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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大已17个年头，曾经很自信自己的记忆力，但突然之间发现许多事情变得越来越模糊，有关北大、北大图书馆的记忆也是如此。像一条河，一路流淌下来，水中存活的生物越来越少，即使是水量，也日渐减损……况且，自己在北大的岁月，又是那么短暂……
2002年7月的一天，我到中华书局报到，同事把我领到《文史知识》编辑部，我将工位清理打扫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三楼的图书馆，去那里借书。当时的梁静波老师很惊讶，问我是不是临时工，说一般新来的编辑都是老编辑领着来的，怎么你上班第一天就自己来了。觉得我很奇怪。我自我介绍之后，顺利从图书馆抱回一大摞书，经过二楼期刊编辑部外间长长的走廊，抱到了自己的书桌上。心里那个高兴和得意，觉得自己一下子不孤单了。
大约当时潜意识中以为，新到一个陌生环境，除了图书馆，没有什么地方是更好的去处。也许，这也是一种惯性行为。研究生毕业刚到一所海滨大学当老师的时候，最能待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尤其是教工阅览室，平时几乎只有我和管理员两人。那时教工宿舍在校内，去图书馆很是方便。而离开北大，最不舍的不用说，肯定是图书馆了。
到北大读博的时候，百年校庆刚过，北大图书馆也整饬一新。入学不久经常去的是一楼的工具书室。当时的英语课单词量大，尤其是阅读和作文课，每次课后写英文作文、搞懂教材，是最需要投入时间和工作量的事。这样的功课，只能在工具书室借助大辞典完成。那时网络还不很发达，电子词典也有其局限性，因此，工具书室的各种版本、各家出版社的英汉、汉英、英英等词典，就是完成英语功课的最好的工具了。
印象中，除了四楼的文学阅览室，北大图书馆的各阅览室从早8点开到晚上10点，中间不关门。因此，早去抢占座位就意味着能拿到自己所需要的书。一年级上英语课的同学都面临同样的情况，所以开了门大家就都冲着各种外语工具书而去。当然，也有不常有人光顾的工具书，还有总是有固定借阅者的工具书。我在这里经常碰到一个非常刻苦的男生，也是我们那一届的，他每天翻的不是英文、日文、俄文、德文、法文之类的工具书，而是数种梵文词典，让我心里不由得生出一份好奇、羡慕或者说是敬佩，总觉得我这英文工具书是大路货，浅了些。
那年冬天，有时还能在图书馆遇到一位老太太，穿着呢子大衣，围着一条典雅的围巾，花白稀疏的短发，她每次去的时候都拿着一本《潘光旦文集》，书中夹条或折页，总是边翻文集，边查对、校正，后来我做了编辑，回想当时的场景，猜想大约是《潘光旦文集》要出版或再版，她在做校对工作吧。想必那位老太太，是潘光旦的后人或者是女儿吧。她那样仔细查对、校正、边看边写的样子，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大概她也是那段时间经常光临工具书阅览室的一位年纪最大的读者。后来，得知北大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了14册《潘光旦文集》，通过查资料与照片，发现那位老太太长得很像中年时潘光旦的夫人赵瑞云，也许她就是潘光旦的女儿，《潘光旦文集》的编者之一、生于1931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曾担任过北大社会学系副系主任的潘乃穆女士。
