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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革”时的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我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囤垦戍边”。当时，来东北的知青中，以北京知青为主体。北京的知青都是“文革”中的“老三届”，即1969届初一到1966届高三年级的学生。这些人的年龄跨度是16岁到22岁。
尽管知青们都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但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下，谈恋爱这件事却是一个禁区。兵团对知青的管理是半军事化的，知青们以连、排、班为基本单位，白天干活，晚上学“毛选”，单调而刻板。当时，男女知青的宿舍隔得很远，基本上没有接触的机会。我在兵团6年，连队里大部分男生我都叫不出名字，甚至和许多男知青连一句话都没说过。在这种情况下，男女生间颇有点“男女授受不亲”的状态。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爱情像暗河一样在冰层下流淌。渐渐地，有了些谁跟谁好的传闻，男女生在小树林里幽会的事也时有发生。
连队领导怕因此而动摇军心，曾经多次在大会小会上不点名地敲打个别人，要他们把心思放到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正道上，不要一天到晚想着自己那点“破事”。指导员在结束讲话时直接宣布：以后女生接到了哪个男生来信，就直接交到我这儿来!
经过“整肃”，个别人的行为收敛了不少。不少女生真的就把男生写来的信和纸条交到连部去了。可是不久，上海知青廖大英和老熊却闹出爆炸性新闻：他们不仅神不知鬼不觉地谈了恋爱，而且还生下了小孩!
老熊和廖大英是上海航空学校的同学，是五年制大专的毕业生，当年已经二十六七岁了。他们的年龄之所以比别人都大，是因为上海上山下乡的政策和北京不同，北京的大专、中专、技工学校的学生是不用上山下乡的，而上海，除大学生以外都得上山下乡，因此许多大、中专学生也到了东北兵团。他们在年龄上比北京老高三的知青年龄还要大上两三岁。虽然当时连队有种种管制，但也无法熄灭这些大龄男女在艰苦的劳动和生活中撞出的爱情火花。
我和廖大英是好朋友，听到消息后赶紧赶到营部卫生所去看望他们。在简陋的小病房里，我只看到了刚出产房的廖大英。她脸色苍白、疲惫无力，正坐在床边，低头看着刚出生的小女儿。
廖大英见到我，不好意思地微笑了一下，没给我让座，就把孩子往我跟前送了送，让我看她的孩子。她不怎么说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大部分时间就是沉默。临别时，我语无伦次地说了些安慰她的话，就急忙出了屋。在回连队的路上，我想：她回连队以后，一场批判会肯定少不了。她能顶得住吗？孩子的爸爸能不能站出来为这件事情负责呢？
果然，连队领导开会时宣布，要处理老熊和廖大英，但并没有说怎么处理。所谓的“处理”也迟迟不见动静。在那些日子里，连队的气氛有点紧张，知青们窃窃私语，神情暧昧中夹杂着紧张。大家仿佛都拭目以待：倒要看看连队怎么处理这件事。
一周以后，廖大英抱着孩子回连队了。单调的连队不时响起婴儿的哭声。这声音似乎唤醒了什么，知青们对这个未婚妈妈，没有歧视、排斥，倒是猛给他们送“温暖”：不少人给大英送来汤汤水水、各种补养品、婴儿用品。老职工们还帮助大英一家找了住处，还准备了锅、碗、瓢、勺等炊具。
后来，连队对这件事的处理没了下文，对众人的援助行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是连队领导对大熊夫妇这对大龄青年网开一面了吧？
当了爸爸的大熊，侍候了大英母女一段时间后，准备把她们送回上海坐月子。领导同意了，但是在没有作出处理之前大熊却不能离开连队。大熊的几个哥们一商量，立刻行动起来，搞了一个送母女回家的接力棒行动：大英走的那天，先由七连的人把母女俩送到靠线道的五连，接着五连的人再送她们到火车站。知青王磊在五连的表姐碰巧也要回上海探亲，王磊赶快联系了表姐，托付她沿途照顾大英母女。
