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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人们生活在一个气泡里,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可以永无休止地靠从第三世界掠夺来的财富生活。以为自己还可以继续长时间在这里弄点煤、那里弄点铀,再到别处弄点矿物能源。这是极为盲目、极为疯狂的
果然,在伽利玛出版社幸运地见到勒·克莱齐奥后读者们惊为天人,到处传来的是“夫人,您别挤啊”、“先生,别太靠近”。金黄色的头发,浑身潇洒的西部牛仔的劲头,这就是当时的勒·克莱齐奥,他比起当时流行的好莱坞酷星史蒂夫·麦奎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传奇诞生了,一个本来应该走在戛纳红地毯上的人,走上了文学的领奖台。
然而,这次经历对腼腆、内向的勒·克莱齐奥来说几乎是恶梦一场。他回忆说,“我当时仿佛成了随便被人捏的一根稻草。其实,那些最起劲地向你祝贺的人,是最早忘记你的人。一个奖不能这样去改变一个人,让一名作者成为一个人物。”
从此以后,他一直远离巴黎的名利场,周游世界,寻找他心目中的圣地。亚洲、非洲、南美洲,到处是他的身影。人们只能通过作品来认识他,知道他的行踪。在法国,人们视他为“游牧作家”、“城市中的印第安人”。1993年,他被评为“法国在世最伟大的作家”。
不属于任何文学潮流
简要讲,他的作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诉讼笔录》、《战争》、《逃遁之书》等为代表,主要表现对西方文明的不满;第二阶段直接表现对他国文明的追求,如《沙漠》、《寻金者》、《乌拉尼亚》等;第三阶段是对自我的探索,主要体现为对自己的家族故事的兴趣,带有很强的自传性,如《奥尼恰》、《非洲人》等。这种自传往往与异国风情联系在一起,他对非洲大陆的兴趣来自他的父亲,他对北非的兴趣来自他的妻子;第四阶段,是他现在刚刚开始的一个阶段,带有某种回归的涵义,类似一种对现代社会初始时期的怀旧,《电影漫步者》表现出他对电影的热爱。
勒·克莱齐奥还是短篇小说高手。短篇更能表现他的诗意和温情。像《从未见过大海的人》等作品都是充满人性、接近童话的佳作。他的文笔极其精炼,且追求简洁到了极致的地步,有人将他的文风形容为“一根极细而不断的金丝”,反对者则认为近于平淡。
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在中国翻译了一些,但没有得到读者较广泛的认同,声名远不及昆德拉、杜拉斯,甚至不如常与他并举的莫迪亚诺。这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调有关。读者一般喜欢现实主义作品,喜欢表现“一地鸡毛”的琐事,或者直接的、赤裸裸的情感。从法国文学来看,杜拉斯被推崇,可以说主要是因为形式、语言与感觉;昆德拉被欣赏,是政治,是性,是哲学高度,是情节,是对社会体制的深刻表现,是人生的悲凉和无奈中抒情的迸发;而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背景,与中国一般读者的关注对象没有太大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勒·克莱齐奥的两大特点:世界情怀与超现实,是我国大多数读者的盲点。
批评家们喜欢给作家贴上标签。与莫迪亚诺、图尼埃一起,勒·克莱齐奥被称为“新寓言派”作家。他亲口对我说过,他自己到现在也不明白这“新寓言派”是什么意思。他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文学潮流:“我写作,就是因为自己喜欢写。”有一次,我说我同意一些人的说法,你的文风有一种“含蓄的抒情”。他笑着说:“是吗,你给的评价太高了。”
勒·克莱齐奥是幸运的。40多年前,当他刚步入文坛的时候,假如他获奖的日期是在肯尼迪遇刺事件之后几天,作为文学新人,他将很难获得人们的高度关注;而今天,当全球都因金融危机揪心的时候,他获得诺贝尔奖却没有因此被人忽略反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位从青年时代起就反对消费社会,追求人的内心幸福的作家,在这一时刻走进文学的最高殿堂,再次引起人们对文学的关注——面对资本主义的困境,有什么比文学更能发人深思?他获奖的第二天,伽利玛出版社为他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人们问他对当今社会有什么话要说,这位诺奖新得主的回答是:“我想说的就是,大家还是要多读小说,多问自己一些问题。”
有记者问他有关金融危机的问题,他简短地说,“我与银行没有太多的联系。”接着,幽默地加了一句,“我欠着债。”
显然,像这样一个作家,中国的一些所谓评论家确实不仅没有见过,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象过其存在的可能性。有人惊呼从未听过他的名字,说诺贝尔文学奖再次让人大跌眼镜。
