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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爱乐乐团（以下简称“陕爱”）是我国西部地区唯一一支职业交响乐团。近年来，这支乐团在专业上突飞猛进，做出了很多突出的成绩。“陕爱”是一支有风格、有特点的乐团，他们喜爱演奏民族作品，对西北乐风尤为擅长。
上海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大都市，这里经济繁荣，艺术发达，是无数音乐家向往的地方。上海的交响乐水平高，音乐环境和音乐条件世界一流，很多方面带有“试金石”的意味，可以说，哪个乐团在这里举行了音乐会，哪个乐团就被认为是上档次的乐团。
“陕爱”此次就“逾越”了一把，2015年6月19日，在新建成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内，“陕爱”以一场题为“亲情中华——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交响音乐会，赢得了在此超豪华音乐厅内的成功首演，乐团出色的表现给上海的听众及乐迷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陕爱”的老友，亦作为此次音乐会的特约评论家，我特意从北京赶到上海，亲自聆听、目睹、感受了音乐会的全貌，品味了“陕爱”演奏的一系列中外名作。所得印象归纳为三点，即：好作品，好指挥，好乐团。
好作品
“陕爱”音乐会是一场精致的音乐会。从曲目选择上看，组织者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上下半场曲目，既有西北乐风的名作，又有首演的原创新作；既有西方音乐中的民族音乐，又有技术艰难、风格现代的世界经典作品，可谓一场十足的“全能”音乐会。
音乐会的第一首作品是作曲家赵季平的《钟鼎长安》。这是交响套曲《长安》的序曲，音乐威严端庄，充满恢宏之感。铜管的和声恰似西贝柳斯的味道，既给人带来辉煌华丽的效果，又给人带来大唐皇族之气派，听来十分振奋人心。
接下来是崔炳元的《九曲秧歌黄河阵》。这是一首陕北人民载歌载舞、求喜祈福的乐曲，充满着真挚淳朴的情感。“陕爱”的演奏情绪高涨，管弦乐与打击乐的配合张弛有度，很好地渲染了作品的热烈气氛。
本场音乐会中最重要的曲目是崔炳元新近完成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此次上海“初露锋芒”，是该作品的世界首演。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部交响组曲，它以陕甘宁边区民歌五首为素材，采用新颖的形式和丰富的交响手法写成。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陕西省歌舞剧院管弦乐团（“陕爱”的前身）曾经录制过一张《陕甘宁边区民歌》的唱片，当时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从那张唱片中了解陕西省歌舞剧院管弦乐团的。事隔数十年，现在的“陕爱”再次推出以这一素材为内容的全新交响乐，实为一种巧合的“轮回”。
说到交响组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作曲家崔炳元是必须要提的。这位扎根西北地区、勤奋创作数十年的作曲家，多年来创作了很多具有西北乐风的交响乐。他的作品有着朴实的情感内涵，笔下洋洋洒洒千万个音符，表达着对祖国西北大地的无限眷恋之情。
交响组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创作，从立意上就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构思。在这部六个乐章的巨作中，作曲家使用了鲜活的、人们所熟知的民歌素材，运用西方交响乐曲式结构，对主题动机进行了充分的呈示、展开与变奏，使之达到了交响化的有机融合。在和声与配器上，作曲家强调了民族、民间、民俗的色彩效果，并以特殊的音色（女高音）表现出“梦境”般悠远无际的历史回味感。
