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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政见在咖啡馆中酝酿、产生并发酵， 当人们变得日益固执己见，而不再能说服对方的时候，更激烈的行动产生了。巴黎，从一个思想之都，变成了一个革命之都。
如果有人要为巴黎写一本传记，必须辟出几章，来写一下巴黎的咖啡馆。在巴黎，有不少咖啡馆都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它们往往拥有自己的传奇故事。
中国人去巴黎，常去的咖啡馆大概是“花神”，有一部电影叫《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讲的是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和波伏娃的爱情故事。20 世纪40 年代，在将近4 年的时间里，萨特和波伏娃几乎每天都到花神咖啡馆，相聚，写作，与朋友聊天。这家咖啡馆还有一个别名，就叫“萨特的办公室”，而萨特的对手，常常讥讽他为“咖啡馆哲学家”。法国另一位得了诺贝尔奖的作家阿尔贝·加缪，也是这家咖啡馆的常客。
但是，在巴黎，比花神更有历史感的咖啡馆还有很多。在巴黎乃至整个法国历史中，咖啡馆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从启蒙到革命， 咖啡馆就是孕育现代法国的温床，而现代法国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又有着深远的影响。
普罗科普，世界上最有思想的咖啡馆
“咖啡馆柜台就是民众的议会。”擅写社会百态的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曾写道。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存在主义等政治、社会、文化思潮都是从咖啡馆走向社会的，这其中，最有名的非普罗科普咖啡馆莫属。
1686 年，意大利人佛朗西斯科·普罗科皮欧·柯德里来到巴黎日耳曼区，开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咖啡馆，在汉语中，最常见的翻译是“普罗科普”。这家咖啡馆至今已经有了330 年的历史。普罗科普咖啡馆深蓝色的门窗边上有个紫色圆牌，上面标明该咖啡馆始建于1686 年。这里是巴黎现存最早的咖啡馆，百科全书派的一班巨人就是在这里商讨发起启蒙运动的，但这里并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它至今仍然是一家正在营业的咖啡馆。
在普罗科普咖啡馆，往二楼的楼道拐角处有两张大理石台子，上面有羽毛笔和打开的书籍， 破损的那张是卢梭用过的，另一张是伏尔泰在上面写作过，旁边还有伏尔泰的大理石雕像。另一旁的墙壁上，挂着狄德罗的画像。
在巴黎，“普罗科普咖啡馆”具有其他咖啡馆无法企及的光荣历史，它招待过法国摄政时期的名流贵妇人，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政治家丹东、罗伯斯庇尔，复辟时期的浪漫派诗人缪塞。它还见证了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和诗人缪塞、音乐大师肖邦的爱情故事。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和福楼拜，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等， 也都曾是这里的常客。
作为一家“最有思想”的咖啡馆，普罗科普要感谢狄德罗、伏尔泰、卢梭这一代法国思想家， 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成就了这些思想家。狄德罗是一个剪刀匠的儿子，他是《百科全书》的主编， 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把最有价值的知识，以词条的形式编辑起来，分门别类，每一本的销量都很大。相比富有的伏尔泰，卢梭就比较穷了，但他在巴黎的开销由朋友们和喜欢他的贵妇人负担。在巴黎，除了咖啡馆外，当时还有形形色色的沙龙，沙龙有时是在咖啡馆进行，有时是在贵妇人的客厅。
