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9年解放大军进城，全国青年学生唱起《延安颂》，“延安出身”成为新社会的入门券，“延安一代”在将马克思主义带进城的同时，也成为红色政权的坚强基石。
地方师范为“延安一代”储才
“延安一代”指大致出生于1900-1925年间的红色知识分子，他们于抗战前后进入各根据地或加入中共。上世纪80年代，党内将延安时期（1935-1947年）视为“黄金时代”，称“延安一代”为“黄金一代”。
1930年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人数稀少，国民党推广地方师范教育政策，客观上成为中共基层骨干的输血管。1921年初留法女生18人，16人出自川湘粤等省各级师范，内有蔡畅、蒋碧微。大革命时期，各地师范更是红源，如浙江一师出了大批左派师生：陈望道、茅盾、施存统、柔石、馮雪峰…… 湖南一师出了毛泽东、蔡和森、萧楚女等;衡阳省立三师出了曾希圣、江华;长沙周南女师出了杨开慧、蔡畅、丁玲等;济南一师出了王荩美……
一些师范生到达延安与各根据地后，经过“现炒现卖”的短训，很快进入基层干部队伍，成为中共政权的基层细胞。
名校学生赴延以北方大学居多
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通报：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约占70%（高中以上19%）。
“延安一代”中还有一小批留学生。主要为留苏留日学生，留欧留美者甚少，除非进入延安前已接触、接受马列，否则不会选择奔赴延安。因此，延安思想界的知识分子构成十分单一，除了马克思主义，其他西方思想基本上“刀枪不入”。从全国名校学生奔赴延安的情况看，以北大、清华、燕京、南开等北方大学的学生居多，南方的金陵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则相对较少。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因为“一二·九”运动爆发于平津地区，中共地下党十分方便吸收平津名校的激进学生;二为地域阻隔，南方诸校学生赴延安相对不易;三是中央大学等南方名校，国民党“政治思想工作”较强，红色思潮受到阻挡。
学士精英成中共各要角秘书
延安时期，“延安一代”中的精英陆续成为中共各要角秘书，跻身“梯队”。先后进入政坛高层的“青年学士”集团成员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黄华、廖盖隆、李锐、邓力群、吕振羽、宋平、廖鲁言、曾涛、王任重、蒋南翔、邓拓、艾思奇、孙冶方、范长江、姚依林、马洪……这一时期，中共高干挑选的秘书，绝大多数为北大清华生或燕京生。
除了极少数“延安学士”进入高层，绝大多数“延安一代”作为基层骨干散布各根据地。清华化学系与天津工商学院经济系学生姚依林，既利用化学知识制造土炸药，又利用经济学知识管理晋察冀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财经办副主任、工业局长等职。金陵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李苏，为延安制造出黄色炸药;辅仁大学化学系教师张珍担任晋察冀兵工厂厂长。
“文革”后全面接班
从中共党内代际序列上看，“大革命一代”、“红军一代”为举旗打江山的第一代，“延安一代”为接班人的第二代。抗战时期，中共文武首脑绝大多数为“大革命一代”与“红军一代”，此时的“延安一代”尚年轻，处于党内中下层。
“文革”时期，“延安一代”已多人进入政治局：华国锋、纪登奎、张春桥、吴德、江青、叶群;部长一级有乔冠华、何东昌、钱正英、熊复。还有名噪一时的王力、关锋……
“文革”后，1981年中组部统计3900万党员，1949年10月前入党的仅6.8%，多已升入中高层。1982年十二大后，万里、胡乔木、姚依林、方毅、乔石、田纪云、吴学谦等“一二·九”一代进入政治局;李锐、蒋南翔、谷牧、王丙乾、胡绳、崔月犁、杨静仁、芮杏文、阎明复、邓力群、许家屯、朱穆之、朱厚泽、穆青、贺敬之进入中委，开始全面接班。1987年十三大，正式整体接班，粤闽琼等各省首长亦多出自“延安一代”：任仲夷、项南、吴南生、梁湘、高扬、池必卿……此外，还有中央各部门首长于光远、胡绩伟、曾涛、李普、曾彦修、刘顺元……
较之“大革命一代”与“红军一代”，“延安一代”奋斗时间较短、支付成本较小，30多岁已位居厅级，少数进入省军级，个别进入中委。当然，“延安一代”也经历了“革命淬火”，经历了从“反右”到“文革”的“共和国阵痛”。1980年代后，“延安一代”中有人开始反思，真正体现了历史的坐标性价值。（据《党史文苑》）
