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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导致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上升所带来企业行为的调整，当环境规制达到门槛值会驱动污染产业的转移和结构的本地升级，有效倒逼产业结构朝着低碳化方向调整。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环境规制与地区产业转移、结构升级均呈现U型关系，只有越过环境规制的门槛值，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其次，根据这两个门槛值可将产业结构变迁划分为外延式、半内涵式、内涵式发展三个阶段，而中国现阶段仍处于半内涵式发展阶段，即环境规制可以推动产业转移但不可以促进结构升级，其中，东、中部地区处于半内涵式阶段，西部地区则处于外延式发展阶段；最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针对企业“源头治理”的环保投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更明显。因此，加强地区环境规制强度，采取因地制宜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环保措施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对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结构转型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结构升级；门槛值
中图分类号 F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08-0107-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8.014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不同于之前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速度换挡和结构调整阵痛的“新常态”。与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偏热、不可持续发展造成环境污染加剧的“旧常态”相比，“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速的放缓，更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质量的提高。降速度、调结构、提质量的思路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谋而合，为了有效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中国积极探索经济-环境和谐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而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协调经济、环境的核心工具，一方面，产业结构直接关系到经济系统如何利用资源以及排放废物，产业结构既是自然资源投入的转换器，又是污染物数量和种类的控制体；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成本，在最大化利润的驱使下，企业调整生产行为引致产业结构变动。因此，我们有必要把结构调整和环境保护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将环境规制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激励，研究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对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结构转型的双赢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文献述评
学术界对环境保护与结构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影响环境质量的视角，所得结论并不一致。部分学者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污染排放的直接驱动因素，总体上会加重环境污染[1-2]；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产业结构调整能够降低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比重，促进清洁设备投资和环境技术的研发[3-4]。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不同，行政管理和自然条件也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于各地区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5]。然而，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措施是否也可以反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通过环境规制政策是否可能实现环境保护与结构转型的双赢，这方面的研究却鲜少涉及。因此，针对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这一研究缺口，现有文献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本文希冀可以对此有所贡献。
首先，现有研究在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的微观理论机制方面存在不足。例如，于立宏和贺媛[6]研究了以市场化价格机制为核心的能源替代战略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而姚昕和刘希颖[7]则集中于以碳税为主的减排政策的实施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这类研究大多集中于具体某项环保措施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缺乏综合性。本文构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基于更一般的环境规制视角，从环境规制下企业的行为决策出发，为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寻找合理的微观基础。事实上，环境规制的增强导致企业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上升，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必须相应调节自己的生产行为，诸如产品区位、组织结构、技术水平等，进而驱动产业结构的调整，这种微观基础正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激励。本文的研究扩展了产业结构调整将影响环境污染的单一路径，证明了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这一反向路径的存在，为实现环境保护与结构转型的双赢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现有文献在考虑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方向时，认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是非正即负的线性关系，通过建立线性模型进行经验分析，得出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结论[8-9]。然而，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是基于环境规制的增强导致企业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上升所带来的企业生产行为调整，可能依赖于环境规制本身的累积程度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简单地用线性关系描述是不准确的，但既有研究却没有对这种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因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验证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U型关系。环境规制影响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是否均具有门槛值？根据不同的门槛值，当前中国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处于何种阶段？如何利用环境规制倒逼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使得各地区实现环境保护与结构转型的双赢？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关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研究，现有文献局限在建立模型考察两者之间总体的关系。例如，廖明球[10]构建了基于节能减排的投入产出模型研究节能减排目标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原毅军等[11]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特征及空间异质性。但针对不同的环境规制方式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影响的差异，仅原毅军将环境规制区分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其他学者却鲜有涉及。由于环境规制政策有多种方式，不同方式的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哪一种环境规制方式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只有明确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影响差异，才能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选择最有效的环境规制方式，给政策制定者更多的启示。 综上，本文将构建理论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微观机制，选取指标与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形状、位置及方式多层面探讨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结构升级的关系，以期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钟茂初等：环境规制能否倒逼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年 第8期
