就认出了他。他跟我一样是绿北人，本名叫龙磊，以前经常在村口的那条土路上截住年纪小的孩子，管他们要钱。我因为拿不出钱，总是鼻青脸肿地回家，而且不敢告诉父母。那时哥哥还在，看到我的样子，也不多说什么，骑上单车就出去了。那天哥哥直到深夜才回家，进门就拿毛巾捂住了眼角，我看到他的左眼眯成了一条缝。后来他走到门口，打着手提灯，用毛巾仔细地擦拭起了单车挡泥板上的泥土。哥哥抚摸着单车身上的几处凹陷与划痕，那神情就像抚摸一匹负伤的战马。从那天起我就很少在路上遇到龙头了。哥哥出殡的那天我看到龙头站在不远处的田里，他怔怔地望着这边，神情里含有某种不安。那以后他也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
与他重逢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尽可能地游离在他的视线之外，老远望见他们就赶紧绕道。我的这种做贼般的举动终于引起了龙头的注意，于是那天我被他们堵在了路上。龙头看了一眼自行车，然后说，你是杨树的弟弟。怎么样，还认得我吗。他居然亲切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愣在那沒有作声，然后龙头友好地拍拍我，说有什么事就找他。他们走开时的背影被下午的阳光拉得很长。我觉得一切都那么不切实际。
龙头在那个下午所表现出来的友善，使我开始幻想走进那个烟雾缭绕的队伍里。后来我每次见到他，都会兴奋地喊他龙磊，这个时候我会把脑袋往前伸，身体跟着不由自主地弯下去。龙头朝我看一眼，有时也会很快地点一下头。这些已经足以使甩饼对我刮目相看。他说，你怎么会认识他的。而他的语气其实是在说，他怎么会认识你的。那段时间甩饼与班上的女生几乎到了不分彼此的程度，他说话时的语调与神态使我有时相信他也是一个女生。问题就在于似乎连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于是他终于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当甩饼的手摸向那个女生的屁股时，我们都觉得那是一个十分自然的动作，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就像三步上篮一样。但巧舌如簧的甩饼一旦伸出他那只肥腻笨拙的手，情况便立刻脱离了他的控制。那个女生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甩饼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他的眼神由最初的震惊和恐惧逐渐转为困惑。他似乎不明白眼前这个大喊大叫的女性与自己有什么关联。我劝他去道歉时，他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多大点事。傍晚我们发现事态的严重性，自习课上我在后门看到了龙头。他问门口的男生，张喻是哪个？然后我看到他径直走向正与前座攀谈的甩饼。他二话不说就把甩饼整个提了起来，向外面拖去。甩饼像一条泥鳅一样扭动着，细声细气地说，你干嘛。起先他小心翼翼地挣扎着来缓解难堪，龙头看了他一眼以后他就一动不动了。在自尊心与理智之间他迅速地滑向了后者。
那天甩饼挨打时的姿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像个沙包一样逆来顺受。整个过程中他的脸上都挂着一种讨好的笑容，只是这个笑容后来被巴掌抽得有些僵硬。事后甩饼受伤并不重，他甚至为此有点得意。他对我说，就是这么回事，彼此都要给对方留点面子不是吗。不过从那以后，甩饼对我越来越巴结，他显然高估了我与龙头的交情，一厢情愿地把我当作靠山。而对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则使我有意地疏远了他。