在众人的帮助下，大英顺利地回到了上海。那时知青回家没有条件买卧铺，只能三天两夜坐硬座，大英带着一个婴儿，没有人照顾简直不可想象。
连队对大熊的处理最后不了了之。整个兵团对知青谈恋爱的政策也逐渐有所变化：开始时是不允许谈，后来是不管、不提倡，再后来是提倡扎根边疆，在兵团安家落户。
从此，知青谈恋爱在连队里公开化了。夏天和秋天，这两个黑龙江最美的季节里，线道边的树影里总会出现成双成对的身影。
天津女知青王振英要和机务排的司机王占林结婚了。原来他们早就在暗地里相爱了。他们的故事很动人：王振英在食堂工作，食堂每天要做上百号人的饭，王振英要从机井里压出两大锅水，她个子小压水实在困难，王占林每次都主动帮忙。一来二去，两人相爱了。当时不准谈恋爱，两人就约定，不露声色，共同耐心等待。终于，他们等到可以公开恋情的那一天。王振英特意把母亲从天津接来，参加了自己的婚礼。
我也“遭遇”过爱情，但是我却与之擦肩而过。
1976年我父亲去世，我回家奔丧。在回连队的火车上，我结识了陆。坐我对面的陆，看到满脸愁苦的我，极力地讲着笑话。他主动与我攀谈，主动关心、照顾我。他很健谈，是个酷爱文学的小伙子，人长得也不错。他兴奋地和同伴谈郭小川关于歌颂伐木工人的诗，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英国著名三姐妹的名著《简爱》，我被陆的侃侃而谈所吸引，渐渐从灰暗的心境中走出来了。经过交谈，我知道了陆是北京一所重点中学66届老高三的学生，他所在的连队是离我们几十里地以外的九团十连。陆和我都在齐齐哈尔下车，他把我送到了中转站，然后离去。回到连队以后，我接连收到陆的两封信，陆的文笔极好，如果不遇到“文革”，他也许早就进入名牌大学了。我很欣赏陆的才华，但我没有给陆回信，在爱情到来之时，我选择了退却。
退却的理由是，当时社会上已有知青可以参加高考的传闻，我准备考大学。这次探家我带回来一大包几何、代数、语文教科书，我要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准备高考。我对自己说：我要考大学，就不能在农村谈恋爱，就不能儿女情长。为了准备高考，回到连队以后，我一头扎进了题海中。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实现了上大学的理想。
时光流逝，回想兵团时代的爱情故事，就像一首歌中所唱的：“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但那时所经历的爱情却成为永远珍藏我们心中的温暖回忆。
(责编：金燕侠)
尽管知青们都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但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下，谈恋爱这件事却是一个禁区。兵团对知青的管理是半军事化的，知青们以连、排、班为基本单位，白天干活，晚上学“毛选”，单调而刻板。当时，男女知青的宿舍隔得很远，基本上没有接触的机会。我在兵团6年，连队里大部分男生我都叫不出名字，甚至和许多男知青连一句话都没说过。在这种情况下，男女生间颇有点“男女授受不亲”的状态。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爱情像暗河一样在冰层下流淌。渐渐地，有了些谁跟谁好的传闻，男女生在小树林里幽会的事也时有发生。
连队领导怕因此而动摇军心，曾经多次在大会小会上不点名地敲打个别人，要他们把心思放到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正道上，不要一天到晚想着自己那点“破事”。指导员在结束讲话时直接宣布：以后女生接到了哪个男生来信，就直接交到我这儿来!
经过“整肃”，个别人的行为收敛了不少。不少女生真的就把男生写来的信和纸条交到连部去了。可是不久，上海知青廖大英和老熊却闹出爆炸性新闻：他们不仅神不知鬼不觉地谈了恋爱，而且还生下了小孩!
