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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文化隔阂的“海漂父母”
随着在海外工作学习的中国年轻人逐渐结婚生子，他们的父母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动“海漂”，负责照料孩子和孙辈的生活起居。与孩子们比起来，“大叔大妈”适应当地生活要更难。山东省直机关刘女士就是如此，退休后到澳大利亚带孙子，与儿子和儿媳之间的矛盾不说，单单与当地人相处和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就令她天天挠头。“咱喝粥吃馒头长大，可来到这里吃的差不多都是西餐，真让人受不了，几次都想把孙子丢下一个人跑回济南。”
厦门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王虹认为，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法律法规、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让海漂父母不得不在他们已很难改变自己的年纪时，面对全新的环境，他们如何尽快适应当地，减少矛盾和摩擦，逐渐成为一个崭新人群的社会问题。
孩子教育方式成为导火索
4月的一个傍晚，同往常一样，吃完晚饭，陈女士将母亲送回公寓，自己慢慢走回家。
陈女士的母亲来到芬兰的前三年，一直和女儿女婿住在一起，帮他们照顾孩子。最近，陈女士在家附近专门给母亲买了套新房。为此，她每个月又增加了一笔房贷压力。尽管这样，相比住在一起她心里还是觉得轻松许多。
陈女士母亲的新房离陈女士家很近，步行五分钟距离，她每天都到女儿家“上班”——照看外孙，“下班”后再回自己家。她现在还是有点想不通，为什么住得好好的，女儿女婿非要浪费钱再买一套房子，让自己搬出来？
来芬兰已十几年的陈女士与当地人组建了一个家庭，2011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小凡，因夫妻俩都忙于工作，无暇照看孩子，陈女士便萌生了将母亲接过来的想法。她从2011年开始为母亲办理各种手续，出资雇用母亲为自己照顾孩子，签订工作合同，并以此为由替她申请基于雇佣关系的芬兰居住许可。然而，母亲接过来同住后，新的问题产生了。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老公能跟我妈一起生活三年，真是不容易。”陈女士一脸无奈地告诉记者，“文化差异太大，无论是价值观还是对孩子的教育理念都太不一样。中国家长还保留着国内那套家长式作风，讲究等级，觉得孩子就应该要服从、听话。而芬兰人讲究的是民主、平等。妈妈和老公经常会在小事上产生分歧，其实很多时候老公只是就事论事，但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妈妈就觉得洋女婿‘不懂事’，为什么对老人不能多迁就理解？”
陈女士随意举了一个例子——外国人喜欢夸孩子，中国老一辈家长喜欢批评孩子。每次老公夸孩子漂亮，妈妈就说丑，是个丑宝宝。老公就很不理解，觉得对孩子自信心、自尊心培养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事后陈女士母亲解释说，常常夸孩子会遭“天妒”，农村很多孩子小名叫‘狗剩’、‘二蛋’就是这个道理。陈女士听完哭笑不得，她也不知道应如何向老公解释。
让陈女士的丈夫下定决心让岳母搬出去的还是孩子教育问题。都说隔代亲，中国祖母喜欢代劳，孩子吃饭一定要喂，怕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玩玩闹闹，过了饭点又吃不饱。陈女士的丈夫觉得孩子从小应有很好的自理能力，哪怕吃饭开小差，过了饭点就应撤走，饿两顿就知道好好吃饭了。陈女士虽赞同老公的观点，却又拗不过母亲。几年下来，儿子养成了吃饭必须要人喂的习惯。陈女士的丈夫认为，妻子的母亲对他们生活的干涉影响了孩子的教育和他们的正常生活，严肃地提出了让丈母娘搬出去的问题。
本来想在请母亲照顾孩子的同时实现母女团聚，面对新的家庭矛盾陈女士却很为难，她觉得老公没错，却又不知如何和妈妈沟通交流，觉得自己和妈妈越来越远。“感觉妈妈对自己的关心层面还停留在十岁，吃饱没穿暖没。其实，自己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年人，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陪伴和支持。妈妈认为自己付出了很多，觉得我变了，变成了外国孩子。”
分歧根源在于价值观差异
陈女士母亲的老家在湖北，在国内时她很能干，但到了芬兰，她却变得不爱说话了。
芬兰语被称为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年轻人学起来都费劲。