甩饼像洪水一样忽然决堤的性冲动在我的身上以另一种方式体现着。还在绿北的时候，西街搬过来一个年轻的寡妇，那会我十三岁，已经开始体会来自下身的胀痛。我经常在傍晚时分沿着狭窄的田埂一路骑过去偷看她洗澡。我沿着院子里那棵曲折的树爬上去，趴在窗口等待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她很快就发现了我，裹着毛巾破口大骂地追出来。我从树上摔下来时根本顾不上疼痛，跨上单车就没命地跑。后来每当我故伎重施，单车总是能够安全而快速地带我逃离那个潮湿，闷热，涌动着欲望的傍晚。久而久之，逃跑本身竟然成为了我欲望的载体。我全神贯注地听着车轮美妙的转动——这声音实在比寡妇粗俗不堪的骂声要动听得多。应该说我首先是由单车清浅的吟哦而爱上她的。她有着一条与众不同的声带，链条的滑动声纤细委婉，有如夜晚深邃的虫鸣。我喜欢把车骑得飞快，然后听她愈发尖细的呻吟。很长一段时间我把河水般上涨的情欲消磨在漫无边际的骑行中。我们从晚风中间穿过，一起浑身发抖地迎接太阳熄灭前最后的高潮。 有一次我梦见了苏红，而且是真正的白日梦。前一天舍友借着手电打了半宿的牌，我睡不着躺在那硬熬了整晚。一般通宵后的上午会处于一种虚幻的亢奋状态，体育课的五十米测试我甚至跑了六秒七。午饭以后我马上就不行了，眼前天旋地转，走路鬼魂似的发飘。大星期放一天半假，最后一堂是数学课。我费劲地捧着脑袋，以为自己在听课，实际上已经睡着了。梦里苏红挎着一只竹篮往山上走，我看到她轻巧地消失在小路拐弯的地方。等我跟上去以后却发现，小路是笔直延伸的，两侧都是过度生长、密不透风的树林。醒来的时候教室里空荡荡的，苏红坐在讲台前翻一本书。她翻书的动作很轻，就像每一页都浸了水，稍用力就会粉碎。那时她的头发像一条闪烁的河流，傍晚的光线涂改了她的表情，阴影使脸部像浮雕一样生动。她发现我醒了，就过来给了我两道题目，说是今天的课堂测验。她在我斜侧坐下来，难为情似的笑了下，就好像是她在上课时睡着了那样。
龙头与我之间维持着不冷不热的关系，他主动来找我使我吃惊不小。当他以朋友的姿态向我借钱时，我没有丝毫保留。我的态度使他非常满意，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时刻，他拉着我坐到了他们中间。龙头向我递了一根烟，我虽然不会抽还是急忙接过来。龙头说，以前我就觉得你不错，真的。他吸一口烟说，你比杨树聪明，识好歹。我就坐在龙头的身边，受宠若惊的心情使我像气球一样漂浮起来，但是哥哥的名字此刻像根针扎进了我的耳朵。龙头说，你哥那会以为自己多大能耐呢，捧着块砖头来找我，让我整理得跟个姑娘似的回家了。说到这里他控制不住地笑起来。其他人也笑，一边笑还一边看我。他们看我时的眼神让我不得不跟着他们笑起来。龙头开心地搂住我的肩膀，说不信你回家问问你哥。这句话使他们笑得东倒西歪。
上课的时候我有点恍惚。教药物反应的老师讲课细水长流，话语中会不自觉地夹进一些“对的吧？”“没问题吧？”之类的询问，十分没把握似的。他的语调拖得很长，常常把我拖到语义外面去。我脑袋里不断出现龙头那张青红皂白的笑脸。他脸上的红斑是荨麻疹，这是一种常见的过敏性皮肤病，所有能想到的东西都可能成为它的过敏源，衣服、食物、空气、温湿度变化等等。刚接触这一病理时，我想起龙头的皮肤，忍不住惊讶于它的多愁善感。我翻开笔记本，常见的抗过敏药都会与酒精发生反应，可导致嗜睡、昏迷，比如扑尔敏、赛庚啶……后面的没记了，我有点近视，上课都是抄同桌的笔记。她翻页很快，来不及抄完整，课后我也不愿补。
龙头乐此不疲地讲述着关于苏红身体的故事，他的听众在逐渐增多。那天在操场上他们要他讲，他是怎么看到的。龙头说，要看还不简单。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了一会，最后向甩饼招了招手。甩饼不知道他将要面临什么，他用手指指自己，表示难以置信，然后便欢快地走过去。等甩饼走到面前，龙头要他转过身去，然后一把扯下了他的裤子。人群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喝彩声。龙头说，看见了吧，就这么简单。有人坏笑着问，那苏红当时什么反应？龙头说，能有什么反应，然后指着呆若木鸡的甩饼说，当然是跟这小子一样。于是人群心满意足地笑着散了。
