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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所有者委托经营者管理公司财产，经营者向所有者承担和履行经济责任，作为受托人的公司高管直接制定与实施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Hambrick和Mason（1984）认为，公司高管的职业经历、年龄、专业方向及教育程度等特征影响着公司战略选择和绩效水平。在我国，一些民营上司公司聘用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人员出任公司高管，这些高管的政府背景形成了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中，普遍认为公司政治关联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政治关联能为公司带来融资便利、税收优惠、以及进入政府管制行业等。但应明确的是，政治关联有别于腐败，其在法律层面上是合法的，是公司通过政治关联高管影响政府部门获取其他企业所不具有的优势（Faccio，2006）。在高管政府背景形成的公司政治关联给公司带来某种利益的同时，是否由于公司聘用曾在政府工作过的人员是否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即具有高管政府背景在给公司带来价值的同时，是否也包含着隐含成本。本文以成本为视角，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具有政府背景高管所带来的隐含成本进行分析，旨在发现民营上市公司中高管政府背景是否具有成本效应，进而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聘用和选拔提供一些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公司高管政府背景的概念及其影响，使人们逐渐认识到高管的政府背景这一较隐蔽且难以量化的因素如何对公司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而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刘晓薇，2008）。在现有文献中，主要是从公司政治关联的普遍性、对公司价值和经营及绩效等方面，来说明政治关联对公司的影响。
（1）政治关联的普遍性。政治关联具有普遍性，不仅在泰国、巴基斯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存在政治关联，而且在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也存在政治关联。Faccio（2006）从全球的角度研究了政治关联问题，发现政治关联在各个国家都是比较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一些贪污腐败严重的国家。张建君和张志学（2005）根据在温州和苏南的实地调查以及在教学和科研中的材料，指出企业家采取不同战略建立与政府的联系，通过建立企业的政治关联来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
（2）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影响。多数学者发现，公司政治关联能够给公司带来价值的提升。姜跃龙（2008）发现，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继任之后，公司价值显著高于不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继任的公司价值，也显著高于一般未发生高管变更的公司价值。吴文峰、吴冲锋和刘晓薇（2008）却认为，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整体上没有影响公司价值，但区分不同政府背景后，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公司价值的正面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央政府背景，而且在政府干预较厉害的地区，高管的地方政府任职背景能增加公司价值。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政治关联与融资、税收的关系，来进一步探讨其对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胡旭阳（2006）指出民营企业政治关联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给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性。余明桂和潘洪波（2008）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政治关联有利于民营企业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吴文锋、吴冲锋和芮萌（2009）实证分析了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所得税和实际所得税率上都要显著低于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
（3）政治关联对公司经营及绩效的影响。在公司政治关联对公司经营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认为政治关联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绩效，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会产生相反作用。巫景飞、何大军等（2008）以2004年~2006年沪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层管理者政治网络对企业业务和地域多元化经营均有积极地促进作用。卫武认为政治关联为企业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有利于企业在经营上获得政治竞争优势。邓建平、曾勇（2009）实证分析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不考虑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内生性问题，政治关联与企业的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的关系，在控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经营绩效越差，实际控制者是政治关联时，企业的经营绩效也较差。
从上述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各种研究关注的是政治关联存在的普遍性，以及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和绩效的影响等，但没有涉及到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的成本效应问题。鉴于此，本文通过对我国制造业中的民营上市公司理论和实证的分析，来研究公司政治关联的成本问题，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认识政治关联对公司所产生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民营上市公司作为一个开放的组织，其生存和发展需要从外部环境获得其所需的资源。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的成功取决于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所需资源，组织愈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其受市场的干扰和限制就愈小，因此组织必须和外部环境互动、交换和获取资源，以提高组织的竞争力。
我国正处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虽然市场开始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角，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上也由前台开始退到幕后，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构建起来的庞大的行政管理体系，以及充实这一管理体系的各级各类人员并没有完全退出，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力度仍然较大，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依然有其发挥的舞台。这一时期也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权力机构，中央政府的权力部分下放到地方政府，在权力重新分配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权力得到了加强，成为区域经济的调控主体，直接或间接介入地方的经济活动，使地方政府部门或人员拥有更大的权力、利益驱动和设租寻租的机会去干涉民营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如向民营企业随意罚款、终止其生产活动等，政府部门或人员的这种行为是作为“掠夺之手”存在。
