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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历时性角度考察，《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在中国民国时期的传播经历了一个译介引路的1920年代、积极评论与热情翻译的1930年代和不圆满的1940年代三个变化阶段。评论界、翻译界和高等教育界在较深层次上合力制造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在中国民国时期的传播话题，从而彰显出中国知识分子开明、健康、宽容的接受心态以及“独立的学术精神和批判风格”。
关键词：《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民国时期 传播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以下简称《查》）是20世纪英国文学大师劳伦斯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动笔于1926年，完成于1928年。在这中间，作家三易其稿，费尽了心血。可以说，它是作家一生生命沉思和艺术探索的总结。然而，由于小说毫不隐晦地描写了性爱，因而，它一面世便在世界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谴责者有之，攻击者有之，甚至长时间将它打入冷宫。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经法院审理后，这部小说才允许出版发行。本文试图勾勒出《查》在中国民国时期的传播过程，并对此过程中的传播特点进行初步的归纳，以期对作品有一个新的认识。
一 1920年代末的译介
现有文字资料表明，《查》在中国“露面”的最早时间与作品第一次出版发行的1928年同步。这一年，诗人邵洵美在自己主编的《狮吼》第9期上撰文说：“爱读D.H.Lawrnce小说的，谁都恐怕不能否认不是多少有些为了‘性’的关系。但他对于这一类的描写是暗示的，是有神秘性的隐约的。不过他在Florence自印的《却脱来夫人的情人》，却是一本赤裸裸的小说，往者因为要避免审查者的寻衅而有些遮掩的，现在均尽量地露出来了。情节是一个贵族妇人爱了一个gamekeeper，句句是力的描写与表现，使读者的心，从头到底被他擒捉住。本书印一千册，签名发行，恐怕不容易买到；但因排字人是意大利人，所以全书很多错字。”寥寥数语，传递出了小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版的消息，指出了小说印刷上的错误以及发行的数量，简洁地概括了小说的情节内容、审美精神和审美效应，同时也说明了受众阅读劳伦斯小说的目的与动机。应该说，邵洵美是中国最早阅读《查》的读者之一。
继邵洵美之后，戏剧家赵景深于1929年两次在《小说月报》上撰文谈到了《查》。时年，《小说月报》第6期“现代文坛杂讯”栏目中，赵景深报导了《查》的出版消息；该刊第12期“英国文坛杂坛”里，赵景深再次提醒读者，“上次在本报第6期所提到的罗兰斯的《沙脱棱夫人的恋人们》一书现已出版”，并认为作品的内容虽然猥亵、故事简单，但是却富有教训。与邵洵美的言说比较，赵景深的观点明显存在矛盾倾向，他一方面对作品中的性爱描写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又肯定作品所蕴涵的寓意。不管怎样，赵景深连续两次跟踪报导《查》的出版动态，说明《查》已经引起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密切关注。
可见，192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详细介绍作品的内容，两位译介者也未能深入作品的肌理。但是，与同时期西方主流文学界从道德的角度谴责、攻击、谩骂甚至严禁《查》相对比，中国知识分子以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跟踪了《查》出版的信息，从而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明眸丽质。
二 1930年代的传播
20世纪30年代，《查》在中华的传播出现了一个小小高潮。评论界、翻译界和高等教育界在较深层次上合力制造了《查》在中国的传播话题。
随着《查》的多种外文版本在当时的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流布，关于这部小说的相关评论开始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其中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有郁达夫的《读劳伦斯小说〈却泰莱夫人的爱人〉》、邵洵美的《读劳伦斯的小说——复郁达夫的信》、章益的《劳伦斯的〈却特莱爵夫人的爱人〉的研究》和林语堂的《谈劳伦斯》。
