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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活的需要，人利用自然世界造就了一个为自己生活服务的世界，我们称之为“人文世界”。人们从早到晚，每一天都要通过人文世界来经营自己的生活。
当一个生物人离开母体之后，就开始在社会中依靠前人创造的人文世界生活，也可以说，人一离开母体即开始从生物人逐渐变成了社会人。现存的人文世界是人从生物人变成社会人的场合。这个人文世界应当说和“人之初”是并存的，而且是世世代代的社会人共同创作的。
生物人逃不掉生死大关，但属于社会人的生活用具和行为方式即文化的零部件却可以不跟着个别生物人的生死而存亡。文化的社会性利用社会继替的差序格局，即生物人生死的参差不齐，使它可以超脱生物的生死定律，而有自己存亡兴废的历史规律。这是人文世界即文化的历史性。
个人通过社会认同而进入文化，历史靠一代一代人的创造，靠一代一代人的积累，是一代一代人生活体验中积累起来的文化实体。每经一代人，文化就会根据新的情况进行新的适应及新的创造。历史就包括了这些变动。个人是历史中的过客，过客都会留下些东西，把它积累在共同的文化库中。积累什么，创造什么，是时代和历史决定的，有其自身的规律，而这个规律也在变，它的变仍然要靠各代里的一个个人。所以我说“通古今之变”这句话概括得真好。过去的学者讲史，都是讲今在史中，以史表达，以史现世，不仅是讲史，而且讲各代的所有的变化，就是讲“通”。这些说明，历史发展本身是有逻辑的、有道理的和有规律的。这正是中国文化之所以重视历史的原因，可是我们多年来忽视了。
我这一代人是从新学开始的。新学制度至今也有一百多年了，这种制度改变了文化传递的方式和内容。我在小学时设国、英、算三科。国文主要讲文字语言，即文字象征化的语言，是一种符号体系;英文是外文，开始有了文化接触，所以要学;算术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我在中学时这三科也是学习的重点，在学生心里也变成为主课，成为评学生成绩的基础。就国文课而言，则从学古文变成了学白话文，范围并不限于历史。
在新学的新传统里读书，历史知识的积累比不上上一代。上一代学国学就是学经史，五经皆史，讲历史的事实、经过和变化。“经”是讲从过去历史中看出来的做人的道理。“经”和“史”二者是密切联系的，学习的材料都是历史，也就是过去人的生活方法和经验，而学习的目的是做人，也就是符合文化的历史性。我们这一代人学习时，经史分开了。国文只讲语言，不讲文化，语言又从古文变为白话文。旧教科书里的四书五经都不学了，学文字只作为工具，国文工具便化为语文，就是学识字和作文。
到了大学时代，自然科学比人文科学受重视。在我进大学时就遇到了这一潮流。我最初选的是医预科，也是重自然科学的。
从中学到大学，即使是在历史课上，我学的也只是古史，到秦汉为止。进了大学，历史不是必修课。那时人们不但不将历史看做学术，而且作为常识也学得不够。
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我还经历了一个混乱的时期，代表性的思潮就是“古史辨”。“古史辨”基本上是否定中国历史的，其影响深远。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才有钱穆讲中国通史。而当时我本人对于这方面是不重视的。近来进行学术反省，老了再来补课，回想当年才知道，这是因为批判历史的风气占上风，我们这些学生受到的“否定历史”的影响很深刻。这是很悲惨的。中国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到这一代被轻视了，即使是专业学历史的人，内部对历史的意义也存在争执。
我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研究的出发点也通常与历史无关。我这代人入门学社会科学时，在西方又有一种倾向，即主张认识中国应从现实出发，即主张“实证论”。我当时知道要科学地对待文化，却以为要研究文化的科学无须从历史着手。我在学习功能学派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时，主要是受马林诺夫斯基老师的影响。马林诺夫斯基老师的功能论轻视历史在文化中的作用。由于轻视历史，所以我早期的社区调查不注重历史部分。经过反思，我得到一种自我批判，现在意识到，要理解文化，就要看到文化是历史的产物。
文化是由人创造的，它在认同的社会中得到流通而取得共识，离开个人而成为社会实体，从而产生了塑造人的文化的作用，并在历史过程中发生着变化。历史的内容是不同世代人的创造、继承和改造的结果。它是客观存在的变化，是有其规律的，这个规律是可以作为对象来研究的，是可以实证的。在后期的农村发展调查研究工作中，我越来越看到历史的重要性。我所概括的“三级两跳”的农村发展阶段论，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从实际中来的，不是虚拟的。
最近我发现自己的想法又有了新的变化。从国际大形势，从中西文化的接触中，我进一步看到非历史主义的社会科学存在的许多缺点。回过头来看看中国文化，从中看到过去的中国学者对待历史是十分认真的，是具有立身之道的。
从我这一代人一生所经历的变化，看中国历史从被重视到轻视又被重视的过程，我意识到的确到了要静下心来反思和审视中国文化的宝贵之处，认识中国历史在文化中的地位的时候了。因此，大学教育必须形成重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风气。在漫长的经典教育时期古人给后人留下了历史宝库，要向新一代人开放，要让他们接触到，并引导他们学习，产生兴趣，重新建立起重历史的风气。