来到北大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看不到的经典书籍、专业书或只是在书上才能知道书名的图书，现在几乎都能看到了。一下子出现在眼前的这些书是那么耀眼，晃得人眼花缭乱。我也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感叹兴奋之余，居然蠢笨地开始抄书。那时，一个亲戚给了我们一箱子硬皮笔记本，我每次去图书馆，都带着我厚厚的16开铁锈红的硬皮笔记本，一丝不苟地抄写我认为不错的书籍。工具书室有一套四库全书，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抄其中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抄张溥的题辞等。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这种方法有问题，影响自己的阅读速度与广度。而且，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那时我的舍友，也是我先生在凤凰卫视兼职做撰稿人，每月去录播两次，收入颇丰），我们也就陆陆续续买了一些书，一些经典的集子、二十四史等陆续备齐，平时翻阅比较方便，也告别了傻乎乎抄书的日子。
后来，常去的是四楼文学阅览室，喜欢什么样的书进库里挑，可以在阅览室读，也可以借出。那时候比较贪婪，一次入库总要带五六本出来，放在桌子左上方踏实，也希望尽快看完。实在看不完放到书架上，跟老师说还要看，下次来的时候直接到临时书架上取，非常方便。一般文学阅览室的人不多，因为主要是中文系的学生去看，阅览区的桌子也没有几张，而且文学阅览室中午关门，吃饭回来，还没到开门时间，就去人文社科阅览室看看。这个阅览室很大，书籍也比较杂，哲学、历史、社科类的书籍都有，而且，阅览室的另一半有现刊和过刊，也有学位论文。在查资料的过程中，经常会无意中碰到学长师兄师姐们的论文，顿生羡慕、敬佩和敬意，希望自己将来的论文也写得如他们一样精彩。那时候，局域网、互联网在北大还算比较新的事物，清华知网刚刚创建，到期刊阅览室查阅、复印论文是经常性的事，记得写得最快的一篇论文《傅玄妇女诗及其对妇女命运的思考》，就是在期刊阅览室花了一个星期完成的。
当时每人书包上都备一把小锁，进了图书馆首先找柜子把书包等杂物存入锁好，只带纸笔、水杯和手机入内，在一个阅览室看书疲倦了，也可以临时到别的阅览室转转看看，脑筋清醒一些后，再返回来继续看。尤其是夏天，宿舍里没有空调，自备的小电扇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大家就早早去图书馆占位上自习，阅读，查阅期刊，不到十点钟音乐响起、馆里赶人是不出来的。
写论文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得不去的阅览室，就是保存本室。这个阅览室里的书都是在其他阅览室看不到的，仅有的。阅览室不是开放的，将所需书目检索条给了老师后，她们会入库找出来，而且只能在柜台外的阅读区查阅，不可以外借，好像也不可以拍照。因此，大多数情况是核查二手资料，或查阅看不到的书籍。核查的书籍如果当天没有看完，可以告诉管理员老师说还没有看完，他们就不会往库里归位，下次来看的时候就能比较方便快捷地拿到手了。那时，《钱宾四先生全集》《金石萃编》等书就是在此查阅的。保存本室还有民国年间的旧刊和报纸，常常也是按图索骥地去查阅。民国时期报刊的面貌给人的印象是很震撼的。 古籍阅览室相对而言去的次数不是很多，主要也是查阅当代未刊本时才去，但古籍阅览室安静的环境、古色古香的书桌、台灯和读书架，令人喜爱不已。我们去的时候，经常能碰到汪春泓老师，拿着一个小本子，看看记记，有时候点头，有时候聊上两句，很亲切。汪老师十分用功，知识渊博，又平易近人，在同学们中很有人缘。
港台阅览室利用率相对来说较低，那里学生也少，挑一个好的临窗的位置，看书的间隙，适合发呆。那里的玻璃窗很大，晴天的时候，蓝天上的白云，慢慢悠悠地飘着，飘过一块大玻璃，再飘过一块大玻璃，转个角儿，拐过弯儿，还是能看到那块似乎静止实则在飘走的云朵。当时到底看了些什么书，现在记不起来了，唯独对夏日不紧不慢飘着的云记忆犹新，不知道为什么，在所有阅览室中，它似乎离人最近。