郁达夫的文章开创了中国劳伦斯研究史上阐释《查》的先河。文章运用社会历史批评范式和比较思维方法，首先考察了《查》版本起伏显没的过程，详细地叙述了小说的故事情节，然后评价了小说的思想与艺术技巧。文章指出小说是“一代杰作”，它处处流露出对工人阶级和中流社会妇人的同情，显示出对金钱的批判和“积极的虚无主义思想”。在艺术技巧方面，郁达夫认为，以极端写实而著名的劳伦斯在作品中成功地描写了社会环境和自然背景，给人一种“色彩鲜艳、刻画明晰的雕刻之感”，作品做到了动作对话与心理描写的有机融合，结构严谨，前后呼应自如。同时，郁达夫第一次将作品与中国的《金瓶梅》进行了比较。文章最后说，劳伦斯与福斯特、赫胥黎、乔伊斯是“二十世纪英国小说界影响最大的四位大金刚”。整个文章视野开阔，评论深中肯綮，对劳伦斯的定位也非常准确而且极富远见，至今对中国学界还产生着影响。
邵洵美的书信体论文是对郁达夫文章的回应，它也充分肯定了小说性爱描写的积极意义。与郁达夫不同的是，邵洵美是从作品的主题与结构关系的角度考察小说的结构特征。在他看来，小说结构的严谨不在于行文的前后呼应，而在于小说一以贯之的性复活的思想，正因为如此，作品的“笔法更是狭紧了”，“结构便是更严整了”。
章益不是一位专业文学研究者，他是当时著名的心理学家。因此，他从心理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康妮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她的心理需求，解剖了康妮在客观环境和心理需求的双重压迫下的心理转变过程。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篇研究视角独特的学术力作，至今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严格地说，林语堂的《谈劳伦斯》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一篇“柏拉图对话录式”随笔。文章假借朱柳两位先生围绕《查》的思想、写作技巧等问题展开对话，充分肯定了劳伦斯描写性爱的手法和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小说不仅是“骂英人，骂工业社会，骂机器文明，骂黄金主义，骂理智”，表达出作者返璞归真的思想，而且在技法上胜出《金瓶梅》一筹。林语堂认为，《金瓶梅》是客观的写法，而《查》则是主观的写法，充满着玄学意味。林语堂的文章虽是随笔，但处处闪耀着学术的智慧和比较思维的光辉。
总之，以郁达夫、邵洵美、章益和林语堂为代表的30年代中国评论界对《查》中的性描写给予了难能可贵的理解，彰显出论者的赞赏态度，折射出论者的叛逆精神。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文章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正确理解文本思想和艺术成就起到了导读作用。应该说，上述研究者的阐释，为《查》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评论界对《查》倾注极大热情的同时，翻译界也颇为热闹。郁达夫在其论文中节译了小说第一章开头部分。林语堂在他的文章里以美妙细腻的文笔，节译了小说第十二章康妮与梅勒斯做爱的感受这一内容。据笔者掌握的现有资料来看，这两段翻译虽然出现在论文中，呈零星片段状，但它们是《查》最早的汉译文字。随后的1936年，署名为“T.N.T”的作者在《约翰声》杂志上节译了该作非常重要的部分——康妮与梅勒斯暂别一段，取名为《契脱来夫人的情人》。几乎与此同时，徐吁、孙成主编的《天地人》半月刊连载了王孔嘉根据1933年作者在巴黎出版的英文本，翻译了此书的1-9章，译名为《贾泰来夫人之恋人》，并且郑重地推荐了这本书。但是，该译本出现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真正具有影响力、翻译质量颇高的是饶述一1936年的译本。饶述一何许人也？我们从他的译序中可以了解到，饶述一精通英语和法语，曾留学海外。1934年，他在归国途中开始翻译《查》。饶述一之所以要翻译《查》，一方面是因为小说表达了劳伦斯的“新道德、新社会、新生命”的理想，而将这种理想介绍给生活在蒙昧社会、生活在机械化的黑暗中的中国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是因为王孔嘉的译本存在着许多“既对不住读者也对不住作者”的错误。整个译本力求忠实于原著，以求实现启蒙国人、唤起民众意识的目的。译本前面转载了著者序、译者序和郁达夫、林语堂两位文学大师的论文，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一把理解作品的钥匙。令人遗憾的是，该译本由于是自费发行，印数极少，民间受众知之者不多。更何况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繁，其传播的范围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30年代中国翻译界对劳伦斯关于《查》的论文给予了关注，大学英语文学专业将《查》搬进了课堂。1931年，《新月》第４卷第６期刊发了李辰冬翻译的劳伦斯在法国出版该作时所写的序言，译文的题目是《法译〈贾泰兰夫人的情夫〉及其辩护》。1933年，受聘于北京大学的艾克顿在讲授英国文学课程时，第一次把《查》列为课程内容，并鼓励学生撰写关于该作的论文。受聘于清华大学的新批评代表瑞恰兹也借用高校讲堂解读《查》。1937年，金东雷出版了《英国文学史》一书。其中论者列专节整体观照了劳伦斯，并对《查》进行了评价，认为《查》既是一部讽刺小说，也是一部替平民说话的作品。这些景象的出现，拓宽了《查》在中国的传播渠道。