当然，沙龙女主持绝对不是花瓶。沙龙要办得成功，需要极高的技巧和手段，才能赢得喜怒无常的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尊重。百科全书派最早就是在乔芙兰夫人的沙龙上成型的。狄德罗就曾经赞美这些名媛的作用：“女性让我们养成了好习惯，把最枯燥棘手的话题说得清晰有趣，因为我们总要对她们说话……慢慢的我们获得了一种表达能力，并且从对话渗入到写作风格中。”可以说，这些名媛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引导，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引导着法国人民。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反映大革命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画中引导人民的就是一个半裸的女性，她成为自由的象征。虽然从启蒙主义到大革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但女性的“引导力”可见一斑。
除了这些沙龙女主持，启蒙时代的巴黎还活跃着另外一些名媛，劳埃德·斯宾塞在《启蒙时代》一书中称之为“开明的情妇”。娇小活泼、长相柔弱的德皮奈夫人，曾迷倒过伏尔泰和狄德罗，她是弗里德里希·梅尔希奥·冯·格林的常年情人，她曾为卢梭着迷，不过没有得手。德皮奈夫人曾为格林主编的刊物《文学通讯》大量撰稿，写书评和随笔。伏尔泰的多年情人是沙特莱侯爵夫人，他们相遇的时候，伏尔泰39 岁，沙特莱侯爵夫人29 岁，已成婚8 年。这位侯爵夫人不仅将牛顿的著作译成法语，帮助伏尔泰工作， 还独立写了许多科学主题的随笔。
咖啡馆里，人们的嗓门越来越大
与贵妇人的客厅相比，咖啡馆当然是更理想的说话场所。黑格尔说，阅读书籍和报刊，是现代人的宗教。人们正是通过对报纸新闻的阅读， 才形成一种共同的情感。1750 年的巴黎，就有近50 家阅览室，可以免费看报纸、杂志，当然， 更好的阅读场所是普罗科普这样的咖啡馆。因为不但有各类报纸可供客人免费翻阅，还能随时听到各派大佬的的现场评论。激进派们一边阅读着报道时局的头版头条，一边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政客们也常常造访咖啡馆，在那里， 他们可以聆听各种意见。出版界的记者们，也常去咖啡馆，他们在这里获得新的消息，期待一次有趣的访谈。在咖啡馆外面的空地上，有更多的听众，就自然形成了一种公共空间和广场效应。
从传播学的观点看，咖啡馆是一个绝佳的场所。因为是匿名发言，革命派和反对党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事实上，巴黎所有的咖啡馆在法国大革命前夕都是相当活跃的，来到这儿的人们不仅将咖啡馆挤得水泄不通，一些满怀期待的群众，更是挨在窗边、门外聚精会神地聆听辩论家的演说。咖啡馆里的辩论家往往不是站在椅子上就是跳到桌子上对群众高谈阔论； 他们的激昂演说， 也常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传遍全巴黎，引起议论纷纷。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想像，巴黎的咖啡馆曾经如此吵闹。这一点可以在孟德斯鸠1721 年的作品里找到印证：“如果我是这个国家的君主，我就要关掉咖啡馆。因为这些地方很容易让人们的头脑发热，我宁可看到他们在小酒店里喝得醉醺醺的，至少他们不会做出对自己有害的事情，但是咖啡使他们狂热，对国家的未来而言，会让他们变得危险。”喝咖啡让人兴奋， 这是人们普遍的共识，但是只有在18 世纪的巴黎，咖啡才导致了真正的兴奋。 这是一种独特的、专门属于巴黎的生活方式。交谈，说话，演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你们问我，”狄德罗写道：“是否读过莱纳尔神甫的书。