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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需要从一草一木开始重建的欧洲城市。
二战时纳粹德国的炮火将它的过去燃烧殆尽。“被烧空了心脏”的鹿特丹人决定：一切向前看。七十年后，当你来到这座荷兰第二城时，千奇百怪的实验建筑已经重塑了城市的天际线，全新的马蹄形市场遥望着上世纪的立体方块屋，中央火车站醒目的箭头状屋檐直指这座城市的前进方向，没错，那是未来。
在一马平川的荷兰，几乎没有山脉构成的自然天际线，新马斯河畔的伊拉斯谟大桥和De Rotterdam大楼撑起了鹿特丹的气场。OMA建筑事务所设计的De Rotterdam以错落堆积的玻璃立方体造型象征集装箱——鹿特丹的经济命脉，伊拉斯谟大桥则以利落的姿态一往无前一两者分别致敬鹿特丹的过去和未来。
灰烬中重生
当你迷失在鹿特丹充满科幻感的建筑轮廓中时，你始终有一只脚踏在鹿特丹的昨天，那是铺设在全城人行道上的烈焰地景灯。灯上的图案取自鹿特丹的著名雕像，一个挣扎在烈焰中的人被烧空了心脏，意指毁灭老城的纳粹炮火。这圈“火线”（fireline）在夜晚亮起红光，投射出当时大火燃烧的区域，而在每年二战胜利纪念日当天，红光更会直射天际。
事实上，在轰炸前荷兰已经向纳粹德国投降，但是三架被派往鹿特丹的轰炸机中，只有一架接到撤销轰炸的命令。比炸弹引发的大火更为致命的是主供水管道被炸毁，全城没有水灭火，一夜之间，36，000栋建筑被完全烧毁。今天你站在新马斯河边，向北岸看过去，火线左边的三层彩色民居是鹿特丹曾经的样子；右边，你看到的是新的鹿特丹。
正是令人遗憾的误伤塑造了新的鹿特丹，战后，当其他满目疮痍的欧洲城市纷纷选择原样复建时，浴火重生的鹿特丹人决定向前看。在二战前，鹿特丹人已经尝试了许多包豪斯风格的新式建筑，索能凡尔公寓（The Sonneveld House）就是功能主义率先进入生活的代表。大幅玻璃采光和简约风格让人误以为是栋美国当代别墅，只有那些活页标本和老式打字机提醒着你它的建造年代。幸运的是，这座20世纪30年代住宅躲过了15米之外的大火，让我们看到鹿特丹人由来已久的先锋思想。
在1946年的重建方案中，道路、河道、鐵轨等基础设施被首要考虑，完全围绕实用主义的精神。当时汽车已经普及，鹿特丹人将毁坏的运河填埋成宽阔的街道。只要你在城中漫步，就会发现鹿特丹十分理性和舒展。如果说运河纵横的阿姆斯特丹代表了荷兰的黄金时代，鹿特丹人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们是荷兰的未来。”不过随着宽阔大道、巨型工厂和办公大楼拔地而起，人们发现纯粹基于功能考虑的城市缺失了温隋。绿化少得可怜，而要前往当时鹿特丹最好的地带老港区，需要跨越重重马路和铁轨。这促使鹿特丹人开始反思，20世纪70年代，一股“将生命带回建筑中”的思潮萌生。
一个午后，向导带我来到劳伦斯区（Laurenskwartier），鹿特丹就是从这里由渔村发展为城市的。老港口和河道上还停泊着船屋，依稀辨得几分水乡样貌。在那唯一留存的中世纪遗迹圣劳伦斯教堂附近，PietBlom于1973年设计的立体方块屋显得格格不入。“格格不入”在鹿特丹并非贬义词，每一座因灾难被夷为平地的城市似乎都幸运地成为新建筑的试验场。在38个黄色方块形成的连廊上，天井的形状在不断变化，你分明离马路很近，却听不到噪声。我的向导出生在其中一间方块屋里，“你们连窗户都是倾斜的吗？”我问。“是的。我父母当时环上了我哥哥，希望让他有个安全的地方玩耍。立体屋建成后，充当了天桥的角色，人们前往老港区比之前安全和方便得多。”