三 1940年代的翻译
20世纪40年代，《查》在中国的传播渐趋尾声。虽然继饶述一的译本之后，中国译界还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译本，但终因译文零星散乱而难成气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钱士因为作品本身的优秀，便采用上海生活书店世界文库刊印《金瓶梅词话》所使用的“×××”式遮眼法，删除某些可能引起麻烦的字句与段落，再次翻译了该作，其译名是一个颇具汉民族审美意味的《蔡夫人》，译文发表在《大众》杂志上。译者和编者都有译完和刊完的愿望，但因为作品两性关系描写较多，译文一发表便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因此，《大众》将译文连载到第６期就戛然而止。可见，《查》在40年代中国的传播，以一个无言的结局画上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
综上，《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在中国民国时期的传播经历了一个译介引路、积极评论与热情翻译和不圆满的结局三个变化阶段。中国知识界、出版界、学术界对《查》给予了较高的“礼遇”——文学大师邵洵美、郁达夫和林语堂参与了研究，《小说月报》、《人间世》、《新月》、《天地人》、《大众》等文学杂志参与了传播，翻译界积极主动地将它译成中文。应该说，《查》在中国民国时期的传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它是劳伦斯在中国的传播旅程中，第一部被全文翻译和被研究的长篇小说。这种高规格的“礼遇”，一方面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开明、健康、宽容的接受心态以及“独立的学术精神和批判风格”，另一方面折射出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彻底颠覆传统社会伦理道德思想、呼唤两性自由、张扬人性美、追求健康和谐的新生活所作的种种努力。同时，从侧面也说明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文化语境的活跃与开放。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查》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明显地存在三个不足：一是作品传播的范围较窄，它几乎只限于受过高等教育、并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广大受众很难读到《查》这部小说；二是作品研究只是停留在性主题浅层次的阐释上，对作品丰富复杂的内涵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也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细致全面的审美评价和审美判断；三是译名存在诸多混乱的现象。这些不足直到中国文化语境发生深刻转型的1990年代才得到克服。时至今日，《查》与其它欧美经典比肩而立，并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路径在中国受众面前展示出自身妩媚的风采！
注：本文系2005年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项目编号：05ZC142。
参考文献：
[1] 邵洵美：《一本赤裸裸的小说》，《狮吼》，1928年版。
[2] 郁达夫：《读劳伦斯小说〈却泰莱夫人的爱人〉》，《人间世》，1934年第14期。
[3] 邵洵美：《读劳伦斯小说——复郁达夫先生的信》，《人言周刊》，1934年第38期。
[4] 章益：《劳伦斯的〈却特莱爵夫人的爱人〉》，《世界文学》，1934年第2期。
[5] 林语堂：《谈劳伦斯》，《人间世》，1934年第19期。
[6] 饶述一：《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序》，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7] 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8] 廖杰锋：《20世纪80年代D·H·劳伦斯在中国的传播综论》，《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廖杰锋，男，1963—，湖南衡阳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工作单位：衡阳师范学院。