2 理论模型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取决于环境规制作用下微观企业的行为决策，环境规制可以影响污染型生产的要素投入价格，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分析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导致企业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上升所带来的生产行为调整[12]。按照这一思路，参照Withers[13]的方法，假设一个经济体中有地区1和地区2，两个地区均存在大量同质的厂商。地区1内，代表性厂商A生产污染型产品和清洁型产品，其中，污染型和清洁型生产的要素价格分别为η1、ζ，污染型产品在地区1和地区2的价格分别为P1、P2，销量为Q1、Q2；清洁型产品的价格为Ps，销量为S。假设厂商劳动力、土地要素和环境成本折算成生产投入要素K，厂商投入要素βK用于污染型产品生产，（1-β）K用于清洁型产品生产，0<β<1。由于地区1生产的污染型产品运往地区2销售，在跨地区贸易中存在非常规又不能完全消除的成本，因此，引入系数0<γ<1，相当于厂商在地区2的售价实际为γP2。综上，厂商A的利润决策为：
Maxπ，π=P1Q1+γP2Q2+PSS-[η1β+ζ（1-β）]K（1）
下面分析环境规制改变生产成本的情况下厂商的决策行为。假定地区1施加了较强的环境规制，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提高为η1′，而清洁型生产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小，要素价格近似不变。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厂商调整生产战略以实现最优配置，主要有以下三种决策。
决策一：默默忍受环境规制带来的高成本。如果选择这种决策，那么企业污染型生产要素的价格提高，相应的利润为：
π1=P1Q1+γP2Q2+PSS-[η1′β+ζ（1-β）]K （2）
决策二：污染产业的转移。由于地区1施加了较强的环境规制，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提高，因此，企业会考虑将部分污染型生产转移至环境规制较低的地区2，地区2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为η2，为了简化模型，这里假设转移比率系数为1。此时在地区2生产的产品在地区1销售需要考虑跨地区贸易的成本问题，则厂商的利润为：
π2=γP1Q1+P2Q2+PSS-[η2β+ζ（1-β）]K（3）
决策三：产业结构的本地升级，地区1环境规制增强，因为清洁型生产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小，厂商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将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清洁型产品的生产，进行产品结构的本地升级。假设厂商投入要素β′K用于污染型产品生产，（1-β′）K用于清洁型产品生产，β′<β，此时地区1和地区2的销量分别为Q1′和Q2′，清洁型产品销量为S′，厂商利润为：
π3=P1Q1′+γP2Q2′+PSS′-[η1′β′+ζ（1-β′）]K （4）
厂商将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选择生产决策，以实现最优配置。将决策1和决策2比较，若π2>π1，可解得：
η1′>η2+（1-γ）（P1Q1-P2Q2）βK（5）
（5）式为厂商在环境规制影响下进行产业转移战略确定了一个门槛值，将（5）右侧式子记为η*。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厂商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η1′不断上升，当达到门槛值η时，即η1′>η，产业转移可以增加厂商的利润，厂商就会进行产业转移决策。
将决策1和决策3比较，若π3>π1，可解得：
η1′>ζ+P1（Q1′-Q1）+γP2（Q2′-Q2）+PS（S′-S）K（β′-β）（6）
（6）式为本地升级确定了一个门槛值，式中产量根据企业利润最优化可求解得出，限于篇幅，具体过程不再列出。将（6）右侧式子记为η**，显然，随着环境规制增强，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η1′不断上升，当η1′>η**时，达到门槛值η**，本地结构升级战略能增加企业利润，厂商进行本地结构升级的决策。
综上所述，若η1′η*或η1′>η**，企业将会选择决策2或决策3，进行产业转移或结构升级；若环境规制强度满足η1′>Max{η*，η**}时，厂商会在利润驱动下，同时进行产业转移与结构升级，并通过两种战略的叠加效应，共同推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
3 指标选取与计量模型
3.1 指标选取
本文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两个角度检验环境规制对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样本选取中国29个省市（不含西藏和海南）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以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综合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1）被解释变量之一：产业转移相对量。产业转移的测度可以归于两种：一是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来测度，二是利用相关指标的增减来判断。由于投入产出表编制时间是不连续的，采用方法一构建指标滞后性较强。因此，本文采取第二种方法，参照覃成林和熊雪如[14]的研究，利用区位熵指数衡量某一区域某一产业的空间分布情况，通过区位熵指数的差分测度地区产业转移相对量。区位熵指数及其差分构建如下：
TRki，t=lki，t/∑mk=1lki，t∑ni=1lki，t/∑nk=1∑ni=1lki，t ， （i=1，2，3……n； k=1，2，3……m） （7）
ΔTRki，t=（TRki，t-1-TRki，t） （8）
其中，i代表区域，t代表时期，k代表产业；lki，t代表从业人员数，TRki，t为区位熵指数，对区位熵指数TRki，t进行差分化处理，ΔTRki，t用来测度k产业的转移相对量。当ΔTRki，t>0时，表明k产业转出i区域；当ΔTRki，t<0时，表明k产业从i区域转入；当ΔTRki，t=0时，表明k产业在i区域既无转出也无转入。 采用k产业增加值占行业总增加值的比重Sikt作为权重，因此，区域i的产业转移相对量可以表示为（9）式，indtrait值越大，表示t时间i区域产业转移相对量越大。
indtrait=∑Kk=1ΔTRki，t*Sikt （9）
（2）被解释变量之二：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根据理论分析，产业结构的本地升级反映了污染型生产相对于清洁型生产比重的下降，即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产业部门。因此，本文借鉴黄亮雄等[15]的方法，从数量（比例关系）的增加和质量（生产率）的提高两方面构建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用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的本地升级，由下式表示：
indoptit=∑Kk=1Sikt*Fikt （10）
其中，Sikt为k产业的增加值占所有行业总增加值的比重，Fikt为t时间i地区k产业的生产率。由于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是体现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使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行业的生产率高低。基于DEA模型Malmquist指数的方法，采用两种要素投入（资本和劳动）和单一产出（行业工业总产值）进行测算，以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资本变量，从业人员人数作为劳动力投入指标，采用各行业工业总产值表示产出，衡量中国29个省市28个行业历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越大，代表地区产业结构的本地升级程度越高。
（3）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目前学界并没有统一的环境规制指标，关于环境规制的衡量国内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某种污染物治污水平、厂商受到稽查的严厉程度、治理污染总投资与企业总成本的比值等。但这些指标都是从环境规制的某一方面进行衡量，易造成研究结论的偏差，本文试图采用综合指数方法[16]构建环境规制综合体系，这套体系由一个目标层（环境规制综合指标）、3个评价指标层（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和若干个单项指标层构成。基于我国各类污染物排放的现状及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尘去除率、工业粉尘去除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五个单项指标，使用改进的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计算出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数能反映目前各地区环境规制的强度，以弥补之前利用单一的环境规制指标进行实证研究无法客观揭示环境规制整体状况的窘境。具体指标的构建可参考Maisseu和Voss[17]、李梦洁和杜威剑[18]。
（4）其他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和投资规模都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19]，为了控制这些因素对于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将地区经济发展指标人均GDP（pgdp）、开放程度指标进出口总额（trade）、投资规模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invest）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本文数据缺失值采用均值插补法进行补充。综上，模型中所涉及的指标及来源见表1。
表1 指标介绍及来源
Tab.1 Index introduction and source
3.2 模型构建
为了反映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及不同经济区域的差异，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于模型估计的影响，本文拟采用中国分地区（29个省、市、自治区）多年份（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模型。由于模型中控制变量涉及绝对数指标，而本文的被解释变量选取的是相对值指标，为了控制估计偏误以及异方差问题
，对文中涉及的相关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引入环境规制的二次项，验证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与结构升级影响的门槛值的存在，模型如下：
indit=β0+β1lreguit+β2lregu2it+β3lpgdpit+β4ltradeit+β5linvestit+ηi+εit
