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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的神奇魔力使得我们的祖先懂得远离寄生虫，远离可能招致传染病的行为，在厌恶情绪的指引下，人们产生了对公共事务的共识，逐步形成彼此之间的高度合作，甚至开始为了群体的价值而选择奉献，甘于牺牲。
墙角的蟑螂让你眉头一紧；看到暴死路中的老鼠尸体，人们会绕开而行；公交车上，如果你身边坐的是个脱掉了鞋子的抠脚大汉，你大概会将身体挪得尽可能远，鄙夷的神情在你脸上挥之不去。我们对人对事往往有喜有恶，进行道德评判的时候，即便无法指出具体哪里有问题，也会觉得某一行为是不对的。这种仓促的直觉判断，缘起于我们的厌恶情绪。而这种发自内心的厌恶感，可能就是促成现代文明的一种因素，它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寄生虫、疾病与死亡
人类进化出厌恶的情绪，最初是为了让自己远离寄生虫，远离疾病和死亡。
在人类诞生之初，存活已经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在不断总结存活经验的过程中，人类发现了一些可能相关的问题。对于疾病与死亡的恐惧使得人类会对污秽、不洁的环境产生排斥和抗拒，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人更容易染病死亡。我们对干净与脏有了相应的认识，喜爱洁净，厌恶脏臭。
随着社会从狩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过度，安定的居住模式之下仍然藏匿着许多危险。粮食吸引了昆虫、老鼠，人类自身生活产生的垃圾没有恰当处理，饲养的禽类和家畜会产生含有病原体的排泄物。随着人们的聚居，腮腺炎、流感、天花、百日咳、麻疹和痢疾等传染病会传播开来。谷物为主的饮食也导致人类营养的不均衡，当时的人们免疫系统仍然脆弱，一旦感染疾病，很可能就会走向死亡。
于是，我们不仅会对易产生疾病的肮脏环境充满厌恶，对排泄物、腐败气味直犯恶心，对那些满脸病容，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害的同类也产生反感。这都是人们趋利避害，寻求生机的自然表现。
脑岛这个神经中枢
人类大多数的厌恶情绪都来源于大脑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脑岛。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大脑中，脑岛的功能是非常单纯的。比如说，一只老鼠，咬到一口腐烂的食物，它的脑岛会立刻让它反胃呕吐，保护它不被毒素所侵害。
然而，对于人类来说，脑岛不仅仅会产生味觉厌恶。如果听到别人提及一些自己曾经历过的“烂”东西或者行为时，人的脑岛也会被激活，也就是说脑岛还会产生道德厌恶。例如，有人在游戏里暗算你，你的脑岛激活的强度代表着愤怒程度，以及你将会如何进行报复。如果这种道德厌恶感十分强烈，我们甚至会感到反胃。
然而，虽然脑岛擅长于对从腐烂水果到丑恶行为的一切事物产生厌恶，但是我们的大脑却无法区分恶臭味道的生理厌恶和恶劣行为的心理厌恶。在道德厌恶的产生之初，我们并没有在大脑中开发出一个新的区域分管它。反而，进化选择把它丢给了脑岛，所以脑岛会经常把味觉厌恶和道德厌恶相混淆。
这种混淆当然有好处。纠正道德错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看到一些违背道德认知的事情时，我们只有一些抽象、理性的反应，而不是像反胃这样清晰的实际感觉，那么道德约束就会很难产生作用。一个怒火中烧的胃可以提供燃料，激发我们勇于打抱不平，从而使得道德要求变成实际的行动。厌恶某些腐烂的食物，可以让我们免受其害；而厌恶某些不好的行为，同样也可以让我们不会与之同流合污。
从情绪厌恶到道德厌恶
