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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挑战中国改革模式
主持人语
危机挑战改革,危机倒逼改革。历史经验表明,危机往往是改革的重要契机和重要起点。过去30年,中国改革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就,受到了广泛称赞,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无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国有企业改革,还是财税金融体制变革,大都具有危机导向的特点。
2009年是中国改革发展十分关键的一年。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与国内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叠加在一起,使短期困难与长期矛盾交织在一起,并使下一步改革发展面临着30年来未有的困难与挑战。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全面转型的双重压力,积极主动地布局下一步改革,寻求改革的重大突破,化“危机”为“转机”,已成为当前最急迫的全局性问题。中国如何掌握“战略先机”,需要改革对策。
防止扩大投资中的“国进民退” 常修泽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教授 常修泽:在金融危机的态势之下,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当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有效地制止经济的下滑,或者从正面来说,就是扭转经济增速的下滑,成为我们当前宏观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在这样一个保增长、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态势之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怎么推进,就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想这里可以从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双向互动和双向的促进来把握。通过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来进一步释放能量,通过改革来促经济增长,来保这个增长。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通过改革,特别是推进关键领域和一些要害部门的改革来释放能量,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还有一个角度是通过保增长,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倒逼中国的改革。比如说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问题,还有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问题,或者叫体制问题,也就是经济体制问题,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要扭转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地增长,就不可避免地要推进资源产品的价格改革。从短期和长期来看,要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中期的问题,有长期的问题,当然也有短期的问题,有标的问题,也有本的问题,因此我们的构思就是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就是立足于既要解决眼前的增速下滑问题,又要试图解决中长期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新的条件下,怎样推进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內容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或者叫政府体制改革。经过研究,我们觉得把资源产品的价格改革放在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之首,可能是适当的。因为我们现在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与资源产品价格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推进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好的现实结合点,也是下一步推进改革,特别是从保增长角度促进改革的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第三个问题,在扩大内需中,既要采取措施防止投资效率的低下,更需要自觉地防止“国进民退”倾向,即借着扩大投资之际,不仅没有推进体制改革,反而使原有的体制进一步固化。比如说,铁路部门至今还是属于政企不分的部门。而这次4万亿投资计划里,基础设施类的投资占第一位。因此我们有一个思考,加大基础类的投资包括铁路部门投资,怎么样跟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包括铁路部门的改革相辅相成,如果说这个体制不改革,会不会固化原来旧的体制的弊端呢?所以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叫做防止在扩大投资当中“国进民退”的问题。
另外,明确提出了防止行政性的垄断,因为垄断这个事情很复杂,我说有三个系列、六种情况:第一个系列是自然垄断;第二个系列是行政垄断;第三个系列是经济垄断。总的来讲产业集中度比较低,因此反市场性垄断要慎重,但是个别地方也有勾结的问题,搞不正当竞争的问题。由于有三个系列、六种情况要做具体分析,我们这里强调了要防止行政垄断。我们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从改革本身来讲,如何超越、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提高改革的协调性,是一个关乎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
主持人语
危机挑战改革,危机倒逼改革。历史经验表明,危机往往是改革的重要契机和重要起点。过去30年,中国改革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就,受到了广泛称赞,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无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国有企业改革,还是财税金融体制变革,大都具有危机导向的特点。
2009年是中国改革发展十分关键的一年。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与国内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叠加在一起,使短期困难与长期矛盾交织在一起,并使下一步改革发展面临着30年来未有的困难与挑战。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全面转型的双重压力,积极主动地布局下一步改革,寻求改革的重大突破,化“危机”为“转机”,已成为当前最急迫的全局性问题。中国如何掌握“战略先机”,需要改革对策。
防止扩大投资中的“国进民退” 常修泽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教授 常修泽:在金融危机的态势之下,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当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有效地制止经济的下滑,或者从正面来说,就是扭转经济增速的下滑,成为我们当前宏观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在这样一个保增长、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态势之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怎么推进,就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想这里可以从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双向互动和双向的促进来把握。通过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来进一步释放能量,通过改革来促经济增长,来保这个增长。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通过改革,特别是推进关键领域和一些要害部门的改革来释放能量,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还有一个角度是通过保增长,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倒逼中国的改革。比如说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问题,还有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问题,或者叫体制问题,也就是经济体制问题,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要扭转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地增长,就不可避免地要推进资源产品的价格改革。从短期和长期来看,要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中期的问题,有长期的问题,当然也有短期的问题,有标的问题,也有本的问题,因此我们的构思就是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就是立足于既要解决眼前的增速下滑问题,又要试图解决中长期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新的条件下,怎样推进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內容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或者叫政府体制改革。经过研究,我们觉得把资源产品的价格改革放在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之首,可能是适当的。因为我们现在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与资源产品价格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推进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好的现实结合点,也是下一步推进改革,特别是从保增长角度促进改革的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第三个问题,在扩大内需中,既要采取措施防止投资效率的低下,更需要自觉地防止“国进民退”倾向,即借着扩大投资之际,不仅没有推进体制改革,反而使原有的体制进一步固化。比如说,铁路部门至今还是属于政企不分的部门。而这次4万亿投资计划里,基础设施类的投资占第一位。因此我们有一个思考,加大基础类的投资包括铁路部门投资,怎么样跟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包括铁路部门的改革相辅相成,如果说这个体制不改革,会不会固化原来旧的体制的弊端呢?所以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叫做防止在扩大投资当中“国进民退”的问题。
另外,明确提出了防止行政性的垄断,因为垄断这个事情很复杂,我说有三个系列、六种情况:第一个系列是自然垄断;第二个系列是行政垄断;第三个系列是经济垄断。总的来讲产业集中度比较低,因此反市场性垄断要慎重,但是个别地方也有勾结的问题,搞不正当竞争的问题。由于有三个系列、六种情况要做具体分析,我们这里强调了要防止行政垄断。我们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从改革本身来讲,如何超越、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提高改革的协调性,是一个关乎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