（11）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时间，产业结构调整指标ind包括产业转移指标（indtra）和本地结构升级指标（indopt），lregu2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的二次项，ηi为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影响因素，εit为误差项。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结构升级的影响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观察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发现，大多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 0.7以下，进一步考察方差膨胀因子（VIF），发现VIF均值为3.33，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小于10），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由于各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调整可能具有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是个连续的动态调整过程，因此，产业转移与结构调整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需要引入动态模型滞后项加以控制。但这又可能导致解释变量和随机扰动项相关，造成固定效应模型参数估计结果的偏误。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GMM）进行估计[20]。
首先，只考虑产业转移和环境规制的关系，如表2模型1所示。再加入人均 GDP、贸易量和投资规模等控制变量，以控制这些因素对于估计结果的影响，结果如模型2所示。可以看出，在 1%显著性水平下，环境规制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证实了理论假说，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存在一个门槛值，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地区产业转移相对量才会显著增加。同时，模型中控制变量大多显著且符号基本符合预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导致污染产业转移越多；地区开放程度越高，由于技术外溢效应企业可能获得更多的清洁技术从而减少了污染产业的转移。此外，产业转移滞后变量的符号为负，由于一定时期内，地区内污染企业数目基本变动不大，上一期污染企业转移越多，当期转移量将会减少。利用同样方法检验环境规制与本地结构升级的关系，如模型3、4所示，可以看出，环境规制与本地结构升级呈现U型关系，初期随着环境规制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下降，一旦越过拐点，环境规制会提高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即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值也是存在的，符合理论预期。同时，地区投资规模提高有利于产业的本地升级，而本地升级滞后变量的符号为正，由于产业的本地升级的过程具有一定连续性，因此，上期结构升级将对当期升级量产生正面影响。此外，模型的Hansen统计量均不显著，证明所采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验证了估计的有效性。 为了检验本文使用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数是否具有代表性，我们选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分析。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可以代表国家对于地区环境保护的资金支持，是衡量一个地区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和环境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21]。模型 5和模型6利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结构升级的关系，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结构升级仍然呈 U型关系，验证了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的可靠性以及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4.2 根据两个门槛值的三阶段划分
由模型2和模型4估计结果可推知，环境规制影响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门槛值分别为lregu=3.377 6和lregu=3.557 7。根据这两个门槛值，可以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首先，当环境规制强度对数值小于第一个门槛值3.377 6时，环境规制无法促进地区产业转移与本地升级，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转型难以实现，可定义这个阶段为外延式发展阶段；其次，当环境规制强度对数值介于3.377 6和3.557 7之间时，环境规制可以推动地区产业转移，但无法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本地升级，因此，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只能部分实现，属于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为半内涵式发展阶段；最后，当环境规制强度对数值大于3.557 7时，环境规制可以同时促进产业转移与本地升级，这也正是新常态的目标——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实现环境保护与结构调整的双赢，本文称这个阶段为内涵式发展阶段。
在确定了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门槛值及阶段划分后，关键是明确目前中国环境规制强度所处的阶段。由数据的统计性描述可知，对于全国的样本而言，环境规制综合指数（lregu）的均值为3.397 0，处于3.377 6-3.557 7之间，产业结构变迁刚刚步入半内涵式发展阶段，环境规制可以推动地区产业转移，但无法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本地升级。考虑到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规制强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分地区考察环境规制强度所处的位置。可以发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均值依次递减，其中，东部和中部环境规制综合指数（lregu）的均值分别为3.484 2和3.420 9，处于半内涵式发展阶段；而西部地区（lregu=3.300 4）则还没有跨过产业转移的门槛值，处于外延式发展阶段。因此，权衡环境与就业的关系必须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切不可一刀切。尤其是针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只有加强环境规制，才有可能使得产业结构变迁逐步由外延式发展过渡为半内涵式发展、内涵式发展，实现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的同
表2 基本估计结果
Tab.2 Basic estimation results
时达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的。
4.3 探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最有效的环境规制方式
不同的环境规制方式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不尽相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方式有很多种，具体包括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其中，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新建项目
图1 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及本地升级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local upgrading
注：图中标记处从左到右依次为西部位置、全国的位置、中部位置、东部位置。
表3 不同方式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结构升级的关系
Tab.3 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different ways， and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tructural upgrade
“三同时”环保投资都能够从源头上对企业进行规制以控制污染物的增加，属于针对企业的“源头治理”投资；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属于政府发挥作用的“末端治理”投资。
本文把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lregu1）、工业污染源治理（lregu2）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lregu3）作为环境规制的三种不同途径，分别考察其与地区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关系，以探讨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最有效的环境规制方式。考虑到环境规制各政策之间可能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为了避免实证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将三种不同方式的环境规制指标lregu1（模型1和模型2）、
lregu2（模型3和模型4）、lregu3（模型5和模型6）逐一加入模型进行回归，见表3。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U型关系稳定成立，这对于我们之前的结论形成了强有力的佐证。进一步观察各项环保投资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值大小，可以发现，lregu1、lregu2、lregu3与产业转移U型曲线的门槛值分别为4.234 8、