这部作品十分耐人寻味，人们倾听它时，脑中呈现的是一种充满内涵的音乐整体。它并非旋律加配器的“大连奏”（过去的民歌管弦乐曲），而是具有交响思维和丰富音乐变化的真正意义上的交响乐。如此特点看似不被人们注意，实则是根本性的艺术质变，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简单改编的艺术创作。
第一乐章：山丹丹开花。这是一个以音乐“诗意”呈现历史回味的乐章。山丹丹是陕北的一种稀有植物，它的开花是独特而宝贵的。此处，作曲家仅仅引用了民歌的第一句旋律素材，即“山丹丹开花”，而将“红艳艳”的乐句移到了第六乐章。此做法看似随意，其实有着巧妙的含义，半句旋律的呈现，给人们带来了深邃的、意境辽远的回忆。
作曲家在写这个乐章时，非常注意主题间的对比，音乐时而亲切自然，时而充满希望，呈示与展开间带有一种“透视”的画面感。为了加强音乐的感人效果，作曲家在此安排了人声（女高音）作为乐队中的一个声部，以“啊”音哼唱的形式，伴随着交响乐队唱出山丹丹开花的主题及其变奏。此手法效果奇特，女高音清丽辽阔的声音，在圆号、中提琴、大管声部轻轻涌动的“音流”衬托下，显得高亢凝洁而又回味无穷。
第二乐章：刘志丹。这是一首音乐“小传”，作曲家在此运用了颂扬式的民歌旋律，以乐队的反复变化和重复交织，表现出刘志丹这位革命领导者的喜怒哀乐，同时对他锲而不舍，忍辱负重，百折不扰的精神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和音乐赞美。
第三乐章：兰花花的故事。“兰花花”是一首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它质朴、优美、亲切，曾经被人们广为传唱。崔炳元若干年前写过一首弦乐叙事曲《兰花花》，在那首作品中，他以巧妙的复调手法及弦乐声部的滚动衔接，赋予了乐曲“素描”般的洁净。在写交响组曲第三乐章时，崔炳元重新启用了这首乐曲，却进行了更加丰富的充实与修饰。乐章中，铜木管的加入配以弦乐群的大幅“游动”，产生了鲜明的复调立体感，音乐既有娓娓道来的叙事效果，又似一幅色彩清新的立体油画，听后令人格外感动。
第四乐章：秋收。崔炳元的配器手法令我钦佩，他有着非常好的乐队感和器乐“嗅觉”，配器时能够出其不意地制造出各种效果。“秋收”作为组曲的第四乐章，配器方面有着突出的新意。这个乐章是一首双主题变奏曲，采用《军民大生产》《秋收》两首民歌的动机做主题。其间进行了呈示、轮奏、变奏等多种变化。开始时，《军民大生产》的主题被第一小提琴声部以“无穷动”式的快速十六分音符奏出，然后运用赋格手法，依次由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声部进行变化轮奏。音乐机警而活跃，表现出你追我赶、生龙活虎的劳动场面。乐章中段，木管乐器演奏了《秋收》主题，其效果轻松而愉悦，将劳动者的秋收喜悦之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第四乐章的器乐色彩感十分巧妙，它听起来很有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序曲和谐谑曲的影子。 第五乐章：咱们的领袖。这是全曲唯一的慢板乐章，歌唱性很强。乐章采用陕北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素材为动机，以一气呵成的手法将音乐娓娓道来。弦乐各声部之间的不断对答，恰似“家常话”般朴实，叙述性乐句的层层展开表达着人民与领袖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第五乐章是一首单纯的叙事曲，去掉小号、长号的乐队更加具有室内乐性质，而这段音乐正是在这种室内乐化的气氛中得到了升华。
第六乐章：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是整部组曲的收束乐章，音乐忽感恢宏大气，豁然开朗。“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新鲜主题，在一系列的交响发展手法中喷涌而出。刹那间，一派“红艳”之色扑面而来，音乐展现出了浪漫的高潮。此时，女高音的“啊”音哼唱再次出现，虽然还是那个主题，但却增加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人们听后感到更加温馨、更加亲切、更加抒情。
