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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礼庭在《战士的荣耀》这本书中,以亲历者和学者的双重身份为我们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当代民族主义为很多欠发达地区带来的纷争。
与很多扶手椅上的理论家不同,作者根据自己的实际观察,对人类群体性的自恋,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建构进行了深刻洞察。简单说,人类群体会特别着迷于自己所属群体与别的群体之间的微小差异并无限放大。在此基础上,不同群体会被贴上“我们”与“他们”这样的标签;进而,一些在外人看起来十分细微的争执便会被无限放大并导致无休止的轮回报复。
中国人有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一个事实,它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人为何会以群分?人们给出的答案包括:文化、宗教以及依附于血缘之上的各种关系,等等。但在作者叶礼庭的眼中,这些所谓的差异其实不过出于自恋。
作者曾深入南斯拉夫的民族纷争之地——米尔科维奇。该地居民在战争前上同样的学校,在同样的工厂上班,有着很高的跨民族婚姻比例,许多人宣称自己是南斯拉夫人,而不是别的什么特定身份。作者试图理解邻居是如何变成敌人的,从前有许多共同之处的人最终是如何除了战争之外不再有共同语言的。
带着这些疑惑,作者与一位塞族士兵进行交流,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一开始,塞族士兵会告诉他,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从抽的香烟到所有一切都不相同;一会儿,士兵又告诉作者,克罗地亚人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比我们优秀”。而最后的答案却是,他们实际上毫无区别。
虚妄的神话经不起苏格拉底式的追问,作者叶礼庭在上述情景中展现了学者的求真精神;而战士之前信以为真的理由也被现实击碎。
尽管很多人类学的实地考察也揭示过不同人群自以为是的身份差异虚妄,但他们仍然十分自恋。比如,美国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在其《人类普遍性》中就分析揭露了,之前许多人类学家对不同人群之差异性研究实则站不住脚。进而,许多人群之间所谓的看待世界的认知差异,说到底也正是作者所谓的自恋式差异而已。
对这些虚妄的神话,作者寄希望于一些真相和事实,这样做是否能够在不同群体之间达成一致或和解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什么因素导致了不同人群之间的细微差异?这其实是在问文化、宗教等精神建筑之多样性的产生原因。粗浅地说,这类东西要求人们按照其内在的信念看待这个世界。比如,一杯葡萄酒在一般人看来可能就是一杯葡萄酒而已,但在一些教徒看来可能就是某个宗教领袖的血液之类。文化、宗教信念的一般特点就是不太受到实际情况的约束,也即它们很大程度上并不与实际相对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同一信念或经文尽管会形成解經的传统,但并非不存在其他的解释可能。
在信念并不与事实对应的前提下,能够维持群体和谐共生的一般而言只能是圣人、教主等人的权威。但问题在于,圣人和教主总会故去,后来者总是试图垄断文化、宗教信念的解释权;但解释并不唯一,这就造成了我们在人类历史上常常看到的情况:圣人或教主弃信徒而去之后,文化或宗教群体总会陷于分裂的境地。
作者试图以真相对抗群体性神话的虚妄,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拉丁美洲真相委员会对当地战乱历史的调查(见原书第五章)。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纷争双方达成共识。但我们更应追问,如果人们总免不了从群体的身份看待世界,除了那些虚妄的神话,我们还能相信些什么?
真相能破除神话,这会让人们破除自恋的局限,进而认识到群体之间的差异其实并没有之前想象的那般巨大。认清现实会让人们认识到过去纷争的虚妄本质,进而达成谅解与宽容。而作为现代人,我们更应明白,解释世界的最好手段是科学理论,在此基础上的现代公民身份建构与理性说理进程,则会进一步破除历史残留的虚妄。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教师)
与很多扶手椅上的理论家不同,作者根据自己的实际观察,对人类群体性的自恋,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建构进行了深刻洞察。简单说,人类群体会特别着迷于自己所属群体与别的群体之间的微小差异并无限放大。在此基础上,不同群体会被贴上“我们”与“他们”这样的标签;进而,一些在外人看起来十分细微的争执便会被无限放大并导致无休止的轮回报复。
中国人有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一个事实,它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人为何会以群分?人们给出的答案包括:文化、宗教以及依附于血缘之上的各种关系,等等。但在作者叶礼庭的眼中,这些所谓的差异其实不过出于自恋。
作者曾深入南斯拉夫的民族纷争之地——米尔科维奇。该地居民在战争前上同样的学校,在同样的工厂上班,有着很高的跨民族婚姻比例,许多人宣称自己是南斯拉夫人,而不是别的什么特定身份。作者试图理解邻居是如何变成敌人的,从前有许多共同之处的人最终是如何除了战争之外不再有共同语言的。
带着这些疑惑,作者与一位塞族士兵进行交流,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一开始,塞族士兵会告诉他,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从抽的香烟到所有一切都不相同;一会儿,士兵又告诉作者,克罗地亚人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比我们优秀”。而最后的答案却是,他们实际上毫无区别。
虚妄的神话经不起苏格拉底式的追问,作者叶礼庭在上述情景中展现了学者的求真精神;而战士之前信以为真的理由也被现实击碎。
尽管很多人类学的实地考察也揭示过不同人群自以为是的身份差异虚妄,但他们仍然十分自恋。比如,美国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在其《人类普遍性》中就分析揭露了,之前许多人类学家对不同人群之差异性研究实则站不住脚。进而,许多人群之间所谓的看待世界的认知差异,说到底也正是作者所谓的自恋式差异而已。
对这些虚妄的神话,作者寄希望于一些真相和事实,这样做是否能够在不同群体之间达成一致或和解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什么因素导致了不同人群之间的细微差异?这其实是在问文化、宗教等精神建筑之多样性的产生原因。粗浅地说,这类东西要求人们按照其内在的信念看待这个世界。比如,一杯葡萄酒在一般人看来可能就是一杯葡萄酒而已,但在一些教徒看来可能就是某个宗教领袖的血液之类。文化、宗教信念的一般特点就是不太受到实际情况的约束,也即它们很大程度上并不与实际相对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同一信念或经文尽管会形成解經的传统,但并非不存在其他的解释可能。
在信念并不与事实对应的前提下,能够维持群体和谐共生的一般而言只能是圣人、教主等人的权威。但问题在于,圣人和教主总会故去,后来者总是试图垄断文化、宗教信念的解释权;但解释并不唯一,这就造成了我们在人类历史上常常看到的情况:圣人或教主弃信徒而去之后,文化或宗教群体总会陷于分裂的境地。
作者试图以真相对抗群体性神话的虚妄,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拉丁美洲真相委员会对当地战乱历史的调查(见原书第五章)。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纷争双方达成共识。但我们更应追问,如果人们总免不了从群体的身份看待世界,除了那些虚妄的神话,我们还能相信些什么?
真相能破除神话,这会让人们破除自恋的局限,进而认识到群体之间的差异其实并没有之前想象的那般巨大。认清现实会让人们认识到过去纷争的虚妄本质,进而达成谅解与宽容。而作为现代人,我们更应明白,解释世界的最好手段是科学理论,在此基础上的现代公民身份建构与理性说理进程,则会进一步破除历史残留的虚妄。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