在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中，出于某种需要，会聘用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本文所指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政府背景不是潜在的、不为人所知的关系，而是公开的、在上市公司年报等公开信息中可以获取的信息。民营上市公司虽然能够从高管的政府背景获得一定的资源和利益，但公司政治关联就可能使公司忽略或者降低对高管经营与管理能力的要求，而聘用具有政府背景而缺乏管理能力的人员来担任高管。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人员更加突出的是其政治才能，而在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上往往缺乏所需要的技能，所以在管理效率上，具有政府背景的民营上市公司高管可能要低于没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大多都经历一个艰难的发展历程，其创始人和高管在经营管理上形成了“低成本高效率”的传统，而对于民营上市公司聘用具有政府工作背景的高管来讲，可能由于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优越条件，使其在工作中要求良好的办公条件和优厚待遇，这会增加公司的管理费用。在民营上市公司中，董事长是公司的法人代表，主要负责公司战略决策，处理公司对外事务或协调对外关系；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拟定并实施公司具体的经营计划和管理制度，因此，董事长和总经理更需要有公司经营管理的经验和专业技能，否则容易造成经营管理上的混乱，导致效率的低下。
由于政治关联成本有很强的隐秘性，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只能用间接的方法来衡量，国外主要用闲置现金流、内部股权比例、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主营业收入）和资产利用率（主营业收入／总资产）四个指标来衡量公司高管代理成本。由于闲置现金流和内部股权比例在我国上市公司中难以反映高管的成本问题，所以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的成本主要用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来表示，一是公司高管的各种在职消费的“避风港”，因此管理费用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对包括在职消费在内的管理费用的控制效率；二是资产利用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高管对公司管理效率。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制造业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和经济跨越的依托，一直以来被各国所重视。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进程中，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并逐渐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然而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主要建立在低层次的比较优势之上，因此关注制造业的发展已经是决定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必然选择。本文的数据包括2006年~2008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且发行A股的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排除了信息披露不详故无法判断是否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以及财务信息无法获得和存在异常的公司数据，数据来源于CSMAR 数据库和各公司财务报表。
（二）描述性统计本文利用SPSS16.0软件完成数据的分析，对数据的描述统计性结果如表1所示：
表1中比较了有政府背景与无政府背景的公司，在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方面的差异，本文采用平均数、中位数来衡量其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单变量检测结果显示：两类公司在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方面的表现出显著差异。其中，无政府背景的公司其管理费用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低于有政府背景的公司；无政府背景公司的其资产周转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高于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表中数据初步表明：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费用率要高于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要低于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以我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2006年~2008
年数据分析和相关理论分析来看，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费用率要高于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要低于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可见，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在聘用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高管时，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即具有高管政府背景在给公司带来价值的同时，也包含着隐含成本。因此，对于我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改进公司高管的选拔任命机制，聘用和选拔“职业经理人”而非盲目任用具有政府背景的人员能降低公司成本。
（二）相关建议 针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聘用具有政府背景的人员出任公司高管这一现象，以及产生的成本效应，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各项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的阶段，民营上市公司聘用具有政府背景的人员来出任公司高管，固然能够为公司带来一些利益，但公司更要重视高管的经营管理能力，因为公司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内部管理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高管政府背景所带给公司的一些优势也将逐渐减弱，所以一些公司注重外在因素而忽视内部管理的做法是不利于公司发展的。
第二，对有政府背景的人员到民营公司出任高管这一现象，政府部门应制定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必须民营公司的政治关联越过法律底线，出现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腐败等问题。如浙江等地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3年内，不得到原管辖范围经商，并颁布《浙江省贯彻实施〈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若干规定（试行）》，对辞职对象、辞职程序、辞职后从业行业限制和辞职后行为的监督进行规范。规范这种行为不仅能够维护政府形象，而且能够规范市场行为。
第三，民营公司聘用曾在政府工作过的人员来出任高管，说明了我国职业经理人的匮乏。职业经理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是一种重要的而又非常稀缺的人力资源。因此，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职业经理人发展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根据我国职业经理人的发展状况，积极培育和发展我国职业经理人，以适应公司在经营管理上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刘晓薇：《高管的政府背景对融资便利性及公司价值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2］张建君、张志学：《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管理世界》2005年第7期。
［3］Fisman R.,2001,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
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4］吴文峰、吴冲锋、刘晓薇：《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5］胡旭阳：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
——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管理世界》2006年第5期。
