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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员，不论职务高低，也不论是贫是富，能当学政、乡会试考官，掌握“文衡”，都是一大喜事。但这些职务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仅出试题一项，有的人把命都丢了。
稀奇古怪的试题
清代科举考试以“四书”为重，朝廷专门颁布有《钦定四书文》，出题似乎很容易。实际上，这些经书的内容本来就不多，且朝廷对出题有严格要求：一是“断不可出熟习常拟之题”，否则考不出水平;二是既不能妄自揣摸“圣意”，根据皇帝的一时喜好出题，也不能根据考官现阶段工作的性质、内容出题，否则，将“启士子窥探迎合附和之弊”，等等。一句话，考题既要在“四书”之中又出人意料，以免应试者及其老师猜中试题，选拔不出人才。可是，从各府、州、县学和书院的县试、府试、院试、科试、岁试、季考、月课，各省乡试及其复试，到会试及其复试、殿试和朝考，再加上以前的科举试题，数不胜数，而且考官、教官喜欢把写得好的试卷刻印出来，当作范文向社会发售，想出题不重复已属不易，更别说出人意料了。顾炎武曾说：一些有钱的家长，请擅长写八股文的高手到家里当私塾老师，将要考的经书内容分别拟题写成文章，按篇给报酬，然后令自家孩子背诵，到考场上只用默写到试卷上即可，十有八九能中。因此，为了避免试题重复，各省学政、考官绞尽脑汁，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试题。
一是割裂题或截搭题。此类试题，是在“四书”中随意挑出一个词，或将前句的最后一个或几个字与后句的第一个或前几个字拼接起来作为试题。这种试题，新颖倒是足够新颖，就是割裂了经义，让考生摸不着头脑，因而也成为考生讽刺挖苦的对象。据说，鲍桂星当河南学政时，好出此类考题，常被士子挖苦。如《孟子》的“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鲍氏出题“顾鸿”，被河南士子嘲笑：
礼贤全不在胸中，
扭转头来只看鸿。
一目如何能四顾，
本来《孟子》说难通。
这首打油诗的意思是说：孟子来了，梁惠王却只顾看野生动物，根本没有礼贤下士的意思;而《孟子》用了一个“顾”字，后面却跟了四种动物（鸿、雁、麋、鹿），如同一只眼同时看四周，根本说不通。显然，这种对儒家经典的曲解，并不是河南士子真对《孟子》不满，而是嘲讽鲍氏不知礼贤下士，出的题文理不通。鲍氏又从《中庸》的“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中提取“及其广大草”为题。士子挖苦道：
广大何容一物胶，
满场文字乱蓬茅。
生童拍手呵呵笑，
渠是鱼包变草包。
如果说第一首诗还只是讽刺的话，这一首则直接将“鲍”拆成“鱼包”，用“鱼包变草包”来骂学政大人不学无术。鲍氏出的此类题还有“见牛”，出自《孟子·梁惠王》“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原意是梁惠王见人牵牛去杀了祭祀，不忍心，令换成羊，孟子说这是仁德的表现，因为君子看见了活着的家畜，动了恻隐之心，就不忍看着它去死。很好的经文，鲍氏仅取“见牛”二字，被士子讽刺：
屠刀放下可齐休，
只是当年但见牛。
莫谓庞然成大物，
看他觳觫觉生愁。
“觳觫”是因恐惧而发抖，“覺生”是鲍桂星的字。诗的意思是如果不杀生，万物都能存活，可惜当年梁惠王只看到牛，羊就成了牺牲品;牛虽是庞然大物，可看到它因恐惧而发抖，鲍学政也跟着犯愁。
考官被士子讽刺、骂为草包还是轻的。据说，有个考官从《中庸》“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鲛龙鱼鳖生焉”中抽出“鳖生焉”为考题，一考生用“以鳖考生，生真不测矣”破题，骂考官是王八。