地方师范为“延安一代”储才
“延安一代”指大致出生于1900-1925年间的红色知识分子，他们于抗战前后进入各根据地或加入中共。上世纪80年代，党内将延安时期（1935-1947年）视为“黄金时代”，称“延安一代”为“黄金一代”。
1930年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人数稀少，国民党推广地方师范教育政策，客观上成为中共基层骨干的输血管。1921年初留法女生18人，16人出自川湘粤等省各级师范，内有蔡畅、蒋碧微。大革命时期，各地师范更是红源，如浙江一师出了大批左派师生：陈望道、茅盾、施存统、柔石、馮雪峰…… 湖南一师出了毛泽东、蔡和森、萧楚女等;衡阳省立三师出了曾希圣、江华;长沙周南女师出了杨开慧、蔡畅、丁玲等;济南一师出了王荩美……
一些师范生到达延安与各根据地后，经过“现炒现卖”的短训，很快进入基层干部队伍，成为中共政权的基层细胞。
名校学生赴延以北方大学居多
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通报：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约占70%（高中以上19%）。
“延安一代”中还有一小批留学生。主要为留苏留日学生，留欧留美者甚少，除非进入延安前已接触、接受马列，否则不会选择奔赴延安。因此，延安思想界的知识分子构成十分单一，除了马克思主义，其他西方思想基本上“刀枪不入”。从全国名校学生奔赴延安的情况看，以北大、清华、燕京、南开等北方大学的学生居多，南方的金陵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则相对较少。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因为“一二·九”运动爆发于平津地区，中共地下党十分方便吸收平津名校的激进学生;二为地域阻隔，南方诸校学生赴延安相对不易;三是中央大学等南方名校，国民党“政治思想工作”较强，红色思潮受到阻挡。
学士精英成中共各要角秘书
延安时期，“延安一代”中的精英陆续成为中共各要角秘书，跻身“梯队”。先后进入政坛高层的“青年学士”集团成员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黄华、廖盖隆、李锐、邓力群、吕振羽、宋平、廖鲁言、曾涛、王任重、蒋南翔、邓拓、艾思奇、孙冶方、范长江、姚依林、马洪……这一时期，中共高干挑选的秘书，绝大多数为北大清华生或燕京生。
除了极少数“延安学士”进入高层，绝大多数“延安一代”作为基层骨干散布各根据地。清华化学系与天津工商学院经济系学生姚依林，既利用化学知识制造土炸药，又利用经济学知识管理晋察冀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财经办副主任、工业局长等职。金陵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李苏，为延安制造出黄色炸药;辅仁大学化学系教师张珍担任晋察冀兵工厂厂长。
“文革”后全面接班
从中共党内代际序列上看，“大革命一代”、“红军一代”为举旗打江山的第一代，“延安一代”为接班人的第二代。抗战时期，中共文武首脑绝大多数为“大革命一代”与“红军一代”，此时的“延安一代”尚年轻，处于党内中下层。
“文革”时期，“延安一代”已多人进入政治局：华国锋、纪登奎、张春桥、吴德、江青、叶群;部长一级有乔冠华、何东昌、钱正英、熊复。还有名噪一时的王力、关锋……
“文革”后，1981年中组部统计3900万党员，1949年10月前入党的仅6.8%，多已升入中高层。1982年十二大后，万里、胡乔木、姚依林、方毅、乔石、田纪云、吴学谦等“一二·九”一代进入政治局;李锐、蒋南翔、谷牧、王丙乾、胡绳、崔月犁、杨静仁、芮杏文、阎明复、邓力群、许家屯、朱穆之、朱厚泽、穆青、贺敬之进入中委，开始全面接班。1987年十三大，正式整体接班，粤闽琼等各省首长亦多出自“延安一代”：任仲夷、项南、吴南生、梁湘、高扬、池必卿……此外，还有中央各部门首长于光远、胡绩伟、曾涛、李普、曾彦修、刘顺元……
较之“大革命一代”与“红军一代”，“延安一代”奋斗时间较短、支付成本较小，30多岁已位居厅级，少数进入省军级，个别进入中委。当然，“延安一代”也经历了“革命淬火”，经历了从“反右”到“文革”的“共和国阵痛”。1980年代后，“延安一代”中有人开始反思，真正体现了历史的坐标性价值。（据《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