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已成为人类公害 冷战结束后，人们的安全感反而降低。冷战时期人们至少能预料到危险将来自何方，敌人是谁，而现在却不知何时何地就会遭遇危险，而且敌人可能是任何一个陌生人，他甚至还对你微笑过。 冷战的两极对抗格局瓦解后，被这一格局所掩盖和压抑的各种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利益集团间矛盾等迅速凸显出来。恐怖活动这种弱者的利刃，非均衡对抗中的“超限战”，和宗教极端主义声气相通，成为了越来越流行的政治工具和敛财手段，并且还时髦地国际化、.com化了。宗教极端主义往往有着不同寻常的精神感召力，拉登本来是沙特阿拉伯富翁，却愿意过着格瓦拉式的游击队员生活。然而拉登滥杀无辜的劣行，表明他在精神世界方面已经走到邪恶的一端去了。 “9·11”事件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恐怖主义已成为人类公害，是不宣而战的特殊战争，是对人类文明和基本价值观（生命、自由、和平等等）的挑战。恐怖不仅在恐怖活动发生时存在，也在发生之后延续。恐怖活动也不仅仅只殃及某些“目标人物”，当一个与世无争的市民走进咖啡馆之前，还要看看坐哪个位置不容易被突然爆炸的炸弹伤及时，这表明恐怖活动实际上针对着每一个人。 恐怖主义活动对当代社会和民众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在心理方面所造成的伤害要远大于人身伤害。恐怖主义事件通过媒体的重复播放和渲染，制造了无边的恐惧。第2架飞机撞击世贸中心大楼，被实时性地现场直播，把惊愕、惶惑和死寂撞向了全球观众的胸口，成为了无数人难以消除的梦魇。《纽约时报》的社论说：这场对美国的打击“深不见底”。 恐怖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长期受剥削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受压迫阶级，为了推翻统治阶级而采取了大量极端行动，并由此导致以血腥对血腥，以恐怖报复恐怖的恶性循环。1998年8月，美国驻东非的两个使馆被炸，美国对本·拉登设在阿富汗的基地实施报复性导弹袭击。当时就有人认为这可能将激发拉登及其恐怖主义组织的强烈反击，制造更大规模的恐怖行动。此话不幸而言中了。 当袭击美国事件发生后，国人中有一种议论，这种议论可以用两个字来集中表达──“活该”。我不知道谁“活该”，是美国政府，还是那来自几十个族裔的数千亡灵？从事实上看，美国政府好像不仅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反而更加团结、更加有支持率、在全世界更有人缘了，而无辜的死伤者的生命价值似乎就比奥斯维辛、南京城的死难者的生命价值要低，和万恶的帝国主义象征物一样，只配落一个“活该”的恶谥。中国不是妖魔，美国同样也不是妖魔，如果非要说中国不是妖魔而美国就是妖魔，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和宗教极端主义有何区别？此外，同为人类，我们为恐怖袭击的死难者哀悼，并非就是同意美国政府的任何做法，而是守住了人类道德的底线和基本戒律──不可滥杀无辜。不要忘了，中国平民也曾遭受过分离主义分子的恐怖袭击。 恐怖主义不仅挑战某个政府，更挑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今天是美国人，明天可能是俄罗斯人、法国人、埃及人、巴西人、中国人，在无辜的亡灵面前，恐怖分子的“主义”和“真理”显得非常狭隘、苍白、野蛮。“9·11”事件使全世界有了一个明确的共同敌人：恐怖主义。 西方世界凝聚力增强 “9·11”事件似乎证明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确为真知灼见。十几个野蛮的异教徒以“神风敢死队”的方式，向西方世界的首都纽约和西方最有势力的国防部发动了极具象征意义的恐怖袭击。 面对“文明的冲突”和非西方世界在人口数量上的优势，亨廷顿教授曾经献策说，西方应加强内部团结，并相机扩大西方阵营。对西方来说，谨慎的前进道路不是设法制止世界力量格局的改变，而是学会“在暮色中航行，忍受苦难，避免太冒险，保卫自己的文化”。亨廷顿并不主张扩大文明间的冲突，提高冲突的烈度，而是强调建设一个稳定、强大、自足的西方社会并逐步扩大这个社会。 现在，巩固和扩大这个西方社会的绝佳时机，随着“9·11”恐怖袭击的几声巨响到来了。感同身受的世界多数国家，纷纷发布谴责恐怖主义和支持美国的声明，无论是老牌西方国家英国，还是在治国方式上挑战西方的新加坡，以及不久前还对北约东扩极其愤怒的俄罗斯，和多数伊斯兰教国家以及中亚国家，都成为美国的同情者。 如果说世界多数国家还停留在口头同情的层面上，美国的西方盟国以及那些迫切希望加入西方阵营的非西方国家，则是旗帜鲜明地为美国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英国首相布莱尔不仅不辞辛劳、风尘仆仆地奔波于莫斯科、伊斯兰堡和新德里等地，寻求有关国家对美英联军反击恐怖主义的支持，而且还成立战时内阁，几乎就是把美国的事当自家的事。加、澳、德、法、日和中亚独联体国家等等，也纷纷表示愿意提供具体支援。在欧洲举行的众多悼念集会，让人感受到难以割断的同宗兄弟情谊。 北约也发表声明表示，如果证明对美国的攻击“受到来自国外的指使”，北约各国将援引《华盛顿条约》第5条款，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行动，来“恢复和保持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该条款规定：“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应视为对全体缔约方的攻击”。