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70年间，见证者们渐次离开了人世。曾在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上亲手投票决定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里，仅剩一位在世了。田富达回忆，在行使投票权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
70年后，曾在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上亲手投票决定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里，仅剩一位在世了。他在北京一个安静的社区里深居简出，由于双目失明，他已无法目睹这个国家最新的样子。
这位名叫田富达的老人吃力地回忆着过去。在行使投票权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与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等人同在一个会场。他记忆深刻的是，那次会议决定了“中国要走什么路”。
用毛泽东的开幕词来说，“将决定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事宜”。
“中国解放，不会是很远的事了”
中国的1949年是在两份新年献词中到来的。一份出自毛泽东，另一份出自蒋介石。
在河北的西柏坡村，毛泽东在他的献词里说：“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他誓言将向长江以南进军。
长江以南，“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南京，蒋介石在总统府宣读了他的《新年文告》。他已决定下野，脱了戎装，身着长袍，对种种问题引咎自责，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而毛泽东用希腊《伊索寓言》“农夫与蛇”的故事，鼓励国人作出选择。他还宣布，这一年要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组建“民主联合政府”。
1949年是解决了很多问题的一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的出处不是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而是10天前的政协会议开幕式。原话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当年为此热烈鼓掌的代表，只剩田富达了。另一位代表谢邦定逝世于2019年5月。在此生写过的最后一篇回忆文章里，这位98岁的老人形容：“这一场景，至今仍然刻在我的脑子里。”
那次会议上，选择国旗是令田富达最为激动的环节之一。在众多选项里，他选了那面红色五星旗，“大多数人同意这个版本”。
几天后的开国大典，田富达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栏杆边，流着泪欣赏了它的第一次升起。当时20岁的田富达想的是，“中国解放，不会是很远的事了。”
比“三大战役”的任何一场都要旷日持久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发给宋庆龄的邀请电报里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
为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最先协商出的134人组成了筹备会，分为6个小组工作，运转了3个多月，从6月15日开到了9月20日，比“三大战役”的任何一场都要旷日持久。
9月21日晚七点，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开幕了。
综合田富达和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记忆，参会的人有穿工装的、穿长袍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装的、穿军装的、戴瓜皮帽的，有说汉语的、说英语的、说客家话的、说蒙语的、说藏语的。
“这些一看就知道是身份不同的人物，能够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建国大事，对我来说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费孝通说。
除去休息，会议开了8天，共有85人发言。
田富达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身份来到这里。20岁的他，很多事情似懂非懂，是会场里最年轻者之一。他的汉语水平不好，发言稿准备了两天，经过了台盟一位工作人员的润色。即便如此，他也念得不太流利。
发言后，他情不自禁过去握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对他说了什么，他因为心情激动，一句都没听清。
代表们将要决定的最重要文件，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它是建国纲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决定了国体、政体等大事。
开会期间，田富达住在另一位代表、台湾同乡会会长林铿生家里。很多同乡来打听消息。“人们最关心的是谁当主席。”他说，“也关心首都在哪儿。”人们猜测，毛泽东既然到了北平，那么石家庄就不会是首都。
会议最后一天下午，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投票者576人，每个都很慎重。毛泽东当选主席，得票是575张。
投票过后，代表们从怀仁堂到了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他们在会上决定的。
10月1日下午3点，那个湖南口音拖着长腔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第一面国旗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升起。
城楼上的田富达流下了眼泪。他四处眺望，见到了他所在军校的台湾学员。他们原本要参加分列式，结果改去了观礼台。他们含泪遥遥招手。
见证者只剩一位
70年间，见证者们渐次离开了人世。李红梅和同事因今年9月出版《人民政协诞生实录》一书，他们4月曾去医院探望谢邦定，约好等他出院后再去拜访，一个月后，却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2019年9月20日，田富达出席了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他是特约邀请嘉宾，坐在第一排。他已看不到任何人的表情，只能听到人们在说话，在拍手。他说，置身于那个会场，他想起了70年前另一个会场。他当时那么年轻，“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就被选为代表，进入了一扇开启历史的大门。
他仍存着当年的代表证和纪念刊。脱了线的纪念刊里收录了他1949年的发言。
“如今我最大的心愿，和70年前在政協大会上发言时说的一样，希望早日看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他说。今年，他庆祝了90岁生日，他的弟弟专程从台湾到北京为他祝寿。他已极少出门，但仍准时收听《新闻联播》，这个时候他会谢绝打扰，哪怕自己的孩子也不可以。如此关注外界信息，他解释道，“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的家乡还没解放。”
