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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中国劳动力市场核心问题的改变：就业总量创造不足问题已被劳动力市场失衡所取代。劳动力市场失衡原因首先在于，伴随经济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发生了升级，新增劳动力结构主要由初中以下受教育者转变为初中毕业生，又由高中毕业生转变为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供给结构转型同时，需求结构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劳动力需求依然是低技能、低工资的低端就业，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不匹配性诱发了劳动力市场的失衡。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难以调整原因在于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中被“俘获”，无法实现价值链的升级或沿价值链攀升，难以实现价值链分工角色定位改变。对于这一难题的破解，应当采取构建国家价值链的办法，而推动国内企业价值链整合可能需要更多的制度体系改革。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俘获” ；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015-03
引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对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运用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但近年来“民工荒”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却日益突出，这似乎意味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享受其效益之后的成本效应已开始逐步显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核心问题似乎已经从就业总量创造不足逐渐转变为就业结构严重失衡，对劳动力市场失衡现象的探讨显然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之意。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相对较少，苏剑、盛磊（2010），余东华、范思远（2011）指出，“民工荒”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体现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不合理，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张士斌（2009）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研发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战略互补的思路分析“民工荒”和大学生失业的悖论：由于企业缺乏足够的激励进行研发投资，民工的收入预期无法提高，就不愿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大学生得不到雇佣；另一方面，农民工技能无法提高，企业只有继续大量雇佣低技能的工人来促进增长。因此，问题需要通过增加企业的研发投资和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来解决。
文献研究的核心缺陷是没有深入探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缺乏研发激励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只有深入其机理，才可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解决劳动力市场失衡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经济现有产业结构配置是改革开放后为解决就业总量创造不足而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凭借低下的劳动力成本和良好的制造业基础承接国际低端制造份额而形成的。在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就业创造的主要是低工资、低技能的低端就业结构，企业研发激励严重不足。但伴随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已然发生了转型，就业创造结构与供给结构显现出巨大的不匹配性，这是导致劳动力市场失衡的核心原因。要解决劳动力市场失衡，必须要减少被全球价值链的“俘获”和分工，实现价值链升级或者构建国家价值链产生对高端就业的创造能力。文章的结构将如下安排：第二部分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中国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原因，然后测算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转型。第三部分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说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我国劳动力需求结构关系，并将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对照，指出纠正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的办法。最后部分是本文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转型
改革开放初，人口高速增长、劳动力市场管制移除、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导致大量过剩就业人口浮现。这时，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必然选择。但国内市场狭小、企业技术管理水平低下，因此，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良好制造业基础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是良好选择。粗略地测算中国劳动力市场新增就业人口，结果表明，1979—1986年，中国新增就业人口大幅度增加，远高于之前和之后的2 000万人左右，部分年份甚至超过了3 500万人。1987年之后虽然新增就业人口一直维持在大致2 000万人左右，但对前期就业人口的消化毫无疑问需要长期的过程。