2.869 9和3.643 3，而本地结构升级的门槛值依次为5.189 9、3.226 7和4.446 6。如图2所示，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的U型曲线在最左边，最容易达到门槛值；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曲线在中间，次之；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最右边，最难实现促进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这可能是由于针对企业的“源头治理”投资更容易成为结构转型的内在激励，实现环境保护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红利。
而我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环保投资总额的比重一直最高，在2012年达到61.75%，其增长率也一直远远高于其他两者。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最低，2012年只占环保投资总额的6.10%，建设项目“三同时”环境投资稍高，但也仅达到总额的32.15%。因此，要想在改善环境的同时达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政府不仅要增强环境规制强度，更应注重环境规制的方式，加大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的比重，推动环境保护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的转变。 5 政策建议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导致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上升所带来企业行为的调整，当环境规制达到门槛值会驱动污染产业的转移和结构的本地升级，进而影响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与地区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分别呈现 U 型关系，即环境规制强度一旦越过门槛值，就能促进地区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②根据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两个门槛值，可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外延式发展、半内涵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而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强度仍处于可以促进产业转移但不可以实现本地升级的半内涵式发展阶段，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也处于半内涵式发展阶段，而西部地区还处于外延式发展阶段。③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值依次递增，因此，针对企业“源头治理”的环境投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更明显。
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环境问题的凸显，产业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环境相协调的主要手段，而环境保护与结构转型双赢的内涵式发展将是中国“新常态”的主要目标。因此，本文讨论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机制得出的研究结论蕴含了丰富的政策含义：5.1 加强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发挥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
政府应明确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是相互作
图2 不同方式环境规制对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影响的差异
Fig.2 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different ways，and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用关系，不应局限于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环境污染这一单一路径，还应该关注环境规制对地区污染产业的转移和本地结构升级的反作用，实现环境改善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双重红利。但是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结构升级的U型关系表明了门槛值的存在，只有越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才可以发挥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作用。结合中国目前的现实来看，全国的环境规制强度只能达到促进产业转移的门槛值，无法对本地结构升级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必须增强环境规制强度，尽早跨过环境规制与本地升级U型曲线的门槛值，进一步利用环境规制对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叠加效应，加快实现污染减排与结构调整的双赢。
5.2 采取因地制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切不可在全国范围内一刀切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规制强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变迁所处的阶段也有所不同，具体来说，东部和中部地区处于半内涵式发展阶段，而西部地区则处于外延式发展阶段。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切不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无差异环境政策，必须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因地制宜，采取最适合本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例如，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远未达到门槛值，环境规制无法有效促进地区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因此，西部地区必须重视环境问题，增强环境规制强度，尽早跨过U型曲线的拐点，从外延式发展逐步向半内涵式、内涵式发展过渡，实现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的同时达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的。
5.3 采取适宜的环境规制方式，推动环保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
不同的环境规制方式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在增强环境规制强度的同时应更注重环境规制的方式，只有采取适宜的方式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推动地区污染产业的转移和结构的本地升级。因此，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政府要合理调整环保投资的结构，加大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的比重，不再继续让政府主要发挥作用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家独大。只有以微观企业为主体，从污染的源头着手，才能带动以企业为主的“源头治理”，推动地区环境保护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的转变，促进地区污染产业的转移和本地产业的技术升级，最终实现环境规制对于环境改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红利。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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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orc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ZHONG Maochu LI Mengjie DU Weijian
（School of Economics，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terprises’ behavior by rising factors’ prices of pollution produc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ll make polluting industries transfer and upgrade structure locally when regulation intensity reaches the threshold. This paper uses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to test empirically and gets the results as follow： Firstl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tructural upgrading are the Ushaped.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ll result in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tructural upgrading only if it gets across the threshold. Secondly，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about epitaxy， semiconnotation and connotation are divided according to two thresholds. China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about semiconnotation， s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bring up industrial transfer instead of structural upgrading. Besides，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are in the phase of semiconnotation while the west is in the stage of epitaxy. Finally，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or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tructural upgrading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refore， the increase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appropriate polic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playing important rol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achieving a winwin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ucture restructuring； industry transfer； local upgrading； threshold value
