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一天这样度过：清晨8点半开始写作，直到中午12点半，下午读书，晚上散步。每天四小时的写作其实类似速记，是对前一天傍晚散步时，脑海中所创作情节的摹写。他散步即创作，第二天写七八页，不会多也不会少。
　　卡洛斯·富恩特斯逝于墨西哥城，给自己漫长而丰沛的一生画上休止符，也留下无尽遗憾。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四大天王”中，除早逝的科塔萨尔外，马尔克斯与略萨的文学成就先后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唯一得享长寿而又失意诺奖的就是这位成名最早，先后提携、帮助过前者的墨西哥人。
　　卡洛斯·富恩特斯出生在一个上流家庭，父亲是墨西哥职业外交官，穿梭于驻外使馆。所以，富恩特斯于1928年11月出生在巴拿马城，他的父亲当时在那里工作。富恩特斯的童年时光多数随父亲在漂泊中度过。
　　 对遥远祖国的眷恋，会让一个人更爱她。独特的成长经历成就了富恩特斯，也使他对祖国的了解始终存有隔膜。但墨西哥是他作品中永恒的母题，西班牙语则流淌在其血液中。富恩特斯曾说，自己从小就讲英语，但做梦时却是用西班牙语。
　　 父亲带着一家人于1936年到美国履任，当时富恩特斯年仅8岁。美国的电影、音乐、文学令他神往。《公民凯恩》上映后，富恩特斯随家人观看了这部影片，大为震撼。他后来的代表作之一《阿特米奥·克鲁斯之死》，就深受该片影响。
　　 富恩特斯差一点就融入了美国生活。但在1938年，墨西哥政府执行石油国有化政策，将欧美石油公司悉数赶走。这在美国引发轩然大波，舆论咒骂墨西哥人抢走了美国人的油井，富恩特斯在学校遭到仇视。他这才明白，自己是墨西哥人，而非美国人。
　　 后来被问到为何选择用西班牙语写作时，富恩特斯说英语文学不缺优秀作家，西班牙语文学则更需要他的贡献。其实，这一选择并不轻松，而是充满了痛苦与屈辱。同时，这样的遭际也成就了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更成就他独特的写作风格。
　　 16岁那年，富恩特斯随父母回到墨西哥。童年时听过的故事在心中激荡，从而萌生难以遏制的创作欲望，决心成为作家。父母则告诉他，在今日之墨西哥，以作家为职业会被饿死。富恩特斯仍毫不动摇，还去请教大诗人阿方索·雷耶斯。后者告诉他，墨西哥人看重人的背景，如没有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只是个作家，一个人就像缺了把手的滚烫水杯，没人愿意抓起来。
　　 富恩特斯这才听从父母的建议修读法学，但只是为了得到体面的工作和身份，其梦想仍是当作家。获得学位后，他循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外交人员，一边工作，一边抽空写作。当然，他丝毫未耽搁另一个嗜好：与上流名媛交往，四处留情。
　　 经多年不懈努力，富恩特斯在1954年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戴假面的日子》，试图以文学的形式再现墨西哥古老文化。1958年，他出版了代表作和第一部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一举奠定文坛美誉。富恩特斯随即辞去工作，专事写作。
　　此后，他结识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和胡里奥·科塔萨尔等拉美作家，联手缔造出拉美文学历史高峰。
　　 富恩特斯的影响力不限于文学，他是一位关心政治的作家，对墨西哥和美洲政治问题不吝发表言论和批评，且被视为美洲著名的左派文学家。可他实际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视政治标签为粪土，只坚持对基本人权和正义的尊重。
　　 富恩特斯曾前往哈瓦那，近距离观察卡斯特罗治下的新古巴。与当时的许多拉美作家一样，他最初盛赞古巴革命，并为此发表大量文章。但当他发现古巴政府日益显现出专制色彩时，立马转向批评卡斯特罗。
　　 与富恩特斯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相反，他在墨西哥国内屡遭挞伐。有文学批评家发表文章，讥讽富恩特斯常年旅居欧美，无法真正了解墨西哥，而他在批评祖国时常将问题简单化，观点有失轻佻；甚至有人说他的作品把墨西哥当噱头，以博取在海外的影响力。
　　 富恩特斯的私生活，也成为批评者的靶子。
　　他谈吐不俗，风流倜傥，是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在文学圈、艺术圈留下不少罗曼史。他的两任妻子丽塔·玛塞多和西尔维亚·雷姆斯都是墨西哥美丽与知性的代表。他广为人知的情人亦不少，最著名者当属享誉好莱坞的琼·塞贝格。富恩特斯视其为女神，还曾写下《狄安娜，孤独的女猎手》，以纪念这段感情。
　　 关于生死，富恩特斯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曾经在散文集《我相信》中表示：“灵魂不死，它只是转移。”富恩特斯的灵魂或许已转入其作品，因被阅读而获永生。
　　 作者为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