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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泰戈尔和许地山分别是印度和中国同时代的偏向温情的作家，他们笔下的人物充满着人道主义关怀，但又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泰戈尔承继古印度吠陀哲学中的思想认为世界因爱而生，思想中呈现出泛爱主义思想，作品在主色调的呈现上也偏向明媚光亮。许地山更多地从宗教中获得慰藉，思想中呈现出宗教救赎的思想，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更多的悲观色彩。本文从泰戈尔和许地山的所处的时代背景，各自的成长经历和性格特点去深入分析出造成二人自救与他救的原因。
关键词：泰戈尔；许地山；泛爱主义；宗教救赎；自救；他救
一：绪论
泰戈尔继承了古印度吠陀哲学中的思想，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爱，宣扬对万物慈悲为怀的修养和献身于爱这一无限真理。所以他“以一切亲子之爱、夫妇之爱、恋人之爱、爱国主义之爱……”1，呈现出浓重的泛爱主义思想。泰戈尔虽然持有神论和“梵我如一”的世界观，但他坚持“神”是实在的，而不是虚无的，认为梵我同真，梵要通过我来显现，并坚持入世、愛世，主张将爱带入人间，通过我爱的本真去感化这个世界。所以泰戈尔更注重人在实践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一种积极的自救思想。致使泰戈尔以一种极大的热情去感知这个世界并向这个世界表达爱。也就是这种对爱的感知和物化爱的能力使得泰戈尔在作品上是一个集大成者——“在他长达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五十多部诗集、二十余种戏剧、近百篇短片小说、十二部中长篇小说……”2。不仅如此泰戈尔还是著名社会活动家、艺术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在他有生之年游历或拜访了众多欧洲或亚洲国家，宣传他爱的哲学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心愿。泰戈尔如此旺盛的精力最为主要的是泰戈尔内在支撑力的强大，是内在力量的一种体现。
许地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怪才，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宗教哲学史学专家和爱国民主战士。许地山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中国下也是过着颠沛流离、坎坷困顿的生活，但在此状况下许地山却能潜下心来不同层次地接受基督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的洗礼。最终形成他以道教为核心，吸收佛教和基督教的合理成分构成自己思想来源。在这种不同文化的杂糅下也促使他在作品呈现中含有较重的宗教色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浓郁的宗教色彩下也笼罩着或多或少的悲观情绪，许地山认为人生而不幸，同时许地山是善良的，自己支撑不来的信仰转而寄希望于他者——宗教救赎。较之泰戈尔，许地山身上这种悲戚之态也与他吸收了基督教教义里人生而有罪的原罪论相关。所以许地山作品中充斥着更多的是爱而无望的空灵与悲怆。
虽然泰戈尔持泛爱主义的自救思想，许地山呈现出宗教救赎的他救思想，但二人殊途同归地走向人道主义，是心怀善念的温情作家。许地山在心中也将泰戈尔称为“知音长者”，但是是什么使得两位心存善念的人道主义作家呈现出较大出入的泛爱主义的自救思想和宗教救赎的他救思想的呢？笔者将结合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各自的成长经历和性格特点等来探寻一二。
二：山河破碎的大局，各安天命的小局
泰戈尔出生于1861年5月7日，是印度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的一户婆罗门种姓家庭。泰戈尔深受孟加拉的三个运动的影响，即宗教改革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这三个运动的共同特征是打破已有的，建立崭新的。尤其是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体现的是全世界的殖民地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共同奋斗目标。所以这时的泰戈尔不仅积极倡导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还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国家对其他弱小国家的入侵和掠夺。
但在印度的历史上，印度一直都呈现的是分崩离析的状态，所以相比于现实生活，印度人更关注来世的永生问题，所以浓郁的宗教氛围与出世精神赋予了印度以统一性的文化因素，“解脱”是印度人的最高理想，这可以说是印度大多数人心理的真实想法。但泰戈尔骨子里却呈现出不同的特质，这以泰戈尔的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泰戈尔的父亲对宗教改革持有满腔热忱，并且对待孩子既严厉，又开明。他一边培养孩子们虔诚的宗教情感，一方面又给予孩子充分地选择权。同时家里还总是定期展开宗教和哲学问题的讨论，有时还进行戏剧演出、诗歌朗诵等文娱活动。所以即使印度大的环境是糟糕的，而泰戈尔的成长环境却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双重达标的，造就了泰戈尔乐观积极的生活心态。