交响组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部构思新颖，手法独特，乐思丰富的作品。作曲家崔炳元以多年的西北艺术生活体验，积累了扎实的创作素材，他以全新的视角回顾历史，以交响性的思维阐释内涵，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音乐会的下半场是两部西方音乐作品：西班牙作曲家德·法雅的舞剧《三角帽》组曲和美籍俄裔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舞剧《火鸟》组曲。
这两部作品都是世界经典，其艺术价值自不必说。“陕爱”在这场音乐会上推出它们，是一种展示实力的表现。这种表现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地方乐团有能力登陆上海的顶级音乐厅，并能够在这个繁华的音乐大都市中演奏高难度的世界经典。“陕爱”的壮举体现了中国交响乐事业发展的新潮流，表明了地方乐团知难而进、奋起直追、争创一流的坚定决心。
好作品，这是“陕爱”音乐会给人们带来的第一个印象。
好指挥
指挥家邵恩的才华在三十年前就已得到显露。这些年来，他一直活跃在中外音乐舞台上，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国优秀指挥家。
我与邵恩相识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时他常来指挥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而我则是乐团中的演奏员。记得当时的邵恩风华正茂，在指挥台上敏锐之极。他的技术好，音乐表现深刻，各方面都才华横溢。有一次，我问他崇拜的世界指挥大师是谁，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卡洛斯·克莱伯。”我由此了解了他所追求的奋斗目标。
时隔二十年，邵恩与“陕爱”合作，出现在上海交响乐团新音乐厅的舞台上。此时他除了才华依旧外，举手投足间多了成熟老练、稳健持重，还有着极度谦逊和低调的个性。
“陕爱”与邵恩的合作不是第一次了，在近几个音乐季中，邵恩都指挥过这个乐团，他为乐团演奏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提升乐团的实力和影响不遗余力，是“陕爱”全体音乐家们喜爱和信赖的指挥家。本次上海音乐会，邵恩以高超的技术、沉稳的状态和丰富的经验，指挥“陕爱”顺利完成了任务，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
邵恩的指挥特点是技术精准，动作简练，音乐的演释极有分寸。他掌控乐队的能力很强，对于节奏、力度及速度的转换有着胸有成竹的控制。二十年前他说他的偶像是卡洛斯·克莱伯，二十年后我观他的指挥，感觉他越来越有卡洛斯·克莱伯的“范儿”了。
当晚的音乐会上，邵恩向人们展示了其独特的音乐感悟力和调控力，赵季平的《钟鼎长安》过去我听别人指挥过，总感觉铜管声部的声音发“野”，发“炸”，缺乏帝王般的威严“气场”及凛凛之风。此次听邵恩指挥则完全不同，演出中，他将铜管声部控制得很“包容”，力度与音响亦调配得均衡和谐。由此一来，音乐的富丽堂皇感和雍容华贵效果便跃然而出了。
首演崔炳元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邵恩自言对他是件难事，因为作品的内涵丰富，风格新颖。然而他认为这是一部很好的作品，其中有着太多的交响手法和音乐含量。正因为如此，他对这部组曲倾注了很大精力，从排练到演出，作为指挥家的他始终一丝不苟。对于一些特殊的民族民俗乐风，他则以精细的思考和研究予以掌握（为指挥本场音乐会他曾亲自到延安采风）。
邵恩指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其灵感一直在一种诗与画的境界中徘徊游荡。他用右手指挥棒控制乐队，用左手手势提示音乐。几经转折，一种带有丰富音乐含量的浪漫气质被凸现出来，其间无论是回顾还是憧憬，都在这种浪漫的气质中得到了展现。
下半场的两首世界经典作品对于邵恩来说相对容易，因为这些作品他曾多次指挥，十分熟悉。演出中他背谱指挥，自始至终胸有成竹。德·法雅的《三角帽》组曲他指挥得趣味盎然，西班牙乐风的舞曲颇有韵律，节奏重音的把握恰到好处。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他指挥得沉稳、古朴而绚烂，几个富有现代感的激烈片断把握得尤为紧凑，各种拍子的变化及复节奏的效果十分清晰。整个乐团在他的掌控下牢牢“捏合”在一起，音乐大起大落的气氛被渲染得十分充分。