关键词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结构升级；门槛值
中图分类号 F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08-0107-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8.014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不同于之前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速度换挡和结构调整阵痛的“新常态”。与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偏热、不可持续发展造成环境污染加剧的“旧常态”相比，“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速的放缓，更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质量的提高。降速度、调结构、提质量的思路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谋而合，为了有效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中国积极探索经济-环境和谐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而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协调经济、环境的核心工具，一方面，产业结构直接关系到经济系统如何利用资源以及排放废物，产业结构既是自然资源投入的转换器，又是污染物数量和种类的控制体；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成本，在最大化利润的驱使下，企业调整生产行为引致产业结构变动。因此，我们有必要把结构调整和环境保护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将环境规制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激励，研究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对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结构转型的双赢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文献述评
学术界对环境保护与结构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影响环境质量的视角，所得结论并不一致。部分学者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污染排放的直接驱动因素，总体上会加重环境污染[1-2]；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产业结构调整能够降低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比重，促进清洁设备投资和环境技术的研发[3-4]。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不同，行政管理和自然条件也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于各地区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5]。然而，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措施是否也可以反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通过环境规制政策是否可能实现环境保护与结构转型的双赢，这方面的研究却鲜少涉及。因此，针对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这一研究缺口，现有文献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本文希冀可以对此有所贡献。
首先，现有研究在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的微观理论机制方面存在不足。例如，于立宏和贺媛[6]研究了以市场化价格机制为核心的能源替代战略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而姚昕和刘希颖[7]则集中于以碳税为主的减排政策的实施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这类研究大多集中于具体某项环保措施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缺乏综合性。本文构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基于更一般的环境规制视角，从环境规制下企业的行为决策出发，为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寻找合理的微观基础。事实上，环境规制的增强导致企业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上升，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必须相应调节自己的生产行为，诸如产品区位、组织结构、技术水平等，进而驱动产业结构的调整，这种微观基础正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激励。本文的研究扩展了产业结构调整将影响环境污染的单一路径，证明了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这一反向路径的存在，为实现环境保护与结构转型的双赢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现有文献在考虑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方向时，认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是非正即负的线性关系，通过建立线性模型进行经验分析，得出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结论[8-9]。然而，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是基于环境规制的增强导致企业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上升所带来的企业生产行为调整，可能依赖于环境规制本身的累积程度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简单地用线性关系描述是不准确的，但既有研究却没有对这种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因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验证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U型关系。环境规制影响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是否均具有门槛值？根据不同的门槛值，当前中国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处于何种阶段？如何利用环境规制倒逼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使得各地区实现环境保护与结构转型的双赢？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关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研究，现有文献局限在建立模型考察两者之间总体的关系。例如，廖明球[10]构建了基于节能减排的投入产出模型研究节能减排目标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原毅军等[11]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特征及空间异质性。但针对不同的环境规制方式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影响的差异，仅原毅军将环境规制区分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其他学者却鲜有涉及。由于环境规制政策有多种方式，不同方式的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哪一种环境规制方式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只有明确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影响差异，才能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选择最有效的环境规制方式，给政策制定者更多的启示。 综上，本文将构建理论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微观机制，选取指标与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形状、位置及方式多层面探讨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结构升级的关系，以期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钟茂初等：环境规制能否倒逼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年 第8期
2 理论模型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取决于环境规制作用下微观企业的行为决策，环境规制可以影响污染型生产的要素投入价格，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分析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导致企业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上升所带来的生产行为调整[12]。按照这一思路，参照Withers[13]的方法，假设一个经济体中有地区1和地区2，两个地区均存在大量同质的厂商。地区1内，代表性厂商A生产污染型产品和清洁型产品，其中，污染型和清洁型生产的要素价格分别为η1、ζ，污染型产品在地区1和地区2的价格分别为P1、P2，销量为Q1、Q2；清洁型产品的价格为Ps，销量为S。假设厂商劳动力、土地要素和环境成本折算成生产投入要素K，厂商投入要素βK用于污染型产品生产，（1-β）K用于清洁型产品生产，0<β<1。由于地区1生产的污染型产品运往地区2销售，在跨地区贸易中存在非常规又不能完全消除的成本，因此，引入系数0<γ<1，相当于厂商在地区2的售价实际为γP2。综上，厂商A的利润决策为：