夏日的傍晚，路灯还没有亮，落山的夕阳，余霞照满西天，图书馆前的草地上，绿草茵茵，白天的炎热之气，在渐渐地消去，偶有凉风穿过回廊，坐在回廊的水泥凳上，十分的惬意。这时，不知从哪里飞来大群大群的燕子，在草地停留，在空中飞舞，叽叽喳喳的叫声是那么的清脆、嘹亮、密集，绵延不断地呼啸而来，盘旋之后，又呼啸而去。虽然燕子是儿时常见之物，但如此大规模、有气势、旁若无人地歌唱、聊天、窃窃私语的燕子，平生还是第一次见，也明白燕园为何称之为燕园了。
图书馆南配楼外绿草地上有一棵银杏树，它和南配楼的建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可以入选明信片的美景。秋风初起的时候，茵绿的草地上零星飘落几片黄色的银杏叶，像是敲响晨梦的音符，轻巧，美丽，梦幻。秋风肆意、秋意渐浓时，可看到银杏叶在风中旋转、起舞，留恋、挣扎，最终落在草地上。草地上黄绿相间，浪漫而丰厚，直到那绿色被黄色覆盖，只偶尔悄悄咪咪地露出一些稍微泛黄的绿，像星星的眼。从这样的草地上经过，心总像在是颤抖或是加速。冬天大雪飘落的时候，白雪盖在银杏树巨大的伞形树冠上，也洒落在草地上，由明黄逐渐变得枯黄的银杏叶，执着地在白雪的覆盖下露出来，表达一种执拗和不服气。这棵银杏树是仅次于北大西门华表旁的、给人印象最深的银杏树了。无论冬夏还是春秋，它见证了来来往往经过它身边的学子们匆忙的身影，仿佛亦记录了他们心中的踌躇满志。
周末的时候，学习累了，也会到南配楼地下室观影。就像点歌一样，有许多分类不同的菜单，许许多多的电影尤其是外语电影，都能在这里找到。找到一部，花上10元，一人一臺电脑，戴上耳机，就可以享受自己喜欢的电影了。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看英文电影最多的时光。
其实，在自己的小心思里，还对只去过一次的北大文库阅览室念念不忘。这个阅览室所收书籍都是毕业于北大人所写的，当时就曾暗暗告诉自己，我以后的书也要放在这里。这么多年过去了，即使博士论文扩写而成的书北大图书馆也有，但自己却从没有将自己的书赠送给图书馆，大约是对自己的一种不满或不自信吧。而且离开北大，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常常告诫自己的就是忘掉北大吧，忘掉北大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庸常平凡的日子和岗位上，默默地一直去做，而不致有太大的忧喜、不平和所谓的不得志。成，毕业于北大之幸，败，皆由于自己的鲁钝和懒惰，与北大无关。
那时住在南门附近的25楼，那1200多个日夜，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图书馆与25楼之间，除去假期和节假日，每天上午、下午、晚上，自己也记不清去过多少次图书馆了。以至于多年以后，还是能梦到自己借出的书记不清该还哪个阅览室，是文学阅览室？还是人文社科阅览室？还是一楼的外借库？还梦到出了图书馆后，黑压压密密麻麻都是自行车，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那一辆。这些，令梦中的自己十分困扰。
记得中文系百年系庆之前的夏天，编辑部拜访时任系主任的陈平原老师，五院二楼会议室，陈老师谈到为迎接系庆要编的一系列书，告诉我说你也可以写写在北大中文读书的日子，我最终没有写，而且这么多年，几乎没有写过类似文章，是因为深知自己在北大时日浅，与同学、学长、师兄师姐们比起，实在惭愧。毕业后做编辑，学业亦无起色，更觉没有多少可写。如今受前辈师长提携而写下琐琐碎碎，依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但是借此机会，也促使自己在思考，北大图书馆给予我的到底是什么？我想和我一样的许多学子，为什么如此依恋北大图书馆，大约因为，几年与它的相伴，最终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学习和探索应该是一种生命状态，它贯穿一生，不会因为年龄老大或者岁月渐老而丢弃、忘记。这种探索和学习，还包括对于真理的追求，对于真善美的向往，亦应遵从自己的内心，一生践行，不违己，不违心，如此才能保持初心，不辜负自我。
