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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种由国家对犯罪人宣告免除其罪,免除其刑的法律制度,在中外法律体系中,赦免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重要的刑事政策意义。如今,随着法治的持续进步,现代赦免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交相辉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 赦免 重构 刑事政策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
赦免制度历史悠久,学术界认为赦免制度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在夏商周形成原始形态并且一路传承,最终在隋唐时期,赦免制度进入了完备化的阶段。赦免在我国古代是作为君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历代帝王以仁德之名,推广天地之仁心,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之一。但是随着封建时代的结束,赦免的地位问题常常受到人们的质疑。
一、赦免制度存废之争
对于赦免制度的存废,古今中外的法学家,甚至哲学家都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使赦免制度成为争议颇多的研究领域。从整体看来,赦免制度存废之争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学说:
(一)肯定说。
肯定说的基本主张是赦免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赦免制度具有刑法所不能替代的功能。德国哲学家韦伯便认为,赦免是一种古今德政的奇迹,常与刚威的刑罚并存,表现出人世统治秩序中另一种德化感召的柔力。 中国现今理论中通常都认为,尽管赦免亦有潜在的负价值,但它更是一种用以调节利益冲突,衡平各种社会关系乃至救济法律不足之有效的刑事政策,有其积极的意义。
(二)否定说。
对赦免制度持否定意见的是古典刑事学派。代表者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确定性是最佳的制裁武器,而赦免则降低了刑罚的确定性。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政府行使赦免是总体上伤害社会的行为,赦免危险的罪犯就是侵犯公民享有的永远不受侵害的权利。
(三)折中说。
作为折中说的代表人物,边沁指出,赦免的直接后果是使刑罚成为不确定性,因而有探寻之必要。在他看来赦免权可以在如下情况使用:(1)赦免对于早期以愤怒与复仇为指导的刑法具有补救作用。(2)赦免可以适应于侵犯主权者等特定犯罪。(3)赦免可以适用于死刑犯。 另外哲学家康德也是赦免制度折中论者。
笔者认为,在文明与法治发展的今天,随着建设和谐社会的观念深入人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中国现行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而赦免制度作为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有效弥补法律规定及法律功能之刚性不足,协调法律在具体个案中可能出现的缺陷。同时赦免制度有利于促进犯罪人改过自新,缓解目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激烈的社会矛盾,提高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新中国刑法学重要奠基人、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喧建议:中央在国庆60年之际实行特赦。他认为,特赦是“仁政”之举。在盛世大庆中行此举是合适的,让宪法有些制度不至空悬。并且他指出,特赦制度本为宪法
所规定,与打击犯罪并不矛盾。
二、当代中国赦免制度的现状
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就将赦免权赋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954年宪法基于政治形势之需要对赦免权的行使进行了修改。第27条和第31条分别授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大赦,特赦职权。同时第40条将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的权利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75年宪法因为处在文革时期并没有赦免的明确规定,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仅仅规定了特赦,并且将特赦权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宪法》第67 条规定,决定特赦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第80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而1997 年《刑法》和1996 年《刑事诉讼法》也只是在关于累犯不起诉等制度中,对赦免稍有涉及。刑法第65 条规定,“对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刑事诉讼法》第15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由上可以看出,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赦免制度都只是寥寥数字,仅作边缘性规定。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仅仅规定了赦免权行使的主体和启动主体。理应做详细规定的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却没有任何的详细的规定以及可以援引的并与之配套的程序性规定。也就是说宪法和刑法,刑事诉讼法对于赦免的规定太过空洞,缺乏实际操作性。赦免制度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中日益虚设。