当然，也有的割裂题出得巧妙，让考生非常佩服。据说，赵佑宸当江宁知府时，有一次从《孟子·公孙丑》中抽出“管叔”作为对偶题。此题的妙处在于，它虽属割裂题，但含义明确。管叔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姬鲜，封为管国国君，故称管叔。周武王死后，管叔与蔡叔、霍叔挟持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周公平定叛乱，杀管叔、灭管国。此事读书人都知道，可要从“四书”中找到对偶的词却非常难。大家都不知道正确答案，考完后就找赵知府核对，一看是“琴兄”，无不称绝，对赵知府佩服得五体投地。“琴兄”出自《中庸》“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把前一句的最后一字“琴”与后一句的第一个字“兄”合在一起。此对的巧妙之处至少有三：一是“管”与“琴”都属于乐器，中国传统音乐称为管弦乐;二是“叔”与“兄”，都是亲属的称谓;三是考生们只知道考题是割裂题，没想到答案也是割裂的，故答不出。如果从“四书”中找现成的词“周公”来对，那差得就不是一星半点儿了。
二是出卖弄学问的逗乐题。彭元瑞是《四库全书》的副总裁之一，善对对子，有“江右名士”之称，曾先后在江苏、浙江当学政。鉴于江浙是人文荟萃之地，彭氏就想显摆一下自己的学问，出了一些有趣的试题。有对联题：
率西水浒（《孟子·梁惠王》）
逾东家墙（《孟子·告子》）
仅就对联而言，这两题除“东”“西”对偶外，其他的都不怎么样，但两题都是出自《孟子》里的原话，符合试题以“四书”为重的原则。类似的还有：
有众逐虎（《孟子·尽心》）
其父攘羊（《论语·子路》）
这些试题单独看没什么，但这是彭氏在仅考两道题时出的试题，把两题的题目连在一起看，就有一种特殊的幽默。后面两题合起来的意思比较明显：别人都在奋力驱赶老虎，有个人的父亲却趁机偷人家的羊，一个贪婪自私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前两题更有意思：第一题是《孟子》引用《诗经》中的原话，说的是周文王的祖父古公父早晨骑马，沿河往西走，到了岐山脚下，娶了姜氏女为妻;第二题是《孟子》讲“礼”，说男子翻墙进入东边的邻居家，搂抱人家姑娘就可以得到她为妻，不抱就得不到，应不应该抱呢？按儒家礼制，当然不应该抱。两题联系起来看，似乎是说古公父是跑到西边的邻居姜家，搂抱了人家的姑娘，所以得到了妻子，因此他违反了儒家的礼制。在当时儒学为尊的大背景下，拿儒家经典来开孔子崇敬的周文王的祖父的玩笑，既幽默又大胆，不禁让人替彭氏捏一把汗。 有藏头题。古人玩文字游戏，好写藏头诗，就是把每句诗的开头一个字合起来构成一句话。彭氏模仿藏头诗，出藏头题。如遇到皇帝过生日时出的考题：
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彭更问曰（《孟子·滕文公》）
恭则不侮（《论语·阳》）
祝治宗庙（《论语·宪问》）
天子一位（《孟子·万章》）
子服尧之服（《孟子·告子》）
万乘之国（《孟子·梁惠王》《孟子·公孙丑》）
年已七十矣（《孟子·万章》）
每题的第一个字合起来是“臣彭祝天子万年”。有次考试，提调官姓王，外号“王二麻子”，彭氏就出题调侃他：
王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
二吾犹不足（《论语·颜渊》）
麻缕丝絮（《孟子·滕文公》）
子男同一位（《孟子·万章》）
还有重字题。如首尾重字题：“王之不王”（《孟子·梁惠王》）、“朝将视朝”（《孟子·公孙丑》）、“行尧之行”（《孟子·告子》）。三题连起来，似乎是在劝谏皇帝：圣明君主的作为，不是您不能做，而是您不做，只要早晨上朝理政，做尧舜做的事情，就是圣明君主了。再如每题重复“洋洋”加注释：
洋洋乎（注释：鬼神之为德。出自《中庸》“子曰：鬼神之为德……洋洋乎如在其上”）
洋洋乎（注释：大哉圣人之道。出自《中庸》“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
洋洋乎（注释：师挚之始。出自《论语·泰伯》“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
出完三道题，彭要去吃饭，学官来报：还少一题。彭沉吟一会儿，又出一题：
少则洋洋焉（出自《孟子·万章》“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
闻者无不捧腹。
此外，也有一些前后出的试题凑巧能联系起来，被好事的文人拿来取乐。据说，有一年五月，江南童试的试题有“夫人自称曰小童”（《论语·季氏》）;八月，江南乡试又有一题“君子不以言举人”（《论语·卫灵公》）。于是，好事者送一副歇后语对联给连中秀才、举人的年轻朋友：
端午之前，犹是“夫人自称曰”——小童;
重阳而后，居然“君子不以言”——举人。
