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所著《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是基于他的19个著名实验，从心理学角度对“权威”与“服从”做了实证观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和现实问题。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是一项名为“惩罚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的研究。招募来的受试者被要求充当“教师”，接受实验者（主试，实验中的“权威”）的指令，对在“学习”中出现错误的“学生”施以不断增强的电击。尽管接受电击的“学生”其实是实验设计中安排的演员，并非真正遭受电击，“教师”所被告知的实验目的也是研究惩罚对学习效果的影响，但“学生”所表演出的逼真、逐渐强烈的痛苦和哀求，无疑是对“教师”极大的心理考验。这本该是每个具备基本道德感的人都能做出的判断：实施电击总归是不能容忍的。
　　笔者认为，这是米尔格拉姆一系列实验的最大价值所在，他不仅以此揭露了人性，而且以实验的方式为人类提供了关于“权威”与“服从”的第一手材料，涉及政治学与人类公共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正如米尔格拉姆所说，正是因为我们没能简单地拒绝来自“权威”的不合理要求，独裁者才会永远存在。这也是汉娜·阿伦特所论述过的“平庸的恶”（banality of evil）。在人类生活中，特别是在权威国家里，本分地做着自己分内之事的普通人，他们或许内心并不带有那么多敌意，但恰恰是他们，可能会在毁灭性的活动中充当直接或间接的帮凶。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再次提醒我们，留在我们记忆中的纳粹等历史毒瘤，恐怕直接带有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实验的核心概念是“服从”，因此，我们审视历史、审视自身的关键之处也在于，我们为何服从？为何不反抗？从本书中，我们对此也能一窥端倪。
　　首先，据米氏实验来看，受试者接受主试命令对学生进行电击时，都会否认自身对电击行为负有责任。比如在实验4中，电焊工布鲁诺·巴塔将责任归于主试，认为自己只是拿钱参与实验，不得不执行命令。实验2中的钻床工杰克·华盛顿也认为自己只是遵照主试的命令行事。其他实验中的受试者也无不如此。显然，他们将自己定位为执行命令的工具，不承担道德责任。
　　其次，实验中“主试”所发出的命令，被无形中赋予了超越个人色彩的权威光环。当主试一步步命令受试者进行电击，受试者们觉得这个指令超越了主试个人，而是来自实验本身这个整体的要求，在这里，“实验本身”具有了超越单个个人的地位。比照历史，我们发现，纳粹对犹太人的残害也并非因为遵从希特勒一人之命，而是有着“消灭下等民族”这个宏大使命。米尔格拉姆在书中以“反人类变体特性”来概括这一点，认为人类有一种原始倾向：将原本源于人类且由人类维系的力量，赋予非人类的特征。如把人自身构筑的实验放在高于人的地位。
　　这种对责任的无视，也与人类生活的细化分工有关。如最惨无人道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办公室签署文件者、在路途中传达命令者、在现场执行任务者，都没有完整地经历整个迫害过程。由于社会系统的庞大和复杂，整体的行为被分解成（尽管是相连接的）片段，如米尔格拉姆所说：“没有一个人是邪恶行为的决策者来直面行为的结果。对行为负有全部责任的人消失了。”米尔格拉姆认为，这是一个独立运转的个体成为系统之一部分时，所必然要出现的改变。他将这种状态命名为“代理状态”（agentic state），意指个体在这种状态中认为自身只是执行他人命令的代理，而非自主行动。
　　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现在仍需时刻警惕这种“服从”在历史上造成的大规模迫害？笔者并不这样认为。无论是历史上的纳粹，还是米尔格拉姆在书中所感叹的“永远的独裁”，在当今世界都越来越没有基础。这是经济全球化状况下，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现代政治理念在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的必然后果。
　　尽管有着空前的实验数据，作者在本书中也仅仅对各个实验做了点评，并未作出比较完整的总结，这与丰富的实验数据相比显然不平衡。不过，不下系统性的全局判断，这又何尝不是学者可贵的谨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