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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考那年，我的分数过了市重点高中的录取线。初中班主任找我长聊，列举了留下来的种种好处与去市重点的诸多弊端，言之凿凿，情真意切。
　　我问：“杨洋也会留下来吗？”杨洋是我同班同学，也是班主任的女儿。
　　“当然。”他点头。
　　最终，我说服了父母，留在镇上读高中。
　　开学那天，我才知道杨洋去了市重点，而我的留下为班主任换来了一笔不菲的奖金。
　　开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该如何报复那位我曾经十分信任的班主任。
　　有好几次，我和他在校园里“狭路相逢”。我直愣愣地盯着他，眼中的敌意不加掩饰。他迅速侧过头，有些不自然地快步离开。
　　我对老师的报复最终停留在假想，并未付诸行动。但对于正处青春期的我来说，这件事迅速凝结成一股反噬力，颠覆了我对老师，甚至对世界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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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上高中的学习氛围不太好，但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反而很享受看着老师气急败坏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面对我们，大多数老师选择了放任自流，除了新调来的胡老师。他总是一丝不苟地准备讲义，费劲唇舌地举实例讲道理，可惜没人买账。大家带着嘲讽的笑，像看一个不自量力的跳梁小丑，任他在台上卖力表演。
　　他把我喊到办公室，指着试卷上的大片空白，先是暴跳如雷，后是痛心疾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学习？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那是第一次，有老师那么嚴厉地呵斥我。其实，我有点儿心虚，但仍摆出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我愿意，你管不着！”
　　转折出现在高一下学期开学不久。
　　那天，我请病假溜出去玩儿，遇上了初中时教历史的穆老师。她是我最喜欢的一位老师，爱盘发，喜欢穿连衣裙和高跟鞋，对每个人都笑脸盈盈。我初三时，她请了长假去照顾重病的儿子。不过大半年的时间，她明显老了很多。
　　我正犹豫要不要上去问好，她先扬起嘴角，向我走过来，把一袋筒子骨递给我，“来，帮我提一下，顺便陪我说说话。”
　　我鬼使神差地跟着她回了家。小火慢熬的间隙，她带着淡淡的笑，和我聊着工作的趣事、儿子的点点滴滴、病房的见闻……好几次忍不住快落泪时，她迅速扯过一张纸巾，稍稍抬起头，闭上眼，用纸巾在眼角处按几秒。
　　对于16岁的我而言，那是一种陌生又震撼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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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她留我吃饭。我放下戒备，饶有兴致地看着她把肉片拌上各种调料，腌制十来分钟，将骨头汤烧开，放入面条，再次沸腾时，倒入肉片，再配上青菜。很快，一股浓香伴着热气迅速弥漫开来。
　　她给我盛了满满一大碗，几乎所有的肉片都堆在了里面。我狼吞虎咽地解决完了整碗面条，抬起头才注意到她碗里还没怎么动。
　　她挑起几根面条，又慢慢放了下去，“我和儿子都爱吃这种连汤面，但后来他只能靠药物和营养液维持。那天早上，他说，想再吃一碗连汤面。我做了，他勉强吃了一点儿面条，喝了几口汤，还都吐了。他说等好了以后，一定要吃上一大碗。下午，他就走了。”
　　气氛凝重起来，我有些无措，正纠结该说点什么时，她抬起头，话锋一转，“你不该在这里读高中的，为什么留下来？”
　　时隔半年多，第一次有老师问了我这个问题。当她忽然捅破那层窗户纸时，我才意识到，虽然一直闭口不谈，但这件事一直是我心中的刺。
　　或许那天她的倾诉太过真切，又或许那碗连汤面的味道太过温暖，我终于卸下心防，把所有的委屈、愤恨一股脑地释放了出来，说到不平处，甚至哭了起来。
　　说到底，剥开张牙舞爪的表象，里面住着的不过是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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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静静地听我说完，起身去房间拿出一个相框，顺着照片里男孩的轮廓轻轻描摹，“我儿子，还不到18岁。我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啊……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他？”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接这么一句话。
　　“他刚走的那段时间，我整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只会不停地流泪。我那么折磨自己，可他到底回不来了，反倒是我父母，天天过得提心吊胆。”
　　她看着我：“有没有觉得你现在和我当初一样，你回不到初三毕业那一刻重新做选择了，与其把精力耗在恼恨他人和伤害自己上面，不如做一些对自己日后成长有意义的事情……”
　　那天，她说了很多我平日不屑一顾的大道理，我却反常地没有觉得刺耳。
　　之后，我再也没有去找过她。大约一周后，胡老师再次把我喊进办公室，递给我几套试卷，“这是市重点高中的试卷，穆老师特意找来给你的，好好做做吧。不管怎么样，别放弃自己。”
　　我不争气地红了脸，差点哭出来。这几套试卷就像是一根结结实实的棍子，狠狠地砸下来，彻底唤醒了我的危机感。
　　后来，胡老师带我去了一所重点高中参加入学考试。那天，我答得不错，顺利地进了高二文科重点班。得知结果时，胡老师长舒一口气，我也百感交集。
　　直到现在，我都很感谢他们的及时援手，没有放任我在泥潭中越走越远。世上，还是有很多好老师的。
　　（李金锋摘自人间工作室the Livings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