好指挥，这是“陕爱”音乐会给人们带来的第二个印象。
好乐团
“陕爱”是个什么乐团？人们是否了解它的历史和今天？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了解“陕爱”，一定要从它的前身说起。“陕爱”过去一直沿用的是陕西省乐团的名字，这个乐团成立于1957年，是当时全国老牌的“四大乐团”之一。在近六十年的建团历史上，乐团曾经创造过许多业绩，并为祖国西北音乐事业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
2011年，乐团更名为陕西爱乐乐团，随即进行了大胆的机制改革和业务建设，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第一支职业化交响乐团。自改建之日起，“陕爱”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数年，大量优秀的年轻演奏家涌入乐团，极大地提高了乐团的年龄优势和技术实力。如今的“陕爱”是一支三管编制的大乐团，各个声部配置健全，团员年龄结构合理，整体面貌蒸蒸日上，是一个团结友爱、富有生机的集体。
在本次上海音乐会上，“陕爱”表现出了良好的精神面貌和演奏状态，他们经受了考验，积累了经验，取得了成功。音乐会中，乐团以特殊的“西北音色”（内柔外刚）打动人心，一阵阵“酸甜甜”的韵味沁人心脾（尤其是弦乐合奏），听后令人沉醉不已。 “陕爱”是一支“风情”的乐团。交响组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乐团的演奏令人如醉如痴，美丽的陕北姑娘，粗壮的西北汉子，红艳艳的山丹丹，忧思思的兰花花……这些栩栩如生的形象与情景，均被音乐家们演奏得鲜明、真实、委婉，而那些富有西北色彩的民俗之风，亦在乐团奏出的“陶醉”之声中得到了完美诠释。
“陕爱”是一支“灵性”的乐团。德·法雅的《三角帽》音乐俏皮有趣，浓郁的西班牙乐风难以掌握，配器上的技术难点复杂繁多。“陕爱”在邵恩的指挥下，以娴熟的应变能力和灵敏的反应，将音乐演奏得趣味横生，生机勃勃。
“陕爱”是一支坚定的乐团。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是一首技术与音乐都十分艰难的作品，国内能够演奏好它的乐团并不多见。然“陕爱”却偏不信邪，他们以顽强的精神知难而上，硬是“啃”下了这块难啃的骨头。当晚音乐会上，《火鸟》的音乐被演奏得高亢而激动，乐团的各个声部均发挥良好（弦乐更佳），几个高难度的乐章演奏得辉煌而又紧凑，没有“拖泥带水”“疲于奔命”之感。
“陕爱”演奏《火鸟》，是该团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此之前，作为一个一般性的地方乐团，“陕爱”从未染指过高精尖的现代作品，对于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乐团更是头一回接触，头一回摸索，头一回掌握。尽管如此，音乐家们却十分执着，表现出了积极的精神、敬业的态度、渴求的愿望，而正是这种精神、态度和愿望，促使“陕爱”成功地演奏了这部作品。
“陕爱”是一支充满希望的乐团。近年来，我对“陕爱”的关注比较多，在我的眼里，“陕爱”是一支进步超快的乐团，目前，它不仅在西部地区名列前茅，就是在全国也开始有了一定影响。
纵观“陕爱”，上下一致、团结奋斗是他们的精神保障，更新机制、转变思路是他们的实际行动。近年来，“陕爱”受到了省领导的极大扶持，各方面得到了很大受益。因而，走职业化之路、全面赶超一流已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
“陕爱”的幸运取得了成效，在建制与经费都得到基本保证后，乐团的艺术运营迅速正常化，演奏水平得到了根本改变，这里面，聘请优秀指挥家训练乐团起到了积极作用。以例为证，目前担任“陕爱”音乐季指挥的多为国内一线指挥家，除邵恩外，张国勇、张艺、叶聪等人都是常态人选，而李心草则是该团现任音乐总监。如此高水平指挥家的参与，实为“陕爱”快速进步的外在动力。
“陕爱”还有一个优势：他们拥有作曲家身份的团长崔炳元。这位勤奋的作曲家不断为乐团增添新的原创动力，笔下一部部好作品脱颖而出，真正锻炼和成就了“陕爱”。这一优势使他们与其它乐团相比时，无形中增添一种潜在的竞争力。
