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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国际著名咨询机构“毕马威”，根据世界银行10项指标对园区营商环境开展对标评估。苏州工业园区营商环境便利度分数为78.9分，模拟国际排名第27名，综合评估结果总体优于北京和上海。
这份数据，在苏州大学东吴智库、苏州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中心研究员屠立峰看来，表明园区已具备一流政务营商环境的核心要素，在国际政务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处于深化阶段，属于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的“推动者”。他说：“园区坚持以亲商理念和全球视野，努力打造精细化、专业化招商，成为营商品牌的重大特色之一。”
亲商亲民亲人才，营商环境不断升级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照亮银河。经过26年的开发建设，“借鉴、创新、圆融、共赢”的“园区经验”，成为园区发展的根本动力，“亲商亲民亲人才”的营商品牌，在不同发展阶段，亦有着不同的体现。
记者了解到，园区在开发建设时期，主要是从基础设施方面和招商引资方面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2006年之后，园区致力于以促进内涵提升为特征的产业转型升级，先后组建了科技招商中心、CBD招商中心，同时各大公司和平台载体也都成立了专业化招商团队，较早实现了从“优惠政策招商”向“产业集群招商”的重大转变，营商环境逐渐有了新的特色。
“流程再造”让园区营商环境日益便利化，例如，2008年，一站式服务中心实现100%上网审批;2015年，国家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获批，“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等商事制度改革积极实施;2016年，在全省率先试点外资企业“单一窗口、并联审批”新模式。
“信息化”让园区营商环境插上技术翅膀，2011年，成为全国首个“数字城市建设示范区”;2016年，智慧社区“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在全省推广;“政策试点”让园区营商环境增添亮点，2013年，成功获批开展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商业保理试点、跨境电子商务试点;2014年，成为全省首批率先启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工作试点地区，发出全市首张“三证合一”企业营业执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制度规范”让园区营商环境彰显法治化，2009年，机关干部与155家重点企业建立了挂钩联系制度;“开放创新”让园区营商环境步入国际化，2015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园区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赋予园区探索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模式的新使命新任务。
先行先试，高水准跑出“园区速度”
屠立峰告诉记者，2015年后，大部门制机构改革、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积极创新“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等一系列举措加速推进，成为园区政务营商环境发展的里程碑。
2019年7月26日，《苏州工业园区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简称“营商环境30条”）正式发布，这是园区第一份全面系统且具有园区自身特色的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也是对园区25年发展历程中营商环境经验的总结、继承和提炼，可以理解为园区营商环境2.0。据介绍，自“营商环境30条”出台后，自贸区综合协调局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编制出台了“营商环境30条”任务清单，将30条任务分解为124项具体任务、涉及21个部门，通过集中的会议协商、部门间一对一沟通等多种方式，全方位优化园区营商环境。
在他眼中，北上广深拥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在行政审批效率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园区则通过先行先试，同样高水准地跑出了“园区速度”。去年9月27日，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在苏州工业园区一站式服务中心顺利拿到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备案文件——在材料暂缺的情况下，该项目仍可顺利开工。这得益于 “光伏项目容缺审批改革”完美落地，博世则成为园区首家享受该政策红利的企业。
营商环境三要素：法治、技术和制度创新
今年3月，苏州发布了《苏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行动2020》，屠立峰参与了前期方案的交流，他认为，这份行动方案最大的亮点，体现在法治化和数字化，这在全国是绝对领先的。屠立峰表示，园区在法治化和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早已打下坚实基础。
他说：“法治和技术是支持政府推进各项制度创新的两大基石，我们可以将法治、技术和制度创新视为政务营商环境三角形的三个点。”对此，他也提出了个人建议，在推进营商环境法治化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如何实现制度的固化（避免早令夕改）、制度执行的标准化（避免执法者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关键还要将“公务员容错机制”落实到实处，才能鼓励公务员敢于推动制度创新。
在数字化技术层面，建议进一步落实数据共享和大数据场景开放，让更多商业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在合规情形下，利用好政府部门掌握的大数据，让数据从资源转变成资产，帮助中小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园区作为全国开放创新前沿阵地，应让营商环境插上更强健的数字化翅膀，为向全球传播“苏州最舒心”营商环境品牌做出园区贡献。
“今年一季度，园区累计引进科技类项目 233个，在谈项目超 200个。依托园区的产业生态、政策资源等优勢，园区以更细的举措“优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已经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屠立峰如是说。
