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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下的弹
2011年，两位著名的“革命女性”迎来了她们的结局。在日本，联合赤军前首领永田洋子病逝于狱中；在德国，红军旅第三代领袖霍格菲尔德获释。曾经搅动西方世界的那一代人，至此彻底谢幕。但他们曾经引发的血色狂飙，其由来与后果，并不能由此停止追问。
2011年2月5日，被认为是1971-1972年间发生的“联合赤军事件”的始作俑者之一，极端左翼活动家、曾任联合赤军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永田洋子，在位于小菅的东京拘置所内死亡，终年65岁。死因是脑肿瘤所引发的多器官衰竭。
永田洋子于1972年2月17日被捕，1983 年被东京地方法院以私刑、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尽管永田不懈上诉，与代表国家的公诉方做出“对决”的姿态，但二审、三审仍维持原判。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1993年2月19日，日最高法院核准死刑。2001年，永田请求重审。2006年11月28日，东京地方法院驳回其请求。其间，永田罹患脑部肿瘤，并于狱中实施手术，术后瘫痪在床，丧失话语功能。鉴于永田的健康状况，其辩护人根据日《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法务省申请不执行死刑并获准。因此，从1993年起直至死亡，永田的身份始终是死刑囚。而如果从被捕日起算的话，被监禁的时间长达39年。
永田洋子：从乖乖女到“革命家”
永田洋子（Nagata Hiroko），1945年2月8日出生于东京都文京区的本乡。经过一贯制的田园调布学园初高中部，于1963年进入共立药科大学（现庆应义塾大学药学部）。作为从贫困家庭凭个人努力考入大学的苦学生，永田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乖乖女”。据她高中时的班主任回忆，“大学合格结果发表的翌日，她来找我，谈起大学扣了一笔不菲的捐助金：‘为什么要收这么多钱？家里的负担岂不变得更沉重了。’说着，眼眶就湿了。”
但贫困本身，并没有导致永田的自卑感。她在高中毕业的留言册上写道：“即使进了大公司，也不想成为那种被称为人的机器”；大学毕业时的留言册上，则写着“怀抱勇气，不忘微笑地活着”。大学时代的同窗对永田的评价是“非常好的人”、“一个有勇气的人”。
虽然贫困并未构成自卑感，但永田始终对两件事情耿耿于怀，说自卑感也并不为过：一是不足150cm的身高，使她自觉是一种“损失”，“总会被男人当成孩子”；二是她患有严重的甲亢，眼球突出，颈部留有一道疤痕，且自认为无法生育。这两件事，被认为对永田的人格形成构成了相当的影响。
大学期间，开始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学生组织（社学同ML派，全称为社会主义学生同盟马克思列宁主义派）的活动，并于1964年5月正式加盟该组织。1967年大学毕业后，永田一边在庆应义塾大学病院读研究生（注：日本大学的研究生不同于我国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为进修性质，无学位），一边在该病院的药房做了一段无薪药剂员。后作为药剂师，先后就职于东京都品川区三水会病院和济生会病院。
在病院工作期间，永田便参与工会活动，曾追究院方在购入药品时和卖给患者时使用双重帐簿的做假账、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与此同时，因社学同ML派的关系，被原该派干部M.K和川岛豪主导的分派“警钟”发展为成员。永田参与组织活动颇积极，并在女性解放问题和年终奖金团体交涉等劳动问题上有一定的成果，后根据组织上的指示和本人的希望，辞去工作，专事政治活动。
后“警钟”与因支持中国“文革”而被日共除名的神奈川县亲中派合并，成立了日本共产党（左派）神奈川县委员会，后更名为日本共产党（革命左派）神奈川县委员会（简称为“革命左派”，领导者为M.K和川岛豪），永田为最早的成员之一，与石井功子和川岛阳子一道，被称为“京滨安保三女战士”。
被直播的战争
1969年底，川岛豪被捕后，永田进入领导核心，并于翌年9月被投票选为革命左派的最高领导人。根据狱中领导人川岛豪的指示，永田作为组织的最高责任者参与策划、指挥了旨在夺取武器的上赤塚警署袭击事件和真冈枪支店袭击事件，安保斗争开始向过激化、暴力化发展。