如今的“陕爱”充满着活力，充满着希望。朝气蓬勃的面貌加之不屈不挠的精神，使这支“乐团中的西北汉”愈加活跃，愈加强大，愈加引人注目。
好乐团，这是“陕爱”音乐会带给人们的第三个印象。
上海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大都市，这里经济繁荣，艺术发达，是无数音乐家向往的地方。上海的交响乐水平高，音乐环境和音乐条件世界一流，很多方面带有“试金石”的意味，可以说，哪个乐团在这里举行了音乐会，哪个乐团就被认为是上档次的乐团。
“陕爱”此次就“逾越”了一把，2015年6月19日，在新建成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内，“陕爱”以一场题为“亲情中华——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交响音乐会，赢得了在此超豪华音乐厅内的成功首演，乐团出色的表现给上海的听众及乐迷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陕爱”的老友，亦作为此次音乐会的特约评论家，我特意从北京赶到上海，亲自聆听、目睹、感受了音乐会的全貌，品味了“陕爱”演奏的一系列中外名作。所得印象归纳为三点，即：好作品，好指挥，好乐团。
好作品
“陕爱”音乐会是一场精致的音乐会。从曲目选择上看，组织者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上下半场曲目，既有西北乐风的名作，又有首演的原创新作；既有西方音乐中的民族音乐，又有技术艰难、风格现代的世界经典作品，可谓一场十足的“全能”音乐会。
音乐会的第一首作品是作曲家赵季平的《钟鼎长安》。这是交响套曲《长安》的序曲，音乐威严端庄，充满恢宏之感。铜管的和声恰似西贝柳斯的味道，既给人带来辉煌华丽的效果，又给人带来大唐皇族之气派，听来十分振奋人心。
接下来是崔炳元的《九曲秧歌黄河阵》。这是一首陕北人民载歌载舞、求喜祈福的乐曲，充满着真挚淳朴的情感。“陕爱”的演奏情绪高涨，管弦乐与打击乐的配合张弛有度，很好地渲染了作品的热烈气氛。
本场音乐会中最重要的曲目是崔炳元新近完成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此次上海“初露锋芒”，是该作品的世界首演。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部交响组曲，它以陕甘宁边区民歌五首为素材，采用新颖的形式和丰富的交响手法写成。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陕西省歌舞剧院管弦乐团（“陕爱”的前身）曾经录制过一张《陕甘宁边区民歌》的唱片，当时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从那张唱片中了解陕西省歌舞剧院管弦乐团的。事隔数十年，现在的“陕爱”再次推出以这一素材为内容的全新交响乐，实为一种巧合的“轮回”。
说到交响组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作曲家崔炳元是必须要提的。这位扎根西北地区、勤奋创作数十年的作曲家，多年来创作了很多具有西北乐风的交响乐。他的作品有着朴实的情感内涵，笔下洋洋洒洒千万个音符，表达着对祖国西北大地的无限眷恋之情。
交响组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创作，从立意上就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构思。在这部六个乐章的巨作中，作曲家使用了鲜活的、人们所熟知的民歌素材，运用西方交响乐曲式结构，对主题动机进行了充分的呈示、展开与变奏，使之达到了交响化的有机融合。在和声与配器上，作曲家强调了民族、民间、民俗的色彩效果，并以特殊的音色（女高音）表现出“梦境”般悠远无际的历史回味感。
这部作品十分耐人寻味，人们倾听它时，脑中呈现的是一种充满内涵的音乐整体。它并非旋律加配器的“大连奏”（过去的民歌管弦乐曲），而是具有交响思维和丰富音乐变化的真正意义上的交响乐。如此特点看似不被人们注意，实则是根本性的艺术质变，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简单改编的艺术创作。