这份数据，在苏州大学东吴智库、苏州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中心研究员屠立峰看来，表明园区已具备一流政务营商环境的核心要素，在国际政务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处于深化阶段，属于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的“推动者”。他说：“园区坚持以亲商理念和全球视野，努力打造精细化、专业化招商，成为营商品牌的重大特色之一。”
亲商亲民亲人才，营商环境不断升级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照亮银河。经过26年的开发建设，“借鉴、创新、圆融、共赢”的“园区经验”，成为园区发展的根本动力，“亲商亲民亲人才”的营商品牌，在不同发展阶段，亦有着不同的体现。
记者了解到，园区在开发建设时期，主要是从基础设施方面和招商引资方面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2006年之后，园区致力于以促进内涵提升为特征的产业转型升级，先后组建了科技招商中心、CBD招商中心，同时各大公司和平台载体也都成立了专业化招商团队，较早实现了从“优惠政策招商”向“产业集群招商”的重大转变，营商环境逐渐有了新的特色。
“流程再造”让园区营商环境日益便利化，例如，2008年，一站式服务中心实现100%上网审批;2015年，国家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获批，“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等商事制度改革积极实施;2016年，在全省率先试点外资企业“单一窗口、并联审批”新模式。
“信息化”让园区营商环境插上技术翅膀，2011年，成为全国首个“数字城市建设示范区”;2016年，智慧社区“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在全省推广;“政策试点”让园区营商环境增添亮点，2013年，成功获批开展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商业保理试点、跨境电子商务试点;2014年，成为全省首批率先启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工作试点地区，发出全市首张“三证合一”企业营业执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制度规范”让园区营商环境彰显法治化，2009年，机关干部与155家重点企业建立了挂钩联系制度;“开放创新”让园区营商环境步入国际化，2015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园区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赋予园区探索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模式的新使命新任务。
先行先试，高水准跑出“园区速度”
屠立峰告诉记者，2015年后，大部门制机构改革、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积极创新“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等一系列举措加速推进，成为园区政务营商环境发展的里程碑。
2019年7月26日，《苏州工业园区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简称“营商环境30条”）正式发布，这是园区第一份全面系统且具有园区自身特色的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也是对园区25年发展历程中营商环境经验的总结、继承和提炼，可以理解为园区营商环境2.0。据介绍，自“营商环境30条”出台后，自贸区综合协调局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编制出台了“营商环境30条”任务清单，将30条任务分解为124项具体任务、涉及21个部门，通过集中的会议协商、部门间一对一沟通等多种方式，全方位优化园区营商环境。
在他眼中，北上广深拥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在行政审批效率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园区则通过先行先试，同样高水准地跑出了“园区速度”。去年9月27日，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在苏州工业园区一站式服务中心顺利拿到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备案文件——在材料暂缺的情况下，该项目仍可顺利开工。这得益于 “光伏项目容缺审批改革”完美落地，博世则成为园区首家享受该政策红利的企业。
营商环境三要素：法治、技术和制度创新
今年3月，苏州发布了《苏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行动2020》，屠立峰参与了前期方案的交流，他认为，这份行动方案最大的亮点，体现在法治化和数字化，这在全国是绝对领先的。屠立峰表示，园区在法治化和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早已打下坚实基础。
他说：“法治和技术是支持政府推进各项制度创新的两大基石，我们可以将法治、技术和制度创新视为政务营商环境三角形的三个点。”对此，他也提出了个人建议，在推进营商环境法治化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如何实现制度的固化（避免早令夕改）、制度执行的标准化（避免执法者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关键还要将“公务员容错机制”落实到实处，才能鼓励公务员敢于推动制度创新。
在数字化技术层面，建议进一步落实数据共享和大数据场景开放，让更多商业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在合规情形下，利用好政府部门掌握的大数据，让数据从资源转变成资产，帮助中小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园区作为全国开放创新前沿阵地，应让营商环境插上更强健的数字化翅膀，为向全球传播“苏州最舒心”营商环境品牌做出园区贡献。
“今年一季度，园区累计引进科技类项目 233个，在谈项目超 200个。依托园区的产业生态、政策资源等优勢，园区以更细的举措“优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已经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屠立峰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