没考上秀才的人称为童生，所以那位年轻朋友在当年的五月端午节之前还被人称作“小童”。考上秀才之后，又参加当年八月的乡试。等乡试的考试、阅卷、录取、定名次等忙完，到张榜公布录取名单时已是九月初，所以，九月初九重阳节后，那位年轻朋友考中了，就称为举人。
都是出题惹的祸
科举考试出题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敢出像上述那样试题的，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学政、考官出题时还是很慎重的，即便如此，也有人因出题肇祸。
流传最广的文字狱案件之一，就是查嗣庭出的考题“维民所止”，被附会为要砍掉雍正皇帝的头，查氏因此丢掉性命，全家受牵连。事实上，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充江西乡试正考官，所出首题是《论语·卫灵公》中的“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次题是《易经》第三十四卦中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和《诗经·周颂》中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三题是《孟子·尽心》中的“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策题中有“君犹心腹，臣犹股肱”，以及“勤始怠终，勉强自然”等，没有“维民所止”。至于雍正皇帝要将查嗣庭治罪的原因，一般认为是查嗣庭的日记惹的祸。坊间有传闻说，因查嗣庭的笔墨很值钱，查家下人偷了查嗣庭的日记卖钱，被买者告发;有的说，是查嗣庭的妾带来的儿子将日记偷卖给一个八旗佐领，这位佐领向查勒索一万两银子不成，才告发的。而雍正皇帝在上谕中则说，他怀疑查嗣庭是由试题引起的，然后才派人搜出日记：“朕因查嗣庭平日之为人，又见其今年科场题目，料其居心浇薄乖张，必有怨望讥刺之记载，故遣人查其寓中及行李中所有笔札，则见伊日记二本。”所以，雍正皇帝在谕旨中将这年江西乡试的试题逐个进行反驳、批判，上纲上线。如，由“百室盈止，妇子宁止”联系到上年牵涉年羹尧案被杀的汪景祺，汪在《历代年号论》中说，凡是年号带“正”字的都不祥，因为“正”有“一止之象”;“君犹心腹”则是目无君上，因为“心腹”和“股肱”都是对臣下而言的，所以用“心腹”指君主就是贬低君主等。
但这些都是表面文章，要理解雍正皇帝为何看到试题就对查嗣庭起疑心，就必须考虑当时的朝中局势。雍正皇帝的帝位稳定之后，除要清算那些曾与他争夺储位的兄弟外，就是要打击朝中的朋党。雍正三年（1725年）惩治了年羹尧，并削减隆科多的权力，而隆科多曾举荐过查嗣庭;次年，雍正皇帝又开始打击“科甲朋党”，查嗣庭则属于当时科甲中的“名流”。如此，查氏与年羹尧案、隆科多案和“科甲朋党”案，都直接或间接扯上关系，这才是雍正皇帝一看到试题就起疑心的“病根”。至于此后对查的惩处，则主要是因为查的日记中有诸多犯忌讳的内容，而不是因为考题。因此，雍正皇帝在上谕中冠冕堂皇地说：“朕今假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以文字获罪而称屈者。今种种实迹现在，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但不管怎么说，从雍正皇帝的谕旨看，查嗣庭案确实是由考题引起的。
雍正皇帝的这种做法，后来又被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效仿。雍正皇帝灭掉了年羹尧、隆科多和“科甲朋党”后，他的寵臣鄂尔泰、张廷玉又逐渐聚拢起两股势力。到乾隆时，形成了“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的局面，乾隆皇帝不得不对两派进行抑制。在鄂尔泰去世、张廷玉退休后，两党的残余仍在，乾隆皇帝为了将其彻底铲除，就拿鄂尔泰的门生胡中藻开刀。胡中藻被查主要因为他的诗集《坚磨生诗钞》，但乾隆皇帝也没忘记胡当广西学政时出的试题。他查找胡的“罪证”时，曾命令广西巡抚卫哲治：“汝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唱）和诗文，并一切劣迹，严行查出速奏。稍有姑容，于汝身家性命有关。”在处罚胡中藻时，也将胡出的试题拿出来批驳： 至其（胡中藻）所出试题内，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胡中藻）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欲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