与此同时，内部权力斗争和清洗也开始升级。在印藩沼事件中，永田不仅下达了对两名试图逃离训练基地的同志处刑的指示（名曰“保护组织”），而且发挥其药剂师的专长，对其中一名同志采取行动时，谎称内部酒会，并亲自调配了催眠剂，诱其喝下。趁他神志不清之时，将其塞进汽车，拉到千叶县西北部印藩沼杀害，埋尸灭迹。至此，安保斗争突破了杀人的底线，为后来导致12名同志惨死的山岳基地事件埋下了伏笔。
1971年，革命左派与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联合，7月成立了联合赤军（当初称统一赤军）。12月，革命左派狱外领导集体宣布与狱中领袖川岛豪“切割”，与赤军派结成新党，森恒夫任委员长，永田为副委员长。鉴于革命左派、赤军派斗争的暴力化升级倾向，政府对其采取了严厉的取缔、镇压措施，在全国所有的酒店、汽车旅馆、车站、神社等两万五千处公共场所和出租房屋中展开地毯式搜查，反政府据点被查抄，有关人员被逮捕、通缉，“革命家”们被迫辗转逃亡。
在这种逼迫之下，革命左派和赤军派也拉开了以警察为目标的“歼灭战”的架势。一时间，警署爆炸等袭警事件层出不穷，对抗白热化。
但毕竟处于随时被取缔的非法状态之下，常年的奔波逃遁生活所带来的饥寒交迫、营养失调、疲惫压力导致领导人判断失误迭出、组织内部士气低下，亟须休养生息、集中训练（包括射击等军事训练），而这在都市已不可能。永田提议既然信奉毛泽东思想，应该去中国进行思想和政治学习，可现状之下，这被认为是缺乏可操作性的“空论”。该组织的第三把手、联合赤军中央委员会书记长坂口弘基于法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历史经验，提出山岳基地方案，得到了永田的响应。1971年12月，联合赤军在原赤军派位于山梨县的新仓基地实施了联合军事训练；12月20日，又转移至革命左派的基地——群马县境内的榛名山基地，并宣布结成新党。此时，两派集结于山岳基地的成员共计29名，其中包括10名女性成员。
在榛名山基地，始于“总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升级，最终发展成一场血腥的内部清洗运动。后因有成员逃跑，为了组织安全起见，联合赤军转移至迦叶山基地；继而，出于同样的原因，又转移至妙义山基地。1972年2月17日，森恒夫和永田洋子一度下山，就在二人携活动资金重回妙义山的途中，被搜山的警察发现。二人挥动冰凿和匕首，顽强拒捕，后被警察制服，束手就擒。坂口弘、坂东国男等5名联合赤军分子从山岳基地突围，逃往长野县北佐久郡河合乐器公司的一个疗养所内，扣押人质，继续顽抗，直至2月28日被警察机动队强行突入，5人被逮捕——即所谓浅间山庄事件（但永田因此前已被捕，与该事件无关）。在日本当代史上，发生于1971年底至1972年初、导致12人私刑致死的山岳基地事件和演出了激烈枪战的浅间山庄事件合称为“联合赤军事件”。
至此，困守山岳基地的17名联合赤军分子被悉数逮捕。根据被捕的赤军成员的供述，事件的全貌被揭开：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有12名成员在内部整肃中惨死。警察搜山的结果也被媒体披露出来：被认为是清洗运动开端的榛名山基地，由于现场被赤军分子焚毁，没有留下太多的证据。但是，在迦叶山基地，警察发现多处大小便的遗迹和被刃具剪切的衣物碎片。这被认为是杀人的铁证，因为人在窒息死亡时，体内残留的粪便会自动排出体外；而想要从死后变得僵硬的尸体上褪下衣服（出于埋尸灭迹的需要），只能用刃具裁断。
这桩惨绝人寰的反社会性事件，经过新闻媒体的曝光，给沉浸在消费主义中的社会以巨大的冲击，极大撼动了民主国家自由民主和平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在警察机动队突入浅间山庄，与在山庄内顽抗的赤军分子发生激烈枪战时，日本全国各大电视网实况直播，收视率总和高达89.7%，创下电视发明以来的纪录，至今未被打破。
这些满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言必称“革命日本”和“世界革命”的极端左翼“革命家”，缘何走上残害同志、虐杀无辜的道路，到底是“革命”意识形态本身的错误，还是“人性恶”所致，引发了全社会深深的思考，至今争论未已。联合赤军事件导致左翼意识形态的破产，标志着发端于六十年代初的反安保运动的终结。浅间山庄事件发生时，在一些社会党国会议员和左翼媒体中还多少有为赤军分子辩护的同情言论，但随着山岳基地事件自我肃清的真相和联合赤军实态的浮出水面，左翼政治势力彻底噤声、失语，甚至有人反戈一击，从“赤军拥护”转向为谴责暴力的“赤军批判”立场。