语言障碍成为陈女士母亲一道过不去的坎，她一出门就变成“聋子”、“哑巴”。陈女士母亲现在的生活完全依赖女儿，自己连出门买菜都成问题，只能在家带外孙。潜意识中，她觉得自己成了包袱，心理压力很大。
让陈女士母亲感受最深的是坐公交，在国内，要么有售票员在前面收钱，要么有热心的乘客帮忙换零钱，可在芬兰，大家都刷卡，连个投币的口都没有，也不知道该交多少钱。一次她试着自己坐车，站在司机旁边茫然无措，司机看她是个外国老人，挥挥手让她去后面坐，没有沟通，也没收她钱。即便坐上车，陈女士母亲心里依然不是滋味。哪想到更难的还在后面，芬兰很多公交车到站都不报站名，陈女士母亲不认识路边站牌，语言不通又不能问路，在哪里下车都搞不清。之后，陈女士母亲再没自己坐过车。由于语言问题，平时的生活圈子也很小，几乎只能跟中国人接触。实际上，陈女士母亲虽在芬兰生活了很多年，家里还有个洋女婿，但却没能真正接触、了解芬兰文化。
事实上，除让母亲到芬兰生活，陈女士还希望父亲将来也能到芬兰养老。陈女士的父亲今年65岁，已无法利用雇佣关系拿到永久居留，但如果陈女士母亲能顺利拿到永久居留，陈女士父亲就能以夫妻团聚名义拿到芬兰永久居留。三年后，陈女士父亲还可领保障养老金。按芬兰政府规定，以夫妻团聚名义后来的这一方到芬兰的头三年内算移民融合期，政府还会提供移民融合服务。除移民融合补贴（大概五六百欧），还会提供免费芬兰语课程，去上课的话每次还补贴9欧元（1欧元约合6.65元人民币）的餐费和车补。
在芬兰，像陈女士家这样的移民家庭还有千千万万，对他们来说，父母养老问题成了一块心病。这些矛盾和问题，究其根源还是文化不同，具体说就是中西方价值观不同。中国人家庭观是大家庭，要有父母、兄弟、姐妹和下一代，和父母住在一起天经地义。而西方家庭观是小家庭，由配偶双方和孩子组成，长辈和兄弟姐妹都不属于这个小家庭的成员。在芬兰，祖父母帮着带孩子的情况并不多，而父母年老后一般都会去养老院，在中国人看来，这也许是“冷漠”和“不孝”。 陈女士丈夫的话也许很好地解释了这一切：“很多中国人作为一个个体在精神上都没有独立，需要依赖另一个人来寻求存在感，不管是夫妻关系还是子女与父母关系，都是这样。必须付出对等，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才有成就感，而西方人推崇的是一个人也要活得精彩。”
这提醒了游子们，接父母去海外“团聚”，应该想想老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海漂父母”入乡也应随俗
随着在海外工作学习的中国年轻人逐渐结婚生子，他们的父母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动“海漂”，负责照料孩子和孙辈的生活起居。与孩子们比起来，“大叔大妈”适应当地生活更难。
山东省直机关刘女士就是如此，退休后到澳大利亚带孙子，与儿子和儿媳之间的矛盾不说，单单与当地人相处和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就令她天天挠头。“咱喝粥吃馒头长大，可来到这里吃的差不多都是西餐，真让人受不了，几次都想把孙子丢下一个人跑回济南。”
厦门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王虹认为，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法律法规、生活习惯等差异，让海漂父母不得不在他们已很难改变自己的年纪时面对全新环境，如何让他们尽快适应当地，减少矛盾和摩擦，逐渐成为一个崭新人群的社会问题。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交通车辆中开设手机铃声;随地吐痰吸烟，上车或购物加塞，乱扔垃圾等都被视作不文明行为，这在国内还没得到认知上的深刻检讨，还没植入百姓常识和价值观中。“海漂父母”们大多长期在国内工作生活，没有意识，也没能学习遵守，可能会遭遇当地人的冷遇。
不同国家在法律法规上的差异也会造成生活上的影响，不了解住在国的法律往往会造成较大麻烦。日本就勤工俭学制定了留学“资格外申请”，限定打工时间和不该从事的工作。有些人觉得无所谓就不去申请，结果被警方查到将其拘留。“海漂父母”不寻求法律解决途径，仍搬出国内的“托门子、找路子”那一套，想方设法变通，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海漂”请当地人到家里做客时，父母行为有时让当地人无所适从。中国家长往往注重功、利、权、位，望子成龙，会为孩子进入名校、晋升提拔、获得高薪而高兴，甚至炫耀;总希望以菜肴丰富表达诚意，有时造成不必要的奢侈浪费。
有专家提示，长期“海漂”必须了解当地主流文化，尊重住在国民间习惯和信仰，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要主动与当地人打交道、交朋友，深入了解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注意避免经常自我扎堆，形成顽固的文化壁垒。