剑桥大学的社会心理学者西蒙尼·舒纳尔组织开展了一项实验。实验人员让测试者联想诸如简历造假、偷窃、在荒岛上吃掉同伴求生等易引起人们厌恶的行为。其中一组受试者坐在一张整洁干净的桌子边上，另一组则在一张摆满各种腐坏食物的桌子边围坐着。结果表明，周围有污秽的东西时，人们通常更容易对同样的行为产生更恶劣的评判，厌恶感十足。
类似的，心理学家通过研究也发现，受传染病威胁的人更容易拥护传统的价值观，对新事物态度保守，且对破坏社会行为规范的人往往报以更强烈的鄙视心理。疾病的存在会激起我们对宗教的好感，在一项对比试验中，暴露在被污染的空气中的人比呼吸洁净空气的人更容易接受《圣经》中的言论。
人类很早就学会了保持清洁，讨厌身体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不在咀嚼的时候张着大嘴，或者当着他人的面吐痰。在一个多人共居的环境中，如果大部分人形成共识，遵守这样的行为，那么人们在参与社会化生活的时候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健康隐患。而打破这些原则的人，将会很快被群体和社会所排斥，被别人厌恶。
这样通过厌恶情绪剔除可能对群体安全产生影响的个体，在人类发展的早期无形地帮助整个群体最大程度地保存住有生力量，限制了个人的自利行为。因为即便只是不讲卫生，也有可能引来致命的疾病，影响到整个群体的生命安全。在这样的群体氛围中，当自己做出违反规则的行为，人会自然而然地感到愧疚与恐慌。别人的厌恶情绪就如同一种可怕的惩罚，是社会性极强的人类不愿面对的。
文明的催化剂
在动物界，如果一个狒狒被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领袖”虐待，会有一部分其他狒狒被激发起来保护受害者，特别是那些跟它有亲缘关系的。但只有人类才会对疏远的陌生人、濒危物种或是脆弱的生态系统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斗争。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人类身上或许正是因为人类脑岛的独特性：一个不公正的行为会让我们火冒三丈，必须有所作为。
通过以牙还牙的粗暴模式对抗争端，问题往往难以解决。假设A是个贪婪的人，骗了B的财物。一时间，拳头或许能够发泄气愤，但是也可能遭受反击。A可能会叫上他那个壮实如牛的哥哥一起来揍B。所以从B的角度逐渐出现了另外一种惩罚方式——B对着其他人宣扬：“A真让人恶心，总是做些坑蒙拐骗的烂事。”厌恶感所给予的精神惩罚于千里之外破坏了A的名声，让更多的人厌恶A。这不是暴力，却比暴力更凶狠。
因此，厌恶这种负面的情绪确实在人类历史的某一阶段推动了文明的发展，促使人们在观念上有所趋同，我们才能够凭借着羞耻心和不愿做害群之马的共同选择强化自律，形成合作，拥抱文明。
厌恶也容易转化为仇恨
但是这也存在一些缺点。人们容易把反感变成一种试金石，用来检验什么是错的——好像如果这件事让你感到反胃，那么你就必须进行譴责。但是你所厌恶的可能是别人所喜欢的，个人的喜好不代表着所谓的对错。如果一件事情让你反胃你就去谴责，那何尝不是一种狭隘。因此，我们不免会看到，道德厌恶会因时代、地域和狭隘主义而产生局限性。
再者，一个怒火中烧的胃有时太容易点燃内心的仇恨，这未必是什么好事。这样的人容易将“不同”和“不好”等同起来，但是这种思维方式会导致他们产生不正常的所思所想、所求所爱以及生活方式。那些狂热的煽动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因此以狭隘的道德情感诉求来激活大众的脑岛，煽动起大众的偏狭仇恨。在人类社会史中，很多狂热的排外、仇外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
因此，由寄生虫和疾病所引发厌恶情绪已经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过去时，公共道德在现代这样一个有科技、有医疗、有思考的时代应当更加包容，并随时代发展不断变化。在现在所处的时代，人类只有冲破厌恶情绪的束缚，不让个人对肤色、性向、容貌、身材的无端偏见影响自己看待他人的目光，尊重、接纳、包容别人的不同，人类社会才能迈向下一个更美好的文明阶段。
