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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母亲鲁瑞曾说过一段往事：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小时候，曾让家乡的法师取过法名，鲁迅的法名为“长庚”，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为“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这两星，一个出现在迟暮，一个出现在清晨，永远不能相见。
两兄弟失和，冥冥中似乎早已注定。
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能以一家三兄弟都闪耀绵延其间，唯有周氏。
最有名的当属大哥鲁迅，誉为“中国的脊梁”；其次为二弟周作人，文采斐然；三弟周建人以科学小品文自成一体，处世平和。
翻开他们三人的传记，每人都代表了一段庞杂的时代印记。
可是，当退回家庭层面，回到简单的兄弟情谊，你会发现，他们嘴上留着一样的黑硬短髭，一样的黑眉，一样的浙江面孔，讲一样的绍兴官话——一样的个性使然。
兄长的手足情
在浙江绍兴，周家本是巨姓望族，有数百年的根基，家境殷实，宽宅大院。
清末，周家已传至周福清一辈，周福清是翰林，候补官员，生子周伯宜，就是鲁迅的父亲。
鲁迅1881年出生，4年后周作人问世，又3年，周建人降临人间，后还有一弟一妹，但早年夭折，只剩兄弟三人。
很多人读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小时的鲁迅和周作人便在这家私塾上学，兄弟俩一起调皮，一起学习，手足情深。
但鲁迅12岁那年，周家因为一场考场行贿案迅速败落，祖父入狱，父亲因病去世，兄弟三人从此便寄人篱下，备尝辛酸。
1898年，鲁迅向母亲磕了一个头，去南京求学，此后又去日本留学。在异国读书时，他给当时在南京上学的周作人寄去自己的照片，还给在绍兴的周建人买了数不清的书。
留学期间，鲁迅被家人骗回家结婚，但新婚第4天，他就带着刚刚通过公费考试的周作人启程，东渡日本，一走又是3年。
兄弟俩在日本的感受完全不同，鲁迅觉得屈辱，但周作人沉醉其中，他甚至还和日本侍女羽太信子谈起恋爱，并在当地结婚。
事实上，周作人留学的开销主要来自公费，成亲后费用不够，为了能让弟弟继续学业，鲁迅回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教师，收入甚微，但还是节衣缩食，给弟弟寄钱。
此时，三弟周建人已联系好去南京求学，准备有朝一日也去日本。但鲁迅一想到头发花白的母亲，便劝说三弟留在家里，陪伴母亲。鲁迅许诺说：“将来我和作人学成了，赚的每一个钱，都是大家合着用。我们兄弟友爱，将来永远生活在一起，永不分家。”
周建人听从了大哥的话，留守在绍兴，担任当地小学教员兼校长，后又去绍兴县立女子师范教书。
1911年辛亥革命后，鲁迅应蔡元培之招，在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并随政府北上。
不久，周作人夫妇从日本回到绍兴，鲁迅和周作人合作以“周绰”的笔名发表作品。在《鲁迅全集》中，还有好几篇杂文都是周作人的作品。
为了弟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1917年，鲁迅向蔡元培推荐周作人，聘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4月1日，周作人来到北京，在绍兴会馆与鲁迅相会。
那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周作人则是“至四时睡”。
1919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周家兄弟在文化界已是小有名气，收入颇丰，两人的月薪合加起来，超过五百大洋，相当今天的五万元。
于是，鲁迅花巨资买下北京八道湾十—号，还接入当时十分罕见的自来水系统。定居后，鲁迅接来了母亲和三弟周建人夫妇。
可以推想，全家团圆，周氏三兄弟一定是欣喜若狂。
八道湾的日子
八道湾的日子中，周氏三兄弟感情依旧很好，三弟周建人在北大哲学系做了一名旁听生。
此前在绍兴时，周建人和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产生感情，结为伴侣，但到北京后，由于读书没有收入，常被芳子抱怨，1923年5月，周建人决定自强自立，离京赴沪，去上海商务印书馆作校对员。
三弟的离开，成为大家庭彻底破裂的先兆。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突然交给鲁迅一封“绝笔信”，信中称“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当日，鲁迅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启孟即周作人——鲁迅想和他沟通，但被拒绝。
兄弟俩究竟发生了什么？
之前从两人的笔记中，并没有任何隙嫌。7月3日，绝交半个月前，两人还同游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买了一些书。