条约签署52年来，北约从未援引过第5条款，这次是第1次。冷战时期的苏联阵营，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恐怖主义，都使到西方社会空前团结，一致对敌。 一些非西方国家在此时也看到了“火线立功”的希望。10月5日，10个北约候选国的总统一致通过了《索非亚文件──团结声明》。声明表示，作为北约未来的成员，它们将根据《华盛顿条约》的要求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包括条约中第五条款所应承担的义务。候选国元首们认为，大西洋共同体应该成为更广泛的世界性反恐怖联盟的脊梁。这10个北约候选国是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 美俄关系也因“9·11”事件而迅速拉近。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9月3日还明确表示，北约东扩是个错误。到了9月26日，他已经在说俄罗斯将就加入北约的可行性进行研究。27日，俄国防部长在北约总部表示不排除俄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他说：“当今世界比10年或15年前的变化速度快多了。”北约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北约与俄有了一项共同事业──打击恐怖主义。 但根据亨廷顿的文明类型划分法，俄罗斯的斯拉夫─东正教文明与西方文明还是有较大差异的，这一文明虽然和与西方敌意较深的伊斯兰教文明有所不同，但也难以和西方文明融为一体。事实上，俄罗斯在从“9·11”事件到阿富汗战事爆发这一段时间向西方明显靠拢，其战略目的有两个：一、通过加入北约而真正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使“欧洲内部”不再对抗，使重振俄罗斯的进程获得更有利的周边环境；二、以承诺参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交换条件，从西方那里获得诸多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如参与欧盟政治与安全磋商会议，支持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减免俄所欠西方的沉重债务，彻底解决车臣问题，在战后建立对阿富汗的政治影响力进而控制这一战略要地。 如果国际恐怖主义不能在短时间内被肃清，如果针对西方的恐怖主义还在前赴后继地反弹，那么西方社会会因这一明确的大敌而继续保持高度团结并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方面采取诸多的共同行动。在此期间，美国因主导国际反恐行动而继续维持其在西方世界的威望。但俄罗斯是否会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而导致国际关系格局的大变动，却是一个模糊的、不牢靠的猜测。 ? 美国单边主义可能收敛 布什执政伊始，便开始实施以美国为主轴的保守、偏右的对外政策路线，被外界指为“单边主义”，其主要特征是一意孤行，如单方面退出京都议定书，不接受禁止生物化学武器条约的核查条款，拒绝参与有关控制小型武器交易的国际谈判，执意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对朝鲜半岛和谈、巴以和谈缺乏兴趣，把主要潜在敌人锁定为某个大国，等等。对于这些自负、自私、武断的骄横决定，不仅美国的敌人怒火中烧，美国的盟友也觉得美国实在做得过分。 “9·11”事件的突然发生，把高速运转的美国“单边主义”撞得改变了方向。这使得美国不仅（也许是暂时地）改变了对主要敌人的看法，也促使其国家安全理念发生了较大变化，NMD的安全保障性能受到了强烈的质疑。 1998年美国驻东非两国使馆遭遇恐怖袭击，法国的《周末三日》周刊就做出了明确提醒:美国的真正敌人是本·拉登，但克林顿政府草草向阿富汗恐怖分子营地扔了几颗导弹了事。美国是以极其惨重的代价才换来国际恐怖主义将是美国的持久敌人的认识，如果不肃清这一敌人，美国就不会有“持久自由”。美国也认识到了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战的持久性，美国国防部长表示，反恐怖主义的斗争就像当年的冷战一样，重点在于向恐怖分子及其庇护者持续施压，而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他说反恐怖战争的终结将和冷战的终结很相似：“（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敌人最后垮掉的时候不会有很大的动静，但实际上，它的内部已经瘫痪了。” 面对国际恐怖主义这一行踪不定、几近无赖的劲敌，美国不仅不可能同时再开辟另一个战场去对付另一个重要敌人，而且为了消灭国际恐怖主义，美国必须获得其它像俄罗斯、中国这样的重要国家的支持，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与共识，建立一个反恐怖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同时为了使反恐行动不再是美国或西方的“家事”而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共事务，美国还不得不和联合国搞好关系，尽可能借联合国名义行事。 