墙角的蟑螂让你眉头一紧；看到暴死路中的老鼠尸体，人们会绕开而行；公交车上，如果你身边坐的是个脱掉了鞋子的抠脚大汉，你大概会将身体挪得尽可能远，鄙夷的神情在你脸上挥之不去。我们对人对事往往有喜有恶，进行道德评判的时候，即便无法指出具体哪里有问题，也会觉得某一行为是不对的。这种仓促的直觉判断，缘起于我们的厌恶情绪。而这种发自内心的厌恶感，可能就是促成现代文明的一种因素，它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寄生虫、疾病与死亡
人类进化出厌恶的情绪，最初是为了让自己远离寄生虫，远离疾病和死亡。
在人类诞生之初，存活已经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在不断总结存活经验的过程中，人类发现了一些可能相关的问题。对于疾病与死亡的恐惧使得人类会对污秽、不洁的环境产生排斥和抗拒，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人更容易染病死亡。我们对干净与脏有了相应的认识，喜爱洁净，厌恶脏臭。
随着社会从狩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过度，安定的居住模式之下仍然藏匿着许多危险。粮食吸引了昆虫、老鼠，人类自身生活产生的垃圾没有恰当处理，饲养的禽类和家畜会产生含有病原体的排泄物。随着人们的聚居，腮腺炎、流感、天花、百日咳、麻疹和痢疾等传染病会传播开来。谷物为主的饮食也导致人类营养的不均衡，当时的人们免疫系统仍然脆弱，一旦感染疾病，很可能就会走向死亡。
于是，我们不仅会对易产生疾病的肮脏环境充满厌恶，对排泄物、腐败气味直犯恶心，对那些满脸病容，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害的同类也产生反感。这都是人们趋利避害，寻求生机的自然表现。
脑岛这个神经中枢
人类大多数的厌恶情绪都来源于大脑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脑岛。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大脑中，脑岛的功能是非常单纯的。比如说，一只老鼠，咬到一口腐烂的食物，它的脑岛会立刻让它反胃呕吐，保护它不被毒素所侵害。
然而，对于人类来说，脑岛不仅仅会产生味觉厌恶。如果听到别人提及一些自己曾经历过的“烂”东西或者行为时，人的脑岛也会被激活，也就是说脑岛还会产生道德厌恶。例如，有人在游戏里暗算你，你的脑岛激活的强度代表着愤怒程度，以及你将会如何进行报复。如果这种道德厌恶感十分强烈，我们甚至会感到反胃。
然而，虽然脑岛擅长于对从腐烂水果到丑恶行为的一切事物产生厌恶，但是我们的大脑却无法区分恶臭味道的生理厌恶和恶劣行为的心理厌恶。在道德厌恶的产生之初，我们并没有在大脑中开发出一个新的区域分管它。反而，进化选择把它丢给了脑岛，所以脑岛会经常把味觉厌恶和道德厌恶相混淆。
这种混淆当然有好处。纠正道德错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看到一些违背道德认知的事情时，我们只有一些抽象、理性的反应，而不是像反胃这样清晰的实际感觉，那么道德约束就会很难产生作用。一个怒火中烧的胃可以提供燃料，激发我们勇于打抱不平，从而使得道德要求变成实际的行动。厌恶某些腐烂的食物，可以让我们免受其害；而厌恶某些不好的行为，同样也可以让我们不会与之同流合污。
从情绪厌恶到道德厌恶
剑桥大学的社会心理学者西蒙尼·舒纳尔组织开展了一项实验。实验人员让测试者联想诸如简历造假、偷窃、在荒岛上吃掉同伴求生等易引起人们厌恶的行为。其中一组受试者坐在一张整洁干净的桌子边上，另一组则在一张摆满各种腐坏食物的桌子边围坐着。结果表明，周围有污秽的东西时，人们通常更容易对同样的行为产生更恶劣的评判，厌恶感十足。