绝交信后，鲁迅就和周作人分开吃饭，不久就搬出了八道湾，并把妻子和母亲一块接到砖塔胡同。
两人关系恶化到极点，1924年6月11日，鲁迅去八道湾宅取一些书及什器，周作人和信子冲出，对鲁迅“骂詈殴打”，又喊来朋友助阵，周作人甚至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被接住，鲁迅也拿起物器向周作人扔去，闹得不可开交。
兄弟反目，此后形同陌路，这成了社会的焦点。甚至有谣言称，是因为鲁迅偷看信子洗澡被发现。
流言鼎沸。
事实上，据其后人的说法，失和原因的确和信子有关，但只是“家庭间的纠纷”。
周建人曾回忆说：“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货，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
在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里，一章为“所谓兄弟”，也提到此段，称鲁迅的工资甚至还被用来接济信子在日本的家人、她弟弟来中国的费用。家里的管家被鲁迅发现中饱私囊，结果信子把管家叫来，不是责骂，而是说，你为什么要给他（鲁迅）看见。
不管真相究竟如何，鲁迅再也没回到八道湾，也再没和周作人说过一句话。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去世，周作人没赶去，而是在北大参加了鲁迅纪念会。
第二天，他依然去上课，讲了1个多小时的《颜氏家训》里的《兄弟》篇。下课铃响，周作人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据说，他的脸色非常难看。
后来，不同的命运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很快沦陷。
周作人不愿南迁，而是留在北大，其后沦为汉奸，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兼北大文学院院长。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卖国罪被判死刑，后得胡适等人解救，才被改判为10年徒刑。
1949年，周作人从老虎桥监狱提前释放，暂住上海。
而三弟周建人已在上海开始了新生活。他和大哥鲁迅联系密切，鲁迅在生命最后一年，从欧洲陆续邮购了法布尔的《昆虫记》，打算和周建人一起翻译。
鲁迅去世的第二年，周建人写信给二哥，让他南下，但遭到周作人冷漠对待，得知二哥成为汉奸后，两人便彻底断绝了往来。
解放后，两者境遇截然不同。
周建人踏上仕途，历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4年7月29日去世，享年96岁。
周作人出狱后，胡适曾动员他去台湾，被他辞绝；建国后，他写信给毛泽东，得到回复是“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
“文革”时，周作人很快成了冲击对象。
资料记载，周作人被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棚里，已经站不起来，躺在那里，穿一件黑衣服，胸口戴着一块白牌，白牌上就写着他的名字。周作人脸煞白。红卫兵说：“起来了，你起来！博物馆的同志要向你问一点事。”他费力地起来，他一件事也说不出来了。红卫兵就拿皮带揍：“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趴在八道湾的临时铺板上猝然去世，享年82岁。
鲁迅病重的时候，周建人去看鲁迅，发现鲁迅读的是周作人的著作；而周作人临死之前，有人发现他也在读鲁迅的书。
1962年，周作人写完最后一部著作《知堂回想录》，曾追述起多年前卧病的故事：
那一次，周作人和晚年的鲁迅一样，患的是肋膜炎，每到午后就会高烧，烧到晚间人已昏沉，是大哥鲁迅把他送进医院，后又送到西山疗养，不时抽身探望，代理他处理信件和琐事。
字里行间，满是兄弟之情。
链 接
三兄弟的遗嘱
周氏三兄弟，经历了不同人生，去世于不同的时代。他们留下的遗嘱，至今读来感觉迥异。
鲁迅
1936年10月16日去世，享年55岁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但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允许给你的事物，不要当真的。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无和他接近。
周作人
1967年5月6日去世，享年82岁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周建人
1984年7月29日去世，享年96岁
我身后的丧事要从简，要改变繁文俗礼的旧习惯。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资金很宝贵，时间也很宝贵，不能因为办丧事花国家的钱，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尸体交给医学院供医生做解剖。最后把骨灰撒到江河大海里去。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骨灰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摘自《周末》2011.4.14）B②