同时,尽管1954年《宪法》有大赦的规定,但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却从未大赦过一次,而只有七次针对战争犯罪,反革命罪犯等所实施的特赦。笔者认为,前六次特赦主要是因为当时复杂的政治因素,需要国内外各个方面的合作与帮助,而通过特赦方式来达到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政治要求。第七次特赦更多的是出自人道主义的关怀。因为关押改造的战争犯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不适合继续在监狱关押改造。当然这几次特赦很好地发挥了赦免的刑事政策机能,圆满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战争犯罪问题.得到被特赦罪犯的感激和拥护,更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好评与支持。1975年至今的30多年间再没有启动过一次赦免实践。赦免制度长期被束之高阁未付诸于实践,被人遗忘。陈兴良教授多次指出,宪法条文的虚置使宪法往往只具有陈列的意义,对于现实生活没有规范作用,对于部门法没有规制作用,最终可能导致虽有宪法却无宪政。 相反法国已经多次赦免非法移民。在1997-1998年法国赦免的非法移民数量多达8万。据统计,自1900年至2001年,美国总统共接受赦免申请78893件,批准执行赦免20467件,批准率约为27%,年批准183件。由此可见我国对赦免太过谨慎,很可能是出于担心赦免制度被滥用,从而损害法律威信,破坏刑法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功能。但笔者更认为是制度上的缺失导致司法部门无详细规则可依,不敢轻易启动赦免。
三、赦免制度重构的基本思路
现代赦免制度的建构需要良好的宪政基础和法治底蕴,和谐社会呼唤现代赦免制度。赦免制度的重构既有法律基础又有现实需要。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念,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颁布专门的赦免法典,进行法典化重构。对赦免的原则,范围,效力,程序,法律后果等做出细化规定,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第二、修正宪法的方法,即在不改变现行宪法基本结构和框架的前提下,对宪法关于特赦的规定做出修改,规定大赦,并具体规定赦免的范围程序和法律效力等。从而弥补我国现行宪法中只有特赦而没有大赦的遗憾,进而为大赦有法可依提供法律依据。
第三、解释宪法的方法,即在现有的法律规定框架内,由宪法解释的主体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进行立宪解释,对特赦的含义进行界定,使之与世界赦免潮流一直,并为我国刑法典关于赦免的规定提供宪法根据。
上述关于中国现行赦免制度现代化的构想,都是在赦免制度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不同的构想方案,折射出不同的理念。相比较而言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办法,更倾向于立足现行的赦免制度,一步步的推进从而予以完善。因为对于第一种办法,笔者认为是未来赦免制度发展的方向,但是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是不合时宜的。同时我国宪法属于刚性宪法,修改宪法需要严格的程序要求,以确保修宪活动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所以第二种方法极其复杂。在以下的论述中笔者讲详细阐述自己对于第三种想法的思考。
通过宪法解释案将赦免权分为批准与否定两种权力。批准权和否定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而部分否定权由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赦免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作为处理具体赦免制度的机构。犯罪人或者其近亲属甚至被害人都可以向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赦免申请,逐层审核并报同级人大常会会备案。高级人民法院审核通过后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将审核通过的赦免申请书及相关资料提交赦免事务委员会调查和审查。赦免事务委员会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和建议书。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赦免令依然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既避免了因为赦免制度的开启导致的大量赦免申请所造成的司法资源浪费,又可以防止部分法官可能收受贿赂而滥赦。对于有些学者所提出国家司法机关也能够依职权提出赦免申请,笔者认为也是可行的。
对于赦免的范围,国际通行惯例是赦免75岁以上老人、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笔者认为,宣告刑在五年以下的妇女;犯罪性质相对较轻的间接故意犯罪人和过失犯罪人在刑法执行期间,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却有悔改表现,且已经执行原判刑法二分之一以上的也可以赦免。但是对于累犯和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的不得赦免。
四、结语
人类的宽恕情感是赦免的坚实伦理基础,同时也决定了赦免的本质是一种宽恕。赦免,是一种制度化的宽恕形态,赦免制度在古今中外的不同形态也是宽恕理念在制度上的一种反映.赦免作为一种司法工具,是刑事司法程序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刑事政策的轻缓化。正如陈兴良老师说过,承认赦免的独特价值并适时实施赦免,是一个国家法治进步的标志,是人权保障的表征,是政治体制和刑事司法制度成熟而自信的体现。
(作者:北京林业大学 人文学院法学理论专业2009级研究生)
注释:
参见阴建峰著.现代赦免制度论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158页.
谢望原.赦免的刑事政策意义. 载人民司法, 2003年第9期.
参见阴建峰著.现代赦免制度论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158页.
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0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
参见邓华平,伍操.论中国赦免制度的法典化.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4年4月.
参见谢望原.赦免的刑事政策意义. 载人民司法, 2003年第9期.
参见陈东升著.赦免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268页.
参见王娜.论赦免的本质.载武汉大学学报, 2009年9月.
参考文献:
[1]阴建峰.现代赦免制度论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2]谢望原.赦免的刑事政策意义.人民司法 2003(9).
[3]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0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序言.
[4]参见邓华平, 伍操.论中国赦免制度的法典化.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4).