信仰与人性
那么，联合赤军残酷的内部整肃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其背后有哪些特殊的机制和深层原因呢？40年来，尽管司法判决早已尘埃落定，但围绕事件的背景和成因，在媒体、学界及当事者（数名联合赤军领导人及核心成员，均出版过不止一种著作、回忆录，陈述事件经过，厘清自身的责任）之间，有形形色色的说法，百家争鸣，迄无定论。
大致说来，比较有说服力者主要有二，即从意识形态分歧和领导人的理论偏执层面解读的意识形态说，和试图从领导人个人的出身、经历、性格中寻找答案的领导人个性决定说。公平地说，两者均有不足，前者过于强调“观念改变世界”，但由于过分忽视了领导人个人因素的影响，客观上甚至不无将反社会性犯罪“合理化”的一面；而后者，则被认为过于“诛心”，易陷入阴谋论，对思想、信仰对人性的塑造、改写力量评估不足。
就意识形态而言，构成联合赤军的两个母体——革命左派与赤军派，原本在政治路线上便存在根本性分歧。革命左派的思想资源与日共左派毫无二致，都支持中国“文革”，只不过比后者更激进。他们认为，其作为革命左派的“独特性”，并非基于独特的路线，而只有通过斗争的激进化才能得以有效发挥。因此，头可断、血可流，激进主义不能丢。力倡武装斗争，在旨在阻止首相（佐藤荣作）访美的羽田机场行动中投掷燃烧瓶，高喊“反美爱国”的口号、在美军基地设置定时炸弹等。赤军派的革命理论是泛托洛斯基主义：通过日本的革命，形成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的党和军队；然后在世界革命最高司令部的革命日本与革命之敌的“总本山”美帝国主义之间，酿造“环太平洋革命战争”的形势。令人感到滑稽的是，这群言必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革命家”，其所张扬的革命理论纲领竟然与帝国时代的战略家石原莞尔的“世界最终战争论”有某种内在相通之处。日本国内众多学者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后来那种极端化的组织内讧，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组织无视彼此政治路线的不同，出于某种吃紧的现实需要而匆忙“野合”的结果。就是说，内部肃清或迟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这种“革命”逻辑早就深藏在构成联合赤军的两个母体的革命意识形态之中。
对此，联合赤军的领导者们后来并不讳言。相反，他们似乎更乐于承认意识形态的错误，把骇人听闻的反社会、反人道罪行包装成极端的理论迷狂的结果，而回避个人性格原因，乃至人性的幽暗。1973年元旦，在被囚的单人监房中上吊自杀的最高领导人森恒夫在遗书中承认，全部责任在自己和永田，但把事件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对革命左派的理论错误的“纯化”。组织的三把手坂口弘也认为：“极而言之，山岳基地事件是发生于森恒夫君的观念世界中的事件。”如此一来，把组织生活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仪式化”，并发展成对个人的私刑凌虐，乃至肆意剥夺生命的骇人罪行，便被合理化为某种理论的迷误。当然，为森开脱，也是为自己开脱，但如此开脱能否在法庭上奏效则另当别论。所以当永田在狱中听到森自杀身亡的消息后，不禁叫道：“狡猾！”
对于在事件中，一把手森恒夫和二把手永田，到底谁的主导色彩更重的问题，历来有争议。但与森和三把手坂口相比，永田显然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角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女性身份。1979年，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书中如此写道：大量虐杀，“是确保了绝对的权威和权力的森和永田，为维护其权威、权力和地位，对部下的不信感、猜忌心、嫉妒心、敌忾心所致”。在1982年的判决书中，更增加了所谓“旺盛的自我表现欲、感情用事的性格……女性特有的偏执、阴损和冷酷的施虐趣味”的措辞。而“女性特有”云云，在当时便令众多的女性知识分子蹙眉，被自由主义媒体批判为歧视女性的“问题判决书”。但法院的判决，作为基于详实周密的司法调查、取证的基础之上的结论，显然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永田广为媒体所诟病、被妖魔化为“魔女”“恶女”者，主要有两点：