（摘自《年度学术2003：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删节）
当一个生物人离开母体之后，就开始在社会中依靠前人创造的人文世界生活，也可以说，人一离开母体即开始从生物人逐渐变成了社会人。现存的人文世界是人从生物人变成社会人的场合。这个人文世界应当说和“人之初”是并存的，而且是世世代代的社会人共同创作的。
生物人逃不掉生死大关，但属于社会人的生活用具和行为方式即文化的零部件却可以不跟着个别生物人的生死而存亡。文化的社会性利用社会继替的差序格局，即生物人生死的参差不齐，使它可以超脱生物的生死定律，而有自己存亡兴废的历史规律。这是人文世界即文化的历史性。
个人通过社会认同而进入文化，历史靠一代一代人的创造，靠一代一代人的积累，是一代一代人生活体验中积累起来的文化实体。每经一代人，文化就会根据新的情况进行新的适应及新的创造。历史就包括了这些变动。个人是历史中的过客，过客都会留下些东西，把它积累在共同的文化库中。积累什么，创造什么，是时代和历史决定的，有其自身的规律，而这个规律也在变，它的变仍然要靠各代里的一个个人。所以我说“通古今之变”这句话概括得真好。过去的学者讲史，都是讲今在史中，以史表达，以史现世，不仅是讲史，而且讲各代的所有的变化，就是讲“通”。这些说明，历史发展本身是有逻辑的、有道理的和有规律的。这正是中国文化之所以重视历史的原因，可是我们多年来忽视了。
我这一代人是从新学开始的。新学制度至今也有一百多年了，这种制度改变了文化传递的方式和内容。我在小学时设国、英、算三科。国文主要讲文字语言，即文字象征化的语言，是一种符号体系;英文是外文，开始有了文化接触，所以要学;算术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我在中学时这三科也是学习的重点，在学生心里也变成为主课，成为评学生成绩的基础。就国文课而言，则从学古文变成了学白话文，范围并不限于历史。
在新学的新传统里读书，历史知识的积累比不上上一代。上一代学国学就是学经史，五经皆史，讲历史的事实、经过和变化。“经”是讲从过去历史中看出来的做人的道理。“经”和“史”二者是密切联系的，学习的材料都是历史，也就是过去人的生活方法和经验，而学习的目的是做人，也就是符合文化的历史性。我们这一代人学习时，经史分开了。国文只讲语言，不讲文化，语言又从古文变为白话文。旧教科书里的四书五经都不学了，学文字只作为工具，国文工具便化为语文，就是学识字和作文。
到了大学时代，自然科学比人文科学受重视。在我进大学时就遇到了这一潮流。我最初选的是医预科，也是重自然科学的。
从中学到大学，即使是在历史课上，我学的也只是古史，到秦汉为止。进了大学，历史不是必修课。那时人们不但不将历史看做学术，而且作为常识也学得不够。
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我还经历了一个混乱的时期，代表性的思潮就是“古史辨”。“古史辨”基本上是否定中国历史的，其影响深远。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才有钱穆讲中国通史。而当时我本人对于这方面是不重视的。近来进行学术反省，老了再来补课，回想当年才知道，这是因为批判历史的风气占上风，我们这些学生受到的“否定历史”的影响很深刻。这是很悲惨的。中国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到这一代被轻视了，即使是专业学历史的人，内部对历史的意义也存在争执。
我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研究的出发点也通常与历史无关。我这代人入门学社会科学时，在西方又有一种倾向，即主张认识中国应从现实出发，即主张“实证论”。我当时知道要科学地对待文化，却以为要研究文化的科学无须从历史着手。我在学习功能学派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时，主要是受马林诺夫斯基老师的影响。马林诺夫斯基老师的功能论轻视历史在文化中的作用。由于轻视历史，所以我早期的社区调查不注重历史部分。经过反思，我得到一种自我批判，现在意识到，要理解文化，就要看到文化是历史的产物。
文化是由人创造的，它在认同的社会中得到流通而取得共识，离开个人而成为社会实体，从而产生了塑造人的文化的作用，并在历史过程中发生着变化。历史的内容是不同世代人的创造、继承和改造的结果。它是客观存在的变化，是有其规律的，这个规律是可以作为对象来研究的，是可以实证的。在后期的农村发展调查研究工作中，我越来越看到历史的重要性。我所概括的“三级两跳”的农村发展阶段论，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从实际中来的，不是虚拟的。
最近我发现自己的想法又有了新的变化。从国际大形势，从中西文化的接触中，我进一步看到非历史主义的社会科学存在的许多缺点。回过头来看看中国文化，从中看到过去的中国学者对待历史是十分认真的，是具有立身之道的。
从我这一代人一生所经历的变化，看中国历史从被重视到轻视又被重视的过程，我意识到的确到了要静下心来反思和审视中国文化的宝贵之处，认识中国历史在文化中的地位的时候了。因此，大学教育必须形成重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风气。在漫长的经典教育时期古人给后人留下了历史宝库，要向新一代人开放，要让他们接触到，并引导他们学习，产生兴趣，重新建立起重历史的风气。
（摘自《年度学术2003：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