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没时间也没兴趣读书。独自一人阅读，没人聊天，无人争论， 无法出风头，听不到别人说话，也没人听自己说， 这简直无法忍受”。这是巴黎人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说啊，说啊，你就会说”，这话如今看来像是对鹦鹉学舌的讽刺，但在当时的巴黎，这完全是正能量。对咖啡馆、交流的认同，除极少数人外，已成为当时左右两派的共识。在巴黎， 在咖啡馆，侃侃而谈是魅力的体现，那些不善言辞的人，会非常遗憾。作家夏多勃里昂在美国和英国生活了八年，当他回到巴黎，虽然对城市的肮脏感到厌烦，但却被这种由咖啡馆营造的气氛给打动了，“我们与众不同的社交性，这种方便的、及时的、诱人的交往……我感到自己只能生活在巴黎。”
启蒙时代，巴黎的咖啡馆和沙龙还是由几位思想家与一些贵妇人、开明情妇们主导，这种交谈更多还是传递知识与立场，但是随着巴黎咖啡馆的流行，在一遍喧嚣中，人们说话的嗓门越来越大——最终，人们变得越来越激进。一个咖啡馆，很难真正容得下各派声音了，后来就演变成了各种圈子，都有自己所钟爱的咖啡馆。丹东派常去德吉贝尔咖啡馆和夏赫邦吉耶咖啡馆；奥尔良党人是南锡咖啡馆和雪佛利尔咖啡馆的常客； 保皇党人则常聚集在米拉波咖啡馆；正统派党人则选择德斯玛尔咖啡馆。当人们变得日益固执己见，而不再能说服对方的时候，就会有更激烈的行动。巴黎，终于从一个思想之都，变成了一个革命之都。后来的几十年，巴黎爆发了很多次革命，流血事件也越来越多。
03
安静下来，抵达艺术与生活
据说，第二帝国时代，法国政治家甘必大曾在咖啡馆里联络新闻界朋友和其他同志，共同拥立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政治家克莱门梭曾活跃在蒙马特尔高地的咖啡馆中，与文人画家们相交甚欢，并因此赢得社会进步人士青睐， 荣登法国总统宝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德国盖世太保严加控制，但是，巴黎和各大城市的咖啡馆仍然堂而皇之地成为抵抗运动的首要联络点，法国人之善于周旋和不乏精明，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最终巴黎安静了下来，咖啡馆也安静了下来。巴黎的咖啡馆，越来越成为作家和艺术家聚会的地方，他们的激情更多地体现在思考和创作中，而不是演讲与革命。巴黎许多咖啡馆因文学艺术而闻名于世，它们主要分布在三个街区， 即蒙马特尔高地，塞纳河左岸的草地圣日耳曼和蒙巴那斯。
在蒙马特尔高地上，最著名的是灵兔咖啡酒吧。它在圣心教堂后面，外表并不起眼，一道木栅栏围着一幢低矮的两层楼房，酷似一座农家小院。然而，它在20 世纪初却是法国文学和艺术革命的发源地。许多流派诞生于此。当年，每逢夜幕降临，毕加索、马克斯·雅各布、阿波利耐尔、弗朗西斯·卡尔果、罗兰·多尔杰莱斯等许多年青画家和作家便会光临此地， 消磨漫漫长夜。
在一群身无分文、喜爱热闹的青年艺术家中， 毕加索是最沉黙寡言的人。连他，也不愿意孤独一人待在自己的画室里，他经常到这里来，坐在一帮充满生气的青年中，听他们高谈阔论，吟诗作赋，从中积累生活素材、汲取创作灵感。马克斯·雅各布、卡尔果和多尔杰莱斯是活跃分子， 他们兴之所至，甚至登上酒桌、吧台，高声朗诵诗歌，歌唱巴黎民谣和自己编的歌曲，其中不少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
在蒙马特尔高地，这批青年作家和艺术家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当时人们只要一谈起艺术， 就会说：“到高地去！”因为，在高地上，有毕加索、乌特里洛、凡·东更和马克斯·雅各布等一群灿烂的艺术之星。梵高也曾在高地浏连，探索他的艺术道路。
塞纳河左岸的草地圣日耳曼是文人墨客聚居的街区，以它众多的小巷和文学咖啡馆著称。“花神”咖啡馆、“丽普”咖啡馆和“双愚人”咖啡馆是其中最有名的。各个文学流派的作家分别在这些咖啡馆里聚会。