谕旨的大致意思是，胡氏出的试题“乾三爻不象龙”是诋毁“乾隆”不像皇帝的年号，而“鸟兽不可与同群”则怀疑说满人是鸟兽，汉人不应与之同流合污，等等。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后，乾隆皇帝还不忘像他父亲雍正皇帝一样，来一个冠冕堂皇的结语：
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在廷诸臣，和进诗册，何止数千万篇，其中字句谬戾，亦所时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恶于胡中藻一人？实以其所刻《坚磨生诗》内，连篇累牍，无非谤讪诋毁之词，不惟谤及朕躬，且敢诋毁国家。
乾隆之后，文字狱少了，但考官出题仍须小心。如前面谈到的割裂题，是朝廷明文禁止的，一旦被发现，要受议处。只是这种处分一般不会太重，但也有例外。朱士彦任浙江学政时，被参苛待属员、士子，酗酒、看戏，带父亲进考棚，出题割裂太甚等款。道光皇帝谕令彻查，最后落实确有割裂试题，如“奚自曰自孔氏曰是”（《论语·宪问》）、“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论语·微子》）等，以及带父进考棚。第一题的割裂已超出了掐头去尾或尾首相接，确实割裂太过，可道光皇帝仅警告朱不要再让其父参与考务就完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考官都有朱士彦那样的好运气。咸丰七年（1857年），御史曹登庸参河南学政俞樾“出题割裂，致令文义难通”，几乎酿成郏县童生罢考，以及索取棚规等。咸丰帝尚未令人查，就先将俞樾革职。之所以如此，可能与当时正处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有关。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清军将太平天国的北伐军镇压下去;八月，俞樾充河南学政。河南是捻军活动的重要区域，所以，从朝廷的角度讲，肯定希望学政能够帮助河南地方官员稳定地方，可俞樾却差点儿把郏县的童生搞得罢考。俞樾犯此忌讳，不管程度如何，都是难以原谅的。此其一。其二，俞樾出的割裂题有的比较犯忌讳。如“王速出令反”（《孟子·梁惠王》“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都称王，不称帝，且起义军所到之处，多有附和者，捻军就是响应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而从捻子演变成军的。这样联想，“王速出令反”的“反”就不是《孟子》的原意“返还”，而是“造反”，似乎是说太平天国的王迅速发出命令要大家一起造反。再如“君夫人阳货欲”（《论语》：“邦君之妻……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接卷九的开头“阳欲见孔子”），阳货（又叫阳虎）被孔子视为“乱臣贼子”，而“君夫人阳货欲”就有阳货想得到国君夫人之义，又与太平天国诸王定都天京后大兴土木、大肆收纳美女暗合：不难想象，如果北伐军打下京城，皇宫的妃嫔们会怎样。据说，咸丰帝原本要治俞樾重罪，因曾国藩出面相救，说俞“患心疾”，才免于“严谴”，仅革职回籍了事。
光绪十九年（1893年），朱琛、徐仁铸分别任四川乡试的正副考官，出的首题是《论语·子路》中的“必也正名乎”。光绪帝知道后，非常恼怒，因为他是同治帝的堂弟，原本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所以认为此题讽刺他“名不正”。由于正考官朱琛请假回籍，副考官徐仁鑄回京复命。光绪帝召见时声色俱厉地问徐：“何名之可正？”徐战战兢兢地回答：“首题为正主试所出，不知其用意。”于是，光绪帝将怒气发在正考官朱琛头上。次年正月，朱琛回京，光绪帝在召见之后，以“体弱才庸”为由，令朱琛原品退休。即便如此，还有人认为这是“不幸中之大幸”，因为光绪帝既没有杀朱氏，也没有将他革职。
