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传说中，对张献忠“宝藏”的埋藏地点有很多种记载。主要有“锦江埋宝”和“江口沉银”两种说法。2005年以来，四川彭山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发现了银锭、金册、银耳环、碎银等文物，这些发现为我们探讨张献忠“沉银埋宝”提供了实物依据。
　　据《明史》记载：“（张献忠）用法移锦江，涸而阙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有也。”
　　而明末吴伟业《绥寇纪略》记载：“（张献忠）用法移锦江而涸其流，穿数初，实以黄金瑶宝累亿万，杀人夫下土石以填之，然后决堤放流，名曰锢金，后至者不得发”，“贼得蜀府金，铸银饼置舟中以东下，会多功城败，后又败十贺珍，故怒而沉之江。”
　　吴伟业原是崇祯朝史官，可见到镇压起义军的奏报，故《绥寇纪略》是研究张献忠的重要史料。张献忠“败十贺珍，故怒而沉之江”的记载不见其他文献。
　　由以上记载可知，锦江沉银在明末清初广为流传，其记载大体一致。那么在历史上，张献忠到底是如何与彭山江口发生关系的？
　　清嘉庆十九年刻本《彭山县志》卷一载：“明季杨展率兵拒张献忠，焚贼舟数百，珠宝金银悉沉水底。”卷三又载：“率众八万，蔽江南下，展起兵逆之，战于彭山，分左右翼冲拒，别遣小船载火器以攻贼舟，兵交，风大作，贼舟火，展身先士卒，殪前锋数人，贼崩败，反走。江口两岸逼仄，前后数千艘，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枪锐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沈水底。”
　　彭遵泗《蜀碧》卷三也记载：“参将杨展大破贼于江口，焚其舟，贼奔还。献闻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十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且欲乘势走楚，变姓名，作巨商也。展闻，逆于彭山之江口，纵火大战，烧沉其舟，贼奔北，士卒辍重丧亡几尽。复走还成都。展取所遗金宝，以益军储，自是富强甲诸将……献自江口败还，势不振，又闻王祥、曾英近资、简，决走川北，将所余蜀府金银铸疆，及瑶宝等物，用法移锦江，锢其流，穿穴数初实之，因尽杀凿工，下土石掩盖，然后决堤放流，使后来者不得发。名曰锢金。又尽毁宫殿，堕砌埋井，焚市肆而逃。”
　　按史书所记，“参将杨展”与张献忠在江口确有一次激战。但张献忠似乎遗留了两批财宝，一批是因战败船只被毁而沉于水的；另一批是张献忠主动“移锦江”而埋藏的，即所谓“锢金”或“水藏”。不过虽然“锦江埋宝”与“江口沉银”两事的时间先后有差异，但其发生在顺治三年当无异议。该年大西政权受到南明和清军的夹击，政权危机，选择在此时“埋宝”和转移宝藏合情合理。
　　300多年来，张献忠在彭山县江口镇沉銀之说一直是世人难解的一道谜团。此次挖掘出水的银锭，从银锭形制和贮藏都与史料记载相吻合，充分证实了张献忠江口镇沉银之说，并为之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同时为研究明代的政治、经济提供了重要依据。但至于明末清初大量的文献记录“埋宝”一事，还需进一步的发掘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