一是说她有极其强烈的权力欲，且为权力不择手段，身后永远站着一个强有力的男性，通过与自己有肉体关系的强人“大物”攫取最高权力。如果不论动机，只谈结果的话，这确是一个事实——她始终跟组织中实力派领导人有肉体关系：早在革命左派时期，永田曾遭有妇之夫川岛豪强暴，但她选择了维护组织的最高利益，未事声张，息事宁人。但出于自身对恋爱婚姻纯洁性的理想，要求川岛离婚，与自己结合，却遭到后者暧昧的延宕应对。有迹象表明，永田内心的屈辱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男女观，使她对自由性爱持严厉的否定态度。川岛豪入狱后，永田与坂口弘结合。在山岳基地后期，她又宣布结束与坂口弘的事实婚姻，而与联合赤军最高领导人森恒夫结合，一时令基地的同志们张口结舌。可永田无论如何不是放荡女，其婚姻观毋宁说是相当“古典”的，她厌恶不以婚姻为归宿的恋爱和任何以自由恋爱为名的“杯水主义”。因此，对永田的性选择，也许只能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
二是对组织中几位女性成员的残害，被认为是典型的女性本能的妒忌使然。这几位女性，有的是美貌人妻，有的是身怀六甲的临产孕妇，如果用普通标准来衡量的话，都是简单而幸福的小女人。其中一位名叫远山美枝子的赤军派干部的妻子，面白体长，风姿绰约，是公认的联合赤军的看板美女。像那个时代多数年轻漂亮的女郎一样，远山留披肩发、化淡妆、戴戒指、足登时髦的登山靴，可这一切成了罪状——远山被要求“总结”，反省、清算自己身上的小布尔乔亚根性。“总结”很快就升级为大批判，继而武力相向，且专打女性最敏感的部位，脸部、臀部、大腿等。远山被迫坦白以往的男性经验，同时用力抽打自己的脸。后来，远山被凌虐致死。不仅远山，男女恋人、亲兄弟、怀孕8个月的孕妇连同其腹内的胎儿……在山岳基地，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私刑致死者多达12人！
对杀害同志的根本原因，永田认为是革命运动本身所带来的问题，对把动因动辄归结为与革命运动无关的个人资质、欲望的判决主张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并坚决抵制，不懈反击。她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日本左翼政治中无处不在的、把党派主义和左翼党派作为一种当然的、无需论证的前提加以强调的一党独裁，同时指出联合赤军事件与在20世纪其他一些国家和政党中频频发生的暴力、虐杀事件（尤其是日共在战前和50年代所策动的一系列事件）具有某种内在相通性。她后来在狱中出版了名为《十六个墓碑》的回忆录，虽然对事件的起因等有一定程度的反省，但重在厘清个人责任。尽管她承认虐杀同志是一个“错误”，但直到最后，都不认可其所参与、主导的“斗争”本身也是一个“错误”。所谓“十六”，应该理解为是永田个人对在山岳基地事件中被迫害致死的12名同志，加冤死于印藩沼事件中的两名，再加上在上赤塚警署袭击事件中死去的柴野春彦和狱中自杀的森恒夫，共计16名亡灵的祭奠之意。但同为女性，永田不可能不知道，身怀8个月身孕被私刑致死的赤军干部吉野雅邦的未婚妻金子美千代，实际上是两条生命。
尽管对组织内讧和虐杀同志的动因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没人否认，导致联合赤军覆灭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残酷斗争的意识形态。日文中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源自德文（Ideologie）的外来语，作家司马辽太郎翻译为“正义的体系”。但必须指出的是，联合赤军的“正义”是虚幻的、颠倒的正义，用美国社会学者斯坦因霍夫（Patricia G. Steinhoff）的话说，是“通向死亡的意识形态”。坂口弘在狱中出版的回忆录中曾经写道，如果没有森恒夫和永田洋子的提前被捕的话，那么以“总结”为名义的私刑虐杀肯定会延续下去，最终也许会发展到自己与森恒夫的对决。其实，同样的假设，对永田来说，也一样成立。纵然是事实婚姻的合法夫妻，但在赤军的铁一般坚硬的“革命”意识形态面前，根本就不是问题。