第一乐章：山丹丹开花。这是一个以音乐“诗意”呈现历史回味的乐章。山丹丹是陕北的一种稀有植物，它的开花是独特而宝贵的。此处，作曲家仅仅引用了民歌的第一句旋律素材，即“山丹丹开花”，而将“红艳艳”的乐句移到了第六乐章。此做法看似随意，其实有着巧妙的含义，半句旋律的呈现，给人们带来了深邃的、意境辽远的回忆。
作曲家在写这个乐章时，非常注意主题间的对比，音乐时而亲切自然，时而充满希望，呈示与展开间带有一种“透视”的画面感。为了加强音乐的感人效果，作曲家在此安排了人声（女高音）作为乐队中的一个声部，以“啊”音哼唱的形式，伴随着交响乐队唱出山丹丹开花的主题及其变奏。此手法效果奇特，女高音清丽辽阔的声音，在圆号、中提琴、大管声部轻轻涌动的“音流”衬托下，显得高亢凝洁而又回味无穷。
第二乐章：刘志丹。这是一首音乐“小传”，作曲家在此运用了颂扬式的民歌旋律，以乐队的反复变化和重复交织，表现出刘志丹这位革命领导者的喜怒哀乐，同时对他锲而不舍，忍辱负重，百折不扰的精神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和音乐赞美。
第三乐章：兰花花的故事。“兰花花”是一首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它质朴、优美、亲切，曾经被人们广为传唱。崔炳元若干年前写过一首弦乐叙事曲《兰花花》，在那首作品中，他以巧妙的复调手法及弦乐声部的滚动衔接，赋予了乐曲“素描”般的洁净。在写交响组曲第三乐章时，崔炳元重新启用了这首乐曲，却进行了更加丰富的充实与修饰。乐章中，铜木管的加入配以弦乐群的大幅“游动”，产生了鲜明的复调立体感，音乐既有娓娓道来的叙事效果，又似一幅色彩清新的立体油画，听后令人格外感动。
第四乐章：秋收。崔炳元的配器手法令我钦佩，他有着非常好的乐队感和器乐“嗅觉”，配器时能够出其不意地制造出各种效果。“秋收”作为组曲的第四乐章，配器方面有着突出的新意。这个乐章是一首双主题变奏曲，采用《军民大生产》《秋收》两首民歌的动机做主题。其间进行了呈示、轮奏、变奏等多种变化。开始时，《军民大生产》的主题被第一小提琴声部以“无穷动”式的快速十六分音符奏出，然后运用赋格手法，依次由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声部进行变化轮奏。音乐机警而活跃，表现出你追我赶、生龙活虎的劳动场面。乐章中段，木管乐器演奏了《秋收》主题，其效果轻松而愉悦，将劳动者的秋收喜悦之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第四乐章的器乐色彩感十分巧妙，它听起来很有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序曲和谐谑曲的影子。 第五乐章：咱们的领袖。这是全曲唯一的慢板乐章，歌唱性很强。乐章采用陕北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素材为动机，以一气呵成的手法将音乐娓娓道来。弦乐各声部之间的不断对答，恰似“家常话”般朴实，叙述性乐句的层层展开表达着人民与领袖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第五乐章是一首单纯的叙事曲，去掉小号、长号的乐队更加具有室内乐性质，而这段音乐正是在这种室内乐化的气氛中得到了升华。
第六乐章：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是整部组曲的收束乐章，音乐忽感恢宏大气，豁然开朗。“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新鲜主题，在一系列的交响发展手法中喷涌而出。刹那间，一派“红艳”之色扑面而来，音乐展现出了浪漫的高潮。此时，女高音的“啊”音哼唱再次出现，虽然还是那个主题，但却增加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人们听后感到更加温馨、更加亲切、更加抒情。
交响组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部构思新颖，手法独特，乐思丰富的作品。作曲家崔炳元以多年的西北艺术生活体验，积累了扎实的创作素材，他以全新的视角回顾历史，以交响性的思维阐释内涵，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音乐会的下半场是两部西方音乐作品：西班牙作曲家德·法雅的舞剧《三角帽》组曲和美籍俄裔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舞剧《火鸟》组曲。
