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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征时期，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顺利完成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对工农红军包括中革军委和总部机关、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军第二十五军等部队的体制编制进行多次调整，以适应当时战争形势的变化。
【关键词】：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体制编制；调整
体制编制是部队战斗力构成的关键要素，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产物。长征前，中国部队分散在南方几个大的革命根据地上，基本是以陆军为主。虽然有中革军委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领导机关进行全面指挥，但军队整体存在“肿”“散”等问题。对外面临国民党全力围剿，在内又有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工农红军在体制编制上面临重大问题。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武器装备比较落后，面对敌人围追堵截，加之初期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部队战斗减员非常严重，特别是湘江战役之后，部队由原来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为了保证基层战斗人员数量和质量，除了在沿途宣传扩兵之外，同时对部队进行缩编，裁并机构。精简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机关，完善领导管理体制，将人员补充到战斗部队；中央红军撤销师机关，削减保障部队，撤销部分建制部队，将所有后方可以前往前线作战的人员都补充到作战部队进行战斗，按照“精兵、高效、合成”的标准精简机构，充实基层部队。
中国工农红军在敌人围追堵截，作战频繁，军队面临严重减员的复杂形势下，为了革命和战争的胜利，对部队的体制编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随着长征的进行，体制编制也相应进行调整和改善，以适应当时紧张的战争形势的变化。体制编制调整，既是武装力量管理方法体系编组思路的体现，也是提升军队战斗力，增强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措施。
（一）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机关的体制编制调整
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供给部和总卫生部，在以朱德为主席的领导下，直接指挥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5个军团以及中革军委机关共8.6万余人，离开江西瑞金向湘西转移。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参加长征的中央党政军机关、红军总部直属队和干部团共1.4万人组成2个野战纵队，下属8个梯队，黎平会议将其合编为军委纵队，1935河口会议决定北上川陕甘地区，不久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7月又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8月，毛尔盖会议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重申北上的战略方针，由于张国焘自持兵力雄厚，借口“我军宜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1]公开向党要权，并故意拖延时间企图南下，于是中共中央率领第1、3军及中央纵队先行北上，其余大部在朱德率领下留在川康地区，以红军总部名义随红四方面军南下。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为加强对红军统一领导和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
（二）红一方面军体制编制调整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等主力共7.2万余人，跟随中共中央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初期由于博古、李德错误指挥，存在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周恩来指出：“从湘桂黔交界处，毛泽东、嫁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讨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2]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前，1934年11月，撤销第8军团第21师、第9军团第22师建制。黎平会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部队整编，撤销第8军团建制。猴场会议后，第1军团撤销第15师，第3军团撤销第6师。扎西会议后军队整编为16个团。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1935年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称为第1、第3、第5、第32军。后根据红军总司令部制定的《临洮战役计划》，将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有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32军和红四方面軍的第9、第31、第33；右路军有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中共中央则随右路军行动。[3]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率第1、第3军和中央纵队先行北上，其余部队则留在川康地区随四方面军南下。红一方面军后整编为红军陕甘支队，第1军、第3军、中央纵队分别整编为第1、第2、第3纵队，共7000余人。
（三）红二方面军体制编制调整
1934年10月，红军第3军和第6军团在贵州会师，并在四川酉阳进行整编，第3军恢复第2军团番号，第6军团番号不变。1935年中央及军委致电湘鄂红2、红6军团，指出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萧、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在敌人重兵围剿下，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领导下进行战略转移。两军团共6个师、16个团，总计1.7万余，后经过激烈战争，部队损失严重，第18师缩编为1个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1936年7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第2、第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32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4]原第2军团、第6军团改称为第2军、第6军。随后，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由甘孜东谷继续北上。
（四）红四方面军体制编制调整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强度嘉陵江战役后开始长征。下辖第4、第9 第30、第31、第33军和川陕省军区独立师第1、第2、第3师等总计10万余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后，整编为左右路军，后带领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一方面军第5、第32军南下川康。1936年1月，第5军与第33军合编为第5军，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第2、第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32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随后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3个梯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
（五）红军第二十五军编制体制调整
1934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第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2先遣队”的名义，离开鄂豫皖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在转移过程中，通过共产党积极宣传，部队得到有效扩充，并进行整编。随后获悉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决定北上到陕甘苏区。9月第25军在陕西省延川县与陕甘红军第26军第42师、第27军第84师胜利会师，后将第25军与第26军第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参谋长，全军团总共7000余人。
长征时期指挥机构的调整次数多，变化快，根据具体作战形式，环境变化，敌我力量变化对比等各种要素，尽可能地保持红军指挥的高效顺畅和部队行动地机动灵活，使之适应作战形式的变化。灵活的调整部队的体制编制，保证作战指挥的高效顺畅，有利于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使之最后顺利完成长征，落脚陕北。长征时期人民军队根本组织体制变化发展过程充分说明，要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健全部队各级党组织，使之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注释：
[1]红军长征·文献[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565
[2]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资料汇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56.
[3]中共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92.
[4]中共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99.
参考文献：
[1]红军长征·文献[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565.