20 世纪20-30 年代，阿拉贡、纪德、马尔罗、阿波利耐尔、法格等法国作家和诗人经常出没于“丽普”和“双愚人”咖啡馆。法格是个巴黎通， 他曾徒步走遍巴黎的大街小巷，并写了一本《巴黎步行者》。他在书中评论说，只要在草地圣日耳曼的咖啡馆喝上一杯咖啡，就可以大致了解巴黎文学界一天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学活跃，此风更盛。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加缪等人另辟天地， 在邻近的“花神”咖啡馆聚会，讨论存在主义文学， “花神”咖啡馆因此而获得了“存在主义咖啡馆”“萨特的办公室”的美名。有4 年的时间，萨特和波伏娃几乎天天坐在这里喝咖啡，波伏娃后来回忆道：“我们俩完全就待在这家咖啡馆了。从早上九点到十二点，我们在这里写作，然后我们去吃中饭，下午两点我们又重新回到这里，和我们的朋友们聊天一直到晚上八点。晚饭后，我们在这里会见预约的客人们。这可能对你们来说显得有些奇怪，但是我们在花神咖啡馆就像在家里一样。” 有一部电影，就叫《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反映的就是他们两人在这个时期的爱情生活。
文学与咖啡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至于有的咖啡馆还设立了自己的文学奖项。每年， 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丽普咖啡馆（la Brasserie Li ppe）还有花神咖啡馆（le Flo re） 都会颁发文学奖， 为的是奖励并鼓励年轻作家们。现在，这些文学奖成为了法国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如今，咖啡馆不再属于少数精英，它是属于每一个法国人，街头流浪汉都可以花上几个法郎就有权利去的地方。咖啡馆对法国人来说一直是生活中最熟悉、最亲切的场景。当然，人们还可以在一些咖啡馆里找到一引些政治特征的痕迹： 议会大厦旁的咖啡馆里常常会看到国民议会议员们的身影；热衷政治的法国民众也常聚集在咖啡馆里谈论政治。但是，与大革命时期不同的是， 人们对政治话题的讨论不再那么热烈激昂，而是在一种很平静轻松的气氛中展开的。
当代政治家所看重的是竞选集会、电视、广告、广播和网络等现代传媒，对其先辈们所喜欢的咖啡馆，已不再情有独钟了——说到底，还是时代不同了。
如果有人要为巴黎写一本传记，必须辟出几章，来写一下巴黎的咖啡馆。在巴黎，有不少咖啡馆都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它们往往拥有自己的传奇故事。
中国人去巴黎，常去的咖啡馆大概是“花神”，有一部电影叫《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讲的是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和波伏娃的爱情故事。20 世纪40 年代，在将近4 年的时间里，萨特和波伏娃几乎每天都到花神咖啡馆，相聚，写作，与朋友聊天。这家咖啡馆还有一个别名，就叫“萨特的办公室”，而萨特的对手，常常讥讽他为“咖啡馆哲学家”。法国另一位得了诺贝尔奖的作家阿尔贝·加缪，也是这家咖啡馆的常客。
但是，在巴黎，比花神更有历史感的咖啡馆还有很多。在巴黎乃至整个法国历史中，咖啡馆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从启蒙到革命， 咖啡馆就是孕育现代法国的温床，而现代法国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又有着深远的影响。
普罗科普，世界上最有思想的咖啡馆
“咖啡馆柜台就是民众的议会。”擅写社会百态的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曾写道。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存在主义等政治、社会、文化思潮都是从咖啡馆走向社会的，这其中，最有名的非普罗科普咖啡馆莫属。
