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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了第一部，就会有第二部、第三部……我希望形成一个‘三线生活’系列故事。”
距《我11》正式上映只有一个半月，王小帅正配合影片发行方开启一轮紧锣密鼓的宣传造势。当记者赶到位于酒仙桥星城国际大厦的王小帅工作室时，开门接待的工作人员轻声示意，王小帅正接受着一家网络媒体的专访。5分钟后采访结束，他一边起身送客一边招呼我们，“自己的‘孩子’要出来见人了，总得吆喝吆喝。”
上午8点就开始陆续接受媒体采访；下午一点半携主演出席新闻发布会；下午6点多回到工作室，继续接受媒体专访；而《综艺》预约的采访时间是晚7:30。“这说明《我11》也是大片嘛，宣传得跟上”——面对如此密集的安排，王小帅习惯性地摸摸头顶，面容疲惫但不失精神。“我拍电影始终是以‘有什么感受要表达、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创作冲动、有什么能触动我’为方向，而不是面向市场机械化生产。如果完全是一种职业化、没有什么冲动的拍摄，我会觉得不快乐。”
“三线”题材 还将拍下去
提及《我11》的筹备过程，王小帅的思绪再次回到2003年《青红》创作期：“那是中国电影自下而上市场化的时期，拍《青红》的决定让身边很多人都纳闷，毕竟故事题材、背景都不讨好。”但王小帅还是坚持了这个项目，因为“‘三线’题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提出从战略需要出发，根据战略位置的不同，将我国各地区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三线基本为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内陆地区。当时的三线建设包括众多援川、援藏项目）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找机会要拍的东西”。《我11》的剧本可追溯到十几年前，在其2000年拍摄《十七岁的单车》时就萌发了创作念头，但当时条件和机会均不成熟，直到推出《青红》，“三线题材浮出市场，观众对此背景多少有了了解。”此外，在王小帅看来，近两年国内电影市场上也比较缺乏这类个人印记浓厚的“少年成长电影”。
《我11》的故事先于《青红》七八年，讲述了1974-1976年间发生的一段青春往事：一名11岁的小男孩目睹了一桩“杀人事件”，严格意义上算是《青红》的先奏。主角小男孩王憨的人物原型在很多报道中被认为是11岁时的王小帅本人，对此他并不否认。“拍这两部电影的动机确实很个人，‘三线’建设是一段历史，而且是不太为大多现在的人所知的历史，甚至被屏蔽、封存，这个大背景下小人物的经历需要被提及。同时，故事发生的时段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大拐点是‘连上’的，希望带给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一种感喟，也希望能与不同的观众分享这段独特记忆。”
谈到近几年的创作，王小帅笑言2008年上映的《左右》和2010年上映的《日照重庆》是“插队”拍摄的，他其实挺想一鼓作气拍三线题材，《我11》提上拍摄日程更多是因为该项目向法国方面申请的南方基金期限将至。该片同时也是2010年中法签署合拍框架协议（即《中法电影合拍协议》）后第一部试水中法合拍的电影，得益于该协议的签订，影片将在两地市场都享受国产片待遇。王小帅介绍，影片的前期拍摄基本上完全由他自己的公司北京冬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投资，“当时拍摄条件越来越糟糕，很多老三线工厂都消失了，我心里很焦急，所以就算市场时机还不够好，也得拍。”剧组几乎是将荒草杂生的空楼复原成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连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都不放过，“这正是影片最烧钱的部分，再加上整个团队较真儿的创作态度，所以我老说这个电影耗费‘巨资’。”法国方面的支持则更多体现在录音、调光、剪辑等后期制作上。
“我觉得还有更多东西需要挖掘出来，拍了第一部，就会有第二部、第三部⋯⋯我希望形成一个‘三线生活’系列故事，将要表达的东西延伸。这也是我在创作层面的理想吧，哪怕是自己为此埋单。”他同时表示自已正在做一部有关三线工厂的纪录片。为何执著于这个题材？“电影有记录功能，时代匆忙往前走，很多东西被遗忘。三线建设影响了这么多家庭，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留下点记忆和痕迹。”
市场 有了更大空间