作者单位：平顶山学院
稀奇古怪的试题
清代科举考试以“四书”为重，朝廷专门颁布有《钦定四书文》，出题似乎很容易。实际上，这些经书的内容本来就不多，且朝廷对出题有严格要求：一是“断不可出熟习常拟之题”，否则考不出水平;二是既不能妄自揣摸“圣意”，根据皇帝的一时喜好出题，也不能根据考官现阶段工作的性质、内容出题，否则，将“启士子窥探迎合附和之弊”，等等。一句话，考题既要在“四书”之中又出人意料，以免应试者及其老师猜中试题，选拔不出人才。可是，从各府、州、县学和书院的县试、府试、院试、科试、岁试、季考、月课，各省乡试及其复试，到会试及其复试、殿试和朝考，再加上以前的科举试题，数不胜数，而且考官、教官喜欢把写得好的试卷刻印出来，当作范文向社会发售，想出题不重复已属不易，更别说出人意料了。顾炎武曾说：一些有钱的家长，请擅长写八股文的高手到家里当私塾老师，将要考的经书内容分别拟题写成文章，按篇给报酬，然后令自家孩子背诵，到考场上只用默写到试卷上即可，十有八九能中。因此，为了避免试题重复，各省学政、考官绞尽脑汁，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试题。
一是割裂题或截搭题。此类试题，是在“四书”中随意挑出一个词，或将前句的最后一个或几个字与后句的第一个或前几个字拼接起来作为试题。这种试题，新颖倒是足够新颖，就是割裂了经义，让考生摸不着头脑，因而也成为考生讽刺挖苦的对象。据说，鲍桂星当河南学政时，好出此类考题，常被士子挖苦。如《孟子》的“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鲍氏出题“顾鸿”，被河南士子嘲笑：
礼贤全不在胸中，
扭转头来只看鸿。
一目如何能四顾，
本来《孟子》说难通。
这首打油诗的意思是说：孟子来了，梁惠王却只顾看野生动物，根本没有礼贤下士的意思;而《孟子》用了一个“顾”字，后面却跟了四种动物（鸿、雁、麋、鹿），如同一只眼同时看四周，根本说不通。显然，这种对儒家经典的曲解，并不是河南士子真对《孟子》不满，而是嘲讽鲍氏不知礼贤下士，出的题文理不通。鲍氏又从《中庸》的“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中提取“及其广大草”为题。士子挖苦道：
广大何容一物胶，
满场文字乱蓬茅。
生童拍手呵呵笑，
渠是鱼包变草包。
如果说第一首诗还只是讽刺的话，这一首则直接将“鲍”拆成“鱼包”，用“鱼包变草包”来骂学政大人不学无术。鲍氏出的此类题还有“见牛”，出自《孟子·梁惠王》“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原意是梁惠王见人牵牛去杀了祭祀，不忍心，令换成羊，孟子说这是仁德的表现，因为君子看见了活着的家畜，动了恻隐之心，就不忍看着它去死。很好的经文，鲍氏仅取“见牛”二字，被士子讽刺：
屠刀放下可齐休，
只是当年但见牛。
莫谓庞然成大物，
看他觳觫觉生愁。
“觳觫”是因恐惧而发抖，“覺生”是鲍桂星的字。诗的意思是如果不杀生，万物都能存活，可惜当年梁惠王只看到牛，羊就成了牺牲品;牛虽是庞然大物，可看到它因恐惧而发抖，鲍学政也跟着犯愁。
考官被士子讽刺、骂为草包还是轻的。据说，有个考官从《中庸》“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鲛龙鱼鳖生焉”中抽出“鳖生焉”为考题，一考生用“以鳖考生，生真不测矣”破题，骂考官是王八。
当然，也有的割裂题出得巧妙，让考生非常佩服。据说，赵佑宸当江宁知府时，有一次从《孟子·公孙丑》中抽出“管叔”作为对偶题。此题的妙处在于，它虽属割裂题，但含义明确。管叔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姬鲜，封为管国国君，故称管叔。周武王死后，管叔与蔡叔、霍叔挟持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周公平定叛乱，杀管叔、灭管国。此事读书人都知道，可要从“四书”中找到对偶的词却非常难。大家都不知道正确答案，考完后就找赵知府核对，一看是“琴兄”，无不称绝，对赵知府佩服得五体投地。“琴兄”出自《中庸》“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把前一句的最后一字“琴”与后一句的第一个字“兄”合在一起。此对的巧妙之处至少有三：一是“管”与“琴”都属于乐器，中国传统音乐称为管弦乐;二是“叔”与“兄”，都是亲属的称谓;三是考生们只知道考题是割裂题，没想到答案也是割裂的，故答不出。如果从“四书”中找现成的词“周公”来对，那差得就不是一星半点儿了。