[2]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资料汇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56.
[3]中共共產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92.
[4]中共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99.
【关键词】：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体制编制；调整
体制编制是部队战斗力构成的关键要素，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产物。长征前，中国部队分散在南方几个大的革命根据地上，基本是以陆军为主。虽然有中革军委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领导机关进行全面指挥，但军队整体存在“肿”“散”等问题。对外面临国民党全力围剿，在内又有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工农红军在体制编制上面临重大问题。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武器装备比较落后，面对敌人围追堵截，加之初期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部队战斗减员非常严重，特别是湘江战役之后，部队由原来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为了保证基层战斗人员数量和质量，除了在沿途宣传扩兵之外，同时对部队进行缩编，裁并机构。精简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机关，完善领导管理体制，将人员补充到战斗部队；中央红军撤销师机关，削减保障部队，撤销部分建制部队，将所有后方可以前往前线作战的人员都补充到作战部队进行战斗，按照“精兵、高效、合成”的标准精简机构，充实基层部队。
中国工农红军在敌人围追堵截，作战频繁，军队面临严重减员的复杂形势下，为了革命和战争的胜利，对部队的体制编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随着长征的进行，体制编制也相应进行调整和改善，以适应当时紧张的战争形势的变化。体制编制调整，既是武装力量管理方法体系编组思路的体现，也是提升军队战斗力，增强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措施。
（一）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机关的体制编制调整
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供给部和总卫生部，在以朱德为主席的领导下，直接指挥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5个军团以及中革军委机关共8.6万余人，离开江西瑞金向湘西转移。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参加长征的中央党政军机关、红军总部直属队和干部团共1.4万人组成2个野战纵队，下属8个梯队，黎平会议将其合编为军委纵队，1935河口会议决定北上川陕甘地区，不久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7月又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8月，毛尔盖会议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重申北上的战略方针，由于张国焘自持兵力雄厚，借口“我军宜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1]公开向党要权，并故意拖延时间企图南下，于是中共中央率领第1、3军及中央纵队先行北上，其余大部在朱德率领下留在川康地区，以红军总部名义随红四方面军南下。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为加强对红军统一领导和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
（二）红一方面军体制编制调整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等主力共7.2万余人，跟随中共中央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初期由于博古、李德错误指挥，存在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周恩来指出：“从湘桂黔交界处，毛泽东、嫁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讨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2]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前，1934年11月，撤销第8军团第21师、第9军团第22师建制。黎平会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部队整编，撤销第8军团建制。猴场会议后，第1军团撤销第15师，第3军团撤销第6师。扎西会议后军队整编为16个团。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1935年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称为第1、第3、第5、第32军。后根据红军总司令部制定的《临洮战役计划》，将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有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32军和红四方面軍的第9、第31、第33；右路军有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中共中央则随右路军行动。[3]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率第1、第3军和中央纵队先行北上，其余部队则留在川康地区随四方面军南下。红一方面军后整编为红军陕甘支队，第1军、第3军、中央纵队分别整编为第1、第2、第3纵队，共7000余人。
（三）红二方面军体制编制调整
1934年10月，红军第3军和第6军团在贵州会师，并在四川酉阳进行整编，第3军恢复第2军团番号，第6军团番号不变。1935年中央及军委致电湘鄂红2、红6军团，指出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萧、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在敌人重兵围剿下，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领导下进行战略转移。两军团共6个师、16个团，总计1.7万余，后经过激烈战争，部队损失严重，第18师缩编为1个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1936年7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第2、第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32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4]原第2军团、第6军团改称为第2军、第6军。随后，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由甘孜东谷继续北上。
（四）红四方面军体制编制调整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强度嘉陵江战役后开始长征。下辖第4、第9 第30、第31、第33军和川陕省军区独立师第1、第2、第3师等总计10万余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后，整编为左右路军，后带领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一方面军第5、第32军南下川康。1936年1月，第5军与第33军合编为第5军，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第2、第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32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随后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3个梯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
（五）红军第二十五军编制体制调整
1934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第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2先遣队”的名义，离开鄂豫皖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在转移过程中，通过共产党积极宣传，部队得到有效扩充，并进行整编。随后获悉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决定北上到陕甘苏区。9月第25军在陕西省延川县与陕甘红军第26军第42师、第27军第84师胜利会师，后将第25军与第26军第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参谋长，全军团总共7000余人。
长征时期指挥机构的调整次数多，变化快，根据具体作战形式，环境变化，敌我力量变化对比等各种要素，尽可能地保持红军指挥的高效顺畅和部队行动地机动灵活，使之适应作战形式的变化。灵活的调整部队的体制编制，保证作战指挥的高效顺畅，有利于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使之最后顺利完成长征，落脚陕北。长征时期人民军队根本组织体制变化发展过程充分说明，要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健全部队各级党组织，使之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注释：
[1]红军长征·文献[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565
[2]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资料汇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56.
[3]中共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92.
[4]中共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99.
参考文献：
[1]红军长征·文献[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565.
[2]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资料汇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56.
[3]中共共產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92.
[4]中共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