2011年，两位著名的“革命女性”迎来了她们的结局。在日本，联合赤军前首领永田洋子病逝于狱中；在德国，红军旅第三代领袖霍格菲尔德获释。曾经搅动西方世界的那一代人，至此彻底谢幕。但他们曾经引发的血色狂飙，其由来与后果，并不能由此停止追问。
2011年2月5日，被认为是1971-1972年间发生的“联合赤军事件”的始作俑者之一，极端左翼活动家、曾任联合赤军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永田洋子，在位于小菅的东京拘置所内死亡，终年65岁。死因是脑肿瘤所引发的多器官衰竭。
永田洋子于1972年2月17日被捕，1983 年被东京地方法院以私刑、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尽管永田不懈上诉，与代表国家的公诉方做出“对决”的姿态，但二审、三审仍维持原判。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1993年2月19日，日最高法院核准死刑。2001年，永田请求重审。2006年11月28日，东京地方法院驳回其请求。其间，永田罹患脑部肿瘤，并于狱中实施手术，术后瘫痪在床，丧失话语功能。鉴于永田的健康状况，其辩护人根据日《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法务省申请不执行死刑并获准。因此，从1993年起直至死亡，永田的身份始终是死刑囚。而如果从被捕日起算的话，被监禁的时间长达39年。
永田洋子：从乖乖女到“革命家”
永田洋子（Nagata Hiroko），1945年2月8日出生于东京都文京区的本乡。经过一贯制的田园调布学园初高中部，于1963年进入共立药科大学（现庆应义塾大学药学部）。作为从贫困家庭凭个人努力考入大学的苦学生，永田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乖乖女”。据她高中时的班主任回忆，“大学合格结果发表的翌日，她来找我，谈起大学扣了一笔不菲的捐助金：‘为什么要收这么多钱？家里的负担岂不变得更沉重了。’说着，眼眶就湿了。”
但贫困本身，并没有导致永田的自卑感。她在高中毕业的留言册上写道：“即使进了大公司，也不想成为那种被称为人的机器”；大学毕业时的留言册上，则写着“怀抱勇气，不忘微笑地活着”。大学时代的同窗对永田的评价是“非常好的人”、“一个有勇气的人”。
虽然贫困并未构成自卑感，但永田始终对两件事情耿耿于怀，说自卑感也并不为过：一是不足150cm的身高，使她自觉是一种“损失”，“总会被男人当成孩子”；二是她患有严重的甲亢，眼球突出，颈部留有一道疤痕，且自认为无法生育。这两件事，被认为对永田的人格形成构成了相当的影响。
大学期间，开始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学生组织（社学同ML派，全称为社会主义学生同盟马克思列宁主义派）的活动，并于1964年5月正式加盟该组织。1967年大学毕业后，永田一边在庆应义塾大学病院读研究生（注：日本大学的研究生不同于我国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为进修性质，无学位），一边在该病院的药房做了一段无薪药剂员。后作为药剂师，先后就职于东京都品川区三水会病院和济生会病院。
在病院工作期间，永田便参与工会活动，曾追究院方在购入药品时和卖给患者时使用双重帐簿的做假账、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与此同时，因社学同ML派的关系，被原该派干部M.K和川岛豪主导的分派“警钟”发展为成员。永田参与组织活动颇积极，并在女性解放问题和年终奖金团体交涉等劳动问题上有一定的成果，后根据组织上的指示和本人的希望，辞去工作，专事政治活动。
后“警钟”与因支持中国“文革”而被日共除名的神奈川县亲中派合并，成立了日本共产党（左派）神奈川县委员会，后更名为日本共产党（革命左派）神奈川县委员会（简称为“革命左派”，领导者为M.K和川岛豪），永田为最早的成员之一，与石井功子和川岛阳子一道，被称为“京滨安保三女战士”。
被直播的战争
1969年底，川岛豪被捕后，永田进入领导核心，并于翌年9月被投票选为革命左派的最高领导人。根据狱中领导人川岛豪的指示，永田作为组织的最高责任者参与策划、指挥了旨在夺取武器的上赤塚警署袭击事件和真冈枪支店袭击事件，安保斗争开始向过激化、暴力化发展。