他们大跌眼镜,我们为他们可惜:本来就近视,眼镜又跌碎了,以后除了自己的肚脐眼,还能看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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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伽利玛出版社幸运地见到勒·克莱齐奥后读者们惊为天人,到处传来的是“夫人,您别挤啊”、“先生,别太靠近”。金黄色的头发,浑身潇洒的西部牛仔的劲头,这就是当时的勒·克莱齐奥,他比起当时流行的好莱坞酷星史蒂夫·麦奎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传奇诞生了,一个本来应该走在戛纳红地毯上的人,走上了文学的领奖台。
然而,这次经历对腼腆、内向的勒·克莱齐奥来说几乎是恶梦一场。他回忆说,“我当时仿佛成了随便被人捏的一根稻草。其实,那些最起劲地向你祝贺的人,是最早忘记你的人。一个奖不能这样去改变一个人,让一名作者成为一个人物。”
从此以后,他一直远离巴黎的名利场,周游世界,寻找他心目中的圣地。亚洲、非洲、南美洲,到处是他的身影。人们只能通过作品来认识他,知道他的行踪。在法国,人们视他为“游牧作家”、“城市中的印第安人”。1993年,他被评为“法国在世最伟大的作家”。
不属于任何文学潮流
简要讲,他的作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诉讼笔录》、《战争》、《逃遁之书》等为代表,主要表现对西方文明的不满;第二阶段直接表现对他国文明的追求,如《沙漠》、《寻金者》、《乌拉尼亚》等;第三阶段是对自我的探索,主要体现为对自己的家族故事的兴趣,带有很强的自传性,如《奥尼恰》、《非洲人》等。这种自传往往与异国风情联系在一起,他对非洲大陆的兴趣来自他的父亲,他对北非的兴趣来自他的妻子;第四阶段,是他现在刚刚开始的一个阶段,带有某种回归的涵义,类似一种对现代社会初始时期的怀旧,《电影漫步者》表现出他对电影的热爱。
勒·克莱齐奥还是短篇小说高手。短篇更能表现他的诗意和温情。像《从未见过大海的人》等作品都是充满人性、接近童话的佳作。他的文笔极其精炼,且追求简洁到了极致的地步,有人将他的文风形容为“一根极细而不断的金丝”,反对者则认为近于平淡。
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在中国翻译了一些,但没有得到读者较广泛的认同,声名远不及昆德拉、杜拉斯,甚至不如常与他并举的莫迪亚诺。这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调有关。读者一般喜欢现实主义作品,喜欢表现“一地鸡毛”的琐事,或者直接的、赤裸裸的情感。从法国文学来看,杜拉斯被推崇,可以说主要是因为形式、语言与感觉;昆德拉被欣赏,是政治,是性,是哲学高度,是情节,是对社会体制的深刻表现,是人生的悲凉和无奈中抒情的迸发;而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背景,与中国一般读者的关注对象没有太大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勒·克莱齐奥的两大特点:世界情怀与超现实,是我国大多数读者的盲点。
批评家们喜欢给作家贴上标签。与莫迪亚诺、图尼埃一起,勒·克莱齐奥被称为“新寓言派”作家。他亲口对我说过,他自己到现在也不明白这“新寓言派”是什么意思。他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文学潮流:“我写作,就是因为自己喜欢写。”有一次,我说我同意一些人的说法,你的文风有一种“含蓄的抒情”。他笑着说:“是吗,你给的评价太高了。”
勒·克莱齐奥是幸运的。40多年前,当他刚步入文坛的时候,假如他获奖的日期是在肯尼迪遇刺事件之后几天,作为文学新人,他将很难获得人们的高度关注;而今天,当全球都因金融危机揪心的时候,他获得诺贝尔奖却没有因此被人忽略反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位从青年时代起就反对消费社会,追求人的内心幸福的作家,在这一时刻走进文学的最高殿堂,再次引起人们对文学的关注——面对资本主义的困境,有什么比文学更能发人深思?他获奖的第二天,伽利玛出版社为他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人们问他对当今社会有什么话要说,这位诺奖新得主的回答是:“我想说的就是,大家还是要多读小说,多问自己一些问题。”
有记者问他有关金融危机的问题,他简短地说,“我与银行没有太多的联系。”接着,幽默地加了一句,“我欠着债。”
显然,像这样一个作家,中国的一些所谓评论家确实不仅没有见过,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象过其存在的可能性。有人惊呼从未听过他的名字,说诺贝尔文学奖再次让人大跌眼镜。
他们大跌眼镜,我们为他们可惜:本来就近视,眼镜又跌碎了,以后除了自己的肚脐眼,还能看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