关键词：《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民国时期 传播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以下简称《查》）是20世纪英国文学大师劳伦斯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动笔于1926年，完成于1928年。在这中间，作家三易其稿，费尽了心血。可以说，它是作家一生生命沉思和艺术探索的总结。然而，由于小说毫不隐晦地描写了性爱，因而，它一面世便在世界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谴责者有之，攻击者有之，甚至长时间将它打入冷宫。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经法院审理后，这部小说才允许出版发行。本文试图勾勒出《查》在中国民国时期的传播过程，并对此过程中的传播特点进行初步的归纳，以期对作品有一个新的认识。
一 1920年代末的译介
现有文字资料表明，《查》在中国“露面”的最早时间与作品第一次出版发行的1928年同步。这一年，诗人邵洵美在自己主编的《狮吼》第9期上撰文说：“爱读D.H.Lawrnce小说的，谁都恐怕不能否认不是多少有些为了‘性’的关系。但他对于这一类的描写是暗示的，是有神秘性的隐约的。不过他在Florence自印的《却脱来夫人的情人》，却是一本赤裸裸的小说，往者因为要避免审查者的寻衅而有些遮掩的，现在均尽量地露出来了。情节是一个贵族妇人爱了一个gamekeeper，句句是力的描写与表现，使读者的心，从头到底被他擒捉住。本书印一千册，签名发行，恐怕不容易买到；但因排字人是意大利人，所以全书很多错字。”寥寥数语，传递出了小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版的消息，指出了小说印刷上的错误以及发行的数量，简洁地概括了小说的情节内容、审美精神和审美效应，同时也说明了受众阅读劳伦斯小说的目的与动机。应该说，邵洵美是中国最早阅读《查》的读者之一。
继邵洵美之后，戏剧家赵景深于1929年两次在《小说月报》上撰文谈到了《查》。时年，《小说月报》第6期“现代文坛杂讯”栏目中，赵景深报导了《查》的出版消息；该刊第12期“英国文坛杂坛”里，赵景深再次提醒读者，“上次在本报第6期所提到的罗兰斯的《沙脱棱夫人的恋人们》一书现已出版”，并认为作品的内容虽然猥亵、故事简单，但是却富有教训。与邵洵美的言说比较，赵景深的观点明显存在矛盾倾向，他一方面对作品中的性爱描写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又肯定作品所蕴涵的寓意。不管怎样，赵景深连续两次跟踪报导《查》的出版动态，说明《查》已经引起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密切关注。
可见，192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详细介绍作品的内容，两位译介者也未能深入作品的肌理。但是，与同时期西方主流文学界从道德的角度谴责、攻击、谩骂甚至严禁《查》相对比，中国知识分子以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跟踪了《查》出版的信息，从而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明眸丽质。
二 1930年代的传播
20世纪30年代，《查》在中华的传播出现了一个小小高潮。评论界、翻译界和高等教育界在较深层次上合力制造了《查》在中国的传播话题。
随着《查》的多种外文版本在当时的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流布，关于这部小说的相关评论开始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其中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有郁达夫的《读劳伦斯小说〈却泰莱夫人的爱人〉》、邵洵美的《读劳伦斯的小说——复郁达夫的信》、章益的《劳伦斯的〈却特莱爵夫人的爱人〉的研究》和林语堂的《谈劳伦斯》。
郁达夫的文章开创了中国劳伦斯研究史上阐释《查》的先河。文章运用社会历史批评范式和比较思维方法，首先考察了《查》版本起伏显没的过程，详细地叙述了小说的故事情节，然后评价了小说的思想与艺术技巧。文章指出小说是“一代杰作”，它处处流露出对工人阶级和中流社会妇人的同情，显示出对金钱的批判和“积极的虚无主义思想”。在艺术技巧方面，郁达夫认为，以极端写实而著名的劳伦斯在作品中成功地描写了社会环境和自然背景，给人一种“色彩鲜艳、刻画明晰的雕刻之感”，作品做到了动作对话与心理描写的有机融合，结构严谨，前后呼应自如。同时，郁达夫第一次将作品与中国的《金瓶梅》进行了比较。文章最后说，劳伦斯与福斯特、赫胥黎、乔伊斯是“二十世纪英国小说界影响最大的四位大金刚”。整个文章视野开阔，评论深中肯綮，对劳伦斯的定位也非常准确而且极富远见，至今对中国学界还产生着影响。