新增就业人口总量趋于平稳后就业结构转型开始逐步显现，笔者的测算结果是：新增劳动力队伍中，初中以下劳动力比重由1978年的62.5%下降到2008年的13.4%；初中到高中劳动力比重则由17.5%上升到60.5%；高中到本科劳动力比重由19.2%下降到1.7%；本科毕业生劳动力比重由0.8%上升为24.4%。这一结果与最新报道当前新增就业中55%是初中毕业生，30%是大学毕业生，15%为高中毕业生结果较为接近。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新增劳动力结构主要由初中以下受教育者转变为初中毕业生，而高中毕业生主要转变为大学毕业生，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实现了明显的技能升级。而测算也表明，第一个转变的起始年份是1990年，而第二个转变的起始年份是2002年，这与传统分析也是较为一致的。显然，新增就业人口总量平稳而结构发生明显的技能升级预示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逐步从就业总量创造不足转变为就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失衡，那么相应的需求结构也应该随之转变。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劳动力市场失衡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就业创造结构
波特（2007）将产品环节分为生产、营销、运输、售后服务、采购、人力资源和财务等，这些活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相互联系配合，构成整个公司的价值链条。Gereffi（1999）将整个产品流程分为3个部分，分别是上游的研发设计，中游的零部件制造与组装和下游的营销、品牌和服务。卢锋（2004）指出，由于信息技术、交通革命和制度变革推动，当代国际分工展现出一个引人瞩目特征，就是很多产品生产过程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散分布到不同国家进行，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分工体系。分工与贸易深化是双刃剑，它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必然给社会带来调整压力和阵痛，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影响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由于全球价值链被跨国公司所主导，发达国家必然凭借自身的要素优势占据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含量的环节，将低附加值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一种全球化分工的生产态势。 当然，在经济发展早期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的简单劳动力，缺少技术创新和品牌创建能力，只能徘徊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承担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简单零部件和加工组装。但随着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会培养出大量的技能员工，同时积累技术创新和品牌创建能力。这时候虽具备了承担高附加值环节的能力，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却被“俘获”了，难以实现价值链分工角色定位的改变。由于无法实现价值链链的升级，或者沿着价值链本身的攀升，就业创造只能还局限于低技能、低工资的低端就业，而大量的需要高端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被迫依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从而导致低端就业的过度需求而高端就业岗位创造严重不足。
（二）劳动力市场失衡难题破解
施振荣（1996）发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几个主要环节中，就其增值能力而言存在一个“微笑曲线”。“微笑曲线”可划分为了3个阶段，分别为上游的设计研发，下游为销售与服务，上下游的附加值较高，需要的是高技能高工资的劳动力；而中游为制造加工部分附加值低，需要相对低技能、低工资简单劳动力。在当前全球化分工格局中，我国主要处于“微笑曲线”中游生产制造环节。主要依靠较多资源损耗和大量简单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较少。1995年中国制造业产值为 3 349亿元，到2009年增至16 190亿元，规模扩大了5倍多。但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26%，与同期的发达国家（美国48%，日本49%）相比差别巨大，即使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由于中国制造业处在价值链低端环节，导致了低工资，低工资只能吸引低技能劳动力。2005年，我国制造业人均增加值仅为11 767美元，其中工资在增加值中的比重只有7.63%。而与我国制造业规模相当的美国和日本，2005年制造业人均增加值分别为151 026美元和124 002美元，其中工资占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29%和25%。随着我国产业规模高速扩张，低技能劳动力供给逐渐跟不上产业规模扩张的步伐，低技能的劳动力供不应求，存在严重的供给正向缺口，“民工荒”现象愈加严峻。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则反映中国产业结构存在的另一些问题。劳动力市场技能升级，高技能、高学历人才供给大幅度增加，但全球化背景下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却很有限。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吸纳大学生就业至关重要但发展滞后。所谓生产性服务业是指那些为满足中间需求、向外部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生产活动提供中间投入服务，用于进行商业运作和更进一步的生产而非主要满足最终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行业。生产性服务业所包括的行业部门增加值和工资水平普遍较高，对劳动力素质、技能要求也相对较高。第三次国际工业标准分类法分类将运输、仓储和通讯、金融中介和房地产、租赁及商务活动归类为生产性服务业。在此标准下，2003年日本的生产性服务业占社会总就业比重达38%，英国达38.1%，澳大利亚高达42.1%。而我国同期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只有12%左右（余东华、范思远，2011）。