[5]参见陈东升.赦免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6]参见王娜.论赦免的本质.武汉大学学报,2009(9).
关键词 赦免 重构 刑事政策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
赦免制度历史悠久,学术界认为赦免制度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在夏商周形成原始形态并且一路传承,最终在隋唐时期,赦免制度进入了完备化的阶段。赦免在我国古代是作为君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历代帝王以仁德之名,推广天地之仁心,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之一。但是随着封建时代的结束,赦免的地位问题常常受到人们的质疑。
一、赦免制度存废之争
对于赦免制度的存废,古今中外的法学家,甚至哲学家都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使赦免制度成为争议颇多的研究领域。从整体看来,赦免制度存废之争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学说:
(一)肯定说。
肯定说的基本主张是赦免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赦免制度具有刑法所不能替代的功能。德国哲学家韦伯便认为,赦免是一种古今德政的奇迹,常与刚威的刑罚并存,表现出人世统治秩序中另一种德化感召的柔力。 中国现今理论中通常都认为,尽管赦免亦有潜在的负价值,但它更是一种用以调节利益冲突,衡平各种社会关系乃至救济法律不足之有效的刑事政策,有其积极的意义。
(二)否定说。
对赦免制度持否定意见的是古典刑事学派。代表者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确定性是最佳的制裁武器,而赦免则降低了刑罚的确定性。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政府行使赦免是总体上伤害社会的行为,赦免危险的罪犯就是侵犯公民享有的永远不受侵害的权利。
(三)折中说。
作为折中说的代表人物,边沁指出,赦免的直接后果是使刑罚成为不确定性,因而有探寻之必要。在他看来赦免权可以在如下情况使用:(1)赦免对于早期以愤怒与复仇为指导的刑法具有补救作用。(2)赦免可以适应于侵犯主权者等特定犯罪。(3)赦免可以适用于死刑犯。 另外哲学家康德也是赦免制度折中论者。
笔者认为,在文明与法治发展的今天,随着建设和谐社会的观念深入人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中国现行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而赦免制度作为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有效弥补法律规定及法律功能之刚性不足,协调法律在具体个案中可能出现的缺陷。同时赦免制度有利于促进犯罪人改过自新,缓解目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激烈的社会矛盾,提高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新中国刑法学重要奠基人、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喧建议:中央在国庆60年之际实行特赦。他认为,特赦是“仁政”之举。在盛世大庆中行此举是合适的,让宪法有些制度不至空悬。并且他指出,特赦制度本为宪法
所规定,与打击犯罪并不矛盾。
二、当代中国赦免制度的现状
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就将赦免权赋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954年宪法基于政治形势之需要对赦免权的行使进行了修改。第27条和第31条分别授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大赦,特赦职权。同时第40条将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的权利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75年宪法因为处在文革时期并没有赦免的明确规定,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仅仅规定了特赦,并且将特赦权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宪法》第67 条规定,决定特赦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第80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而1997 年《刑法》和1996 年《刑事诉讼法》也只是在关于累犯不起诉等制度中,对赦免稍有涉及。刑法第65 条规定,“对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刑事诉讼法》第15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由上可以看出,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赦免制度都只是寥寥数字,仅作边缘性规定。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仅仅规定了赦免权行使的主体和启动主体。理应做详细规定的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却没有任何的详细的规定以及可以援引的并与之配套的程序性规定。也就是说宪法和刑法,刑事诉讼法对于赦免的规定太过空洞,缺乏实际操作性。赦免制度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中日益虚设。
同时,尽管1954年《宪法》有大赦的规定,但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却从未大赦过一次,而只有七次针对战争犯罪,反革命罪犯等所实施的特赦。笔者认为,前六次特赦主要是因为当时复杂的政治因素,需要国内外各个方面的合作与帮助,而通过特赦方式来达到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政治要求。第七次特赦更多的是出自人道主义的关怀。因为关押改造的战争犯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不适合继续在监狱关押改造。当然这几次特赦很好地发挥了赦免的刑事政策机能,圆满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战争犯罪问题.得到被特赦罪犯的感激和拥护,更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好评与支持。1975年至今的30多年间再没有启动过一次赦免实践。赦免制度长期被束之高阁未付诸于实践,被人遗忘。陈兴良教授多次指出,宪法条文的虚置使宪法往往只具有陈列的意义,对于现实生活没有规范作用,对于部门法没有规制作用,最终可能导致虽有宪法却无宪政。 相反法国已经多次赦免非法移民。在1997-1998年法国赦免的非法移民数量多达8万。据统计,自1900年至2001年,美国总统共接受赦免申请78893件,批准执行赦免20467件,批准率约为27%,年批准183件。由此可见我国对赦免太过谨慎,很可能是出于担心赦免制度被滥用,从而损害法律威信,破坏刑法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功能。但笔者更认为是制度上的缺失导致司法部门无详细规则可依,不敢轻易启动赦免。