此时此刻，恼羞成怒、一心要复仇雪耻的美国，把“单边主义”的诸多经典做法都作了修改或搁置，如重新考虑NMD，尊重联合国的地位，降低对车臣、“疆独”问题的干预调子，重新考虑对生化武器核查和核试验的政策。此外，美国的中东政策也将有若干调整。英国《卫报》以《最好的防御是公道》为题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必须在中东和其他地区建立“公道”，才能真正制止拉登在穆斯林社会中获得广泛支持。此次美国公开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利，就是一个明显的调整迹象。 至少是在近一个时期，美国的安全战略重心将从国与国之间的对抗转向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但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果美国的反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单边主义”是否会重新抬头？对中、俄、阿拉伯国家又将是什么态度？这是不得不预先审视的重大课题。 应避免文明间的大冲突 “9·11”美国遇袭之后，美国总统布什公开把针对恐怖主义派别的斗争，形容为一场“新十字军远征”（New Crusade）。尽管布什后来对这一提法作了修正和澄清，但可以想见在布什和美国的WASP（白种的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心目中，对伊斯兰社会有何等的敌意和成见，而布什此语既出，在伊斯兰教国家中间，又会引起何等的反感与愤怒。此后美国又把反恐战争行动取名为“无限正义”（Infinite Justice），把宗教的不同、文明的不同引向正邪之分，这种思维又是何等的简单和粗鲁。 在如何肃清国际恐怖主义之外，世人也许更为担心反恐战事将引发无休止的冤冤相报，乃至引发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明大冲突。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建立在以下的基本社会因素之上的：不同文明的人民对神与人、个体与群体、臣民与国家、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之间关系的看法不同，对权利与责任、自由与权威、平等与等级的关系亦有不同的看法，因而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难以协调的。 亨廷顿可以在书面上把文明间的冲突演示为不可逆转，但对国际社会负有重大责任的国家和政治领导人，有责任把差异引向和谐共处，把敌对导向合作。其实，此次对国际恐怖分子的反击战，就其性质来说，已经被反击一方小心翼翼地排除在文明冲突之外，而被定义为文明与野蛮、人道与暴行之间的对抗。 而要把与西方某些政府的恩怨无限上纲为文明间冲突的，正是滥施恐怖恶行的恐怖主义组织。拉登一伙是“文明冲突”论的极端实践者，这其中的目的，除了拉大旗作虎皮，还有就是把水搅浑，博得更多的同情，争取更多的信徒。 拉登的政治观念是极其偏狭的，他说他的毕生目标就是使用暴力手段，将所有的美国人赶出伊斯兰世界，不管他是穿制服的军人，还是布衣平民；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他是老人，还是儿童。而偏狭的政治观念往往又能组织起一批狂热的追随者和实践者，这也正是在宗教极端主义指导下的国际恐怖活动不易肃清的原因。因此此次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反击战，一定要定性明确（不是宗教间和文明的冲突），避免打击面过大（打击对象不是平民，也不是宗教信仰），同时以促进中东地区政治和解、改善伊斯兰教国家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釜底抽薪的手段，彻底使国际恐怖主义丧失民意基础和信众来源。 国际反恐阵线应当远离拉登的“文明冲突”逻辑，避免掉进拉登设下的“宗教间战争”陷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笔者所推崇的一位国际政治大师曾经批评美国应当停止对穆斯林的妖魔化，提出“文明冲突”理论范式的亨廷顿也早就指出，真正的危险不在于这种冲突不可避免，而在于我们的迟钝将使这种预言成为现实。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的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面临众多机遇和挑战，而国际性的重大事件也层出不穷，这些事件提醒世人：一国的发展固然重要，国际社会的和谐共存和有序化，也是各个民族国家需要去付出精力、担负起责任的天然义务。 国际关系学家卡尔·多伊奇指出：“如果人类文明在未来30年横遭扼杀的话，那么，凶手不是饥荒，也不是瘟疫，而将会是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一国的发展是在世界体系中发展，人类的命运是相通的，人类的悲痛和欢乐也是相通的。今天是美国人受到恐怖袭击，明天可能是其它国家的人民，恐怖主义、战争、环境污染、极端思想、种族偏见、贫穷和疾病等等，都是人类社会的公敌。从而，国际合作、国际义务、国际责任、国际道义等等，应当是全球化时代各个民族国家高度重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