70年后，田富达还记得，天安门城楼上不准大声喧哗，人们站在那里，小声议论，欣赏盛大典礼和北京的景色。
70年后，曾在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上亲手投票决定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里，仅剩一位在世了。他在北京一个安静的社区里深居简出，由于双目失明，他已无法目睹这个国家最新的样子。
这位名叫田富达的老人吃力地回忆着过去。在行使投票权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与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等人同在一个会场。他记忆深刻的是，那次会议决定了“中国要走什么路”。
用毛泽东的开幕词来说，“将决定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事宜”。
“中国解放，不会是很远的事了”
中国的1949年是在两份新年献词中到来的。一份出自毛泽东，另一份出自蒋介石。
在河北的西柏坡村，毛泽东在他的献词里说：“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他誓言将向长江以南进军。
长江以南，“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南京，蒋介石在总统府宣读了他的《新年文告》。他已决定下野，脱了戎装，身着长袍，对种种问题引咎自责，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而毛泽东用希腊《伊索寓言》“农夫与蛇”的故事，鼓励国人作出选择。他还宣布，这一年要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组建“民主联合政府”。
1949年是解决了很多问题的一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的出处不是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而是10天前的政协会议开幕式。原话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当年为此热烈鼓掌的代表，只剩田富达了。另一位代表谢邦定逝世于2019年5月。在此生写过的最后一篇回忆文章里，这位98岁的老人形容：“这一场景，至今仍然刻在我的脑子里。”
那次会议上，选择国旗是令田富达最为激动的环节之一。在众多选项里，他选了那面红色五星旗，“大多数人同意这个版本”。
几天后的开国大典，田富达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栏杆边，流着泪欣赏了它的第一次升起。当时20岁的田富达想的是，“中国解放，不会是很远的事了。”
比“三大战役”的任何一场都要旷日持久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发给宋庆龄的邀请电报里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
为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最先协商出的134人组成了筹备会，分为6个小组工作，运转了3个多月，从6月15日开到了9月20日，比“三大战役”的任何一场都要旷日持久。
9月21日晚七点，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开幕了。
综合田富达和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记忆，参会的人有穿工装的、穿长袍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装的、穿军装的、戴瓜皮帽的，有说汉语的、说英语的、说客家话的、说蒙语的、说藏语的。
“这些一看就知道是身份不同的人物，能够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建国大事，对我来说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费孝通说。
除去休息，会议开了8天，共有85人发言。
田富达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身份来到这里。20岁的他，很多事情似懂非懂，是会场里最年轻者之一。他的汉语水平不好，发言稿准备了两天，经过了台盟一位工作人员的润色。即便如此，他也念得不太流利。
发言后，他情不自禁过去握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对他说了什么，他因为心情激动，一句都没听清。
代表们将要决定的最重要文件，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它是建国纲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决定了国体、政体等大事。
开会期间，田富达住在另一位代表、台湾同乡会会长林铿生家里。很多同乡来打听消息。“人们最关心的是谁当主席。”他说，“也关心首都在哪儿。”人们猜测，毛泽东既然到了北平，那么石家庄就不会是首都。
会议最后一天下午，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投票者576人，每个都很慎重。毛泽东当选主席，得票是575张。
投票过后，代表们从怀仁堂到了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他们在会上决定的。
10月1日下午3点，那个湖南口音拖着长腔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第一面国旗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升起。
城楼上的田富达流下了眼泪。他四处眺望，见到了他所在军校的台湾学员。他们原本要参加分列式，结果改去了观礼台。他们含泪遥遥招手。
见证者只剩一位
70年间，见证者们渐次离开了人世。李红梅和同事因今年9月出版《人民政协诞生实录》一书，他们4月曾去医院探望谢邦定，约好等他出院后再去拜访，一个月后，却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2019年9月20日，田富达出席了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他是特约邀请嘉宾，坐在第一排。他已看不到任何人的表情，只能听到人们在说话，在拍手。他说，置身于那个会场，他想起了70年前另一个会场。他当时那么年轻，“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就被选为代表，进入了一扇开启历史的大门。
他仍存着当年的代表证和纪念刊。脱了线的纪念刊里收录了他1949年的发言。
“如今我最大的心愿，和70年前在政協大会上发言时说的一样，希望早日看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他说。今年，他庆祝了90岁生日，他的弟弟专程从台湾到北京为他祝寿。他已极少出门，但仍准时收听《新闻联播》，这个时候他会谢绝打扰，哪怕自己的孩子也不可以。如此关注外界信息，他解释道，“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的家乡还没解放。”
70年后，田富达还记得，天安门城楼上不准大声喧哗，人们站在那里，小声议论，欣赏盛大典礼和北京的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