随着在海外工作学习的中国年轻人逐渐结婚生子，他们的父母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动“海漂”，负责照料孩子和孙辈的生活起居。与孩子们比起来，“大叔大妈”适应当地生活要更难。山东省直机关刘女士就是如此，退休后到澳大利亚带孙子，与儿子和儿媳之间的矛盾不说，单单与当地人相处和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就令她天天挠头。“咱喝粥吃馒头长大，可来到这里吃的差不多都是西餐，真让人受不了，几次都想把孙子丢下一个人跑回济南。”
厦门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王虹认为，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法律法规、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让海漂父母不得不在他们已很难改变自己的年纪时，面对全新的环境，他们如何尽快适应当地，减少矛盾和摩擦，逐渐成为一个崭新人群的社会问题。
孩子教育方式成为导火索
4月的一个傍晚，同往常一样，吃完晚饭，陈女士将母亲送回公寓，自己慢慢走回家。
陈女士的母亲来到芬兰的前三年，一直和女儿女婿住在一起，帮他们照顾孩子。最近，陈女士在家附近专门给母亲买了套新房。为此，她每个月又增加了一笔房贷压力。尽管这样，相比住在一起她心里还是觉得轻松许多。
陈女士母亲的新房离陈女士家很近，步行五分钟距离，她每天都到女儿家“上班”——照看外孙，“下班”后再回自己家。她现在还是有点想不通，为什么住得好好的，女儿女婿非要浪费钱再买一套房子，让自己搬出来？
来芬兰已十几年的陈女士与当地人组建了一个家庭，2011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小凡，因夫妻俩都忙于工作，无暇照看孩子，陈女士便萌生了将母亲接过来的想法。她从2011年开始为母亲办理各种手续，出资雇用母亲为自己照顾孩子，签订工作合同，并以此为由替她申请基于雇佣关系的芬兰居住许可。然而，母亲接过来同住后，新的问题产生了。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老公能跟我妈一起生活三年，真是不容易。”陈女士一脸无奈地告诉记者，“文化差异太大，无论是价值观还是对孩子的教育理念都太不一样。中国家长还保留着国内那套家长式作风，讲究等级，觉得孩子就应该要服从、听话。而芬兰人讲究的是民主、平等。妈妈和老公经常会在小事上产生分歧，其实很多时候老公只是就事论事，但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妈妈就觉得洋女婿‘不懂事’，为什么对老人不能多迁就理解？”
陈女士随意举了一个例子——外国人喜欢夸孩子，中国老一辈家长喜欢批评孩子。每次老公夸孩子漂亮，妈妈就说丑，是个丑宝宝。老公就很不理解，觉得对孩子自信心、自尊心培养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事后陈女士母亲解释说，常常夸孩子会遭“天妒”，农村很多孩子小名叫‘狗剩’、‘二蛋’就是这个道理。陈女士听完哭笑不得，她也不知道应如何向老公解释。
让陈女士的丈夫下定决心让岳母搬出去的还是孩子教育问题。都说隔代亲，中国祖母喜欢代劳，孩子吃饭一定要喂，怕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玩玩闹闹，过了饭点又吃不饱。陈女士的丈夫觉得孩子从小应有很好的自理能力，哪怕吃饭开小差，过了饭点就应撤走，饿两顿就知道好好吃饭了。陈女士虽赞同老公的观点，却又拗不过母亲。几年下来，儿子养成了吃饭必须要人喂的习惯。陈女士的丈夫认为，妻子的母亲对他们生活的干涉影响了孩子的教育和他们的正常生活，严肃地提出了让丈母娘搬出去的问题。
本来想在请母亲照顾孩子的同时实现母女团聚，面对新的家庭矛盾陈女士却很为难，她觉得老公没错，却又不知如何和妈妈沟通交流，觉得自己和妈妈越来越远。“感觉妈妈对自己的关心层面还停留在十岁，吃饱没穿暖没。其实，自己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成年人，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陪伴和支持。妈妈认为自己付出了很多，觉得我变了，变成了外国孩子。”
分歧根源在于价值观差异
陈女士母亲的老家在湖北，在国内时她很能干，但到了芬兰，她却变得不爱说话了。
芬兰语被称为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年轻人学起来都费劲。
语言障碍成为陈女士母亲一道过不去的坎，她一出门就变成“聋子”、“哑巴”。陈女士母亲现在的生活完全依赖女儿，自己连出门买菜都成问题，只能在家带外孙。潜意识中，她觉得自己成了包袱，心理压力很大。
