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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日益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语境下重新探讨《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既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乐记》继承并发展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对音乐产生及消费整个过程进行了深入的阐释，特别是其“音由人心生”、“尽善尽美”、强调音乐对接受者及听众审美及道德深刻影响的观点对今日音乐美学的发展仍然富有深刻的指导价值。
关键词：音由心生;美;儒家;音乐
在跨文化对话日益繁荣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愈来愈受到世人重视，特别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在实现强大中国梦的大语境下愈加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而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正是其实现人生及社会理想的重要方法与手段，因此深入挖掘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特别是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价值就更加富有指导意义。
相对于音乐教育非常薄弱的现代教育来说，儒家非常重视音乐在表达人的内心情感、改造人性及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注重言教与身教合一的孔子自己也曾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孔子自己不仅身体力行地实践音乐，同时还常常发表自己关于音乐的看法。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艺，无论是《周礼·保氏》中所说的“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1]，还是孔子开私学授六艺，即儒家所谓《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还是“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的现代阐释，都把音乐作为不可或缺的内容，所以《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2]孔子除了自身研习音乐外，还积极参加各种音乐活动，《论语·述而》甚至记载：孔子在齐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还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3]孔子在欣赏音乐时竟然达到如此痴迷忘我的地步，甚至在最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也从未放弃过对音乐的执着，正是他人生理念中“游于艺”、“成于乐”的具体标志，而孔子音乐美学思想在《乐记》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继承与发展，其所表现的儒家所特有的音乐美学思想对思考今日音乐的发展也更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乐记》从音乐的整个产生及接受过程：音乐产生的外部世界、创作音乐的作者、音乐本身即文本、音乐的接受者等各个方面所包含的音乐特质及其各种复杂的逻辑关系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本文将对其在今日仍然富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进行解析。
“音由人心生”
《乐记》一开始就探讨了的音乐的起源，当然这不是指音乐的历史起源，而是指音乐创作的缘起。对此问题，《乐记》强调“音由人心生”，強调音乐对内心真情实感的表达，所以《乐记》反复说：“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4]所以，悲哀的心情就产生急沉的声音，愉快的心情就产生舒缓的声音，欢乐的心情就产生昂扬的声音，愤怒的心情就产生严厉的声音，崇敬的心情就产生廉直的声音，爱恋的心情就产生温柔的声音，都是从人的内心世界自然而然产生的。“音由人心生”的观点强调在音乐创作过程中人的精神世界与外在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这也是音乐对欣赏者个体与社会大众产生影响的根源与理论依据。人各种喜怒哀乐的情感都来自外部世界的激发，所谓“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4]外部世界不同的声音在人的心理产生不同的情感，这种情感自然会影响人的各种复杂心理，进而影响人的行为，最终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由此音乐便与人的德行修养与社会伦理道德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4]安乐祥和的治世之音，怨恨乖戾的乱世之音，萎靡不振的郑卫之音，愤恨不平的桑间濮上之音都是或平安或动荡的社会环境对人的心理影响决定的，它们不仅影响了生产音乐的创作者，同样也影响了接受音乐的大众。由此，这也形成了音乐鉴赏的一个重要原则，《左传》中就记载了季札根据“声音之道与政通”的原理来判断音乐的故事：季札在鲁国聆听音乐，在《周南》、《召南》中听出了“勤而不怨”，在《邶》、《庸》、《卫》中听出了“忧而不困”，在《王》中听到了“思而不惧”，在《魏》中听到了“明主”，在《唐》中听到了“令德之后”，在《陈》中听到了“国无主”，在《小雅》中听到了“周德之衰”，在《大雅》中听到了“文王之德”[5]，这些都是音乐鉴赏家根据音乐表现的人的内在情感来精准判断其所产生及表现的外在世界的例证，所谓“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