这是北大图书馆这座神圣的殿堂，对于在其中受过熏陶的学子的一种启示吧。这种敬畏，使自己保持清醒，时刻检视与自省。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
2002年7月的一天，我到中华书局报到，同事把我领到《文史知识》编辑部，我将工位清理打扫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三楼的图书馆，去那里借书。当时的梁静波老师很惊讶，问我是不是临时工，说一般新来的编辑都是老编辑领着来的，怎么你上班第一天就自己来了。觉得我很奇怪。我自我介绍之后，顺利从图书馆抱回一大摞书，经过二楼期刊编辑部外间长长的走廊，抱到了自己的书桌上。心里那个高兴和得意，觉得自己一下子不孤单了。
大约当时潜意识中以为，新到一个陌生环境，除了图书馆，没有什么地方是更好的去处。也许，这也是一种惯性行为。研究生毕业刚到一所海滨大学当老师的时候，最能待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尤其是教工阅览室，平时几乎只有我和管理员两人。那时教工宿舍在校内，去图书馆很是方便。而离开北大，最不舍的不用说，肯定是图书馆了。
到北大读博的时候，百年校庆刚过，北大图书馆也整饬一新。入学不久经常去的是一楼的工具书室。当时的英语课单词量大，尤其是阅读和作文课，每次课后写英文作文、搞懂教材，是最需要投入时间和工作量的事。这样的功课，只能在工具书室借助大辞典完成。那时网络还不很发达，电子词典也有其局限性，因此，工具书室的各种版本、各家出版社的英汉、汉英、英英等词典，就是完成英语功课的最好的工具了。
印象中，除了四楼的文学阅览室，北大图书馆的各阅览室从早8点开到晚上10点，中间不关门。因此，早去抢占座位就意味着能拿到自己所需要的书。一年级上英语课的同学都面临同样的情况，所以开了门大家就都冲着各种外语工具书而去。当然，也有不常有人光顾的工具书，还有总是有固定借阅者的工具书。我在这里经常碰到一个非常刻苦的男生，也是我们那一届的，他每天翻的不是英文、日文、俄文、德文、法文之类的工具书，而是数种梵文词典，让我心里不由得生出一份好奇、羡慕或者说是敬佩，总觉得我这英文工具书是大路货，浅了些。
那年冬天，有时还能在图书馆遇到一位老太太，穿着呢子大衣，围着一条典雅的围巾，花白稀疏的短发，她每次去的时候都拿着一本《潘光旦文集》，书中夹条或折页，总是边翻文集，边查对、校正，后来我做了编辑，回想当时的场景，猜想大约是《潘光旦文集》要出版或再版，她在做校对工作吧。想必那位老太太，是潘光旦的后人或者是女儿吧。她那样仔细查对、校正、边看边写的样子，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大概她也是那段时间经常光临工具书阅览室的一位年纪最大的读者。后来，得知北大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了14册《潘光旦文集》，通过查资料与照片，发现那位老太太长得很像中年时潘光旦的夫人赵瑞云，也许她就是潘光旦的女儿，《潘光旦文集》的编者之一、生于1931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曾担任过北大社会学系副系主任的潘乃穆女士。
来到北大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看不到的经典书籍、专业书或只是在书上才能知道书名的图书，现在几乎都能看到了。一下子出现在眼前的这些书是那么耀眼，晃得人眼花缭乱。我也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感叹兴奋之余，居然蠢笨地开始抄书。那时，一个亲戚给了我们一箱子硬皮笔记本，我每次去图书馆，都带着我厚厚的16开铁锈红的硬皮笔记本，一丝不苟地抄写我认为不错的书籍。工具书室有一套四库全书，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抄其中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抄张溥的题辞等。