多位青年导演选择四五月份推出各自电影，王小帅觉得巧合的成分更多。“今年出现这个情况确实很有意思，其实我觉得更多是大家恰好赶上这个时机。”在大众看来“不约而同”的集结上画，实则是各青年导演电影项目制作周期的自然定档。《我11》算是特例，去年就已拍摄完成，但由于各方原因推至今年才上映，发行方更是打出“5.11”与“我十一”的谐音作为宣传语。“我的电影不能再推迟上了，否则‘保鲜期’都过了。但据我所知，其他导演比如张杨的《飞越老人院》就是刚拍完、完成后期制作后就迅速上画。”
王小帅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一方面说明青年导演及其背后的团队对档期的选择更趋理性，不再盲目争抢传统热门档期；另一方面说明国内电影市场对影片题材、内容的多元化需求增长，尤其是对本土导演执导影片的需求增加。“市场对内容的需求已经开始显现。市场等在那里，需要内容供应，这时创作的重要性就更凸显。这就像高速公路修好了需要车跑，而且需要不同品牌、不同类型的车。”
影片内容的差异化，均衡的创作环境，给观众提供不同的选择才是市场健康发展的长远之道。“在多类型影片的竞争环境中，可能会造成部分影片成为票房牺牲品——也许就是我自己的影片——但至少市场已经提供了差异化内容存在的空间。”
中国影市的“游击队”
目前市场最热的一个话题就是进口片政策的调整。王小帅对这一变化持积极态度，他认为国产电影面对冲击要以攻为守，“守是守不住的，得创造，得主动出击，得把创作上的‘镣铐’解开”。王小帅作了一个比喻：“美军的机械化部队打进来了，我们人民志愿军的镣铐也得打开，配备好武器装备来迎战。” “打开镣铐”既指发展电影技术这一“硬件”，更指内容创作这一“软件”。市场争夺中真正比拼的是“软件”，观众会越来越想看“自己的东西”。
王小帅认为导演的创作要更多表现“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苦闷”，与观众达成情感共鸣。他同时希望国内可以引进类型更丰富的进口片，也希望更多民间资本、民营企业进入进口片发行领域，开通一种民间引进渠道。“如果每天都有新东西可以选择，观众有的看、有的选、有的批评，这个群体自然就成熟了，电影竞争的差异化也就出现了。”进口片的冲击促使观众成熟，观众的成熟又会促使国产电影内容创造层面的开放，“这是一种良性的互相推动”。
“国内导演协同作战，既要有正面迎敌打大仗的集团军，也得有配合作战的游击队。”如果说张艺谋、冯小刚等大导演的大投资电影是“主力军”，那么那些有创作想法的青年导演的小成本电影就是“游击队”， 自认为是“游击队”中一员的王小帅称，“游击队也是很规范的，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作战力量，灵活多变，毕竟在本土作战我们必须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距《我11》正式上映只有一个半月，王小帅正配合影片发行方开启一轮紧锣密鼓的宣传造势。当记者赶到位于酒仙桥星城国际大厦的王小帅工作室时，开门接待的工作人员轻声示意，王小帅正接受着一家网络媒体的专访。5分钟后采访结束，他一边起身送客一边招呼我们，“自己的‘孩子’要出来见人了，总得吆喝吆喝。”
上午8点就开始陆续接受媒体采访；下午一点半携主演出席新闻发布会；下午6点多回到工作室，继续接受媒体专访；而《综艺》预约的采访时间是晚7:30。“这说明《我11》也是大片嘛，宣传得跟上”——面对如此密集的安排，王小帅习惯性地摸摸头顶，面容疲惫但不失精神。“我拍电影始终是以‘有什么感受要表达、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创作冲动、有什么能触动我’为方向，而不是面向市场机械化生产。如果完全是一种职业化、没有什么冲动的拍摄，我会觉得不快乐。”
“三线”题材 还将拍下去
提及《我11》的筹备过程，王小帅的思绪再次回到2003年《青红》创作期：“那是中国电影自下而上市场化的时期，拍《青红》的决定让身边很多人都纳闷，毕竟故事题材、背景都不讨好。”但王小帅还是坚持了这个项目，因为“‘三线’题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提出从战略需要出发，根据战略位置的不同，将我国各地区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三线基本为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内陆地区。当时的三线建设包括众多援川、援藏项目）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找机会要拍的东西”。《我11》的剧本可追溯到十几年前，在其2000年拍摄《十七岁的单车》时就萌发了创作念头，但当时条件和机会均不成熟，直到推出《青红》，“三线题材浮出市场，观众对此背景多少有了了解。”此外，在王小帅看来，近两年国内电影市场上也比较缺乏这类个人印记浓厚的“少年成长电影”。