为什么中国在处于价值链高端、对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至关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这是因为诸多的产业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我们的企业与国外的从事生产性服务业高端价值的公司互补，而不需要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业。那么，如何才可以摆脱这种价值链的“俘获”实现本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从而破解劳动力市场失衡的难题呢？如前文述，由于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被“俘获”，无法实现价值链链的升级，或者沿着价值链本身的攀升，就业创造只能还局限于低技能、低工资的低端就业，而大量的需要高端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被迫依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从而导致低端就业的过度需求而高端就业岗位创造严重不足。张杰、刘志彪（2009）提出构建国家价值链的视角，认为，对于国内市场足够广阔的发展中国家，定位于满足本土市场需求且根植于国家价值链体系的企业可以成功地实现产业高端升级并培养出竞争力。国家价值链的构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同时获得价值增值能力较强的环节和已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制造环节，这必然有利于企业获取新的、具有战略价值的价值链环节能力的培养，简而言之，某种程度上放弃过度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培育国家价值链分工体系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的消除，也有利于产业升级和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构建。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国企业接受跨国公司或国际大买家发包，仅仅完成生产制造环节，市场调研中的问卷设计、抽样及后期处理，针对目标人群的研发设计，销售和售后服务中的物流、仓储、电子商务等技能密集环节主要由欧美等发达国家企业承担，中国企业与欧美企业形成了分工互补体系。而国家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国内企业首先要了解和研究国内消费者，这会激发市场调研包括消费者问卷调查在符合中国文化和思维习惯的设计、询问中修正和改善，然后针对消费者特征的产品研究、设计和开发，销售和售后服务中符合中国经济特征物流、仓储和电子商务体系等技能密集性环节，通过构架价值链的产业链整合可以有效提高国内企业整体的附加值，从而可以使得企业更多地获得支付较高工资的能力，降低对低端就业的过度需求而增加对高端就业的就业创造能力。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凭借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而获得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一个需要做出改变的时刻，劳动力市场的失衡只是其中一个核心的表现而已。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系统阐述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核心问题的改变：就业总量创造不足的问题已经被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所取代。而这种劳动力市场失衡的核心原因首先在于，伴随经济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发生了升级，新增劳动力结构主要由初中以下受教育者转变为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主要转变为大学毕业生。劳动力供给结构转型的同时需求结构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劳动力需求依然是低技能、低工资的低端就业创造，这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极大不匹配性诱发了劳动力市场的失衡。笔者认为，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难以调整的核心原因在于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中被“俘获”，在实现由低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向高附加值价值链环节攀升过程中，特别是在历经功能升级或链的升级时，遇到发达国家的国际大购买商（购买者驱动） 或跨国公司（生产者驱动）的双重阻击和控制，进而被限制于低附加值、微利化的价值链低端生产制造环节。因为无法实现价值链链的升级或者沿着价值链攀升，就难以实现价值链分工角色定位的改变，劳动力需求的改变就是十分困难的。 对于这一难题的破解，笔者认为应当采取构建国家价值链的办法。作为国内市场足够广阔的国家，让企业定位于满足本土市场需求且根植于国家价值链体系，可以成功地实现产业高端升级并培养出竞争力。在国家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国内企业要了解和研究国内消费者，这会激发市场调研，产品研究、设计和开发，销售和售后服务等技能密集性环节的相应构建。通过构架价值链的产业链整合，可以有效提高国内企业整体的附加值，从而可以使得企业更多地获得支付较高工资的能力，降低对低端就业的过度需求而增加对高端就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在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系统地总结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从而寻求积极的改变应该成为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而推动国内企业的价值链整合活动可能需要更多的制度体系改革，金融制度改革让企业具有良好的融资途径与竞争压力，交通运输、物流系统、政府管理改革降低交易费用扩展企业的市场范围和生产规模，要素市场改革增加企业竞争压力增强企业研发激励等。
参考文献：
[1] 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2] 卢锋.产品内分工[J].经济学（季刊），2004，4（1）.
[3] 施振荣.再造宏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4] 苏剑，盛磊.刘易斯拐点、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问题研究[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3）.
[5] 余东华，范思远.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升级与就业结构优化——“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的解释与出路[J].财经科学，2011，（2）.
[6] 张杰，刘志彪.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价值链的构建与中国企业升级[J].经济管理，2009，（2）.
