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被舆论称为《物权法》颁布后的维权第一案，如今已基本平息。可事后反省，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学者比衙门更凶。
　　这次拆迁案，开发商和地方政府都有侵犯老百姓私有产权之嫌，但迫于舆论压力，都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给拆迁户更多赔偿。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进步，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行为，也应获得有保留的肯定。
　　但是，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在事件过程中再一次保持了沉默，鲜有人出来为老百姓说话。部分法学家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强制拆迁。法学家掌握着巨大的话语权力，在这样一个已经成了世界新闻（《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大幅图片）的火爆案件中，表述自己的意见应该周全细致，尽可能以中立的态度把所涉及问题梳理清楚，供公众考量。这样既显示出法学家的专业素养，又体现了法律不偏不倚的性格。遗憾的是，一些法学专家的意见粗糙潦草，而且明显倾向开发商。不查身份，人们觉得他们好像是开发商雇佣的帮手。
　　整个事件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拆迁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即使在我们这些外行人看来，这里涉及的法律问题至少有两个层级：第一，政府（即公权力）在什么情况下才应该介入私人之间的交易行为；第二，如果政府（公权力）不得不侵犯私人财产，应该以什么标准给予补偿。
　　第一个问题，涉及什么是公益。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政府有责任为经济运行提供基本的法律框架，保护私有产权，保护契约的执行。用体育的术语来说，政府的角色是裁判，不是运动员，这是市场经济公认的原则。在中国儒家传统中，也有政府不能“与民争利”的道德原则。所以，如果一块地是两个私人之间的交易，政府断无介入进行强买强卖之理。
　　政府亲自介入拆迁，必须在涉及公益的情况下才合法。那么，什么是公益，就必须有一个为公众所认同的标准，不能开发商说了算，也不能哪个当官的说了算。我想中国的老百姓，对公益的概念并非难以接受。比如，重庆市政府如果想盖一所公立学校，而且除了吴苹一家的这块地外找不到更理想的场所，老百姓就会要求他们把地方让出来。可惜，情况看来并非如此。大家都知道，地是给了开发商，开发商是要利用这块地赚钱的。这是“私益”，并不是“公益”。在市场经济中，追求“私益”是正当的，但必须在尊重他人“私益”和产权的法律框架中才能进行，不能仗着自己有钱就强买强卖。
　　有人认为，公益的定义要宽泛，一些商业设施也应叫公益。如果照这样界定，官商勾结现象就更难避免了。这也是为什么网络民调中，85%以上的人支持拆迁户，而支持强制拆迁则不足10%的原因。老百姓凭自己的生活经验很清楚这里面的名堂。谁比“公众”更有资格界定什么是“公益”呢？
　　第二，即使政府证明了拆迁是为了公益，对拆迁户的补偿，也应该通过正当的程序确立标准。《物权法》还未生效，许多地方政府对私有产权的概念还很模糊，公众也没有机会参与界定公益的过程。拆迁时侵犯拆迁户利益的事情如同家常便饭，法院也没有完全从行政部门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去法院上诉拆迁人很可能吃亏。退一万步说，即使到法院上诉，双方应该等法律程序走完才能采取合法的行动，至少要给吴苹一家一级一级上诉的机会和时间。在这个程序没有走完之前，开发商凭什么把人家祖产四周挖成十几米的深坑呢？
　　法律的最基本目标是保护公民的权利，而不是把公民管束得“不得乱说乱动”。法律更要保护弱者，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法律对强者是多余，对弱者才是必须。
　　四分之一世纪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有多少问题，至少还试图扮演为民请命的“社会良心”角色。这也是他们赢得社会尊重，获得“象征性权力资源”的原因。如今，一些所谓学者却沦为既得利益的帮手，知识界和媒体对这种行为所表现的沉默也令人惊异。如果知识界步入既得利益集团，又如何取信于民?
　　
　　(作者系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