两兄弟失和，冥冥中似乎早已注定。
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能以一家三兄弟都闪耀绵延其间，唯有周氏。
最有名的当属大哥鲁迅，誉为“中国的脊梁”；其次为二弟周作人，文采斐然；三弟周建人以科学小品文自成一体，处世平和。
翻开他们三人的传记，每人都代表了一段庞杂的时代印记。
可是，当退回家庭层面，回到简单的兄弟情谊，你会发现，他们嘴上留着一样的黑硬短髭，一样的黑眉，一样的浙江面孔，讲一样的绍兴官话——一样的个性使然。
兄长的手足情
在浙江绍兴，周家本是巨姓望族，有数百年的根基，家境殷实，宽宅大院。
清末，周家已传至周福清一辈，周福清是翰林，候补官员，生子周伯宜，就是鲁迅的父亲。
鲁迅1881年出生，4年后周作人问世，又3年，周建人降临人间，后还有一弟一妹，但早年夭折，只剩兄弟三人。
很多人读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小时的鲁迅和周作人便在这家私塾上学，兄弟俩一起调皮，一起学习，手足情深。
但鲁迅12岁那年，周家因为一场考场行贿案迅速败落，祖父入狱，父亲因病去世，兄弟三人从此便寄人篱下，备尝辛酸。
1898年，鲁迅向母亲磕了一个头，去南京求学，此后又去日本留学。在异国读书时，他给当时在南京上学的周作人寄去自己的照片，还给在绍兴的周建人买了数不清的书。
留学期间，鲁迅被家人骗回家结婚，但新婚第4天，他就带着刚刚通过公费考试的周作人启程，东渡日本，一走又是3年。
兄弟俩在日本的感受完全不同，鲁迅觉得屈辱，但周作人沉醉其中，他甚至还和日本侍女羽太信子谈起恋爱，并在当地结婚。
事实上，周作人留学的开销主要来自公费，成亲后费用不够，为了能让弟弟继续学业，鲁迅回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教师，收入甚微，但还是节衣缩食，给弟弟寄钱。
此时，三弟周建人已联系好去南京求学，准备有朝一日也去日本。但鲁迅一想到头发花白的母亲，便劝说三弟留在家里，陪伴母亲。鲁迅许诺说：“将来我和作人学成了，赚的每一个钱，都是大家合着用。我们兄弟友爱，将来永远生活在一起，永不分家。”
周建人听从了大哥的话，留守在绍兴，担任当地小学教员兼校长，后又去绍兴县立女子师范教书。
1911年辛亥革命后，鲁迅应蔡元培之招，在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并随政府北上。
不久，周作人夫妇从日本回到绍兴，鲁迅和周作人合作以“周绰”的笔名发表作品。在《鲁迅全集》中，还有好几篇杂文都是周作人的作品。
为了弟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1917年，鲁迅向蔡元培推荐周作人，聘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4月1日，周作人来到北京，在绍兴会馆与鲁迅相会。
那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周作人则是“至四时睡”。
1919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周家兄弟在文化界已是小有名气，收入颇丰，两人的月薪合加起来，超过五百大洋，相当今天的五万元。
于是，鲁迅花巨资买下北京八道湾十—号，还接入当时十分罕见的自来水系统。定居后，鲁迅接来了母亲和三弟周建人夫妇。
可以推想，全家团圆，周氏三兄弟一定是欣喜若狂。
八道湾的日子
八道湾的日子中，周氏三兄弟感情依旧很好，三弟周建人在北大哲学系做了一名旁听生。
此前在绍兴时，周建人和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产生感情，结为伴侣，但到北京后，由于读书没有收入，常被芳子抱怨，1923年5月，周建人决定自强自立，离京赴沪，去上海商务印书馆作校对员。
三弟的离开，成为大家庭彻底破裂的先兆。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突然交给鲁迅一封“绝笔信”，信中称“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当日，鲁迅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启孟即周作人——鲁迅想和他沟通，但被拒绝。
兄弟俩究竟发生了什么？
之前从两人的笔记中，并没有任何隙嫌。7月3日，绝交半个月前，两人还同游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买了一些书。
绝交信后，鲁迅就和周作人分开吃饭，不久就搬出了八道湾，并把妻子和母亲一块接到砖塔胡同。
两人关系恶化到极点，1924年6月11日，鲁迅去八道湾宅取一些书及什器，周作人和信子冲出，对鲁迅“骂詈殴打”，又喊来朋友助阵，周作人甚至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被接住，鲁迅也拿起物器向周作人扔去，闹得不可开交。