[7] 张士斌.民工荒、大学生失业与低技能陷阱[J].青年研究，2009，（1）.
[8] Gereffi.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9，
（48）.
[9] Linden，Dedrick，Kraemer.Innovation and Job Cre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M]：The Case of Apple’s iPod.Personal Computing Industry
Center Working Papers，UC Irvine，2009.
[责任编辑 高惠琦]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俘获” ；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015-03
引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对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运用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但近年来“民工荒”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却日益突出，这似乎意味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享受其效益之后的成本效应已开始逐步显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核心问题似乎已经从就业总量创造不足逐渐转变为就业结构严重失衡，对劳动力市场失衡现象的探讨显然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之意。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相对较少，苏剑、盛磊（2010），余东华、范思远（2011）指出，“民工荒”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体现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不合理，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张士斌（2009）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研发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战略互补的思路分析“民工荒”和大学生失业的悖论：由于企业缺乏足够的激励进行研发投资，民工的收入预期无法提高，就不愿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大学生得不到雇佣；另一方面，农民工技能无法提高，企业只有继续大量雇佣低技能的工人来促进增长。因此，问题需要通过增加企业的研发投资和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来解决。
文献研究的核心缺陷是没有深入探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缺乏研发激励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只有深入其机理，才可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解决劳动力市场失衡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经济现有产业结构配置是改革开放后为解决就业总量创造不足而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凭借低下的劳动力成本和良好的制造业基础承接国际低端制造份额而形成的。在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就业创造的主要是低工资、低技能的低端就业结构，企业研发激励严重不足。但伴随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已然发生了转型，就业创造结构与供给结构显现出巨大的不匹配性，这是导致劳动力市场失衡的核心原因。要解决劳动力市场失衡，必须要减少被全球价值链的“俘获”和分工，实现价值链升级或者构建国家价值链产生对高端就业的创造能力。文章的结构将如下安排：第二部分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中国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原因，然后测算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转型。第三部分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说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我国劳动力需求结构关系，并将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对照，指出纠正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的办法。最后部分是本文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转型
改革开放初，人口高速增长、劳动力市场管制移除、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导致大量过剩就业人口浮现。这时，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必然选择。但国内市场狭小、企业技术管理水平低下，因此，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良好制造业基础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是良好选择。粗略地测算中国劳动力市场新增就业人口，结果表明，1979—1986年，中国新增就业人口大幅度增加，远高于之前和之后的2 000万人左右，部分年份甚至超过了3 500万人。1987年之后虽然新增就业人口一直维持在大致2 000万人左右，但对前期就业人口的消化毫无疑问需要长期的过程。
新增就业人口总量趋于平稳后就业结构转型开始逐步显现，笔者的测算结果是：新增劳动力队伍中，初中以下劳动力比重由1978年的62.5%下降到2008年的13.4%；初中到高中劳动力比重则由17.5%上升到60.5%；高中到本科劳动力比重由19.2%下降到1.7%；本科毕业生劳动力比重由0.8%上升为24.4%。这一结果与最新报道当前新增就业中55%是初中毕业生，30%是大学毕业生，15%为高中毕业生结果较为接近。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新增劳动力结构主要由初中以下受教育者转变为初中毕业生，而高中毕业生主要转变为大学毕业生，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实现了明显的技能升级。而测算也表明，第一个转变的起始年份是1990年，而第二个转变的起始年份是2002年，这与传统分析也是较为一致的。显然，新增就业人口总量平稳而结构发生明显的技能升级预示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逐步从就业总量创造不足转变为就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失衡，那么相应的需求结构也应该随之转变。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劳动力市场失衡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就业创造结构