《我11》的故事先于《青红》七八年，讲述了1974-1976年间发生的一段青春往事：一名11岁的小男孩目睹了一桩“杀人事件”，严格意义上算是《青红》的先奏。主角小男孩王憨的人物原型在很多报道中被认为是11岁时的王小帅本人，对此他并不否认。“拍这两部电影的动机确实很个人，‘三线’建设是一段历史，而且是不太为大多现在的人所知的历史，甚至被屏蔽、封存，这个大背景下小人物的经历需要被提及。同时，故事发生的时段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大拐点是‘连上’的，希望带给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一种感喟，也希望能与不同的观众分享这段独特记忆。”
谈到近几年的创作，王小帅笑言2008年上映的《左右》和2010年上映的《日照重庆》是“插队”拍摄的，他其实挺想一鼓作气拍三线题材，《我11》提上拍摄日程更多是因为该项目向法国方面申请的南方基金期限将至。该片同时也是2010年中法签署合拍框架协议（即《中法电影合拍协议》）后第一部试水中法合拍的电影，得益于该协议的签订，影片将在两地市场都享受国产片待遇。王小帅介绍，影片的前期拍摄基本上完全由他自己的公司北京冬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投资，“当时拍摄条件越来越糟糕，很多老三线工厂都消失了，我心里很焦急，所以就算市场时机还不够好，也得拍。”剧组几乎是将荒草杂生的空楼复原成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连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都不放过，“这正是影片最烧钱的部分，再加上整个团队较真儿的创作态度，所以我老说这个电影耗费‘巨资’。”法国方面的支持则更多体现在录音、调光、剪辑等后期制作上。
“我觉得还有更多东西需要挖掘出来，拍了第一部，就会有第二部、第三部⋯⋯我希望形成一个‘三线生活’系列故事，将要表达的东西延伸。这也是我在创作层面的理想吧，哪怕是自己为此埋单。”他同时表示自已正在做一部有关三线工厂的纪录片。为何执著于这个题材？“电影有记录功能，时代匆忙往前走，很多东西被遗忘。三线建设影响了这么多家庭，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留下点记忆和痕迹。”
市场 有了更大空间
多位青年导演选择四五月份推出各自电影，王小帅觉得巧合的成分更多。“今年出现这个情况确实很有意思，其实我觉得更多是大家恰好赶上这个时机。”在大众看来“不约而同”的集结上画，实则是各青年导演电影项目制作周期的自然定档。《我11》算是特例，去年就已拍摄完成，但由于各方原因推至今年才上映，发行方更是打出“5.11”与“我十一”的谐音作为宣传语。“我的电影不能再推迟上了，否则‘保鲜期’都过了。但据我所知，其他导演比如张杨的《飞越老人院》就是刚拍完、完成后期制作后就迅速上画。”
王小帅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一方面说明青年导演及其背后的团队对档期的选择更趋理性，不再盲目争抢传统热门档期；另一方面说明国内电影市场对影片题材、内容的多元化需求增长，尤其是对本土导演执导影片的需求增加。“市场对内容的需求已经开始显现。市场等在那里，需要内容供应，这时创作的重要性就更凸显。这就像高速公路修好了需要车跑，而且需要不同品牌、不同类型的车。”
影片内容的差异化，均衡的创作环境，给观众提供不同的选择才是市场健康发展的长远之道。“在多类型影片的竞争环境中，可能会造成部分影片成为票房牺牲品——也许就是我自己的影片——但至少市场已经提供了差异化内容存在的空间。”
中国影市的“游击队”
目前市场最热的一个话题就是进口片政策的调整。王小帅对这一变化持积极态度，他认为国产电影面对冲击要以攻为守，“守是守不住的，得创造，得主动出击，得把创作上的‘镣铐’解开”。王小帅作了一个比喻：“美军的机械化部队打进来了，我们人民志愿军的镣铐也得打开，配备好武器装备来迎战。” “打开镣铐”既指发展电影技术这一“硬件”，更指内容创作这一“软件”。市场争夺中真正比拼的是“软件”，观众会越来越想看“自己的东西”。
王小帅认为导演的创作要更多表现“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苦闷”，与观众达成情感共鸣。他同时希望国内可以引进类型更丰富的进口片，也希望更多民间资本、民营企业进入进口片发行领域，开通一种民间引进渠道。“如果每天都有新东西可以选择，观众有的看、有的选、有的批评，这个群体自然就成熟了，电影竞争的差异化也就出现了。”进口片的冲击促使观众成熟，观众的成熟又会促使国产电影内容创造层面的开放，“这是一种良性的互相推动”。
“国内导演协同作战，既要有正面迎敌打大仗的集团军，也得有配合作战的游击队。”如果说张艺谋、冯小刚等大导演的大投资电影是“主力军”，那么那些有创作想法的青年导演的小成本电影就是“游击队”， 自认为是“游击队”中一员的王小帅称，“游击队也是很规范的，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作战力量，灵活多变，毕竟在本土作战我们必须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