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的“抢红包”引发热议，其影响范围非常之广，仅微信用户就已覆盖了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四大超级入口（微信、微博、手机QQ和支付宝钱包）公布的红包数据，在除夕当天，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10.1亿次，是去年除夕的200倍，在零点峰值，每分钟有165万个红包被拆开。手机QQ方面则表示，除夕当天，QQ红包收发总量6.37亿个，抢红包人数1.54亿。支付宝方面的数据也相当可观，在除夕当天，有6.83亿人参与了红包游戏，支付宝红包收发总量超过2.4亿个，总金额40亿元。微博方面则有1541万微博网友分享了由央视春晚及39位明星与商家送出的1.01亿个红包。
　　基于移动互联平台的这些最新变化，对商业银行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身为监管者的中国央行和银监会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业态变化和市场空间？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潜在风险？
　　对于传统的银行来说，直接影响就是各种红包大战带动了大量资金流出银行，进入第三方支付平台。究竟有多少红包资金沉淀在外？目前还缺乏权威的数据。但从微信推出的“零钱”功能及使用的便利性来看（与支付宝钱包的存储功能相同），沉淀资金的数量应该相当可观。消费市场也随之出现了调整。利用微信钱包的功能，能够极为便利地实现点对点或点对多的定向转移支付。据有关学者的估算，这次春节红包，主发红包者发送的红包是其收到红包的大约4倍～5倍，这意味着富裕者和年长者对年轻人超过百亿元的转移支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过程都完全发生在银行业务之外。即使这些钱最终都回到了托管银行，但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便宜钱”变成“贵钱”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对于监管者而言，“抢红包”所代表的移动互联金融也带来了全新的监管任务。微信钱包、支付宝等与移动终端的结合，使得消费环境迅速便利化，进入门槛极低，这使得大量缺乏认证的人进入到了无线互联金融领域。有经济学家认为，考虑到中国法律系统对线上和线下的巨大差异，考虑到中国在移动互联基础设施方面的持续投入，这使得移动互联有可能打破逐步固化的利益格局、阶层格局和产业格局。
　　不过，监管面临的风险也同样存在。有关专家指出，应该看到，微信支付借助春节红包在全球的巨大成功，不是互联网金融能跨国落地，而在于微信是作为社交APP而落地的，而微信支付则镶嵌在其中。国外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立刻明白过来，没有要求海外微信支付落地需要金融监管许可。但从支付宝走出国门四处碰壁的现实上看，微信支付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如果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不能彻底清理自身在远程开户、匿名、洗钱、虚拟发钞方面的漏洞、诱惑和冲动，那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就难以摆脱“先天性的心脏病”。
　　值得注意的是，微信支付方式的出现，与支付宝的购卡充值方式已有很大不同：支付宝是依托银行卡系统而存在的。而微信不同，微信支付包含零钱账户和银行卡两大账户体系，前者包含广泛的匿名账户，Q币充值还意味着零钱账户对腾讯而言是余额开放账户，而不是转接支付账户。不仅如此，零钱账户体系和银行卡账户体系是打通的。微信支付账户中还包含着从QQ平移过来的客户，以及大量非实名手机，甚至海外手机的客户，并且Q币仍可为零钱充值。因此，与支付宝一样，微信支付也无法避免虚假交易和资金匿名转移的问题。
　　从监管意义上来看，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便利性，都是通过绑定银行卡，对原来银行网银或手机银行的强有效、强安全的实名认证进行了最大幅度的弱化而带来的。对于账户是否实名，强验证还是弱验证是造成手机银行和微信支付便利性差异的关键。正如前面所言，微信支付所支持的低门槛认证，也会带来监管难度的加大。
　　春节“抢红包”大战，实际上是中国的移动支付发展的一次强刺激，它彰显了中国移动互联金融市场发展的极大空间，以及未来有效监管的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