甩饼慢腾腾地提上了裤子。他也不知所措地笑着，缓缓向教室的方向走去。他努力地维持着平衡，但身体还是逐渐向一边歪斜，于是我看到他在正午的阳光下长出了影子。后来他伸出右手，似乎想要憑空抓住什么。过了好一会他才摸到那面墙。他整个人斜倚在上面，在墙的搀扶下费劲地搬动着自己的身体。为了得到水平的支持力，他把自己的重心移到身体外面，形成一个三角形。我想起父亲曾经告诉我，为什么自行车架都是三角形。“因为三角形牢不可破。”当父亲向我描述三角形的车架是如何强硬地对抗冲击时，年幼的我受到了不小的震撼。于是这种常见的形状在我的印象中便具有了金属的质感。那天中午甩饼、地面与墙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就像苏红画在黑板上的一样标准。他艰难的行走因此具有了某种坚固性。
午休时，我照例去补交故意拖欠的数学作业。办公室里人很少，苏红伏在桌上。我悄悄走过去。她两手交叠，把头斜埋在里面，这个姿势使她的呼吸显得迫切而隐秘。我轻声说，苏老师。苏红抬起头，我发觉她的眼角布置着细密的血丝，它们在洁白的眼球上攀援，使我感到来自身体内部的痒。后来我才知道，龙头不是只对苏红情有独钟。技工部里边，高矮胖瘦，但凡过得去眼的女生，他都能给你评书似的说上一段。喝了酒以后，他更是说得高潮迭起。跟他喝过酒的人都说他酒量差，白酒基本半斤封顶。喝多了就开始吐，但吐的不是未消化的食物，而是一地花花绿绿的屁股。
我站在体育馆巨大的阴影下面，看着苏红向技工部那边走去。那时她的步伐仍然轻盈，但是正在失去某种弹性。我推上车在后面远远地跟着。我悲哀地发现单车已经十分衰老，她一路吱吱嘎嘎地叫着，就像病痛中的呻吟。有那么一阵她忽然陷入沉默。我觉得叫出来应该会舒服些，便蹲下去松了松辐条，接着她又开始一声长一声短地叫唤起来。后座的螺丝松了，没走几步就会耷拉下来。我想起从前天气好的时候，哥哥骑车带着我去田间认植物。哥哥总是故意把单车骑得飞快，我坐在后面紧紧抱着他，吓得哇哇大叫，他就开心地笑起来。我就是在单车的后座上第一次有了速度的概念。如果有段时间没给单车上油了，她就会发出断断续续的叫唤。哥哥马上心疼地停下来。他笑着对我说，她累了。
苏红在篮球架下面找到了龙头。他们刚打完一场，坐在水泥地上拿球衣擦汗。阳光斜斜地照过来，把球架的影子扔进周围的灌木里。所有人都津津有味地打量着走来的苏红，她不知道自己在阳光里显得十分鲜艳。她走到龙头面前的时候，后者正在把冰冷的矿泉水往头上浇。我站在远处，感到苏红正在说着什么，话语被远处工地的噪音包裹，仿佛来自收音机里调频不准的电台。龙头骂骂咧咧地站起来，把苏红不住地往后推。响亮的骂声倒是从四周的噪音中脱颖而出，显得清晰、具体。苏红近乎是在哀求了，强烈的无助使她蹲了下来。因此当她捕捉到我犹豫的目光时，一下子就把它紧紧抓住。她的眼神使龙头注意到了我。他朝我走来时，我下意识地捏紧了单车上某个坚硬的部分。
我抬起头，装作在看天空。我看到一群不知名的鸟向远处弹射出去，良好的平衡感使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充满了上升的力量。龙头说，你在这儿干什么。我扭头朝他笑了一下。龙头说，滚。我对自己说，苏红正在看着我。但是我的双手却扭过了车头。我慢吞吞地推着车往回走。龙头追上几步，一脚将我的单车踢翻在地，说你想你哥了是不，还不快滚。他再次走向苏红时呼吸有些粗重。我的单车躺在地上，车轮转动时发出阵阵哭声。我看着锈迹斑斑的车架。我看到一个三角形。我觉得此刻的苏红需要一个三角形。 单车失踪之后，我时常想起那天她的哭声。她曾经拥有清越迷人的嗓音，但是那天上午她的哭泣像一个苍老的女人。如果我足够警惕，就应该能发现那里面有她对自己命运的洞察。被龙头捅了四刀的那个人并没有死——实际上这个人的死活已经跟他无关了，早就有人替他顶下了这件事。他依旧带着那支烟雾缭绕的队伍，不断地从技工部走向高中部。有几次我在路上看到他，躲不过去，只好上前打招呼。他朝我笑笑，似乎全然不记得篮球场边发生的事。他有些奇怪地望着我，说你哥的单车。有些天没见你骑了。我挠着头说，不小心弄丢了。龙头说，那车太破，兴许让人牵走当废铁卖了。他顿了一下说，你知道，老头手贱，有时估摸着棚里哪辆车没人要了，就给顺走了。我脑袋里嗡地一响，有些站立不穩。我勉强地笑了一下，说也有道理。龙头说，但是你可以再找找，停哪儿给忘了也说不定。