许地山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出生于1893年2月14日，诞生于台湾省台南府城。而接着就赶上甲午中日战争，1895年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许地山的父亲临危受命出任台湾筹防局团练局统领，但很快败北，逃亡汕北。自此许地山一家多数情况下都是颠沛流离的。而许地山的母亲醉心于佛法，“许地山生长在这样一个即爱国又崇佛，既有民族民主思想又恪守传统道德的家庭里。”3，所以后来许地山在《空山灵雨·弁言》回忆起来说“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可见许地山在童年和青年时期过得十分惨淡，在一个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并没出现一个强大的自我或父亲形象去足够支撑起一股强大的信念，所以这就为许地山从宗教救赎角度寻求他救奠定了一个基础。
三：许地山他救中的泰戈尔因素
在许地山心中泰戈尔是他在寻求他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对泰戈尔穿着的刻意模仿、对泰戈尔作品和思想的传播。有迹可循的是许地山在1913年第一次看见泰戈尔的画像，并听得别人对泰戈尔的多加赞美与崇敬之情后，就开始大量的阅读泰戈尔的诗集。并且翻译出大量泰戈尔作品和印度相关文学作品，成为一个著名的印度文学专家。可看出泰戈尔对许地山的影响是从许地山开始接触泰戈尔的作品开始的，泰戈尔作品中的泛爱主义对许地山来说恰于久旱逢甘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抚平许地山忍而不发的创伤。甚至到了燕京大学，许地山不仅大力推崇泰戈尔。而且还请来了徐志摩对泰戈尔的生平与创作进行介绍。平时，甚至在着装上也向泰戈尔靠拢，肩披长发，身着一件自行设计的无领、下缘毛边的褐色长袍。在一九二六年，在结束了留英生活的契机下，回国前直奔印度，终于见到了他崇拜已久在精神上给予他莫大支撑的泰戈尔，两人侃侃而谈，像多年的友人，并且临别时互赠了礼品。日后许地山每每同别人说起此时，总是非常激动地说：“我读他的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我真见其人了，” 他亲切地称泰戈尔为“知音长者”。
许地山对泰戈尔崇敬的根本更多的是二者在气节与品行上面的契合，二人都是从善如流的温情作家和民族爱国战士，在崇敬背后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亲切感。但泰戈尔与许地山也是不同的，泰戈尔的作品中充满着爱意、和谐和希望，更充分肯定自我的力量，是内心足够强大的战士。而许地山无疑是脆弱的和敏感的，颠沛流离的遭遇使得许地山对前途充满迷茫，他需要不断地从外界获得力量去支撑起早已千疮百孔的内心，所以除了在宗教救赎中获得外，泰戈尔泛爱主义的思想观也能够给予许地山以信心。以此来看泰戈尔除了是许地山的“知音长者”外，也是许地山的“精神导师”，是他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注释：
[1]《文学周报》第118期，1924年4月21日.
[2]张羽，《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4月。
[3]周俟松、杜汝森编，《许地山研究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周俟松、杜汝森编，《许地山研究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2]张羽，《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4月.
[3] 《文学周报》第118期，1924年4月21日.
作者简介：
马娈（1993—），女，汉族，籍贯：天津，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关键词：泰戈尔；许地山；泛爱主义；宗教救赎；自救；他救
一：绪论
泰戈尔继承了古印度吠陀哲学中的思想，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爱，宣扬对万物慈悲为怀的修养和献身于爱这一无限真理。所以他“以一切亲子之爱、夫妇之爱、恋人之爱、爱国主义之爱……”1，呈现出浓重的泛爱主义思想。泰戈尔虽然持有神论和“梵我如一”的世界观，但他坚持“神”是实在的，而不是虚无的，认为梵我同真，梵要通过我来显现，并坚持入世、愛世，主张将爱带入人间，通过我爱的本真去感化这个世界。所以泰戈尔更注重人在实践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一种积极的自救思想。致使泰戈尔以一种极大的热情去感知这个世界并向这个世界表达爱。也就是这种对爱的感知和物化爱的能力使得泰戈尔在作品上是一个集大成者——“在他长达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五十多部诗集、二十余种戏剧、近百篇短片小说、十二部中长篇小说……”2。不仅如此泰戈尔还是著名社会活动家、艺术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在他有生之年游历或拜访了众多欧洲或亚洲国家，宣传他爱的哲学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心愿。泰戈尔如此旺盛的精力最为主要的是泰戈尔内在支撑力的强大，是内在力量的一种体现。
许地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怪才，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宗教哲学史学专家和爱国民主战士。许地山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中国下也是过着颠沛流离、坎坷困顿的生活，但在此状况下许地山却能潜下心来不同层次地接受基督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的洗礼。最终形成他以道教为核心，吸收佛教和基督教的合理成分构成自己思想来源。在这种不同文化的杂糅下也促使他在作品呈现中含有较重的宗教色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浓郁的宗教色彩下也笼罩着或多或少的悲观情绪，许地山认为人生而不幸，同时许地山是善良的，自己支撑不来的信仰转而寄希望于他者——宗教救赎。较之泰戈尔，许地山身上这种悲戚之态也与他吸收了基督教教义里人生而有罪的原罪论相关。所以许地山作品中充斥着更多的是爱而无望的空灵与悲怆。