二是出卖弄学问的逗乐题。彭元瑞是《四库全书》的副总裁之一，善对对子，有“江右名士”之称，曾先后在江苏、浙江当学政。鉴于江浙是人文荟萃之地，彭氏就想显摆一下自己的学问，出了一些有趣的试题。有对联题：
率西水浒（《孟子·梁惠王》）
逾东家墙（《孟子·告子》）
仅就对联而言，这两题除“东”“西”对偶外，其他的都不怎么样，但两题都是出自《孟子》里的原话，符合试题以“四书”为重的原则。类似的还有：
有众逐虎（《孟子·尽心》）
其父攘羊（《论语·子路》）
这些试题单独看没什么，但这是彭氏在仅考两道题时出的试题，把两题的题目连在一起看，就有一种特殊的幽默。后面两题合起来的意思比较明显：别人都在奋力驱赶老虎，有个人的父亲却趁机偷人家的羊，一个贪婪自私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前两题更有意思：第一题是《孟子》引用《诗经》中的原话，说的是周文王的祖父古公父早晨骑马，沿河往西走，到了岐山脚下，娶了姜氏女为妻;第二题是《孟子》讲“礼”，说男子翻墙进入东边的邻居家，搂抱人家姑娘就可以得到她为妻，不抱就得不到，应不应该抱呢？按儒家礼制，当然不应该抱。两题联系起来看，似乎是说古公父是跑到西边的邻居姜家，搂抱了人家的姑娘，所以得到了妻子，因此他违反了儒家的礼制。在当时儒学为尊的大背景下，拿儒家经典来开孔子崇敬的周文王的祖父的玩笑，既幽默又大胆，不禁让人替彭氏捏一把汗。 有藏头题。古人玩文字游戏，好写藏头诗，就是把每句诗的开头一个字合起来构成一句话。彭氏模仿藏头诗，出藏头题。如遇到皇帝过生日时出的考题：
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彭更问曰（《孟子·滕文公》）
恭则不侮（《论语·阳》）
祝治宗庙（《论语·宪问》）
天子一位（《孟子·万章》）
子服尧之服（《孟子·告子》）
万乘之国（《孟子·梁惠王》《孟子·公孙丑》）
年已七十矣（《孟子·万章》）
每题的第一个字合起来是“臣彭祝天子万年”。有次考试，提调官姓王，外号“王二麻子”，彭氏就出题调侃他：
王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
二吾犹不足（《论语·颜渊》）
麻缕丝絮（《孟子·滕文公》）
子男同一位（《孟子·万章》）
还有重字题。如首尾重字题：“王之不王”（《孟子·梁惠王》）、“朝将视朝”（《孟子·公孙丑》）、“行尧之行”（《孟子·告子》）。三题连起来，似乎是在劝谏皇帝：圣明君主的作为，不是您不能做，而是您不做，只要早晨上朝理政，做尧舜做的事情，就是圣明君主了。再如每题重复“洋洋”加注释：
洋洋乎（注释：鬼神之为德。出自《中庸》“子曰：鬼神之为德……洋洋乎如在其上”）
洋洋乎（注释：大哉圣人之道。出自《中庸》“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
洋洋乎（注释：师挚之始。出自《论语·泰伯》“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
出完三道题，彭要去吃饭，学官来报：还少一题。彭沉吟一会儿，又出一题：
少则洋洋焉（出自《孟子·万章》“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
闻者无不捧腹。
此外，也有一些前后出的试题凑巧能联系起来，被好事的文人拿来取乐。据说，有一年五月，江南童试的试题有“夫人自称曰小童”（《论语·季氏》）;八月，江南乡试又有一题“君子不以言举人”（《论语·卫灵公》）。于是，好事者送一副歇后语对联给连中秀才、举人的年轻朋友：
端午之前，犹是“夫人自称曰”——小童;
重阳而后，居然“君子不以言”——举人。
没考上秀才的人称为童生，所以那位年轻朋友在当年的五月端午节之前还被人称作“小童”。考上秀才之后，又参加当年八月的乡试。等乡试的考试、阅卷、录取、定名次等忙完，到张榜公布录取名单时已是九月初，所以，九月初九重阳节后，那位年轻朋友考中了，就称为举人。
都是出题惹的祸