与此同时，内部权力斗争和清洗也开始升级。在印藩沼事件中，永田不仅下达了对两名试图逃离训练基地的同志处刑的指示（名曰“保护组织”），而且发挥其药剂师的专长，对其中一名同志采取行动时，谎称内部酒会，并亲自调配了催眠剂，诱其喝下。趁他神志不清之时，将其塞进汽车，拉到千叶县西北部印藩沼杀害，埋尸灭迹。至此，安保斗争突破了杀人的底线，为后来导致12名同志惨死的山岳基地事件埋下了伏笔。
1971年，革命左派与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联合，7月成立了联合赤军（当初称统一赤军）。12月，革命左派狱外领导集体宣布与狱中领袖川岛豪“切割”，与赤军派结成新党，森恒夫任委员长，永田为副委员长。鉴于革命左派、赤军派斗争的暴力化升级倾向，政府对其采取了严厉的取缔、镇压措施，在全国所有的酒店、汽车旅馆、车站、神社等两万五千处公共场所和出租房屋中展开地毯式搜查，反政府据点被查抄，有关人员被逮捕、通缉，“革命家”们被迫辗转逃亡。
在这种逼迫之下，革命左派和赤军派也拉开了以警察为目标的“歼灭战”的架势。一时间，警署爆炸等袭警事件层出不穷，对抗白热化。
但毕竟处于随时被取缔的非法状态之下，常年的奔波逃遁生活所带来的饥寒交迫、营养失调、疲惫压力导致领导人判断失误迭出、组织内部士气低下，亟须休养生息、集中训练（包括射击等军事训练），而这在都市已不可能。永田提议既然信奉毛泽东思想，应该去中国进行思想和政治学习，可现状之下，这被认为是缺乏可操作性的“空论”。该组织的第三把手、联合赤军中央委员会书记长坂口弘基于法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历史经验，提出山岳基地方案，得到了永田的响应。1971年12月，联合赤军在原赤军派位于山梨县的新仓基地实施了联合军事训练；12月20日，又转移至革命左派的基地——群马县境内的榛名山基地，并宣布结成新党。此时，两派集结于山岳基地的成员共计29名，其中包括10名女性成员。
在榛名山基地，始于“总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升级，最终发展成一场血腥的内部清洗运动。后因有成员逃跑，为了组织安全起见，联合赤军转移至迦叶山基地；继而，出于同样的原因，又转移至妙义山基地。1972年2月17日，森恒夫和永田洋子一度下山，就在二人携活动资金重回妙义山的途中，被搜山的警察发现。二人挥动冰凿和匕首，顽强拒捕，后被警察制服，束手就擒。坂口弘、坂东国男等5名联合赤军分子从山岳基地突围，逃往长野县北佐久郡河合乐器公司的一个疗养所内，扣押人质，继续顽抗，直至2月28日被警察机动队强行突入，5人被逮捕——即所谓浅间山庄事件（但永田因此前已被捕，与该事件无关）。在日本当代史上，发生于1971年底至1972年初、导致12人私刑致死的山岳基地事件和演出了激烈枪战的浅间山庄事件合称为“联合赤军事件”。
至此，困守山岳基地的17名联合赤军分子被悉数逮捕。根据被捕的赤军成员的供述，事件的全貌被揭开：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有12名成员在内部整肃中惨死。警察搜山的结果也被媒体披露出来：被认为是清洗运动开端的榛名山基地，由于现场被赤军分子焚毁，没有留下太多的证据。但是，在迦叶山基地，警察发现多处大小便的遗迹和被刃具剪切的衣物碎片。这被认为是杀人的铁证，因为人在窒息死亡时，体内残留的粪便会自动排出体外；而想要从死后变得僵硬的尸体上褪下衣服（出于埋尸灭迹的需要），只能用刃具裁断。
这桩惨绝人寰的反社会性事件，经过新闻媒体的曝光，给沉浸在消费主义中的社会以巨大的冲击，极大撼动了民主国家自由民主和平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在警察机动队突入浅间山庄，与在山庄内顽抗的赤军分子发生激烈枪战时，日本全国各大电视网实况直播，收视率总和高达89.7%，创下电视发明以来的纪录，至今未被打破。
这些满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言必称“革命日本”和“世界革命”的极端左翼“革命家”，缘何走上残害同志、虐杀无辜的道路，到底是“革命”意识形态本身的错误，还是“人性恶”所致，引发了全社会深深的思考，至今争论未已。联合赤军事件导致左翼意识形态的破产，标志着发端于六十年代初的反安保运动的终结。浅间山庄事件发生时，在一些社会党国会议员和左翼媒体中还多少有为赤军分子辩护的同情言论，但随着山岳基地事件自我肃清的真相和联合赤军实态的浮出水面，左翼政治势力彻底噤声、失语，甚至有人反戈一击，从“赤军拥护”转向为谴责暴力的“赤军批判”立场。