Maxπ，π=P1Q1+γP2Q2+PSS-[η1β+ζ（1-β）]K（1）
下面分析环境规制改变生产成本的情况下厂商的决策行为。假定地区1施加了较强的环境规制，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提高为η1′，而清洁型生产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小，要素价格近似不变。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厂商调整生产战略以实现最优配置，主要有以下三种决策。
决策一：默默忍受环境规制带来的高成本。如果选择这种决策，那么企业污染型生产要素的价格提高，相应的利润为：
π1=P1Q1+γP2Q2+PSS-[η1′β+ζ（1-β）]K （2）
决策二：污染产业的转移。由于地区1施加了较强的环境规制，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提高，因此，企业会考虑将部分污染型生产转移至环境规制较低的地区2，地区2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为η2，为了简化模型，这里假设转移比率系数为1。此时在地区2生产的产品在地区1销售需要考虑跨地区贸易的成本问题，则厂商的利润为：
π2=γP1Q1+P2Q2+PSS-[η2β+ζ（1-β）]K（3）
决策三：产业结构的本地升级，地区1环境规制增强，因为清洁型生产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小，厂商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将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清洁型产品的生产，进行产品结构的本地升级。假设厂商投入要素β′K用于污染型产品生产，（1-β′）K用于清洁型产品生产，β′<β，此时地区1和地区2的销量分别为Q1′和Q2′，清洁型产品销量为S′，厂商利润为：
π3=P1Q1′+γP2Q2′+PSS′-[η1′β′+ζ（1-β′）]K （4）
厂商将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选择生产决策，以实现最优配置。将决策1和决策2比较，若π2>π1，可解得：
η1′>η2+（1-γ）（P1Q1-P2Q2）βK（5）
（5）式为厂商在环境规制影响下进行产业转移战略确定了一个门槛值，将（5）右侧式子记为η*。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厂商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η1′不断上升，当达到门槛值η时，即η1′>η，产业转移可以增加厂商的利润，厂商就会进行产业转移决策。
将决策1和决策3比较，若π3>π1，可解得：
η1′>ζ+P1（Q1′-Q1）+γP2（Q2′-Q2）+PS（S′-S）K（β′-β）（6）
（6）式为本地升级确定了一个门槛值，式中产量根据企业利润最优化可求解得出，限于篇幅，具体过程不再列出。将（6）右侧式子记为η**，显然，随着环境规制增强，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η1′不断上升，当η1′>η**时，达到门槛值η**，本地结构升级战略能增加企业利润，厂商进行本地结构升级的决策。
综上所述，若η1′
3 指标选取与计量模型
3.1 指标选取
本文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两个角度检验环境规制对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样本选取中国29个省市（不含西藏和海南）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以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综合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1）被解释变量之一：产业转移相对量。产业转移的测度可以归于两种：一是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来测度，二是利用相关指标的增减来判断。由于投入产出表编制时间是不连续的，采用方法一构建指标滞后性较强。因此，本文采取第二种方法，参照覃成林和熊雪如[14]的研究，利用区位熵指数衡量某一区域某一产业的空间分布情况，通过区位熵指数的差分测度地区产业转移相对量。区位熵指数及其差分构建如下：
TRki，t=lki，t/∑mk=1lki，t∑ni=1lki，t/∑nk=1∑ni=1lki，t ， （i=1，2，3……n； k=1，2，3……m） （7）
ΔTRki，t=（TRki，t-1-TRki，t） （8）
其中，i代表区域，t代表时期，k代表产业；lki，t代表从业人员数，TRki，t为区位熵指数，对区位熵指数TRki，t进行差分化处理，ΔTRki，t用来测度k产业的转移相对量。当ΔTRki，t>0时，表明k产业转出i区域；当ΔTRki，t<0时，表明k产业从i区域转入；当ΔTRki，t=0时，表明k产业在i区域既无转出也无转入。 采用k产业增加值占行业总增加值的比重Sikt作为权重，因此，区域i的产业转移相对量可以表示为（9）式，indtrait值越大，表示t时间i区域产业转移相对量越大。
indtrait=∑Kk=1ΔTRki，t*Sikt （9）
（2）被解释变量之二：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根据理论分析，产业结构的本地升级反映了污染型生产相对于清洁型生产比重的下降，即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产业部门。因此，本文借鉴黄亮雄等[15]的方法，从数量（比例关系）的增加和质量（生产率）的提高两方面构建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用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的本地升级，由下式表示：
indoptit=∑Kk=1Sikt*Fikt （10）
其中，Sikt为k产业的增加值占所有行业总增加值的比重，Fikt为t时间i地区k产业的生产率。由于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是体现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使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行业的生产率高低。基于DEA模型Malmquist指数的方法，采用两种要素投入（资本和劳动）和单一产出（行业工业总产值）进行测算，以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资本变量，从业人员人数作为劳动力投入指标，采用各行业工业总产值表示产出，衡量中国29个省市28个行业历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越大，代表地区产业结构的本地升级程度越高。
（3）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目前学界并没有统一的环境规制指标，关于环境规制的衡量国内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某种污染物治污水平、厂商受到稽查的严厉程度、治理污染总投资与企业总成本的比值等。但这些指标都是从环境规制的某一方面进行衡量，易造成研究结论的偏差，本文试图采用综合指数方法[16]构建环境规制综合体系，这套体系由一个目标层（环境规制综合指标）、3个评价指标层（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和若干个单项指标层构成。基于我国各类污染物排放的现状及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尘去除率、工业粉尘去除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五个单项指标，使用改进的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计算出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数能反映目前各地区环境规制的强度，以弥补之前利用单一的环境规制指标进行实证研究无法客观揭示环境规制整体状况的窘境。具体指标的构建可参考Maisseu和Voss[17]、李梦洁和杜威剑[18]。
（4）其他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和投资规模都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19]，为了控制这些因素对于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将地区经济发展指标人均GDP（pgdp）、开放程度指标进出口总额（trade）、投资规模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invest）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本文数据缺失值采用均值插补法进行补充。综上，模型中所涉及的指标及来源见表1。
表1 指标介绍及来源
Tab.1 Index introduction and source
3.2 模型构建
为了反映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及不同经济区域的差异，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于模型估计的影响，本文拟采用中国分地区（29个省、市、自治区）多年份（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模型。由于模型中控制变量涉及绝对数指标，而本文的被解释变量选取的是相对值指标，为了控制估计偏误以及异方差问题
，对文中涉及的相关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引入环境规制的二次项，验证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与结构升级影响的门槛值的存在，模型如下：
indit=β0+β1lreguit+β2lregu2it+β3lpgdpit+β4ltradeit+β5linvestit+ηi+εit
（11）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时间，产业结构调整指标ind包括产业转移指标（indtra）和本地结构升级指标（indopt），lregu2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的二次项，ηi为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影响因素，εit为误差项。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结构升级的影响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观察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发现，大多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 0.7以下，进一步考察方差膨胀因子（VIF），发现VIF均值为3.33，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小于10），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由于各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调整可能具有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是个连续的动态调整过程，因此，产业转移与结构调整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需要引入动态模型滞后项加以控制。但这又可能导致解释变量和随机扰动项相关，造成固定效应模型参数估计结果的偏误。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GMM）进行估计[20]。