在离方块屋的不远处，马蹄形的鹿特丹市场（Markthal）再次验证了鹿特丹人的奇思妙想和改变生活的勇气。走进拱形市场，你像掉进了“兔子洞”，不仅能找到最精致的肉铺、最美味的巧克力，一个乌托邦式的美食童话也为你打开，那里一颗牛油果有四层楼高，窗户会突然从大柠檬里打开。228间公寓与150个摊位和平共处，这种混搭是真正意义上的，从你的卧室就能俯瞰市场的一切，而原先的设计甚至允许住户从窗口放下篮子买东西。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鹿特丹的雄心都被容纳在这些异想天开的城市建筑中，除了De Rotterdam，同样由雷姆·库哈斯领衔的OMA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城市综合体Timmerhuis也刚完工，一栋全新的像素化立面的玻璃建筑嫁接在20世纪50年代的市政办公楼上，成为容纳政府职能、办公空间和居住单元的综合体。而每个人都不会错过的是鹿特丹中央车站，它倾斜的月台屋顶如箭头一般直指市中心，那也正是鹿特丹人的勇气和决心。
工人阶级的艺术之春
傍晚时分，街灯亮起，当我再次造Wittede With区时，好像拿到了一把秘钥，白日里平淡无奇的街立刻活了过来。Oppa餐厅的吧台旁挤满喝酒聊天的人群，“小时候，我爸不让我来这儿。为了来附近的报社取一张U2的演唱会门票，他都要紧紧攥着我的手。”Oppa的经理从人群中挤过来说。昔日的Wittede With是下等场所、危险的熔炉，放荡的妓女、冒险的赌徒、寻欢作乐的水手和一些非法交易搅和在一起，让当地人望而生畏。
所以24年前，少年白头的Oppa开出这条街上的第一间正经餐厅，绝对是个大胆的举动。“是什么让他鼓起勇气？”“因为他是个有梦想的酒鬼，”Oppa的经理哈哈大笑，“其实他是个穷调酒师，但抓住了这个机会。”Oppa餐厅开业五年后，政府看到了转型潜力——这条一公里的长街连接着鹿特丹最重要的两座博物馆博伊曼斯·范伯宁恩美术馆和海事博物馆。从那之后，先锋艺术工作室、异国风味食肆汇集于此，形成了今天的“艺术轴心”。这条街上的经营者至今仍以一种街坊邻居式的方式相处，是大城市中难得的温隋。像Oppa一样的翻版美国梦的故事在这条街上还有许多，“鹿特丹人心口一致，非常直率。这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城市。我们相信只要肯做，就能成功。不像阿姆斯特丹人，只会耍耍嘴皮子。”Oppa的经理调侃道。
鹿特丹最火的复合空间WORM就在前面，它包括酒吧、电台、实验剧场、电影放映厅，还录制独立唱片。WORM就像一个梦境，逻辑世界被拆散、扭曲、重组，看似荒诞，但出现在梦里又让人觉得合隋合理。你会见到各式光怪陆离的废物利用，酒吧的椅子被安装在滑轨上，可以用档案柜摇把开合，帮你随时远离讨厌的邻桌。楼梯是从一间关闭的银行里拆下来的，这时，我身旁“咚咚咚”地跑过一个彪形大汉，像从《勇敢的心》里跳出来的绿林好汉。“这是古法健身，我们全新的减肥项目。”经理理查德介绍说。大汉随即躺在酒吧的长桌上做起姿势古怪的仰卧起坐。“鹿特丹的城市形象是吃苦耐劳的，但鹿特丹人又非常前卫，热爱诗歌、爵士乐。”英国人理查德仍然在适应这座城市的矛盾性。WORM的确让人目瞪口呆，他们为所有疯狂的点子买单，这些点子包括古法健身、呼啦圈派对、古怪的声音实验……临走时，理查德送我一张WORM灌制的黑胶唱片，上面写道：“我们生活在充满噪声的世界，我们用这些声音搭配噪声，希望能让噪声变得顺耳一些。”