1686 年，意大利人佛朗西斯科·普罗科皮欧·柯德里来到巴黎日耳曼区，开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咖啡馆，在汉语中，最常见的翻译是“普罗科普”。这家咖啡馆至今已经有了330 年的历史。普罗科普咖啡馆深蓝色的门窗边上有个紫色圆牌，上面标明该咖啡馆始建于1686 年。这里是巴黎现存最早的咖啡馆，百科全书派的一班巨人就是在这里商讨发起启蒙运动的，但这里并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它至今仍然是一家正在营业的咖啡馆。
在普罗科普咖啡馆，往二楼的楼道拐角处有两张大理石台子，上面有羽毛笔和打开的书籍， 破损的那张是卢梭用过的，另一张是伏尔泰在上面写作过，旁边还有伏尔泰的大理石雕像。另一旁的墙壁上，挂着狄德罗的画像。
在巴黎，“普罗科普咖啡馆”具有其他咖啡馆无法企及的光荣历史，它招待过法国摄政时期的名流贵妇人，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政治家丹东、罗伯斯庇尔，复辟时期的浪漫派诗人缪塞。它还见证了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和诗人缪塞、音乐大师肖邦的爱情故事。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和福楼拜，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等， 也都曾是这里的常客。
作为一家“最有思想”的咖啡馆，普罗科普要感谢狄德罗、伏尔泰、卢梭这一代法国思想家， 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成就了这些思想家。狄德罗是一个剪刀匠的儿子，他是《百科全书》的主编， 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把最有价值的知识，以词条的形式编辑起来，分门别类，每一本的销量都很大。相比富有的伏尔泰，卢梭就比较穷了，但他在巴黎的开销由朋友们和喜欢他的贵妇人负担。在巴黎，除了咖啡馆外，当时还有形形色色的沙龙，沙龙有时是在咖啡馆进行，有时是在贵妇人的客厅。
当然，沙龙女主持绝对不是花瓶。沙龙要办得成功，需要极高的技巧和手段，才能赢得喜怒无常的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尊重。百科全书派最早就是在乔芙兰夫人的沙龙上成型的。狄德罗就曾经赞美这些名媛的作用：“女性让我们养成了好习惯，把最枯燥棘手的话题说得清晰有趣，因为我们总要对她们说话……慢慢的我们获得了一种表达能力，并且从对话渗入到写作风格中。”可以说，这些名媛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引导，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引导着法国人民。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反映大革命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画中引导人民的就是一个半裸的女性，她成为自由的象征。虽然从启蒙主义到大革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但女性的“引导力”可见一斑。
除了这些沙龙女主持，启蒙时代的巴黎还活跃着另外一些名媛，劳埃德·斯宾塞在《启蒙时代》一书中称之为“开明的情妇”。娇小活泼、长相柔弱的德皮奈夫人，曾迷倒过伏尔泰和狄德罗，她是弗里德里希·梅尔希奥·冯·格林的常年情人，她曾为卢梭着迷，不过没有得手。德皮奈夫人曾为格林主编的刊物《文学通讯》大量撰稿，写书评和随笔。伏尔泰的多年情人是沙特莱侯爵夫人，他们相遇的时候，伏尔泰39 岁，沙特莱侯爵夫人29 岁，已成婚8 年。这位侯爵夫人不仅将牛顿的著作译成法语，帮助伏尔泰工作， 还独立写了许多科学主题的随笔。
咖啡馆里，人们的嗓门越来越大