首先，只考虑产业转移和环境规制的关系，如表2模型1所示。再加入人均 GDP、贸易量和投资规模等控制变量，以控制这些因素对于估计结果的影响，结果如模型2所示。可以看出，在 1%显著性水平下，环境规制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证实了理论假说，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存在一个门槛值，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地区产业转移相对量才会显著增加。同时，模型中控制变量大多显著且符号基本符合预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导致污染产业转移越多；地区开放程度越高，由于技术外溢效应企业可能获得更多的清洁技术从而减少了污染产业的转移。此外，产业转移滞后变量的符号为负，由于一定时期内，地区内污染企业数目基本变动不大，上一期污染企业转移越多，当期转移量将会减少。利用同样方法检验环境规制与本地结构升级的关系，如模型3、4所示，可以看出，环境规制与本地结构升级呈现U型关系，初期随着环境规制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下降，一旦越过拐点，环境规制会提高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即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值也是存在的，符合理论预期。同时，地区投资规模提高有利于产业的本地升级，而本地升级滞后变量的符号为正，由于产业的本地升级的过程具有一定连续性，因此，上期结构升级将对当期升级量产生正面影响。此外，模型的Hansen统计量均不显著，证明所采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验证了估计的有效性。 为了检验本文使用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数是否具有代表性，我们选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分析。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可以代表国家对于地区环境保护的资金支持，是衡量一个地区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和环境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21]。模型 5和模型6利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结构升级的关系，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结构升级仍然呈 U型关系，验证了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的可靠性以及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4.2 根据两个门槛值的三阶段划分
由模型2和模型4估计结果可推知，环境规制影响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门槛值分别为lregu=3.377 6和lregu=3.557 7。根据这两个门槛值，可以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首先，当环境规制强度对数值小于第一个门槛值3.377 6时，环境规制无法促进地区产业转移与本地升级，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转型难以实现，可定义这个阶段为外延式发展阶段；其次，当环境规制强度对数值介于3.377 6和3.557 7之间时，环境规制可以推动地区产业转移，但无法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本地升级，因此，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只能部分实现，属于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为半内涵式发展阶段；最后，当环境规制强度对数值大于3.557 7时，环境规制可以同时促进产业转移与本地升级，这也正是新常态的目标——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实现环境保护与结构调整的双赢，本文称这个阶段为内涵式发展阶段。
在确定了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门槛值及阶段划分后，关键是明确目前中国环境规制强度所处的阶段。由数据的统计性描述可知，对于全国的样本而言，环境规制综合指数（lregu）的均值为3.397 0，处于3.377 6-3.557 7之间，产业结构变迁刚刚步入半内涵式发展阶段，环境规制可以推动地区产业转移，但无法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本地升级。考虑到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规制强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分地区考察环境规制强度所处的位置。可以发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均值依次递减，其中，东部和中部环境规制综合指数（lregu）的均值分别为3.484 2和3.420 9，处于半内涵式发展阶段；而西部地区（lregu=3.300 4）则还没有跨过产业转移的门槛值，处于外延式发展阶段。因此，权衡环境与就业的关系必须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切不可一刀切。尤其是针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只有加强环境规制，才有可能使得产业结构变迁逐步由外延式发展过渡为半内涵式发展、内涵式发展，实现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的同
表2 基本估计结果
Tab.2 Basic estimation results
时达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的。
4.3 探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最有效的环境规制方式
不同的环境规制方式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不尽相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方式有很多种，具体包括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其中，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新建项目
图1 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及本地升级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local upgrading
注：图中标记处从左到右依次为西部位置、全国的位置、中部位置、东部位置。
表3 不同方式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结构升级的关系
Tab.3 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different ways， and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tructural upgrade
“三同时”环保投资都能够从源头上对企业进行规制以控制污染物的增加，属于针对企业的“源头治理”投资；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属于政府发挥作用的“末端治理”投资。
本文把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lregu1）、工业污染源治理（lregu2）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lregu3）作为环境规制的三种不同途径，分别考察其与地区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关系，以探讨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最有效的环境规制方式。考虑到环境规制各政策之间可能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为了避免实证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将三种不同方式的环境规制指标lregu1（模型1和模型2）、
lregu2（模型3和模型4）、lregu3（模型5和模型6）逐一加入模型进行回归，见表3。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U型关系稳定成立，这对于我们之前的结论形成了强有力的佐证。进一步观察各项环保投资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值大小，可以发现，lregu1、lregu2、lregu3与产业转移U型曲线的门槛值分别为4.234 8、
2.869 9和3.643 3，而本地结构升级的门槛值依次为5.189 9、3.226 7和4.446 6。如图2所示，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的U型曲线在最左边，最容易达到门槛值；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曲线在中间，次之；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最右边，最难实现促进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这可能是由于针对企业的“源头治理”投资更容易成为结构转型的内在激励，实现环境保护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红利。