这座城市对“天方夜谭”的包容无处不在，我在TENT美术馆看到的鹿特丹城市规划展览，乍看都是异想天开，比如在摩天大楼顶层架起巨型的能源风车，但只有你在鹿特丹漫步，才会发现城中的趣事酷事都不逊于此。而那座停放在鹿特丹公园内的看似无稽之谈的吸霾塔已于几个月前被请到了北京，它会将空气颗粒物压缩成一枚枚炭黑色的“钻石”戒指。“你所购买的每一个戒指都为城市贡献出1，000立方米干净的空气。”吸霾塔的设计师Daan Roosegaarde这样说。
这种实验精神还存在于鹿特丹人的餐桌上。他们怎么会错过分子料理的浪潮？在米其林二星餐厅FG，主厨Francois Geurds对我描述：“烹饪是通过将简单、纯粹的食材组合创造出一种魔力，它可能会帮你找回一段遗忘已久的记忆。”没错，我从名为“愉悦”的前菜中品尝那枚手指大小的泡菜甜筒时，已经尝到了童年，那是跳跳糖。
我曾怀着好奇来到荷兰：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开放思想？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国家、首个立法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我的向導鹿特丹女孩儿倒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她想了一会儿回答道：“也许恰恰因为荷兰人脚踏实地，有一种‘管好自己’的精神，所以并不在意也不评论别人做什么。我们是一个依赖贸易生存的国家，总是需要别人，所以必须接受不同的文化差异。”这种过好自己生活的答案十分有说服力。好天气或许会让人误会一座城市，但生活在这里的人永远不会。在我离开鹿特丹的那天上午，周末露天市集的郁金香挤满大棚，一位卖花的女人拿着为顾客包装好的花束，就在等待顾客付钱的瞬间，她举起手中的花束深嗅了一下，像一个收到情书的女人。
二战时纳粹德国的炮火将它的过去燃烧殆尽。“被烧空了心脏”的鹿特丹人决定：一切向前看。七十年后，当你来到这座荷兰第二城时，千奇百怪的实验建筑已经重塑了城市的天际线，全新的马蹄形市场遥望着上世纪的立体方块屋，中央火车站醒目的箭头状屋檐直指这座城市的前进方向，没错，那是未来。
在一马平川的荷兰，几乎没有山脉构成的自然天际线，新马斯河畔的伊拉斯谟大桥和De Rotterdam大楼撑起了鹿特丹的气场。OMA建筑事务所设计的De Rotterdam以错落堆积的玻璃立方体造型象征集装箱——鹿特丹的经济命脉，伊拉斯谟大桥则以利落的姿态一往无前一两者分别致敬鹿特丹的过去和未来。
灰烬中重生
当你迷失在鹿特丹充满科幻感的建筑轮廓中时，你始终有一只脚踏在鹿特丹的昨天，那是铺设在全城人行道上的烈焰地景灯。灯上的图案取自鹿特丹的著名雕像，一个挣扎在烈焰中的人被烧空了心脏，意指毁灭老城的纳粹炮火。这圈“火线”（fireline）在夜晚亮起红光，投射出当时大火燃烧的区域，而在每年二战胜利纪念日当天，红光更会直射天际。
事实上，在轰炸前荷兰已经向纳粹德国投降，但是三架被派往鹿特丹的轰炸机中，只有一架接到撤销轰炸的命令。比炸弹引发的大火更为致命的是主供水管道被炸毁，全城没有水灭火，一夜之间，36，000栋建筑被完全烧毁。今天你站在新马斯河边，向北岸看过去，火线左边的三层彩色民居是鹿特丹曾经的样子；右边，你看到的是新的鹿特丹。
正是令人遗憾的误伤塑造了新的鹿特丹，战后，当其他满目疮痍的欧洲城市纷纷选择原样复建时，浴火重生的鹿特丹人决定向前看。在二战前，鹿特丹人已经尝试了许多包豪斯风格的新式建筑，索能凡尔公寓（The Sonneveld House）就是功能主义率先进入生活的代表。大幅玻璃采光和简约风格让人误以为是栋美国当代别墅，只有那些活页标本和老式打字机提醒着你它的建造年代。幸运的是，这座20世纪30年代住宅躲过了15米之外的大火，让我们看到鹿特丹人由来已久的先锋思想。