这两部作品都是世界经典，其艺术价值自不必说。“陕爱”在这场音乐会上推出它们，是一种展示实力的表现。这种表现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地方乐团有能力登陆上海的顶级音乐厅，并能够在这个繁华的音乐大都市中演奏高难度的世界经典。“陕爱”的壮举体现了中国交响乐事业发展的新潮流，表明了地方乐团知难而进、奋起直追、争创一流的坚定决心。
好作品，这是“陕爱”音乐会给人们带来的第一个印象。
好指挥
指挥家邵恩的才华在三十年前就已得到显露。这些年来，他一直活跃在中外音乐舞台上，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国优秀指挥家。
我与邵恩相识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时他常来指挥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而我则是乐团中的演奏员。记得当时的邵恩风华正茂，在指挥台上敏锐之极。他的技术好，音乐表现深刻，各方面都才华横溢。有一次，我问他崇拜的世界指挥大师是谁，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卡洛斯·克莱伯。”我由此了解了他所追求的奋斗目标。
时隔二十年，邵恩与“陕爱”合作，出现在上海交响乐团新音乐厅的舞台上。此时他除了才华依旧外，举手投足间多了成熟老练、稳健持重，还有着极度谦逊和低调的个性。
“陕爱”与邵恩的合作不是第一次了，在近几个音乐季中，邵恩都指挥过这个乐团，他为乐团演奏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提升乐团的实力和影响不遗余力，是“陕爱”全体音乐家们喜爱和信赖的指挥家。本次上海音乐会，邵恩以高超的技术、沉稳的状态和丰富的经验，指挥“陕爱”顺利完成了任务，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
邵恩的指挥特点是技术精准，动作简练，音乐的演释极有分寸。他掌控乐队的能力很强，对于节奏、力度及速度的转换有着胸有成竹的控制。二十年前他说他的偶像是卡洛斯·克莱伯，二十年后我观他的指挥，感觉他越来越有卡洛斯·克莱伯的“范儿”了。
当晚的音乐会上，邵恩向人们展示了其独特的音乐感悟力和调控力，赵季平的《钟鼎长安》过去我听别人指挥过，总感觉铜管声部的声音发“野”，发“炸”，缺乏帝王般的威严“气场”及凛凛之风。此次听邵恩指挥则完全不同，演出中，他将铜管声部控制得很“包容”，力度与音响亦调配得均衡和谐。由此一来，音乐的富丽堂皇感和雍容华贵效果便跃然而出了。
首演崔炳元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邵恩自言对他是件难事，因为作品的内涵丰富，风格新颖。然而他认为这是一部很好的作品，其中有着太多的交响手法和音乐含量。正因为如此，他对这部组曲倾注了很大精力，从排练到演出，作为指挥家的他始终一丝不苟。对于一些特殊的民族民俗乐风，他则以精细的思考和研究予以掌握（为指挥本场音乐会他曾亲自到延安采风）。
邵恩指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其灵感一直在一种诗与画的境界中徘徊游荡。他用右手指挥棒控制乐队，用左手手势提示音乐。几经转折，一种带有丰富音乐含量的浪漫气质被凸现出来，其间无论是回顾还是憧憬，都在这种浪漫的气质中得到了展现。
下半场的两首世界经典作品对于邵恩来说相对容易，因为这些作品他曾多次指挥，十分熟悉。演出中他背谱指挥，自始至终胸有成竹。德·法雅的《三角帽》组曲他指挥得趣味盎然，西班牙乐风的舞曲颇有韵律，节奏重音的把握恰到好处。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他指挥得沉稳、古朴而绚烂，几个富有现代感的激烈片断把握得尤为紧凑，各种拍子的变化及复节奏的效果十分清晰。整个乐团在他的掌控下牢牢“捏合”在一起，音乐大起大落的气氛被渲染得十分充分。
好指挥，这是“陕爱”音乐会给人们带来的第二个印象。
好乐团