而我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环保投资总额的比重一直最高，在2012年达到61.75%，其增长率也一直远远高于其他两者。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最低，2012年只占环保投资总额的6.10%，建设项目“三同时”环境投资稍高，但也仅达到总额的32.15%。因此，要想在改善环境的同时达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政府不仅要增强环境规制强度，更应注重环境规制的方式，加大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的比重，推动环境保护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的转变。 5 政策建议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导致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上升所带来企业行为的调整，当环境规制达到门槛值会驱动污染产业的转移和结构的本地升级，进而影响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与地区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分别呈现 U 型关系，即环境规制强度一旦越过门槛值，就能促进地区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②根据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两个门槛值，可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外延式发展、半内涵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而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强度仍处于可以促进产业转移但不可以实现本地升级的半内涵式发展阶段，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也处于半内涵式发展阶段，而西部地区还处于外延式发展阶段。③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值依次递增，因此，针对企业“源头治理”的环境投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更明显。
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环境问题的凸显，产业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环境相协调的主要手段，而环境保护与结构转型双赢的内涵式发展将是中国“新常态”的主要目标。因此，本文讨论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机制得出的研究结论蕴含了丰富的政策含义：5.1 加强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发挥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
政府应明确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是相互作
图2 不同方式环境规制对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影响的差异
Fig.2 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different ways，and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用关系，不应局限于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环境污染这一单一路径，还应该关注环境规制对地区污染产业的转移和本地结构升级的反作用，实现环境改善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双重红利。但是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结构升级的U型关系表明了门槛值的存在，只有越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才可以发挥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作用。结合中国目前的现实来看，全国的环境规制强度只能达到促进产业转移的门槛值，无法对本地结构升级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必须增强环境规制强度，尽早跨过环境规制与本地升级U型曲线的门槛值，进一步利用环境规制对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叠加效应，加快实现污染减排与结构调整的双赢。
5.2 采取因地制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切不可在全国范围内一刀切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规制强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变迁所处的阶段也有所不同，具体来说，东部和中部地区处于半内涵式发展阶段，而西部地区则处于外延式发展阶段。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切不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无差异环境政策，必须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因地制宜，采取最适合本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例如，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远未达到门槛值，环境规制无法有效促进地区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因此，西部地区必须重视环境问题，增强环境规制强度，尽早跨过U型曲线的拐点，从外延式发展逐步向半内涵式、内涵式发展过渡，实现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的同时达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的。
5.3 采取适宜的环境规制方式，推动环保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
不同的环境规制方式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在增强环境规制强度的同时应更注重环境规制的方式，只有采取适宜的方式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推动地区污染产业的转移和结构的本地升级。因此，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政府要合理调整环保投资的结构，加大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的比重，不再继续让政府主要发挥作用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家独大。只有以微观企业为主体，从污染的源头着手，才能带动以企业为主的“源头治理”，推动地区环境保护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的转变，促进地区污染产业的转移和本地产业的技术升级，最终实现环境规制对于环境改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红利。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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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orc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ZHONG Maochu LI Mengjie DU Weijian
（School of Economics，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terprises’ behavior by rising factors’ prices of pollution produc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ll make polluting industries transfer and upgrade structure locally when regulation intensity reaches the threshold. This paper uses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to test empirically and gets the results as follow： Firstl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tructural upgrading are the Ushaped.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ll result in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tructural upgrading only if it gets across the threshold. Secondly，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about epitaxy， semiconnotation and connotation are divided according to two thresholds. China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about semiconnotation， s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bring up industrial transfer instead of structural upgrading. Besides，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are in the phase of semiconnotation while the west is in the stage of epitaxy. Finally，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or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tructural upgrading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refore， the increase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appropriate polic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playing important rol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achieving a winwin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ucture restructuring； industry transfer； local upgrading； threshold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