在1946年的重建方案中，道路、河道、鐵轨等基础设施被首要考虑，完全围绕实用主义的精神。当时汽车已经普及，鹿特丹人将毁坏的运河填埋成宽阔的街道。只要你在城中漫步，就会发现鹿特丹十分理性和舒展。如果说运河纵横的阿姆斯特丹代表了荷兰的黄金时代，鹿特丹人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们是荷兰的未来。”不过随着宽阔大道、巨型工厂和办公大楼拔地而起，人们发现纯粹基于功能考虑的城市缺失了温隋。绿化少得可怜，而要前往当时鹿特丹最好的地带老港区，需要跨越重重马路和铁轨。这促使鹿特丹人开始反思，20世纪70年代，一股“将生命带回建筑中”的思潮萌生。
一个午后，向导带我来到劳伦斯区（Laurenskwartier），鹿特丹就是从这里由渔村发展为城市的。老港口和河道上还停泊着船屋，依稀辨得几分水乡样貌。在那唯一留存的中世纪遗迹圣劳伦斯教堂附近，PietBlom于1973年设计的立体方块屋显得格格不入。“格格不入”在鹿特丹并非贬义词，每一座因灾难被夷为平地的城市似乎都幸运地成为新建筑的试验场。在38个黄色方块形成的连廊上，天井的形状在不断变化，你分明离马路很近，却听不到噪声。我的向导出生在其中一间方块屋里，“你们连窗户都是倾斜的吗？”我问。“是的。我父母当时环上了我哥哥，希望让他有个安全的地方玩耍。立体屋建成后，充当了天桥的角色，人们前往老港区比之前安全和方便得多。”
在离方块屋的不远处，马蹄形的鹿特丹市场（Markthal）再次验证了鹿特丹人的奇思妙想和改变生活的勇气。走进拱形市场，你像掉进了“兔子洞”，不仅能找到最精致的肉铺、最美味的巧克力，一个乌托邦式的美食童话也为你打开，那里一颗牛油果有四层楼高，窗户会突然从大柠檬里打开。228间公寓与150个摊位和平共处，这种混搭是真正意义上的，从你的卧室就能俯瞰市场的一切，而原先的设计甚至允许住户从窗口放下篮子买东西。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鹿特丹的雄心都被容纳在这些异想天开的城市建筑中，除了De Rotterdam，同样由雷姆·库哈斯领衔的OMA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城市综合体Timmerhuis也刚完工，一栋全新的像素化立面的玻璃建筑嫁接在20世纪50年代的市政办公楼上，成为容纳政府职能、办公空间和居住单元的综合体。而每个人都不会错过的是鹿特丹中央车站，它倾斜的月台屋顶如箭头一般直指市中心，那也正是鹿特丹人的勇气和决心。
工人阶级的艺术之春
傍晚时分，街灯亮起，当我再次造Wittede With区时，好像拿到了一把秘钥，白日里平淡无奇的街立刻活了过来。Oppa餐厅的吧台旁挤满喝酒聊天的人群，“小时候，我爸不让我来这儿。为了来附近的报社取一张U2的演唱会门票，他都要紧紧攥着我的手。”Oppa的经理从人群中挤过来说。昔日的Wittede With是下等场所、危险的熔炉，放荡的妓女、冒险的赌徒、寻欢作乐的水手和一些非法交易搅和在一起，让当地人望而生畏。