科举考试出题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敢出像上述那样试题的，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学政、考官出题时还是很慎重的，即便如此，也有人因出题肇祸。
流传最广的文字狱案件之一，就是查嗣庭出的考题“维民所止”，被附会为要砍掉雍正皇帝的头，查氏因此丢掉性命，全家受牵连。事实上，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充江西乡试正考官，所出首题是《论语·卫灵公》中的“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次题是《易经》第三十四卦中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和《诗经·周颂》中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三题是《孟子·尽心》中的“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策题中有“君犹心腹，臣犹股肱”，以及“勤始怠终，勉强自然”等，没有“维民所止”。至于雍正皇帝要将查嗣庭治罪的原因，一般认为是查嗣庭的日记惹的祸。坊间有传闻说，因查嗣庭的笔墨很值钱，查家下人偷了查嗣庭的日记卖钱，被买者告发;有的说，是查嗣庭的妾带来的儿子将日记偷卖给一个八旗佐领，这位佐领向查勒索一万两银子不成，才告发的。而雍正皇帝在上谕中则说，他怀疑查嗣庭是由试题引起的，然后才派人搜出日记：“朕因查嗣庭平日之为人，又见其今年科场题目，料其居心浇薄乖张，必有怨望讥刺之记载，故遣人查其寓中及行李中所有笔札，则见伊日记二本。”所以，雍正皇帝在谕旨中将这年江西乡试的试题逐个进行反驳、批判，上纲上线。如，由“百室盈止，妇子宁止”联系到上年牵涉年羹尧案被杀的汪景祺，汪在《历代年号论》中说，凡是年号带“正”字的都不祥，因为“正”有“一止之象”;“君犹心腹”则是目无君上，因为“心腹”和“股肱”都是对臣下而言的，所以用“心腹”指君主就是贬低君主等。
但这些都是表面文章，要理解雍正皇帝为何看到试题就对查嗣庭起疑心，就必须考虑当时的朝中局势。雍正皇帝的帝位稳定之后，除要清算那些曾与他争夺储位的兄弟外，就是要打击朝中的朋党。雍正三年（1725年）惩治了年羹尧，并削减隆科多的权力，而隆科多曾举荐过查嗣庭;次年，雍正皇帝又开始打击“科甲朋党”，查嗣庭则属于当时科甲中的“名流”。如此，查氏与年羹尧案、隆科多案和“科甲朋党”案，都直接或间接扯上关系，这才是雍正皇帝一看到试题就起疑心的“病根”。至于此后对查的惩处，则主要是因为查的日记中有诸多犯忌讳的内容，而不是因为考题。因此，雍正皇帝在上谕中冠冕堂皇地说：“朕今假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以文字获罪而称屈者。今种种实迹现在，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但不管怎么说，从雍正皇帝的谕旨看，查嗣庭案确实是由考题引起的。
雍正皇帝的这种做法，后来又被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效仿。雍正皇帝灭掉了年羹尧、隆科多和“科甲朋党”后，他的寵臣鄂尔泰、张廷玉又逐渐聚拢起两股势力。到乾隆时，形成了“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的局面，乾隆皇帝不得不对两派进行抑制。在鄂尔泰去世、张廷玉退休后，两党的残余仍在，乾隆皇帝为了将其彻底铲除，就拿鄂尔泰的门生胡中藻开刀。胡中藻被查主要因为他的诗集《坚磨生诗钞》，但乾隆皇帝也没忘记胡当广西学政时出的试题。他查找胡的“罪证”时，曾命令广西巡抚卫哲治：“汝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唱）和诗文，并一切劣迹，严行查出速奏。稍有姑容，于汝身家性命有关。”在处罚胡中藻时，也将胡出的试题拿出来批驳： 至其（胡中藻）所出试题内，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胡中藻）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欲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