邵洵美的书信体论文是对郁达夫文章的回应，它也充分肯定了小说性爱描写的积极意义。与郁达夫不同的是，邵洵美是从作品的主题与结构关系的角度考察小说的结构特征。在他看来，小说结构的严谨不在于行文的前后呼应，而在于小说一以贯之的性复活的思想，正因为如此，作品的“笔法更是狭紧了”，“结构便是更严整了”。
章益不是一位专业文学研究者，他是当时著名的心理学家。因此，他从心理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康妮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她的心理需求，解剖了康妮在客观环境和心理需求的双重压迫下的心理转变过程。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篇研究视角独特的学术力作，至今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严格地说，林语堂的《谈劳伦斯》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一篇“柏拉图对话录式”随笔。文章假借朱柳两位先生围绕《查》的思想、写作技巧等问题展开对话，充分肯定了劳伦斯描写性爱的手法和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小说不仅是“骂英人，骂工业社会，骂机器文明，骂黄金主义，骂理智”，表达出作者返璞归真的思想，而且在技法上胜出《金瓶梅》一筹。林语堂认为，《金瓶梅》是客观的写法，而《查》则是主观的写法，充满着玄学意味。林语堂的文章虽是随笔，但处处闪耀着学术的智慧和比较思维的光辉。
总之，以郁达夫、邵洵美、章益和林语堂为代表的30年代中国评论界对《查》中的性描写给予了难能可贵的理解，彰显出论者的赞赏态度，折射出论者的叛逆精神。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文章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正确理解文本思想和艺术成就起到了导读作用。应该说，上述研究者的阐释，为《查》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评论界对《查》倾注极大热情的同时，翻译界也颇为热闹。郁达夫在其论文中节译了小说第一章开头部分。林语堂在他的文章里以美妙细腻的文笔，节译了小说第十二章康妮与梅勒斯做爱的感受这一内容。据笔者掌握的现有资料来看，这两段翻译虽然出现在论文中，呈零星片段状，但它们是《查》最早的汉译文字。随后的1936年，署名为“T.N.T”的作者在《约翰声》杂志上节译了该作非常重要的部分——康妮与梅勒斯暂别一段，取名为《契脱来夫人的情人》。几乎与此同时，徐吁、孙成主编的《天地人》半月刊连载了王孔嘉根据1933年作者在巴黎出版的英文本，翻译了此书的1-9章，译名为《贾泰来夫人之恋人》，并且郑重地推荐了这本书。但是，该译本出现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真正具有影响力、翻译质量颇高的是饶述一1936年的译本。饶述一何许人也？我们从他的译序中可以了解到，饶述一精通英语和法语，曾留学海外。1934年，他在归国途中开始翻译《查》。饶述一之所以要翻译《查》，一方面是因为小说表达了劳伦斯的“新道德、新社会、新生命”的理想，而将这种理想介绍给生活在蒙昧社会、生活在机械化的黑暗中的中国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是因为王孔嘉的译本存在着许多“既对不住读者也对不住作者”的错误。整个译本力求忠实于原著，以求实现启蒙国人、唤起民众意识的目的。译本前面转载了著者序、译者序和郁达夫、林语堂两位文学大师的论文，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一把理解作品的钥匙。令人遗憾的是，该译本由于是自费发行，印数极少，民间受众知之者不多。更何况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繁，其传播的范围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30年代中国翻译界对劳伦斯关于《查》的论文给予了关注，大学英语文学专业将《查》搬进了课堂。1931年，《新月》第４卷第６期刊发了李辰冬翻译的劳伦斯在法国出版该作时所写的序言，译文的题目是《法译〈贾泰兰夫人的情夫〉及其辩护》。1933年，受聘于北京大学的艾克顿在讲授英国文学课程时，第一次把《查》列为课程内容，并鼓励学生撰写关于该作的论文。受聘于清华大学的新批评代表瑞恰兹也借用高校讲堂解读《查》。1937年，金东雷出版了《英国文学史》一书。其中论者列专节整体观照了劳伦斯，并对《查》进行了评价，认为《查》既是一部讽刺小说，也是一部替平民说话的作品。这些景象的出现，拓宽了《查》在中国的传播渠道。