所以24年前，少年白头的Oppa开出这条街上的第一间正经餐厅，绝对是个大胆的举动。“是什么让他鼓起勇气？”“因为他是个有梦想的酒鬼，”Oppa的经理哈哈大笑，“其实他是个穷调酒师，但抓住了这个机会。”Oppa餐厅开业五年后，政府看到了转型潜力——这条一公里的长街连接着鹿特丹最重要的两座博物馆博伊曼斯·范伯宁恩美术馆和海事博物馆。从那之后，先锋艺术工作室、异国风味食肆汇集于此，形成了今天的“艺术轴心”。这条街上的经营者至今仍以一种街坊邻居式的方式相处，是大城市中难得的温隋。像Oppa一样的翻版美国梦的故事在这条街上还有许多，“鹿特丹人心口一致，非常直率。这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城市。我们相信只要肯做，就能成功。不像阿姆斯特丹人，只会耍耍嘴皮子。”Oppa的经理调侃道。
鹿特丹最火的复合空间WORM就在前面，它包括酒吧、电台、实验剧场、电影放映厅，还录制独立唱片。WORM就像一个梦境，逻辑世界被拆散、扭曲、重组，看似荒诞，但出现在梦里又让人觉得合隋合理。你会见到各式光怪陆离的废物利用，酒吧的椅子被安装在滑轨上，可以用档案柜摇把开合，帮你随时远离讨厌的邻桌。楼梯是从一间关闭的银行里拆下来的，这时，我身旁“咚咚咚”地跑过一个彪形大汉，像从《勇敢的心》里跳出来的绿林好汉。“这是古法健身，我们全新的减肥项目。”经理理查德介绍说。大汉随即躺在酒吧的长桌上做起姿势古怪的仰卧起坐。“鹿特丹的城市形象是吃苦耐劳的，但鹿特丹人又非常前卫，热爱诗歌、爵士乐。”英国人理查德仍然在适应这座城市的矛盾性。WORM的确让人目瞪口呆，他们为所有疯狂的点子买单，这些点子包括古法健身、呼啦圈派对、古怪的声音实验……临走时，理查德送我一张WORM灌制的黑胶唱片，上面写道：“我们生活在充满噪声的世界，我们用这些声音搭配噪声，希望能让噪声变得顺耳一些。”
这座城市对“天方夜谭”的包容无处不在，我在TENT美术馆看到的鹿特丹城市规划展览，乍看都是异想天开，比如在摩天大楼顶层架起巨型的能源风车，但只有你在鹿特丹漫步，才会发现城中的趣事酷事都不逊于此。而那座停放在鹿特丹公园内的看似无稽之谈的吸霾塔已于几个月前被请到了北京，它会将空气颗粒物压缩成一枚枚炭黑色的“钻石”戒指。“你所购买的每一个戒指都为城市贡献出1，000立方米干净的空气。”吸霾塔的设计师Daan Roosegaarde这样说。
这种实验精神还存在于鹿特丹人的餐桌上。他们怎么会错过分子料理的浪潮？在米其林二星餐厅FG，主厨Francois Geurds对我描述：“烹饪是通过将简单、纯粹的食材组合创造出一种魔力，它可能会帮你找回一段遗忘已久的记忆。”没错，我从名为“愉悦”的前菜中品尝那枚手指大小的泡菜甜筒时，已经尝到了童年，那是跳跳糖。
我曾怀着好奇来到荷兰：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开放思想？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国家、首个立法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我的向導鹿特丹女孩儿倒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她想了一会儿回答道：“也许恰恰因为荷兰人脚踏实地，有一种‘管好自己’的精神，所以并不在意也不评论别人做什么。我们是一个依赖贸易生存的国家，总是需要别人，所以必须接受不同的文化差异。”这种过好自己生活的答案十分有说服力。好天气或许会让人误会一座城市，但生活在这里的人永远不会。在我离开鹿特丹的那天上午，周末露天市集的郁金香挤满大棚，一位卖花的女人拿着为顾客包装好的花束，就在等待顾客付钱的瞬间，她举起手中的花束深嗅了一下，像一个收到情书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