波特（2007）将产品环节分为生产、营销、运输、售后服务、采购、人力资源和财务等，这些活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相互联系配合，构成整个公司的价值链条。Gereffi（1999）将整个产品流程分为3个部分，分别是上游的研发设计，中游的零部件制造与组装和下游的营销、品牌和服务。卢锋（2004）指出，由于信息技术、交通革命和制度变革推动，当代国际分工展现出一个引人瞩目特征，就是很多产品生产过程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散分布到不同国家进行，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分工体系。分工与贸易深化是双刃剑，它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必然给社会带来调整压力和阵痛，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影响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由于全球价值链被跨国公司所主导，发达国家必然凭借自身的要素优势占据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含量的环节，将低附加值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一种全球化分工的生产态势。 当然，在经济发展早期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的简单劳动力，缺少技术创新和品牌创建能力，只能徘徊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承担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简单零部件和加工组装。但随着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会培养出大量的技能员工，同时积累技术创新和品牌创建能力。这时候虽具备了承担高附加值环节的能力，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却被“俘获”了，难以实现价值链分工角色定位的改变。由于无法实现价值链链的升级，或者沿着价值链本身的攀升，就业创造只能还局限于低技能、低工资的低端就业，而大量的需要高端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被迫依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从而导致低端就业的过度需求而高端就业岗位创造严重不足。
（二）劳动力市场失衡难题破解
施振荣（1996）发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几个主要环节中，就其增值能力而言存在一个“微笑曲线”。“微笑曲线”可划分为了3个阶段，分别为上游的设计研发，下游为销售与服务，上下游的附加值较高，需要的是高技能高工资的劳动力；而中游为制造加工部分附加值低，需要相对低技能、低工资简单劳动力。在当前全球化分工格局中，我国主要处于“微笑曲线”中游生产制造环节。主要依靠较多资源损耗和大量简单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较少。1995年中国制造业产值为 3 349亿元，到2009年增至16 190亿元，规模扩大了5倍多。但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26%，与同期的发达国家（美国48%，日本49%）相比差别巨大，即使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由于中国制造业处在价值链低端环节，导致了低工资，低工资只能吸引低技能劳动力。2005年，我国制造业人均增加值仅为11 767美元，其中工资在增加值中的比重只有7.63%。而与我国制造业规模相当的美国和日本，2005年制造业人均增加值分别为151 026美元和124 002美元，其中工资占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29%和25%。随着我国产业规模高速扩张，低技能劳动力供给逐渐跟不上产业规模扩张的步伐，低技能的劳动力供不应求，存在严重的供给正向缺口，“民工荒”现象愈加严峻。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则反映中国产业结构存在的另一些问题。劳动力市场技能升级，高技能、高学历人才供给大幅度增加，但全球化背景下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却很有限。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吸纳大学生就业至关重要但发展滞后。所谓生产性服务业是指那些为满足中间需求、向外部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生产活动提供中间投入服务，用于进行商业运作和更进一步的生产而非主要满足最终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行业。生产性服务业所包括的行业部门增加值和工资水平普遍较高，对劳动力素质、技能要求也相对较高。第三次国际工业标准分类法分类将运输、仓储和通讯、金融中介和房地产、租赁及商务活动归类为生产性服务业。在此标准下，2003年日本的生产性服务业占社会总就业比重达38%，英国达38.1%，澳大利亚高达42.1%。而我国同期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只有12%左右（余东华、范思远，2011）。
为什么中国在处于价值链高端、对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至关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这是因为诸多的产业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我们的企业与国外的从事生产性服务业高端价值的公司互补，而不需要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业。那么，如何才可以摆脱这种价值链的“俘获”实现本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从而破解劳动力市场失衡的难题呢？如前文述，由于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被“俘获”，无法实现价值链链的升级，或者沿着价值链本身的攀升，就业创造只能还局限于低技能、低工资的低端就业，而大量的需要高端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被迫依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从而导致低端就业的过度需求而高端就业岗位创造严重不足。