信仰与人性
那么，联合赤军残酷的内部整肃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其背后有哪些特殊的机制和深层原因呢？40年来，尽管司法判决早已尘埃落定，但围绕事件的背景和成因，在媒体、学界及当事者（数名联合赤军领导人及核心成员，均出版过不止一种著作、回忆录，陈述事件经过，厘清自身的责任）之间，有形形色色的说法，百家争鸣，迄无定论。
大致说来，比较有说服力者主要有二，即从意识形态分歧和领导人的理论偏执层面解读的意识形态说，和试图从领导人个人的出身、经历、性格中寻找答案的领导人个性决定说。公平地说，两者均有不足，前者过于强调“观念改变世界”，但由于过分忽视了领导人个人因素的影响，客观上甚至不无将反社会性犯罪“合理化”的一面；而后者，则被认为过于“诛心”，易陷入阴谋论，对思想、信仰对人性的塑造、改写力量评估不足。
就意识形态而言，构成联合赤军的两个母体——革命左派与赤军派，原本在政治路线上便存在根本性分歧。革命左派的思想资源与日共左派毫无二致，都支持中国“文革”，只不过比后者更激进。他们认为，其作为革命左派的“独特性”，并非基于独特的路线，而只有通过斗争的激进化才能得以有效发挥。因此，头可断、血可流，激进主义不能丢。力倡武装斗争，在旨在阻止首相（佐藤荣作）访美的羽田机场行动中投掷燃烧瓶，高喊“反美爱国”的口号、在美军基地设置定时炸弹等。赤军派的革命理论是泛托洛斯基主义：通过日本的革命，形成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的党和军队；然后在世界革命最高司令部的革命日本与革命之敌的“总本山”美帝国主义之间，酿造“环太平洋革命战争”的形势。令人感到滑稽的是，这群言必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革命家”，其所张扬的革命理论纲领竟然与帝国时代的战略家石原莞尔的“世界最终战争论”有某种内在相通之处。日本国内众多学者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后来那种极端化的组织内讧，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组织无视彼此政治路线的不同，出于某种吃紧的现实需要而匆忙“野合”的结果。就是说，内部肃清或迟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这种“革命”逻辑早就深藏在构成联合赤军的两个母体的革命意识形态之中。
对此，联合赤军的领导者们后来并不讳言。相反，他们似乎更乐于承认意识形态的错误，把骇人听闻的反社会、反人道罪行包装成极端的理论迷狂的结果，而回避个人性格原因，乃至人性的幽暗。1973年元旦，在被囚的单人监房中上吊自杀的最高领导人森恒夫在遗书中承认，全部责任在自己和永田，但把事件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对革命左派的理论错误的“纯化”。组织的三把手坂口弘也认为：“极而言之，山岳基地事件是发生于森恒夫君的观念世界中的事件。”如此一来，把组织生活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仪式化”，并发展成对个人的私刑凌虐，乃至肆意剥夺生命的骇人罪行，便被合理化为某种理论的迷误。当然，为森开脱，也是为自己开脱，但如此开脱能否在法庭上奏效则另当别论。所以当永田在狱中听到森自杀身亡的消息后，不禁叫道：“狡猾！”
对于在事件中，一把手森恒夫和二把手永田，到底谁的主导色彩更重的问题，历来有争议。但与森和三把手坂口相比，永田显然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角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女性身份。1979年，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书中如此写道：大量虐杀，“是确保了绝对的权威和权力的森和永田，为维护其权威、权力和地位，对部下的不信感、猜忌心、嫉妒心、敌忾心所致”。在1982年的判决书中，更增加了所谓“旺盛的自我表现欲、感情用事的性格……女性特有的偏执、阴损和冷酷的施虐趣味”的措辞。而“女性特有”云云，在当时便令众多的女性知识分子蹙眉，被自由主义媒体批判为歧视女性的“问题判决书”。但法院的判决，作为基于详实周密的司法调查、取证的基础之上的结论，显然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永田广为媒体所诟病、被妖魔化为“魔女”“恶女”者，主要有两点：