谕旨的大致意思是，胡氏出的试题“乾三爻不象龙”是诋毁“乾隆”不像皇帝的年号，而“鸟兽不可与同群”则怀疑说满人是鸟兽，汉人不应与之同流合污，等等。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后，乾隆皇帝还不忘像他父亲雍正皇帝一样，来一个冠冕堂皇的结语：
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在廷诸臣，和进诗册，何止数千万篇，其中字句谬戾，亦所时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恶于胡中藻一人？实以其所刻《坚磨生诗》内，连篇累牍，无非谤讪诋毁之词，不惟谤及朕躬，且敢诋毁国家。
乾隆之后，文字狱少了，但考官出题仍须小心。如前面谈到的割裂题，是朝廷明文禁止的，一旦被发现，要受议处。只是这种处分一般不会太重，但也有例外。朱士彦任浙江学政时，被参苛待属员、士子，酗酒、看戏，带父亲进考棚，出题割裂太甚等款。道光皇帝谕令彻查，最后落实确有割裂试题，如“奚自曰自孔氏曰是”（《论语·宪问》）、“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论语·微子》）等，以及带父进考棚。第一题的割裂已超出了掐头去尾或尾首相接，确实割裂太过，可道光皇帝仅警告朱不要再让其父参与考务就完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考官都有朱士彦那样的好运气。咸丰七年（1857年），御史曹登庸参河南学政俞樾“出题割裂，致令文义难通”，几乎酿成郏县童生罢考，以及索取棚规等。咸丰帝尚未令人查，就先将俞樾革职。之所以如此，可能与当时正处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有关。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清军将太平天国的北伐军镇压下去;八月，俞樾充河南学政。河南是捻军活动的重要区域，所以，从朝廷的角度讲，肯定希望学政能够帮助河南地方官员稳定地方，可俞樾却差点儿把郏县的童生搞得罢考。俞樾犯此忌讳，不管程度如何，都是难以原谅的。此其一。其二，俞樾出的割裂题有的比较犯忌讳。如“王速出令反”（《孟子·梁惠王》“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都称王，不称帝，且起义军所到之处，多有附和者，捻军就是响应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而从捻子演变成军的。这样联想，“王速出令反”的“反”就不是《孟子》的原意“返还”，而是“造反”，似乎是说太平天国的王迅速发出命令要大家一起造反。再如“君夫人阳货欲”（《论语》：“邦君之妻……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接卷九的开头“阳欲见孔子”），阳货（又叫阳虎）被孔子视为“乱臣贼子”，而“君夫人阳货欲”就有阳货想得到国君夫人之义，又与太平天国诸王定都天京后大兴土木、大肆收纳美女暗合：不难想象，如果北伐军打下京城，皇宫的妃嫔们会怎样。据说，咸丰帝原本要治俞樾重罪，因曾国藩出面相救，说俞“患心疾”，才免于“严谴”，仅革职回籍了事。
光绪十九年（1893年），朱琛、徐仁铸分别任四川乡试的正副考官，出的首题是《论语·子路》中的“必也正名乎”。光绪帝知道后，非常恼怒，因为他是同治帝的堂弟，原本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所以认为此题讽刺他“名不正”。由于正考官朱琛请假回籍，副考官徐仁鑄回京复命。光绪帝召见时声色俱厉地问徐：“何名之可正？”徐战战兢兢地回答：“首题为正主试所出，不知其用意。”于是，光绪帝将怒气发在正考官朱琛头上。次年正月，朱琛回京，光绪帝在召见之后，以“体弱才庸”为由，令朱琛原品退休。即便如此，还有人认为这是“不幸中之大幸”，因为光绪帝既没有杀朱氏，也没有将他革职。
作者单位：平顶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