［6］余明桂、潘洪波：《政府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编辑刘 姗）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所有者委托经营者管理公司财产，经营者向所有者承担和履行经济责任，作为受托人的公司高管直接制定与实施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Hambrick和Mason（1984）认为，公司高管的职业经历、年龄、专业方向及教育程度等特征影响着公司战略选择和绩效水平。在我国，一些民营上司公司聘用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人员出任公司高管，这些高管的政府背景形成了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中，普遍认为公司政治关联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政治关联能为公司带来融资便利、税收优惠、以及进入政府管制行业等。但应明确的是，政治关联有别于腐败，其在法律层面上是合法的，是公司通过政治关联高管影响政府部门获取其他企业所不具有的优势（Faccio，2006）。在高管政府背景形成的公司政治关联给公司带来某种利益的同时，是否由于公司聘用曾在政府工作过的人员是否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即具有高管政府背景在给公司带来价值的同时，是否也包含着隐含成本。本文以成本为视角，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具有政府背景高管所带来的隐含成本进行分析，旨在发现民营上市公司中高管政府背景是否具有成本效应，进而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聘用和选拔提供一些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公司高管政府背景的概念及其影响，使人们逐渐认识到高管的政府背景这一较隐蔽且难以量化的因素如何对公司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而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刘晓薇，2008）。在现有文献中，主要是从公司政治关联的普遍性、对公司价值和经营及绩效等方面，来说明政治关联对公司的影响。
（1）政治关联的普遍性。政治关联具有普遍性，不仅在泰国、巴基斯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存在政治关联，而且在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也存在政治关联。Faccio（2006）从全球的角度研究了政治关联问题，发现政治关联在各个国家都是比较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一些贪污腐败严重的国家。张建君和张志学（2005）根据在温州和苏南的实地调查以及在教学和科研中的材料，指出企业家采取不同战略建立与政府的联系，通过建立企业的政治关联来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
（2）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影响。多数学者发现，公司政治关联能够给公司带来价值的提升。姜跃龙（2008）发现，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继任之后，公司价值显著高于不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继任的公司价值，也显著高于一般未发生高管变更的公司价值。吴文峰、吴冲锋和刘晓薇（2008）却认为，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整体上没有影响公司价值，但区分不同政府背景后，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公司价值的正面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央政府背景，而且在政府干预较厉害的地区，高管的地方政府任职背景能增加公司价值。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政治关联与融资、税收的关系，来进一步探讨其对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胡旭阳（2006）指出民营企业政治关联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给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性。余明桂和潘洪波（2008）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政治关联有利于民营企业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吴文锋、吴冲锋和芮萌（2009）实证分析了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所得税和实际所得税率上都要显著低于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
（3）政治关联对公司经营及绩效的影响。在公司政治关联对公司经营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认为政治关联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绩效，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会产生相反作用。巫景飞、何大军等（2008）以2004年~2006年沪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层管理者政治网络对企业业务和地域多元化经营均有积极地促进作用。卫武认为政治关联为企业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有利于企业在经营上获得政治竞争优势。邓建平、曾勇（2009）实证分析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不考虑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内生性问题，政治关联与企业的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的关系，在控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经营绩效越差，实际控制者是政治关联时，企业的经营绩效也较差。
从上述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各种研究关注的是政治关联存在的普遍性，以及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和绩效的影响等，但没有涉及到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的成本效应问题。鉴于此，本文通过对我国制造业中的民营上市公司理论和实证的分析，来研究公司政治关联的成本问题，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认识政治关联对公司所产生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民营上市公司作为一个开放的组织，其生存和发展需要从外部环境获得其所需的资源。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的成功取决于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所需资源，组织愈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其受市场的干扰和限制就愈小，因此组织必须和外部环境互动、交换和获取资源，以提高组织的竞争力。
我国正处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虽然市场开始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角，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上也由前台开始退到幕后，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构建起来的庞大的行政管理体系，以及充实这一管理体系的各级各类人员并没有完全退出，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力度仍然较大，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依然有其发挥的舞台。这一时期也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权力机构，中央政府的权力部分下放到地方政府，在权力重新分配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权力得到了加强，成为区域经济的调控主体，直接或间接介入地方的经济活动，使地方政府部门或人员拥有更大的权力、利益驱动和设租寻租的机会去干涉民营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如向民营企业随意罚款、终止其生产活动等，政府部门或人员的这种行为是作为“掠夺之手”存在。