与贵妇人的客厅相比，咖啡馆当然是更理想的说话场所。黑格尔说，阅读书籍和报刊，是现代人的宗教。人们正是通过对报纸新闻的阅读， 才形成一种共同的情感。1750 年的巴黎，就有近50 家阅览室，可以免费看报纸、杂志，当然， 更好的阅读场所是普罗科普这样的咖啡馆。因为不但有各类报纸可供客人免费翻阅，还能随时听到各派大佬的的现场评论。激进派们一边阅读着报道时局的头版头条，一边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政客们也常常造访咖啡馆，在那里， 他们可以聆听各种意见。出版界的记者们，也常去咖啡馆，他们在这里获得新的消息，期待一次有趣的访谈。在咖啡馆外面的空地上，有更多的听众，就自然形成了一种公共空间和广场效应。
从传播学的观点看，咖啡馆是一个绝佳的场所。因为是匿名发言，革命派和反对党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事实上，巴黎所有的咖啡馆在法国大革命前夕都是相当活跃的，来到这儿的人们不仅将咖啡馆挤得水泄不通，一些满怀期待的群众，更是挨在窗边、门外聚精会神地聆听辩论家的演说。咖啡馆里的辩论家往往不是站在椅子上就是跳到桌子上对群众高谈阔论； 他们的激昂演说， 也常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传遍全巴黎，引起议论纷纷。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想像，巴黎的咖啡馆曾经如此吵闹。这一点可以在孟德斯鸠1721 年的作品里找到印证：“如果我是这个国家的君主，我就要关掉咖啡馆。因为这些地方很容易让人们的头脑发热，我宁可看到他们在小酒店里喝得醉醺醺的，至少他们不会做出对自己有害的事情，但是咖啡使他们狂热，对国家的未来而言，会让他们变得危险。”喝咖啡让人兴奋， 这是人们普遍的共识，但是只有在18 世纪的巴黎，咖啡才导致了真正的兴奋。 这是一种独特的、专门属于巴黎的生活方式。交谈，说话，演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你们问我，”狄德罗写道：“是否读过莱纳尔神甫的书。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没时间也没兴趣读书。独自一人阅读，没人聊天，无人争论， 无法出风头，听不到别人说话，也没人听自己说， 这简直无法忍受”。这是巴黎人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说啊，说啊，你就会说”，这话如今看来像是对鹦鹉学舌的讽刺，但在当时的巴黎，这完全是正能量。对咖啡馆、交流的认同，除极少数人外，已成为当时左右两派的共识。在巴黎， 在咖啡馆，侃侃而谈是魅力的体现，那些不善言辞的人，会非常遗憾。作家夏多勃里昂在美国和英国生活了八年，当他回到巴黎，虽然对城市的肮脏感到厌烦，但却被这种由咖啡馆营造的气氛给打动了，“我们与众不同的社交性，这种方便的、及时的、诱人的交往……我感到自己只能生活在巴黎。”
启蒙时代，巴黎的咖啡馆和沙龙还是由几位思想家与一些贵妇人、开明情妇们主导，这种交谈更多还是传递知识与立场，但是随着巴黎咖啡馆的流行，在一遍喧嚣中，人们说话的嗓门越来越大——最终，人们变得越来越激进。一个咖啡馆，很难真正容得下各派声音了，后来就演变成了各种圈子，都有自己所钟爱的咖啡馆。丹东派常去德吉贝尔咖啡馆和夏赫邦吉耶咖啡馆；奥尔良党人是南锡咖啡馆和雪佛利尔咖啡馆的常客； 保皇党人则常聚集在米拉波咖啡馆；正统派党人则选择德斯玛尔咖啡馆。当人们变得日益固执己见，而不再能说服对方的时候，就会有更激烈的行动。巴黎，终于从一个思想之都，变成了一个革命之都。后来的几十年，巴黎爆发了很多次革命，流血事件也越来越多。
03
安静下来，抵达艺术与生活
据说，第二帝国时代，法国政治家甘必大曾在咖啡馆里联络新闻界朋友和其他同志，共同拥立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政治家克莱门梭曾活跃在蒙马特尔高地的咖啡馆中，与文人画家们相交甚欢，并因此赢得社会进步人士青睐， 荣登法国总统宝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德国盖世太保严加控制，但是，巴黎和各大城市的咖啡馆仍然堂而皇之地成为抵抗运动的首要联络点，法国人之善于周旋和不乏精明，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最终巴黎安静了下来，咖啡馆也安静了下来。巴黎的咖啡馆，越来越成为作家和艺术家聚会的地方，他们的激情更多地体现在思考和创作中，而不是演讲与革命。巴黎许多咖啡馆因文学艺术而闻名于世，它们主要分布在三个街区， 即蒙马特尔高地，塞纳河左岸的草地圣日耳曼和蒙巴那斯。