让陈女士母亲感受最深的是坐公交，在国内，要么有售票员在前面收钱，要么有热心的乘客帮忙换零钱，可在芬兰，大家都刷卡，连个投币的口都没有，也不知道该交多少钱。一次她试着自己坐车，站在司机旁边茫然无措，司机看她是个外国老人，挥挥手让她去后面坐，没有沟通，也没收她钱。即便坐上车，陈女士母亲心里依然不是滋味。哪想到更难的还在后面，芬兰很多公交车到站都不报站名，陈女士母亲不认识路边站牌，语言不通又不能问路，在哪里下车都搞不清。之后，陈女士母亲再没自己坐过车。由于语言问题，平时的生活圈子也很小，几乎只能跟中国人接触。实际上，陈女士母亲虽在芬兰生活了很多年，家里还有个洋女婿，但却没能真正接触、了解芬兰文化。
事实上，除让母亲到芬兰生活，陈女士还希望父亲将来也能到芬兰养老。陈女士的父亲今年65岁，已无法利用雇佣关系拿到永久居留，但如果陈女士母亲能顺利拿到永久居留，陈女士父亲就能以夫妻团聚名义拿到芬兰永久居留。三年后，陈女士父亲还可领保障养老金。按芬兰政府规定，以夫妻团聚名义后来的这一方到芬兰的头三年内算移民融合期，政府还会提供移民融合服务。除移民融合补贴（大概五六百欧），还会提供免费芬兰语课程，去上课的话每次还补贴9欧元（1欧元约合6.65元人民币）的餐费和车补。
在芬兰，像陈女士家这样的移民家庭还有千千万万，对他们来说，父母养老问题成了一块心病。这些矛盾和问题，究其根源还是文化不同，具体说就是中西方价值观不同。中国人家庭观是大家庭，要有父母、兄弟、姐妹和下一代，和父母住在一起天经地义。而西方家庭观是小家庭，由配偶双方和孩子组成，长辈和兄弟姐妹都不属于这个小家庭的成员。在芬兰，祖父母帮着带孩子的情况并不多，而父母年老后一般都会去养老院，在中国人看来，这也许是“冷漠”和“不孝”。 陈女士丈夫的话也许很好地解释了这一切：“很多中国人作为一个个体在精神上都没有独立，需要依赖另一个人来寻求存在感，不管是夫妻关系还是子女与父母关系，都是这样。必须付出对等，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才有成就感，而西方人推崇的是一个人也要活得精彩。”
这提醒了游子们，接父母去海外“团聚”，应该想想老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海漂父母”入乡也应随俗
随着在海外工作学习的中国年轻人逐渐结婚生子，他们的父母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动“海漂”，负责照料孩子和孙辈的生活起居。与孩子们比起来，“大叔大妈”适应当地生活更难。
山东省直机关刘女士就是如此，退休后到澳大利亚带孙子，与儿子和儿媳之间的矛盾不说，单单与当地人相处和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就令她天天挠头。“咱喝粥吃馒头长大，可来到这里吃的差不多都是西餐，真让人受不了，几次都想把孙子丢下一个人跑回济南。”
厦门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王虹认为，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法律法规、生活习惯等差异，让海漂父母不得不在他们已很难改变自己的年纪时面对全新环境，如何让他们尽快适应当地，减少矛盾和摩擦，逐渐成为一个崭新人群的社会问题。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交通车辆中开设手机铃声;随地吐痰吸烟，上车或购物加塞，乱扔垃圾等都被视作不文明行为，这在国内还没得到认知上的深刻检讨，还没植入百姓常识和价值观中。“海漂父母”们大多长期在国内工作生活，没有意识，也没能学习遵守，可能会遭遇当地人的冷遇。
不同国家在法律法规上的差异也会造成生活上的影响，不了解住在国的法律往往会造成较大麻烦。日本就勤工俭学制定了留学“资格外申请”，限定打工时间和不该从事的工作。有些人觉得无所谓就不去申请，结果被警方查到将其拘留。“海漂父母”不寻求法律解决途径，仍搬出国内的“托门子、找路子”那一套，想方设法变通，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海漂”请当地人到家里做客时，父母行为有时让当地人无所适从。中国家长往往注重功、利、权、位，望子成龙，会为孩子进入名校、晋升提拔、获得高薪而高兴，甚至炫耀;总希望以菜肴丰富表达诚意，有时造成不必要的奢侈浪费。
有专家提示，长期“海漂”必须了解当地主流文化，尊重住在国民间习惯和信仰，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要主动与当地人打交道、交朋友，深入了解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注意避免经常自我扎堆，形成顽固的文化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