一是说她有极其强烈的权力欲，且为权力不择手段，身后永远站着一个强有力的男性，通过与自己有肉体关系的强人“大物”攫取最高权力。如果不论动机，只谈结果的话，这确是一个事实——她始终跟组织中实力派领导人有肉体关系：早在革命左派时期，永田曾遭有妇之夫川岛豪强暴，但她选择了维护组织的最高利益，未事声张，息事宁人。但出于自身对恋爱婚姻纯洁性的理想，要求川岛离婚，与自己结合，却遭到后者暧昧的延宕应对。有迹象表明，永田内心的屈辱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男女观，使她对自由性爱持严厉的否定态度。川岛豪入狱后，永田与坂口弘结合。在山岳基地后期，她又宣布结束与坂口弘的事实婚姻，而与联合赤军最高领导人森恒夫结合，一时令基地的同志们张口结舌。可永田无论如何不是放荡女，其婚姻观毋宁说是相当“古典”的，她厌恶不以婚姻为归宿的恋爱和任何以自由恋爱为名的“杯水主义”。因此，对永田的性选择，也许只能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
二是对组织中几位女性成员的残害，被认为是典型的女性本能的妒忌使然。这几位女性，有的是美貌人妻，有的是身怀六甲的临产孕妇，如果用普通标准来衡量的话，都是简单而幸福的小女人。其中一位名叫远山美枝子的赤军派干部的妻子，面白体长，风姿绰约，是公认的联合赤军的看板美女。像那个时代多数年轻漂亮的女郎一样，远山留披肩发、化淡妆、戴戒指、足登时髦的登山靴，可这一切成了罪状——远山被要求“总结”，反省、清算自己身上的小布尔乔亚根性。“总结”很快就升级为大批判，继而武力相向，且专打女性最敏感的部位，脸部、臀部、大腿等。远山被迫坦白以往的男性经验，同时用力抽打自己的脸。后来，远山被凌虐致死。不仅远山，男女恋人、亲兄弟、怀孕8个月的孕妇连同其腹内的胎儿……在山岳基地，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私刑致死者多达12人！
对杀害同志的根本原因，永田认为是革命运动本身所带来的问题，对把动因动辄归结为与革命运动无关的个人资质、欲望的判决主张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并坚决抵制，不懈反击。她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日本左翼政治中无处不在的、把党派主义和左翼党派作为一种当然的、无需论证的前提加以强调的一党独裁，同时指出联合赤军事件与在20世纪其他一些国家和政党中频频发生的暴力、虐杀事件（尤其是日共在战前和50年代所策动的一系列事件）具有某种内在相通性。她后来在狱中出版了名为《十六个墓碑》的回忆录，虽然对事件的起因等有一定程度的反省，但重在厘清个人责任。尽管她承认虐杀同志是一个“错误”，但直到最后，都不认可其所参与、主导的“斗争”本身也是一个“错误”。所谓“十六”，应该理解为是永田个人对在山岳基地事件中被迫害致死的12名同志，加冤死于印藩沼事件中的两名，再加上在上赤塚警署袭击事件中死去的柴野春彦和狱中自杀的森恒夫，共计16名亡灵的祭奠之意。但同为女性，永田不可能不知道，身怀8个月身孕被私刑致死的赤军干部吉野雅邦的未婚妻金子美千代，实际上是两条生命。
尽管对组织内讧和虐杀同志的动因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没人否认，导致联合赤军覆灭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残酷斗争的意识形态。日文中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源自德文（Ideologie）的外来语，作家司马辽太郎翻译为“正义的体系”。但必须指出的是，联合赤军的“正义”是虚幻的、颠倒的正义，用美国社会学者斯坦因霍夫（Patricia G. Steinhoff）的话说，是“通向死亡的意识形态”。坂口弘在狱中出版的回忆录中曾经写道，如果没有森恒夫和永田洋子的提前被捕的话，那么以“总结”为名义的私刑虐杀肯定会延续下去，最终也许会发展到自己与森恒夫的对决。其实，同样的假设，对永田来说，也一样成立。纵然是事实婚姻的合法夫妻，但在赤军的铁一般坚硬的“革命”意识形态面前，根本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