我开始感到身体的异常。走路时我总是一脚深一脚浅，就像两条腿有长短那样。有时我又觉得走起路来轻飘飘的，脚下虚幻不实。行走时周围的一切显得过于缓慢，因而在我的眼中十分陌生。我尝试让自己接受一个可怕的现实——我的单车不会回来了。那天傍晚我走向回收站，脑海中不断出现那条灰烟滚滚的小路和那种夏天才有的“滋滋”声。丢车是一周以前，如果龙头说了实话，那么我的车也许已经被回收商卖给了钢铁厂。也许她已经葬身在熊熊燃烧的火炉，变成了沸腾的铁水。回收站在南门外的菁华路上，两边都是荒废的田地，挖土机在上面来去，路的尽头是技工部的校舍。路过回收站的时候，我停下来看着门口锋利的石阶。龙头是把她抬上去的，还是拽上去的？我倾向于认为是后者，于是感到一阵尖锐的疼痛。我没有走进去，而是转上红旗北路。两旁的违章建筑有些固执地站在那里。我走向了那座灯光球场。
球场上已经有不少人。他们大多吃了晚饭，来这里活动筋骨。老的少的不分彼此，三四个一组打起了比赛。我很想加入他们，但是身体软绵绵的，使不上力气。靠近我的这半边球场有十一个人，分三组，打六个球轮换。于是我特别留意了少个人的那组，他们的后卫穿着金州勇士队的30号球衣。这个30号篮子很准，但是运球姿势有些怪异。他右手运球的时候，左臂就郎当在那里，没有任何的护球动作。这边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球的运转很流畅，比分交替上升，到了五比五。30号在底角跑出了空位，队友没传。他焦急地摊着手要球，这时我才发现他的左手腕光秃秃的，像一棵砍光了枝条的树。他没有左手，但是他的左臂仍然向前伸着，时刻准备接住那只该死的球。队友的球明显给晚了，防守已经到位，30号做了一个投篮的假动作，然后带球迅速杀向篮下。赶来补防的人高高跃起，试图封盖，于是我看到不可思议的一幕。30号在右侧已经没有角度的情况下，把球换到左边完成了上篮。他从容地起跳，用那只十分抽象的左手牢牢地把握住球的重心。当他用手腕将球托向高处时，我的身体随之进入一阵奇妙的晕眩。
输的那组下场时念念有词，说这球明显走步了。他们的八只手输给了五只手，面子上有些过不去。30号也不含糊，据理力争地跟他们辩论起来。双方你来我往，言辞逐渐激烈。后来我听到其中一个人说，去你妈的，也不数数自己几根指头。30号听了马上把球一扔，面色铁青地走过去，照那人眼睛就是一拳。场面乱作一团，我想起自己还没吃饭，便歪着身子晃向旁边的面馆。馆子里人坐得很满，只有最里面的桌子还有空位，一个戴眼镜的胖子抱着外套，坐在那里汗如雨下地吸面。他的镜片完全被热气蒙蔽，但还是注意到我向他走来，于是飞快地把外套扔在了旁边的空座位上。我站在一旁看着他。过了一会他扭过头来，透过镜片上的热气恶狠狠地盯着我。干嘛？我对自己说，不干嘛。然后我就走出了面馆。
天色暗下来，球场打上了灯光，刚才那两组人已经走了，场上是一群职高的学生。他们绷紧了身体撞来撞去，快活地骂着脏话。我开始往回走。离回收站不远有辆单车扔在地上，我把它扶起来，挡泥板已经严重变形，卡在轮胎上，辐条断了两根。链条锈得不行，但是没有脱落。屋里面亮着灯，摆了一桌剩菜。有个人蹲在石阶上抽烟，他一直往我这边看，也许在估计那辆废车的价值。我把车往前牵了几步，感到各个部件仍彼此联系，于是跨上车，径直从石阶前面骑过去。我骑得很吃力，后轮是瘪的，仿佛凭空多出一个人的重量。没一会我就头晕眼花，冒起了虚汗。我只好回去问那个抽烟的人，有没有打气筒。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就好像我问了一个不存在的地址。他把手往屋里挥了挥，指尖的烟头像萤火虫一样，在黑夜里很快地飞舞了一下。
打完气我看了一下手表，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就向技工部校舍的方向骑过去。经过工地的时候，我下车转了两圈，挑了一根没削完的铁棍，夹在后座上。骑上菁华路以后，我感觉好多了，一种熟悉的平衡感牢牢地托着我，链条在轮轴间使劲循环，将我踏出的每一步放大。路灯几乎都被打坏了，我在黑暗中把车骑得飞快。此时单车的鸣叫由低哑逐渐转为高亢，风从领口呼呼地灌进来，使我想起很多年前的傍晚，父亲笑着拍拍我的后背，把我从坡道上推下去。当时我害怕极了，紧紧地抓住车把，准备着随时从车座上飞出去一命呜呼。那时候我的单车还很年轻，有着强硬的骨架和柔顺的链轴。她没有让我飞出去，而是带着我一路奔跑，跑过路口飞扬的尘土和谷地上逃窜的麻雀。远处有支大烟囱滚滚地冒着黑烟，我想在天黑以前，跑到那些烟雾散开的地方。
【责任编辑朱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