虽然泰戈尔持泛爱主义的自救思想，许地山呈现出宗教救赎的他救思想，但二人殊途同归地走向人道主义，是心怀善念的温情作家。许地山在心中也将泰戈尔称为“知音长者”，但是是什么使得两位心存善念的人道主义作家呈现出较大出入的泛爱主义的自救思想和宗教救赎的他救思想的呢？笔者将结合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各自的成长经历和性格特点等来探寻一二。
二：山河破碎的大局，各安天命的小局
泰戈尔出生于1861年5月7日，是印度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的一户婆罗门种姓家庭。泰戈尔深受孟加拉的三个运动的影响，即宗教改革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这三个运动的共同特征是打破已有的，建立崭新的。尤其是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体现的是全世界的殖民地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共同奋斗目标。所以这时的泰戈尔不仅积极倡导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还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国家对其他弱小国家的入侵和掠夺。
但在印度的历史上，印度一直都呈现的是分崩离析的状态，所以相比于现实生活，印度人更关注来世的永生问题，所以浓郁的宗教氛围与出世精神赋予了印度以统一性的文化因素，“解脱”是印度人的最高理想，这可以说是印度大多数人心理的真实想法。但泰戈尔骨子里却呈现出不同的特质，这以泰戈尔的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泰戈尔的父亲对宗教改革持有满腔热忱，并且对待孩子既严厉，又开明。他一边培养孩子们虔诚的宗教情感，一方面又给予孩子充分地选择权。同时家里还总是定期展开宗教和哲学问题的讨论，有时还进行戏剧演出、诗歌朗诵等文娱活动。所以即使印度大的环境是糟糕的，而泰戈尔的成长环境却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双重达标的，造就了泰戈尔乐观积极的生活心态。
许地山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出生于1893年2月14日，诞生于台湾省台南府城。而接着就赶上甲午中日战争，1895年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许地山的父亲临危受命出任台湾筹防局团练局统领，但很快败北，逃亡汕北。自此许地山一家多数情况下都是颠沛流离的。而许地山的母亲醉心于佛法，“许地山生长在这样一个即爱国又崇佛，既有民族民主思想又恪守传统道德的家庭里。”3，所以后来许地山在《空山灵雨·弁言》回忆起来说“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可见许地山在童年和青年时期过得十分惨淡，在一个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并没出现一个强大的自我或父亲形象去足够支撑起一股强大的信念，所以这就为许地山从宗教救赎角度寻求他救奠定了一个基础。
三：许地山他救中的泰戈尔因素
在许地山心中泰戈尔是他在寻求他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对泰戈尔穿着的刻意模仿、对泰戈尔作品和思想的传播。有迹可循的是许地山在1913年第一次看见泰戈尔的画像，并听得别人对泰戈尔的多加赞美与崇敬之情后，就开始大量的阅读泰戈尔的诗集。并且翻译出大量泰戈尔作品和印度相关文学作品，成为一个著名的印度文学专家。可看出泰戈尔对许地山的影响是从许地山开始接触泰戈尔的作品开始的，泰戈尔作品中的泛爱主义对许地山来说恰于久旱逢甘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抚平许地山忍而不发的创伤。甚至到了燕京大学，许地山不仅大力推崇泰戈尔。而且还请来了徐志摩对泰戈尔的生平与创作进行介绍。平时，甚至在着装上也向泰戈尔靠拢，肩披长发，身着一件自行设计的无领、下缘毛边的褐色长袍。在一九二六年，在结束了留英生活的契机下，回国前直奔印度，终于见到了他崇拜已久在精神上给予他莫大支撑的泰戈尔，两人侃侃而谈，像多年的友人，并且临别时互赠了礼品。日后许地山每每同别人说起此时，总是非常激动地说：“我读他的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我真见其人了，” 他亲切地称泰戈尔为“知音长者”。
许地山对泰戈尔崇敬的根本更多的是二者在气节与品行上面的契合，二人都是从善如流的温情作家和民族爱国战士，在崇敬背后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亲切感。但泰戈尔与许地山也是不同的，泰戈尔的作品中充满着爱意、和谐和希望，更充分肯定自我的力量，是内心足够强大的战士。而许地山无疑是脆弱的和敏感的，颠沛流离的遭遇使得许地山对前途充满迷茫，他需要不断地从外界获得力量去支撑起早已千疮百孔的内心，所以除了在宗教救赎中获得外，泰戈尔泛爱主义的思想观也能够给予许地山以信心。以此来看泰戈尔除了是许地山的“知音长者”外，也是许地山的“精神导师”，是他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注释：
[1]《文学周报》第118期，1924年4月21日.
[2]张羽，《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4月。
[3]周俟松、杜汝森编，《许地山研究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周俟松、杜汝森编，《许地山研究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2]张羽，《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4月.
[3] 《文学周报》第118期，1924年4月21日.
作者简介：
马娈（1993—），女，汉族，籍贯：天津，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