三 1940年代的翻译
20世纪40年代，《查》在中国的传播渐趋尾声。虽然继饶述一的译本之后，中国译界还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译本，但终因译文零星散乱而难成气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钱士因为作品本身的优秀，便采用上海生活书店世界文库刊印《金瓶梅词话》所使用的“×××”式遮眼法，删除某些可能引起麻烦的字句与段落，再次翻译了该作，其译名是一个颇具汉民族审美意味的《蔡夫人》，译文发表在《大众》杂志上。译者和编者都有译完和刊完的愿望，但因为作品两性关系描写较多，译文一发表便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因此，《大众》将译文连载到第６期就戛然而止。可见，《查》在40年代中国的传播，以一个无言的结局画上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
综上，《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在中国民国时期的传播经历了一个译介引路、积极评论与热情翻译和不圆满的结局三个变化阶段。中国知识界、出版界、学术界对《查》给予了较高的“礼遇”——文学大师邵洵美、郁达夫和林语堂参与了研究，《小说月报》、《人间世》、《新月》、《天地人》、《大众》等文学杂志参与了传播，翻译界积极主动地将它译成中文。应该说，《查》在中国民国时期的传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它是劳伦斯在中国的传播旅程中，第一部被全文翻译和被研究的长篇小说。这种高规格的“礼遇”，一方面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开明、健康、宽容的接受心态以及“独立的学术精神和批判风格”，另一方面折射出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彻底颠覆传统社会伦理道德思想、呼唤两性自由、张扬人性美、追求健康和谐的新生活所作的种种努力。同时，从侧面也说明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文化语境的活跃与开放。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查》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明显地存在三个不足：一是作品传播的范围较窄，它几乎只限于受过高等教育、并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广大受众很难读到《查》这部小说；二是作品研究只是停留在性主题浅层次的阐释上，对作品丰富复杂的内涵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也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细致全面的审美评价和审美判断；三是译名存在诸多混乱的现象。这些不足直到中国文化语境发生深刻转型的1990年代才得到克服。时至今日，《查》与其它欧美经典比肩而立，并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路径在中国受众面前展示出自身妩媚的风采！
注：本文系2005年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项目编号：05ZC142。
参考文献：
[1] 邵洵美：《一本赤裸裸的小说》，《狮吼》，1928年版。
[2] 郁达夫：《读劳伦斯小说〈却泰莱夫人的爱人〉》，《人间世》，1934年第14期。
[3] 邵洵美：《读劳伦斯小说——复郁达夫先生的信》，《人言周刊》，1934年第38期。
[4] 章益：《劳伦斯的〈却特莱爵夫人的爱人〉》，《世界文学》，1934年第2期。
[5] 林语堂：《谈劳伦斯》，《人间世》，1934年第19期。
[6] 饶述一：《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序》，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7] 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8] 廖杰锋：《20世纪80年代D·H·劳伦斯在中国的传播综论》，《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廖杰锋，男，1963—，湖南衡阳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工作单位：衡阳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