《乐记》对不同音乐种类与性质及其对人产生不同影响的深刻认识也同样来自于“音由心生”的观念。关于不同音乐的不同性质，子夏说：“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讙，讙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4]详细分析了钟、磬、丝、竹、鼓等不同器乐对人的情感所产生的影响及其所直接导致的行为结果，甚至其社会价值。师乙解释不同音乐与不同人的性情之间的密切关系时说：“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4]这也是分析了不同的音乐性质与人的性情之间的密切关系：激发人勇气的铿锵钟声、节义分明促人献身的石磬之声、悲婉的丝玄之声、集聚的竹管之声、喧闹的鼓鼙之声无不使人产生各种联想与共鸣，忧伤哀婉的音乐、欢乐流畅的音乐、刚毅愤怒的音乐、肃敬庄正的音乐、慈爱宽顺的音乐、淫乱放荡的音乐也物归其类地对人的心理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即揭示了声音的天然属性，同时也展示了音乐与人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必然联系。 至于《乐记》把礼乐密切联系在一起，甚至直接把礼定义为“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则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乐记》甚至对五声与五物及政治的各个组成要素进行了严格的对应关系，并指出了其和谐与混乱的直接政治结果，所谓“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4]其五声与五物对应的观念，声、音、乐等级与兽、众庶、君子等级对应的观念，无不是儒家“君臣尊卑，贵贱殊位”等级观念的具体反映，是其乐与礼分、礼主分别、声与政通观念的扩展。在《樂记》看来，禽兽“知声而不知音”，众庶“知音而不知乐”，只有君子才能“为能知乐”，且“治道备矣”，《乐记》把声、音、乐区分，其根本目的乃是为了强调音乐的道德属性，强调音乐中的“德音”，所谓“德音谓之乐”，认为只有在行为上最终导致道德上的善、政治上的正义的音乐才可称为乐，那些不合法制伦理的音乐是不可称为音乐的。当然这种“德音”是以当时贵族文人士大夫的社会理想追求为最终标准的，同样是当时社会状况及《乐记》创作者社会价值观念的反映。
终之，《乐记》“音由人心生”的观念告诉我们“音”的不同性质，并要求我们要充分发挥音乐的正能量，注重培养从事音乐工作各个环节的音乐人的道德修养及其社会责任感，从而对社会正能量的发挥产生积极的意义，否则就会走向它的反面。音乐如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归根结底是艺术家自身精神世界的反映，正如贝多芬所说：“每部真正的艺术作品之后站立的就是它的创作者。”崇高的艺术品是崇高心灵的回声，伟大的艺术作品是创作者忠实的画像，他的信仰与立场、欢乐与痛苦、勇敢与坚定、机智与勇气的忠实反映。所以贝多芬在自己的遗嘱中说：“神明，你看看我的内心！你认识它，你知道，在它之中寓居着对人类的爱，对行善的渴望。”[6]从音乐的创作者来说，儒家强调音乐家的道德修养及其社会责任感，在《乐记》看来，一个道德修养很差的人是不可能创作出令人道德高尚的音乐来的。
参考文献
[1] 杨天宇.周礼译注[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 杨天宇.礼记译注[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 杨伯峻.论语译注[Z] .北京：中华书局，2000.
[4] 吉联抗.乐记译注[Z].北京：音乐出版社，1958.
[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Z]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6] 费里克斯·胡赫.贝多芬[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7]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乐记》论辩[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8] 李民.尚书译注[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基金项目：588960-F41501，项目名称：儒家音乐思想与当代高校美育关系研究
关键词：音由心生;美;儒家;音乐
在跨文化对话日益繁荣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愈来愈受到世人重视，特别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在实现强大中国梦的大语境下愈加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而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正是其实现人生及社会理想的重要方法与手段，因此深入挖掘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特别是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价值就更加富有指导意义。
相对于音乐教育非常薄弱的现代教育来说，儒家非常重视音乐在表达人的内心情感、改造人性及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注重言教与身教合一的孔子自己也曾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孔子自己不仅身体力行地实践音乐，同时还常常发表自己关于音乐的看法。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艺，无论是《周礼·保氏》中所说的“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1]，还是孔子开私学授六艺，即儒家所谓《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还是“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的现代阐释，都把音乐作为不可或缺的内容，所以《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2]孔子除了自身研习音乐外，还积极参加各种音乐活动，《论语·述而》甚至记载：孔子在齐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还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3]孔子在欣赏音乐时竟然达到如此痴迷忘我的地步，甚至在最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也从未放弃过对音乐的执着，正是他人生理念中“游于艺”、“成于乐”的具体标志，而孔子音乐美学思想在《乐记》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继承与发展，其所表现的儒家所特有的音乐美学思想对思考今日音乐的发展也更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乐记》从音乐的整个产生及接受过程：音乐产生的外部世界、创作音乐的作者、音乐本身即文本、音乐的接受者等各个方面所包含的音乐特质及其各种复杂的逻辑关系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本文将对其在今日仍然富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进行解析。