三、赦免制度重构的基本思路
现代赦免制度的建构需要良好的宪政基础和法治底蕴,和谐社会呼唤现代赦免制度。赦免制度的重构既有法律基础又有现实需要。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念,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颁布专门的赦免法典,进行法典化重构。对赦免的原则,范围,效力,程序,法律后果等做出细化规定,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第二、修正宪法的方法,即在不改变现行宪法基本结构和框架的前提下,对宪法关于特赦的规定做出修改,规定大赦,并具体规定赦免的范围程序和法律效力等。从而弥补我国现行宪法中只有特赦而没有大赦的遗憾,进而为大赦有法可依提供法律依据。
第三、解释宪法的方法,即在现有的法律规定框架内,由宪法解释的主体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进行立宪解释,对特赦的含义进行界定,使之与世界赦免潮流一直,并为我国刑法典关于赦免的规定提供宪法根据。
上述关于中国现行赦免制度现代化的构想,都是在赦免制度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不同的构想方案,折射出不同的理念。相比较而言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办法,更倾向于立足现行的赦免制度,一步步的推进从而予以完善。因为对于第一种办法,笔者认为是未来赦免制度发展的方向,但是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是不合时宜的。同时我国宪法属于刚性宪法,修改宪法需要严格的程序要求,以确保修宪活动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所以第二种方法极其复杂。在以下的论述中笔者讲详细阐述自己对于第三种想法的思考。
通过宪法解释案将赦免权分为批准与否定两种权力。批准权和否定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而部分否定权由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赦免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作为处理具体赦免制度的机构。犯罪人或者其近亲属甚至被害人都可以向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赦免申请,逐层审核并报同级人大常会会备案。高级人民法院审核通过后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将审核通过的赦免申请书及相关资料提交赦免事务委员会调查和审查。赦免事务委员会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和建议书。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赦免令依然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既避免了因为赦免制度的开启导致的大量赦免申请所造成的司法资源浪费,又可以防止部分法官可能收受贿赂而滥赦。对于有些学者所提出国家司法机关也能够依职权提出赦免申请,笔者认为也是可行的。
对于赦免的范围,国际通行惯例是赦免75岁以上老人、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笔者认为,宣告刑在五年以下的妇女;犯罪性质相对较轻的间接故意犯罪人和过失犯罪人在刑法执行期间,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却有悔改表现,且已经执行原判刑法二分之一以上的也可以赦免。但是对于累犯和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的不得赦免。
四、结语
人类的宽恕情感是赦免的坚实伦理基础,同时也决定了赦免的本质是一种宽恕。赦免,是一种制度化的宽恕形态,赦免制度在古今中外的不同形态也是宽恕理念在制度上的一种反映.赦免作为一种司法工具,是刑事司法程序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刑事政策的轻缓化。正如陈兴良老师说过,承认赦免的独特价值并适时实施赦免,是一个国家法治进步的标志,是人权保障的表征,是政治体制和刑事司法制度成熟而自信的体现。
(作者:北京林业大学 人文学院法学理论专业2009级研究生)
注释:
参见阴建峰著.现代赦免制度论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158页.
谢望原.赦免的刑事政策意义. 载人民司法, 2003年第9期.
参见阴建峰著.现代赦免制度论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158页.
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0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
参见邓华平,伍操.论中国赦免制度的法典化.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4年4月.
参见谢望原.赦免的刑事政策意义. 载人民司法, 2003年第9期.
参见陈东升著.赦免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268页.
参见王娜.论赦免的本质.载武汉大学学报, 2009年9月.
参考文献:
[1]阴建峰.现代赦免制度论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2]谢望原.赦免的刑事政策意义.人民司法 2003(9).
[3]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0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序言.
[4]参见邓华平, 伍操.论中国赦免制度的法典化.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4).
[5]参见陈东升.赦免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6]参见王娜.论赦免的本质.武汉大学学报,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