兄弟反目，此后形同陌路，这成了社会的焦点。甚至有谣言称，是因为鲁迅偷看信子洗澡被发现。
流言鼎沸。
事实上，据其后人的说法，失和原因的确和信子有关，但只是“家庭间的纠纷”。
周建人曾回忆说：“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货，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
在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里，一章为“所谓兄弟”，也提到此段，称鲁迅的工资甚至还被用来接济信子在日本的家人、她弟弟来中国的费用。家里的管家被鲁迅发现中饱私囊，结果信子把管家叫来，不是责骂，而是说，你为什么要给他（鲁迅）看见。
不管真相究竟如何，鲁迅再也没回到八道湾，也再没和周作人说过一句话。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去世，周作人没赶去，而是在北大参加了鲁迅纪念会。
第二天，他依然去上课，讲了1个多小时的《颜氏家训》里的《兄弟》篇。下课铃响，周作人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据说，他的脸色非常难看。
后来，不同的命运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很快沦陷。
周作人不愿南迁，而是留在北大，其后沦为汉奸，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兼北大文学院院长。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卖国罪被判死刑，后得胡适等人解救，才被改判为10年徒刑。
1949年，周作人从老虎桥监狱提前释放，暂住上海。
而三弟周建人已在上海开始了新生活。他和大哥鲁迅联系密切，鲁迅在生命最后一年，从欧洲陆续邮购了法布尔的《昆虫记》，打算和周建人一起翻译。
鲁迅去世的第二年，周建人写信给二哥，让他南下，但遭到周作人冷漠对待，得知二哥成为汉奸后，两人便彻底断绝了往来。
解放后，两者境遇截然不同。
周建人踏上仕途，历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4年7月29日去世，享年96岁。
周作人出狱后，胡适曾动员他去台湾，被他辞绝；建国后，他写信给毛泽东，得到回复是“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
“文革”时，周作人很快成了冲击对象。
资料记载，周作人被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棚里，已经站不起来，躺在那里，穿一件黑衣服，胸口戴着一块白牌，白牌上就写着他的名字。周作人脸煞白。红卫兵说：“起来了，你起来！博物馆的同志要向你问一点事。”他费力地起来，他一件事也说不出来了。红卫兵就拿皮带揍：“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趴在八道湾的临时铺板上猝然去世，享年82岁。
鲁迅病重的时候，周建人去看鲁迅，发现鲁迅读的是周作人的著作；而周作人临死之前，有人发现他也在读鲁迅的书。
1962年，周作人写完最后一部著作《知堂回想录》，曾追述起多年前卧病的故事：
那一次，周作人和晚年的鲁迅一样，患的是肋膜炎，每到午后就会高烧，烧到晚间人已昏沉，是大哥鲁迅把他送进医院，后又送到西山疗养，不时抽身探望，代理他处理信件和琐事。
字里行间，满是兄弟之情。
链 接
三兄弟的遗嘱
周氏三兄弟，经历了不同人生，去世于不同的时代。他们留下的遗嘱，至今读来感觉迥异。
鲁迅
1936年10月16日去世，享年55岁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但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允许给你的事物，不要当真的。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无和他接近。
周作人
1967年5月6日去世，享年82岁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周建人
1984年7月29日去世，享年96岁
我身后的丧事要从简，要改变繁文俗礼的旧习惯。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资金很宝贵，时间也很宝贵，不能因为办丧事花国家的钱，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尸体交给医学院供医生做解剖。最后把骨灰撒到江河大海里去。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骨灰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摘自《周末》2011.4.14）B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