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握着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坦荡地说:“不用主席保,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在上海市长任上,除了在经济上与陈云配合着打赢“银元之战”和“棉纱之战”,陈毅更被后人所怀念的,是他对上海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尊重。陈毅说:“上海的文艺界千富万富,最珍贵的财富还是人才。”那时候上海有很多电影公司、书店、文艺演出团体、报纸,陈毅跟夏衍谈,旧人员的清理,千万不能怕麻烦,不要采取简单的办法。上海市文史馆、参事室,原先安排了30多人。陈毅说:“太少了,人数加个零。”扩大10倍,上哪找人呢?向下要,各区统战部迟迟报不上来,这个不合条件,那个历史有问题。陈毅最后发了火:“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一人每月给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的。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
　　上海有个旧交响乐团,军管会成立后有人提出解散它,“花钱养这么个洋玩意儿没用”。陈毅却指示保留,“交响音乐是全世界共同的艺术财富嘛,上海这样的城市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乐团”。老乐团楼下是个嘈杂的菜场,不利于排练,在陈毅的关心催促之下乐团终于搬进一所幽静的花园楼房。
　　1958年2月,副总理陈毅正式出任外交部长一职,他用自己的魅力创造了一种外交风格,也留下很多颇具个性色彩的“外交辞令”。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某国一位新闻记者问:“贵国最近打下了美国制造的U-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陈毅先生,你们用的是什么武器?是导弹吗?”陈毅举起双手在头顶做了一个动作,俏皮地说:“记者先生,美国飞机经不起导弹打,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
　　还有一次,一位日本记者问陈毅:“贵国在什么时候爆炸第三颗原子弹?”陈毅巧妙地说:“中国已经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第三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什么时候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
　　该表达愤怒的时候,陈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1965年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谈到美国政府扩大越南战争时,面对极端反华分子公开呼吁进犯中国的时候,64岁的外交部长陈毅挥舞着双拳,用手指着斑白的头发激昂地说:“我们等待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持打下去。请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1967年2月,在中央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等为一方,与以“中央文革小组”为另一方,发生尖锐冲突,这就是震撼全国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二月逆流”。陈毅此后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恳切地要求见面谈谈,希望能面对面澄清事实。几天后,他盼来了回信,开头写了一段“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的话,结尾写了八个字:“见面有期,稍安毋躁。”
　　1969年10月,陈毅被以“战备”为名,疏散到石家庄。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毅又卷入了所谓“二陈(陈毅、陈伯达)合流”。此后,陈毅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71年12月26日清晨,多日未进食的陈毅突然提出要吃面条,他费力地吞下了几根面条后告诉医生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早上吃了面条……”最后时刻的陈毅在昏迷中经常喊道:党中央、毛主席、长征等等。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转达一下。”
　　周恩来当即委托叶剑英火速赶往医院,叶剑英对着老战友说:“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指示,让姗姗念给你听。”姗姗在父亲耳边大声读完毛泽东的批示,此时的陈毅已无力说话,姗姗对父亲说:“您要是听清楚了,就闭闭眼吧。”陈毅闭了闭眼。姗姗又念了一遍,陈毅已没有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