“陕爱”是个什么乐团？人们是否了解它的历史和今天？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了解“陕爱”，一定要从它的前身说起。“陕爱”过去一直沿用的是陕西省乐团的名字，这个乐团成立于1957年，是当时全国老牌的“四大乐团”之一。在近六十年的建团历史上，乐团曾经创造过许多业绩，并为祖国西北音乐事业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
2011年，乐团更名为陕西爱乐乐团，随即进行了大胆的机制改革和业务建设，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第一支职业化交响乐团。自改建之日起，“陕爱”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数年，大量优秀的年轻演奏家涌入乐团，极大地提高了乐团的年龄优势和技术实力。如今的“陕爱”是一支三管编制的大乐团，各个声部配置健全，团员年龄结构合理，整体面貌蒸蒸日上，是一个团结友爱、富有生机的集体。
在本次上海音乐会上，“陕爱”表现出了良好的精神面貌和演奏状态，他们经受了考验，积累了经验，取得了成功。音乐会中，乐团以特殊的“西北音色”（内柔外刚）打动人心，一阵阵“酸甜甜”的韵味沁人心脾（尤其是弦乐合奏），听后令人沉醉不已。 “陕爱”是一支“风情”的乐团。交响组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乐团的演奏令人如醉如痴，美丽的陕北姑娘，粗壮的西北汉子，红艳艳的山丹丹，忧思思的兰花花……这些栩栩如生的形象与情景，均被音乐家们演奏得鲜明、真实、委婉，而那些富有西北色彩的民俗之风，亦在乐团奏出的“陶醉”之声中得到了完美诠释。
“陕爱”是一支“灵性”的乐团。德·法雅的《三角帽》音乐俏皮有趣，浓郁的西班牙乐风难以掌握，配器上的技术难点复杂繁多。“陕爱”在邵恩的指挥下，以娴熟的应变能力和灵敏的反应，将音乐演奏得趣味横生，生机勃勃。
“陕爱”是一支坚定的乐团。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是一首技术与音乐都十分艰难的作品，国内能够演奏好它的乐团并不多见。然“陕爱”却偏不信邪，他们以顽强的精神知难而上，硬是“啃”下了这块难啃的骨头。当晚音乐会上，《火鸟》的音乐被演奏得高亢而激动，乐团的各个声部均发挥良好（弦乐更佳），几个高难度的乐章演奏得辉煌而又紧凑，没有“拖泥带水”“疲于奔命”之感。
“陕爱”演奏《火鸟》，是该团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此之前，作为一个一般性的地方乐团，“陕爱”从未染指过高精尖的现代作品，对于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乐团更是头一回接触，头一回摸索，头一回掌握。尽管如此，音乐家们却十分执着，表现出了积极的精神、敬业的态度、渴求的愿望，而正是这种精神、态度和愿望，促使“陕爱”成功地演奏了这部作品。
“陕爱”是一支充满希望的乐团。近年来，我对“陕爱”的关注比较多，在我的眼里，“陕爱”是一支进步超快的乐团，目前，它不仅在西部地区名列前茅，就是在全国也开始有了一定影响。
纵观“陕爱”，上下一致、团结奋斗是他们的精神保障，更新机制、转变思路是他们的实际行动。近年来，“陕爱”受到了省领导的极大扶持，各方面得到了很大受益。因而，走职业化之路、全面赶超一流已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
“陕爱”的幸运取得了成效，在建制与经费都得到基本保证后，乐团的艺术运营迅速正常化，演奏水平得到了根本改变，这里面，聘请优秀指挥家训练乐团起到了积极作用。以例为证，目前担任“陕爱”音乐季指挥的多为国内一线指挥家，除邵恩外，张国勇、张艺、叶聪等人都是常态人选，而李心草则是该团现任音乐总监。如此高水平指挥家的参与，实为“陕爱”快速进步的外在动力。
“陕爱”还有一个优势：他们拥有作曲家身份的团长崔炳元。这位勤奋的作曲家不断为乐团增添新的原创动力，笔下一部部好作品脱颖而出，真正锻炼和成就了“陕爱”。这一优势使他们与其它乐团相比时，无形中增添一种潜在的竞争力。
如今的“陕爱”充满着活力，充满着希望。朝气蓬勃的面貌加之不屈不挠的精神，使这支“乐团中的西北汉”愈加活跃，愈加强大，愈加引人注目。
好乐团，这是“陕爱”音乐会带给人们的第三个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