张杰、刘志彪（2009）提出构建国家价值链的视角，认为，对于国内市场足够广阔的发展中国家，定位于满足本土市场需求且根植于国家价值链体系的企业可以成功地实现产业高端升级并培养出竞争力。国家价值链的构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同时获得价值增值能力较强的环节和已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制造环节，这必然有利于企业获取新的、具有战略价值的价值链环节能力的培养，简而言之，某种程度上放弃过度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培育国家价值链分工体系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的消除，也有利于产业升级和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构建。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国企业接受跨国公司或国际大买家发包，仅仅完成生产制造环节，市场调研中的问卷设计、抽样及后期处理，针对目标人群的研发设计，销售和售后服务中的物流、仓储、电子商务等技能密集环节主要由欧美等发达国家企业承担，中国企业与欧美企业形成了分工互补体系。而国家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国内企业首先要了解和研究国内消费者，这会激发市场调研包括消费者问卷调查在符合中国文化和思维习惯的设计、询问中修正和改善，然后针对消费者特征的产品研究、设计和开发，销售和售后服务中符合中国经济特征物流、仓储和电子商务体系等技能密集性环节，通过构架价值链的产业链整合可以有效提高国内企业整体的附加值，从而可以使得企业更多地获得支付较高工资的能力，降低对低端就业的过度需求而增加对高端就业的就业创造能力。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凭借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而获得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一个需要做出改变的时刻，劳动力市场的失衡只是其中一个核心的表现而已。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系统阐述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核心问题的改变：就业总量创造不足的问题已经被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所取代。而这种劳动力市场失衡的核心原因首先在于，伴随经济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发生了升级，新增劳动力结构主要由初中以下受教育者转变为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主要转变为大学毕业生。劳动力供给结构转型的同时需求结构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劳动力需求依然是低技能、低工资的低端就业创造，这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极大不匹配性诱发了劳动力市场的失衡。笔者认为，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难以调整的核心原因在于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中被“俘获”，在实现由低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向高附加值价值链环节攀升过程中，特别是在历经功能升级或链的升级时，遇到发达国家的国际大购买商（购买者驱动） 或跨国公司（生产者驱动）的双重阻击和控制，进而被限制于低附加值、微利化的价值链低端生产制造环节。因为无法实现价值链链的升级或者沿着价值链攀升，就难以实现价值链分工角色定位的改变，劳动力需求的改变就是十分困难的。 对于这一难题的破解，笔者认为应当采取构建国家价值链的办法。作为国内市场足够广阔的国家，让企业定位于满足本土市场需求且根植于国家价值链体系，可以成功地实现产业高端升级并培养出竞争力。在国家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国内企业要了解和研究国内消费者，这会激发市场调研，产品研究、设计和开发，销售和售后服务等技能密集性环节的相应构建。通过构架价值链的产业链整合，可以有效提高国内企业整体的附加值，从而可以使得企业更多地获得支付较高工资的能力，降低对低端就业的过度需求而增加对高端就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在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系统地总结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从而寻求积极的改变应该成为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而推动国内企业的价值链整合活动可能需要更多的制度体系改革，金融制度改革让企业具有良好的融资途径与竞争压力，交通运输、物流系统、政府管理改革降低交易费用扩展企业的市场范围和生产规模，要素市场改革增加企业竞争压力增强企业研发激励等。
参考文献：
[1] 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2] 卢锋.产品内分工[J].经济学（季刊），2004，4（1）.
[3] 施振荣.再造宏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4] 苏剑，盛磊.刘易斯拐点、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问题研究[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3）.
[5] 余东华，范思远.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升级与就业结构优化——“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的解释与出路[J].财经科学，2011，（2）.
[6] 张杰，刘志彪.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价值链的构建与中国企业升级[J].经济管理，2009，（2）.
[7] 张士斌.民工荒、大学生失业与低技能陷阱[J].青年研究，2009，（1）.
[8] Gereffi.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9，
（48）.
[9] Linden，Dedrick，Kraemer.Innovation and Job Cre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M]：The Case of Apple’s iPod.Personal Computing Industry
Center Working Papers，UC Irvine，2009.
[责任编辑 高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