老熊和廖大英是上海航空学校的同学，是五年制大专的毕业生，当年已经二十六七岁了。他们的年龄之所以比别人都大，是因为上海上山下乡的政策和北京不同，北京的大专、中专、技工学校的学生是不用上山下乡的，而上海，除大学生以外都得上山下乡，因此许多大、中专学生也到了东北兵团。他们在年龄上比北京老高三的知青年龄还要大上两三岁。虽然当时连队有种种管制，但也无法熄灭这些大龄男女在艰苦的劳动和生活中撞出的爱情火花。
我和廖大英是好朋友，听到消息后赶紧赶到营部卫生所去看望他们。在简陋的小病房里，我只看到了刚出产房的廖大英。她脸色苍白、疲惫无力，正坐在床边，低头看着刚出生的小女儿。
廖大英见到我，不好意思地微笑了一下，没给我让座，就把孩子往我跟前送了送，让我看她的孩子。她不怎么说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大部分时间就是沉默。临别时，我语无伦次地说了些安慰她的话，就急忙出了屋。在回连队的路上，我想：她回连队以后，一场批判会肯定少不了。她能顶得住吗？孩子的爸爸能不能站出来为这件事情负责呢？
果然，连队领导开会时宣布，要处理老熊和廖大英，但并没有说怎么处理。所谓的“处理”也迟迟不见动静。在那些日子里，连队的气氛有点紧张，知青们窃窃私语，神情暧昧中夹杂着紧张。大家仿佛都拭目以待：倒要看看连队怎么处理这件事。
一周以后，廖大英抱着孩子回连队了。单调的连队不时响起婴儿的哭声。这声音似乎唤醒了什么，知青们对这个未婚妈妈，没有歧视、排斥，倒是猛给他们送“温暖”：不少人给大英送来汤汤水水、各种补养品、婴儿用品。老职工们还帮助大英一家找了住处，还准备了锅、碗、瓢、勺等炊具。
后来，连队对这件事的处理没了下文，对众人的援助行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是连队领导对大熊夫妇这对大龄青年网开一面了吧？
当了爸爸的大熊，侍候了大英母女一段时间后，准备把她们送回上海坐月子。领导同意了，但是在没有作出处理之前大熊却不能离开连队。大熊的几个哥们一商量，立刻行动起来，搞了一个送母女回家的接力棒行动：大英走的那天，先由七连的人把母女俩送到靠线道的五连，接着五连的人再送她们到火车站。知青王磊在五连的表姐碰巧也要回上海探亲，王磊赶快联系了表姐，托付她沿途照顾大英母女。
在众人的帮助下，大英顺利地回到了上海。那时知青回家没有条件买卧铺，只能三天两夜坐硬座，大英带着一个婴儿，没有人照顾简直不可想象。
连队对大熊的处理最后不了了之。整个兵团对知青谈恋爱的政策也逐渐有所变化：开始时是不允许谈，后来是不管、不提倡，再后来是提倡扎根边疆，在兵团安家落户。
从此，知青谈恋爱在连队里公开化了。夏天和秋天，这两个黑龙江最美的季节里，线道边的树影里总会出现成双成对的身影。
天津女知青王振英要和机务排的司机王占林结婚了。原来他们早就在暗地里相爱了。他们的故事很动人：王振英在食堂工作，食堂每天要做上百号人的饭，王振英要从机井里压出两大锅水，她个子小压水实在困难，王占林每次都主动帮忙。一来二去，两人相爱了。当时不准谈恋爱，两人就约定，不露声色，共同耐心等待。终于，他们等到可以公开恋情的那一天。王振英特意把母亲从天津接来，参加了自己的婚礼。
我也“遭遇”过爱情，但是我却与之擦肩而过。
1976年我父亲去世，我回家奔丧。在回连队的火车上，我结识了陆。坐我对面的陆，看到满脸愁苦的我，极力地讲着笑话。他主动与我攀谈，主动关心、照顾我。他很健谈，是个酷爱文学的小伙子，人长得也不错。他兴奋地和同伴谈郭小川关于歌颂伐木工人的诗，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英国著名三姐妹的名著《简爱》，我被陆的侃侃而谈所吸引，渐渐从灰暗的心境中走出来了。经过交谈，我知道了陆是北京一所重点中学66届老高三的学生，他所在的连队是离我们几十里地以外的九团十连。陆和我都在齐齐哈尔下车，他把我送到了中转站，然后离去。回到连队以后，我接连收到陆的两封信，陆的文笔极好，如果不遇到“文革”，他也许早就进入名牌大学了。我很欣赏陆的才华，但我没有给陆回信，在爱情到来之时，我选择了退却。
退却的理由是，当时社会上已有知青可以参加高考的传闻，我准备考大学。这次探家我带回来一大包几何、代数、语文教科书，我要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准备高考。我对自己说：我要考大学，就不能在农村谈恋爱，就不能儿女情长。为了准备高考，回到连队以后，我一头扎进了题海中。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实现了上大学的理想。
时光流逝，回想兵团时代的爱情故事，就像一首歌中所唱的：“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但那时所经历的爱情却成为永远珍藏我们心中的温暖回忆。
(责编：金燕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