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这种方法有问题，影响自己的阅读速度与广度。而且，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那时我的舍友，也是我先生在凤凰卫视兼职做撰稿人，每月去录播两次，收入颇丰），我们也就陆陆续续买了一些书，一些经典的集子、二十四史等陆续备齐，平时翻阅比较方便，也告别了傻乎乎抄书的日子。
后来，常去的是四楼文学阅览室，喜欢什么样的书进库里挑，可以在阅览室读，也可以借出。那时候比较贪婪，一次入库总要带五六本出来，放在桌子左上方踏实，也希望尽快看完。实在看不完放到书架上，跟老师说还要看，下次来的时候直接到临时书架上取，非常方便。一般文学阅览室的人不多，因为主要是中文系的学生去看，阅览区的桌子也没有几张，而且文学阅览室中午关门，吃饭回来，还没到开门时间，就去人文社科阅览室看看。这个阅览室很大，书籍也比较杂，哲学、历史、社科类的书籍都有，而且，阅览室的另一半有现刊和过刊，也有学位论文。在查资料的过程中，经常会无意中碰到学长师兄师姐们的论文，顿生羡慕、敬佩和敬意，希望自己将来的论文也写得如他们一样精彩。那时候，局域网、互联网在北大还算比较新的事物，清华知网刚刚创建，到期刊阅览室查阅、复印论文是经常性的事，记得写得最快的一篇论文《傅玄妇女诗及其对妇女命运的思考》，就是在期刊阅览室花了一个星期完成的。
当时每人书包上都备一把小锁，进了图书馆首先找柜子把书包等杂物存入锁好，只带纸笔、水杯和手机入内，在一个阅览室看书疲倦了，也可以临时到别的阅览室转转看看，脑筋清醒一些后，再返回来继续看。尤其是夏天，宿舍里没有空调，自备的小电扇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大家就早早去图书馆占位上自习，阅读，查阅期刊，不到十点钟音乐响起、馆里赶人是不出来的。
写论文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得不去的阅览室，就是保存本室。这个阅览室里的书都是在其他阅览室看不到的，仅有的。阅览室不是开放的，将所需书目检索条给了老师后，她们会入库找出来，而且只能在柜台外的阅读区查阅，不可以外借，好像也不可以拍照。因此，大多数情况是核查二手资料，或查阅看不到的书籍。核查的书籍如果当天没有看完，可以告诉管理员老师说还没有看完，他们就不会往库里归位，下次来看的时候就能比较方便快捷地拿到手了。那时，《钱宾四先生全集》《金石萃编》等书就是在此查阅的。保存本室还有民国年间的旧刊和报纸，常常也是按图索骥地去查阅。民国时期报刊的面貌给人的印象是很震撼的。 古籍阅览室相对而言去的次数不是很多，主要也是查阅当代未刊本时才去，但古籍阅览室安静的环境、古色古香的书桌、台灯和读书架，令人喜爱不已。我们去的时候，经常能碰到汪春泓老师，拿着一个小本子，看看记记，有时候点头，有时候聊上两句，很亲切。汪老师十分用功，知识渊博，又平易近人，在同学们中很有人缘。
港台阅览室利用率相对来说较低，那里学生也少，挑一个好的临窗的位置，看书的间隙，适合发呆。那里的玻璃窗很大，晴天的时候，蓝天上的白云，慢慢悠悠地飘着，飘过一块大玻璃，再飘过一块大玻璃，转个角儿，拐过弯儿，还是能看到那块似乎静止实则在飘走的云朵。当时到底看了些什么书，现在记不起来了，唯独对夏日不紧不慢飘着的云记忆犹新，不知道为什么，在所有阅览室中，它似乎离人最近。
夏日的傍晚，路灯还没有亮，落山的夕阳，余霞照满西天，图书馆前的草地上，绿草茵茵，白天的炎热之气，在渐渐地消去，偶有凉风穿过回廊，坐在回廊的水泥凳上，十分的惬意。这时，不知从哪里飞来大群大群的燕子，在草地停留，在空中飞舞，叽叽喳喳的叫声是那么的清脆、嘹亮、密集，绵延不断地呼啸而来，盘旋之后，又呼啸而去。虽然燕子是儿时常见之物，但如此大规模、有气势、旁若无人地歌唱、聊天、窃窃私语的燕子，平生还是第一次见，也明白燕园为何称之为燕园了。