在蒙马特尔高地上，最著名的是灵兔咖啡酒吧。它在圣心教堂后面，外表并不起眼，一道木栅栏围着一幢低矮的两层楼房，酷似一座农家小院。然而，它在20 世纪初却是法国文学和艺术革命的发源地。许多流派诞生于此。当年，每逢夜幕降临，毕加索、马克斯·雅各布、阿波利耐尔、弗朗西斯·卡尔果、罗兰·多尔杰莱斯等许多年青画家和作家便会光临此地， 消磨漫漫长夜。
在一群身无分文、喜爱热闹的青年艺术家中， 毕加索是最沉黙寡言的人。连他，也不愿意孤独一人待在自己的画室里，他经常到这里来，坐在一帮充满生气的青年中，听他们高谈阔论，吟诗作赋，从中积累生活素材、汲取创作灵感。马克斯·雅各布、卡尔果和多尔杰莱斯是活跃分子， 他们兴之所至，甚至登上酒桌、吧台，高声朗诵诗歌，歌唱巴黎民谣和自己编的歌曲，其中不少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
在蒙马特尔高地，这批青年作家和艺术家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当时人们只要一谈起艺术， 就会说：“到高地去！”因为，在高地上，有毕加索、乌特里洛、凡·东更和马克斯·雅各布等一群灿烂的艺术之星。梵高也曾在高地浏连，探索他的艺术道路。
塞纳河左岸的草地圣日耳曼是文人墨客聚居的街区，以它众多的小巷和文学咖啡馆著称。“花神”咖啡馆、“丽普”咖啡馆和“双愚人”咖啡馆是其中最有名的。各个文学流派的作家分别在这些咖啡馆里聚会。
20 世纪20-30 年代，阿拉贡、纪德、马尔罗、阿波利耐尔、法格等法国作家和诗人经常出没于“丽普”和“双愚人”咖啡馆。法格是个巴黎通， 他曾徒步走遍巴黎的大街小巷，并写了一本《巴黎步行者》。他在书中评论说，只要在草地圣日耳曼的咖啡馆喝上一杯咖啡，就可以大致了解巴黎文学界一天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学活跃，此风更盛。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加缪等人另辟天地， 在邻近的“花神”咖啡馆聚会，讨论存在主义文学， “花神”咖啡馆因此而获得了“存在主义咖啡馆”“萨特的办公室”的美名。有4 年的时间，萨特和波伏娃几乎天天坐在这里喝咖啡，波伏娃后来回忆道：“我们俩完全就待在这家咖啡馆了。从早上九点到十二点，我们在这里写作，然后我们去吃中饭，下午两点我们又重新回到这里，和我们的朋友们聊天一直到晚上八点。晚饭后，我们在这里会见预约的客人们。这可能对你们来说显得有些奇怪，但是我们在花神咖啡馆就像在家里一样。” 有一部电影，就叫《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反映的就是他们两人在这个时期的爱情生活。
文学与咖啡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至于有的咖啡馆还设立了自己的文学奖项。每年， 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丽普咖啡馆（la Brasserie Li ppe）还有花神咖啡馆（le Flo re） 都会颁发文学奖， 为的是奖励并鼓励年轻作家们。现在，这些文学奖成为了法国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如今，咖啡馆不再属于少数精英，它是属于每一个法国人，街头流浪汉都可以花上几个法郎就有权利去的地方。咖啡馆对法国人来说一直是生活中最熟悉、最亲切的场景。当然，人们还可以在一些咖啡馆里找到一引些政治特征的痕迹： 议会大厦旁的咖啡馆里常常会看到国民议会议员们的身影；热衷政治的法国民众也常聚集在咖啡馆里谈论政治。但是，与大革命时期不同的是， 人们对政治话题的讨论不再那么热烈激昂，而是在一种很平静轻松的气氛中展开的。
当代政治家所看重的是竞选集会、电视、广告、广播和网络等现代传媒，对其先辈们所喜欢的咖啡馆，已不再情有独钟了——说到底，还是时代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