在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中，出于某种需要，会聘用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本文所指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政府背景不是潜在的、不为人所知的关系，而是公开的、在上市公司年报等公开信息中可以获取的信息。民营上市公司虽然能够从高管的政府背景获得一定的资源和利益，但公司政治关联就可能使公司忽略或者降低对高管经营与管理能力的要求，而聘用具有政府背景而缺乏管理能力的人员来担任高管。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人员更加突出的是其政治才能，而在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上往往缺乏所需要的技能，所以在管理效率上，具有政府背景的民营上市公司高管可能要低于没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大多都经历一个艰难的发展历程，其创始人和高管在经营管理上形成了“低成本高效率”的传统，而对于民营上市公司聘用具有政府工作背景的高管来讲，可能由于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优越条件，使其在工作中要求良好的办公条件和优厚待遇，这会增加公司的管理费用。在民营上市公司中，董事长是公司的法人代表，主要负责公司战略决策，处理公司对外事务或协调对外关系；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拟定并实施公司具体的经营计划和管理制度，因此，董事长和总经理更需要有公司经营管理的经验和专业技能，否则容易造成经营管理上的混乱，导致效率的低下。
由于政治关联成本有很强的隐秘性，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只能用间接的方法来衡量，国外主要用闲置现金流、内部股权比例、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主营业收入）和资产利用率（主营业收入／总资产）四个指标来衡量公司高管代理成本。由于闲置现金流和内部股权比例在我国上市公司中难以反映高管的成本问题，所以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的成本主要用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来表示，一是公司高管的各种在职消费的“避风港”，因此管理费用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对包括在职消费在内的管理费用的控制效率；二是资产利用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高管对公司管理效率。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制造业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和经济跨越的依托，一直以来被各国所重视。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进程中，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并逐渐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然而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主要建立在低层次的比较优势之上，因此关注制造业的发展已经是决定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必然选择。本文的数据包括2006年~2008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且发行A股的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排除了信息披露不详故无法判断是否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以及财务信息无法获得和存在异常的公司数据，数据来源于CSMAR 数据库和各公司财务报表。
（二）描述性统计本文利用SPSS16.0软件完成数据的分析，对数据的描述统计性结果如表1所示：
表1中比较了有政府背景与无政府背景的公司，在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方面的差异，本文采用平均数、中位数来衡量其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单变量检测结果显示：两类公司在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方面的表现出显著差异。其中，无政府背景的公司其管理费用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低于有政府背景的公司；无政府背景公司的其资产周转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高于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表中数据初步表明：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费用率要高于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要低于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以我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2006年~2008
年数据分析和相关理论分析来看，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费用率要高于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要低于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可见，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在聘用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高管时，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即具有高管政府背景在给公司带来价值的同时，也包含着隐含成本。因此，对于我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改进公司高管的选拔任命机制，聘用和选拔“职业经理人”而非盲目任用具有政府背景的人员能降低公司成本。
（二）相关建议 针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聘用具有政府背景的人员出任公司高管这一现象，以及产生的成本效应，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各项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的阶段，民营上市公司聘用具有政府背景的人员来出任公司高管，固然能够为公司带来一些利益，但公司更要重视高管的经营管理能力，因为公司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内部管理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高管政府背景所带给公司的一些优势也将逐渐减弱，所以一些公司注重外在因素而忽视内部管理的做法是不利于公司发展的。
第二，对有政府背景的人员到民营公司出任高管这一现象，政府部门应制定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必须民营公司的政治关联越过法律底线，出现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腐败等问题。如浙江等地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3年内，不得到原管辖范围经商，并颁布《浙江省贯彻实施〈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若干规定（试行）》，对辞职对象、辞职程序、辞职后从业行业限制和辞职后行为的监督进行规范。规范这种行为不仅能够维护政府形象，而且能够规范市场行为。
第三，民营公司聘用曾在政府工作过的人员来出任高管，说明了我国职业经理人的匮乏。职业经理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是一种重要的而又非常稀缺的人力资源。因此，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职业经理人发展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根据我国职业经理人的发展状况，积极培育和发展我国职业经理人，以适应公司在经营管理上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刘晓薇：《高管的政府背景对融资便利性及公司价值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2］张建君、张志学：《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管理世界》2005年第7期。
［3］Fisman R.,2001,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
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4］吴文峰、吴冲锋、刘晓薇：《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5］胡旭阳：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
——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管理世界》2006年第5期。
［6］余明桂、潘洪波：《政府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编辑刘 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