图书馆南配楼外绿草地上有一棵银杏树，它和南配楼的建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可以入选明信片的美景。秋风初起的时候，茵绿的草地上零星飘落几片黄色的银杏叶，像是敲响晨梦的音符，轻巧，美丽，梦幻。秋风肆意、秋意渐浓时，可看到银杏叶在风中旋转、起舞，留恋、挣扎，最终落在草地上。草地上黄绿相间，浪漫而丰厚，直到那绿色被黄色覆盖，只偶尔悄悄咪咪地露出一些稍微泛黄的绿，像星星的眼。从这样的草地上经过，心总像在是颤抖或是加速。冬天大雪飘落的时候，白雪盖在银杏树巨大的伞形树冠上，也洒落在草地上，由明黄逐渐变得枯黄的银杏叶，执着地在白雪的覆盖下露出来，表达一种执拗和不服气。这棵银杏树是仅次于北大西门华表旁的、给人印象最深的银杏树了。无论冬夏还是春秋，它见证了来来往往经过它身边的学子们匆忙的身影，仿佛亦记录了他们心中的踌躇满志。
周末的时候，学习累了，也会到南配楼地下室观影。就像点歌一样，有许多分类不同的菜单，许许多多的电影尤其是外语电影，都能在这里找到。找到一部，花上10元，一人一臺电脑，戴上耳机，就可以享受自己喜欢的电影了。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看英文电影最多的时光。
其实，在自己的小心思里，还对只去过一次的北大文库阅览室念念不忘。这个阅览室所收书籍都是毕业于北大人所写的，当时就曾暗暗告诉自己，我以后的书也要放在这里。这么多年过去了，即使博士论文扩写而成的书北大图书馆也有，但自己却从没有将自己的书赠送给图书馆，大约是对自己的一种不满或不自信吧。而且离开北大，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常常告诫自己的就是忘掉北大吧，忘掉北大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庸常平凡的日子和岗位上，默默地一直去做，而不致有太大的忧喜、不平和所谓的不得志。成，毕业于北大之幸，败，皆由于自己的鲁钝和懒惰，与北大无关。
那时住在南门附近的25楼，那1200多个日夜，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图书馆与25楼之间，除去假期和节假日，每天上午、下午、晚上，自己也记不清去过多少次图书馆了。以至于多年以后，还是能梦到自己借出的书记不清该还哪个阅览室，是文学阅览室？还是人文社科阅览室？还是一楼的外借库？还梦到出了图书馆后，黑压压密密麻麻都是自行车，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那一辆。这些，令梦中的自己十分困扰。
记得中文系百年系庆之前的夏天，编辑部拜访时任系主任的陈平原老师，五院二楼会议室，陈老师谈到为迎接系庆要编的一系列书，告诉我说你也可以写写在北大中文读书的日子，我最终没有写，而且这么多年，几乎没有写过类似文章，是因为深知自己在北大时日浅，与同学、学长、师兄师姐们比起，实在惭愧。毕业后做编辑，学业亦无起色，更觉没有多少可写。如今受前辈师长提携而写下琐琐碎碎，依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但是借此机会，也促使自己在思考，北大图书馆给予我的到底是什么？我想和我一样的许多学子，为什么如此依恋北大图书馆，大约因为，几年与它的相伴，最终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学习和探索应该是一种生命状态，它贯穿一生，不会因为年龄老大或者岁月渐老而丢弃、忘记。这种探索和学习，还包括对于真理的追求，对于真善美的向往，亦应遵从自己的内心，一生践行，不违己，不违心，如此才能保持初心，不辜负自我。
这是北大图书馆这座神圣的殿堂，对于在其中受过熏陶的学子的一种启示吧。这种敬畏，使自己保持清醒，时刻检视与自省。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