“音由人心生”
《乐记》一开始就探讨了的音乐的起源，当然这不是指音乐的历史起源，而是指音乐创作的缘起。对此问题，《乐记》强调“音由人心生”，強调音乐对内心真情实感的表达，所以《乐记》反复说：“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4]所以，悲哀的心情就产生急沉的声音，愉快的心情就产生舒缓的声音，欢乐的心情就产生昂扬的声音，愤怒的心情就产生严厉的声音，崇敬的心情就产生廉直的声音，爱恋的心情就产生温柔的声音，都是从人的内心世界自然而然产生的。“音由人心生”的观点强调在音乐创作过程中人的精神世界与外在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这也是音乐对欣赏者个体与社会大众产生影响的根源与理论依据。人各种喜怒哀乐的情感都来自外部世界的激发，所谓“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4]外部世界不同的声音在人的心理产生不同的情感，这种情感自然会影响人的各种复杂心理，进而影响人的行为，最终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由此音乐便与人的德行修养与社会伦理道德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4]安乐祥和的治世之音，怨恨乖戾的乱世之音，萎靡不振的郑卫之音，愤恨不平的桑间濮上之音都是或平安或动荡的社会环境对人的心理影响决定的，它们不仅影响了生产音乐的创作者，同样也影响了接受音乐的大众。由此，这也形成了音乐鉴赏的一个重要原则，《左传》中就记载了季札根据“声音之道与政通”的原理来判断音乐的故事：季札在鲁国聆听音乐，在《周南》、《召南》中听出了“勤而不怨”，在《邶》、《庸》、《卫》中听出了“忧而不困”，在《王》中听到了“思而不惧”，在《魏》中听到了“明主”，在《唐》中听到了“令德之后”，在《陈》中听到了“国无主”，在《小雅》中听到了“周德之衰”，在《大雅》中听到了“文王之德”[5]，这些都是音乐鉴赏家根据音乐表现的人的内在情感来精准判断其所产生及表现的外在世界的例证，所谓“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
《乐记》对不同音乐种类与性质及其对人产生不同影响的深刻认识也同样来自于“音由心生”的观念。关于不同音乐的不同性质，子夏说：“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讙，讙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4]详细分析了钟、磬、丝、竹、鼓等不同器乐对人的情感所产生的影响及其所直接导致的行为结果，甚至其社会价值。师乙解释不同音乐与不同人的性情之间的密切关系时说：“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4]这也是分析了不同的音乐性质与人的性情之间的密切关系：激发人勇气的铿锵钟声、节义分明促人献身的石磬之声、悲婉的丝玄之声、集聚的竹管之声、喧闹的鼓鼙之声无不使人产生各种联想与共鸣，忧伤哀婉的音乐、欢乐流畅的音乐、刚毅愤怒的音乐、肃敬庄正的音乐、慈爱宽顺的音乐、淫乱放荡的音乐也物归其类地对人的心理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即揭示了声音的天然属性，同时也展示了音乐与人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必然联系。 至于《乐记》把礼乐密切联系在一起，甚至直接把礼定义为“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则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乐记》甚至对五声与五物及政治的各个组成要素进行了严格的对应关系，并指出了其和谐与混乱的直接政治结果，所谓“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4]其五声与五物对应的观念，声、音、乐等级与兽、众庶、君子等级对应的观念，无不是儒家“君臣尊卑，贵贱殊位”等级观念的具体反映，是其乐与礼分、礼主分别、声与政通观念的扩展。在《樂记》看来，禽兽“知声而不知音”，众庶“知音而不知乐”，只有君子才能“为能知乐”，且“治道备矣”，《乐记》把声、音、乐区分，其根本目的乃是为了强调音乐的道德属性，强调音乐中的“德音”，所谓“德音谓之乐”，认为只有在行为上最终导致道德上的善、政治上的正义的音乐才可称为乐，那些不合法制伦理的音乐是不可称为音乐的。当然这种“德音”是以当时贵族文人士大夫的社会理想追求为最终标准的，同样是当时社会状况及《乐记》创作者社会价值观念的反映。
终之，《乐记》“音由人心生”的观念告诉我们“音”的不同性质，并要求我们要充分发挥音乐的正能量，注重培养从事音乐工作各个环节的音乐人的道德修养及其社会责任感，从而对社会正能量的发挥产生积极的意义，否则就会走向它的反面。音乐如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归根结底是艺术家自身精神世界的反映，正如贝多芬所说：“每部真正的艺术作品之后站立的就是它的创作者。”崇高的艺术品是崇高心灵的回声，伟大的艺术作品是创作者忠实的画像，他的信仰与立场、欢乐与痛苦、勇敢与坚定、机智与勇气的忠实反映。所以贝多芬在自己的遗嘱中说：“神明，你看看我的内心！你认识它，你知道，在它之中寓居着对人类的爱，对行善的渴望。”[6]从音乐的创作者来说，儒家强调音乐家的道德修养及其社会责任感，在《乐记》看来，一个道德修养很差的人是不可能创作出令人道德高尚的音乐来的。
参考文献
[1] 杨天宇.周礼译注[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 杨天宇.礼记译注[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 杨伯峻.论语译注[Z] .北京：中华书局，2000.
[4] 吉联抗.乐记译注[Z].北京：音乐出版社，1958.
[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Z]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6] 费里克斯·胡赫.贝多芬[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7]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乐记》论辩[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8] 李民.尚书译注[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基金项目：588960-F41501，项目名称：儒家音乐思想与当代高校美育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