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人们生活在一个气泡里，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可以永无休止地靠从第三世界掠夺来的财富生活。以为自己还可以继续长时间在这里弄点煤、那里弄点铀，再到别处弄点矿物能源。这是极为盲目、极为疯狂的
　　
　　
　　果然，在伽利玛出版社幸运地见到勒·克莱齐奥后读者们惊为天人，到处传来的是“夫人，您别挤啊”、“先生，别太靠近”。金黄色的头发，浑身潇洒的西部牛仔的劲头，这就是当时的勒·克莱齐奥，他比起当时流行的好莱坞酷星史蒂夫·麦奎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传奇诞生了，一个本来应该走在戛纳红地毯上的人，走上了文学的领奖台。
　　然而，这次经历对腼腆、内向的勒·克莱齐奥来说几乎是恶梦一场。他回忆说，“我当时仿佛成了随便被人捏的一根稻草。其实，那些最起劲地向你祝贺的人，是最早忘记你的人。一个奖不能这样去改变一个人，让一名作者成为一个人物。”
　　从此以后，他一直远离巴黎的名利场，周游世界，寻找他心目中的圣地。亚洲、非洲、南美洲，到处是他的身影。人们只能通过作品来认识他，知道他的行踪。在法国，人们视他为“游牧作家”、“城市中的印第安人”。1993年，他被评为“法国在世最伟大的作家”。
　　
　　不属于任何文学潮流
　　
　　简要讲，他的作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诉讼笔录》、《战争》、《逃遁之书》等为代表，主要表现对西方文明的不满；第二阶段直接表现对他国文明的追求，如《沙漠》、《寻金者》、《乌拉尼亚》等；第三阶段是对自我的探索，主要体现为对自己的家族故事的兴趣，带有很强的自传性，如《奥尼恰》、《非洲人》等。这种自传往往与异国风情联系在一起，他对非洲大陆的兴趣来自他的父亲，他对北非的兴趣来自他的妻子；第四阶段，是他现在刚刚开始的一个阶段，带有某种回归的涵义，类似一种对现代社会初始时期的怀旧，《电影漫步者》表现出他对电影的热爱。
　　勒·克莱齐奥还是短篇小说高手。短篇更能表现他的诗意和温情。像《从未见过大海的人》等作品都是充满人性、接近童话的佳作。他的文笔极其精炼，且追求简洁到了极致的地步，有人将他的文风形容为“一根极细而不断的金丝”，反对者则认为近于平淡。
　　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在中国翻译了一些，但没有得到读者较广泛的认同，声名远不及昆德拉、杜拉斯，甚至不如常与他并举的莫迪亚诺。这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调有关。读者一般喜欢现实主义作品，喜欢表现“一地鸡毛”的琐事，或者直接的、赤裸裸的情感。从法国文学来看，杜拉斯被推崇，可以说主要是因为形式、语言与感觉；昆德拉被欣赏，是政治，是性，是哲学高度，是情节，是对社会体制的深刻表现，是人生的悲凉和无奈中抒情的迸发；而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背景，与中国一般读者的关注对象没有太大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勒·克莱齐奥的两大特点：世界情怀与超现实，是我国大多数读者的盲点。
　　批评家们喜欢给作家贴上标签。与莫迪亚诺、图尼埃一起，勒·克莱齐奥被称为“新寓言派”作家。他亲口对我说过，他自己到现在也不明白这“新寓言派”是什么意思。他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文学潮流：“我写作，就是因为自己喜欢写。”有一次，我说我同意一些人的说法，你的文风有一种“含蓄的抒情”。他笑着说：“是吗，你给的评价太高了。”
　　勒·克莱齐奥是幸运的。40多年前，当他刚步入文坛的时候，假如他获奖的日期是在肯尼迪遇刺事件之后几天，作为文学新人，他将很难获得人们的高度关注；而今天，当全球都因金融危机揪心的时候，他获得诺贝尔奖却没有因此被人忽略反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位从青年时代起就反对消费社会，追求人的内心幸福的作家，在这一时刻走进文学的最高殿堂，再次引起人们对文学的关注——面对资本主义的困境，有什么比文学更能发人深思？他获奖的第二天，伽利玛出版社为他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人们问他对当今社会有什么话要说，这位诺奖新得主的回答是：“我想说的就是，大家还是要多读小说，多问自己一些问题。”
　　有记者问他有关金融危机的问题，他简短地说，“我与银行没有太多的联系。”接着，幽默地加了一句，“我欠着债。”
　　显然，像这样一个作家，中国的一些所谓评论家确实不仅没有见过，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象过其存在的可能性。有人惊呼从未听过他的名字，说诺贝尔文学奖再次让人大跌眼镜。
　　他们大跌眼镜，我们为他们可惜：本来就近视，眼镜又跌碎了，以后除了自己的肚脐眼，还能看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