类似的，心理学家通过研究也发现，受传染病威胁的人更容易拥护传统的价值观，对新事物态度保守，且对破坏社会行为规范的人往往报以更强烈的鄙视心理。疾病的存在会激起我们对宗教的好感，在一项对比试验中，暴露在被污染的空气中的人比呼吸洁净空气的人更容易接受《圣经》中的言论。
人类很早就学会了保持清洁，讨厌身体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不在咀嚼的时候张着大嘴，或者当着他人的面吐痰。在一个多人共居的环境中，如果大部分人形成共识，遵守这样的行为，那么人们在参与社会化生活的时候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健康隐患。而打破这些原则的人，将会很快被群体和社会所排斥，被别人厌恶。
这样通过厌恶情绪剔除可能对群体安全产生影响的个体，在人类发展的早期无形地帮助整个群体最大程度地保存住有生力量，限制了个人的自利行为。因为即便只是不讲卫生，也有可能引来致命的疾病，影响到整个群体的生命安全。在这样的群体氛围中，当自己做出违反规则的行为，人会自然而然地感到愧疚与恐慌。别人的厌恶情绪就如同一种可怕的惩罚，是社会性极强的人类不愿面对的。
文明的催化剂
在动物界，如果一个狒狒被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领袖”虐待，会有一部分其他狒狒被激发起来保护受害者，特别是那些跟它有亲缘关系的。但只有人类才会对疏远的陌生人、濒危物种或是脆弱的生态系统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斗争。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人类身上或许正是因为人类脑岛的独特性：一个不公正的行为会让我们火冒三丈，必须有所作为。
通过以牙还牙的粗暴模式对抗争端，问题往往难以解决。假设A是个贪婪的人，骗了B的财物。一时间，拳头或许能够发泄气愤，但是也可能遭受反击。A可能会叫上他那个壮实如牛的哥哥一起来揍B。所以从B的角度逐渐出现了另外一种惩罚方式——B对着其他人宣扬：“A真让人恶心，总是做些坑蒙拐骗的烂事。”厌恶感所给予的精神惩罚于千里之外破坏了A的名声，让更多的人厌恶A。这不是暴力，却比暴力更凶狠。
因此，厌恶这种负面的情绪确实在人类历史的某一阶段推动了文明的发展，促使人们在观念上有所趋同，我们才能够凭借着羞耻心和不愿做害群之马的共同选择强化自律，形成合作，拥抱文明。
厌恶也容易转化为仇恨
但是这也存在一些缺点。人们容易把反感变成一种试金石，用来检验什么是错的——好像如果这件事让你感到反胃，那么你就必须进行譴责。但是你所厌恶的可能是别人所喜欢的，个人的喜好不代表着所谓的对错。如果一件事情让你反胃你就去谴责，那何尝不是一种狭隘。因此，我们不免会看到，道德厌恶会因时代、地域和狭隘主义而产生局限性。
再者，一个怒火中烧的胃有时太容易点燃内心的仇恨，这未必是什么好事。这样的人容易将“不同”和“不好”等同起来，但是这种思维方式会导致他们产生不正常的所思所想、所求所爱以及生活方式。那些狂热的煽动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因此以狭隘的道德情感诉求来激活大众的脑岛，煽动起大众的偏狭仇恨。在人类社会史中，很多狂热的排外、仇外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
因此，由寄生虫和疾病所引发厌恶情绪已经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过去时，公共道德在现代这样一个有科技、有医疗、有思考的时代应当更加包容，并随时代发展不断变化。在现在所处的时代，人类只有冲破厌恶情绪的束缚，不让个人对肤色、性向、容貌、身材的无端偏见影响自己看待他人的目光，尊重、接纳、包容别人的不同，人类社会才能迈向下一个更美好的文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