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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金陵十三钗》的轰动，让中国人回到了传教士与抗战的往事。这部电影，据作者严歌苓讲，取材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务长、美国女传教士魏特琳的日记。这个金陵女子大学，当时是最高级的教会大学之一。而《金陵十三钗》的真实故事，比电影悲惨。魏特琳与同事们竭尽全力，在校园里收容了一万多中国人，最后，由于顶不住日军压力，她被迫同意日军进来抓走一百多女子。这个决策，同事们群情激奋，纷纷指责，她也后悔不迭，陷入了精神抑郁，数次自杀后身亡，遗言为“中国是我家”。
其实，教会保护中国难民的故事，抗战时期各地都有，包括海南，而在海南，最著名的在儋县的那大。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海南创办过两所中学，一所是匹瑾中学，原本是女中，改名后也以女生为主。抗战爆发后，日军空袭海口，为安全计，1937年10月，教会把匹瑾中学迁到西部的那大，租用了当地一家小学。当时，那大是人口一万的大镇（海口不过六万），也是海南长老会最早的传教站，设立已五十年，根基很深，建有教堂、学校与医院。教堂的塔楼三层楼高，站在顶上，可以俯瞰全镇。
顺便说一下，来华的传教士，女性很多，那大教会也如此。
1939年2月9日，春节前夕，日军登陆海南岛，海口与府城迅速沦陷。2月12日，那大教会开了紧急会议，遣散打算离开的学生，有五十个学生离家太远，留了下来。5月4日凌晨，日军进占那大。
那大沦陷后，教会陷入了尴尬。
作为中立的传教组织，他们必须跟侵略军搞好关系，否则什么也不能做，更别说性命操在人家手里。他们派人拜访日军司令，试探对方态度。日本方面很客气，还给他们送邮件，送柴送菜。但那大教会知道，不能跟日本人太热络，这会激起中国人的愤怒，毁掉半个世纪的传教事业。何况，他们在海南生活工作了几十年，感情上偏向中国，“中立”是表面的。这一点，日军当然也知道。
那大教会的医生布克沃（Burkwall），因为偏向游击队，跟日军多次顶牛，引起了教会的担心。然而，那大教会本身也不怎么“中立”。日军攻进那大时，中国警察把几十只枪丢在匹瑾学校里。教会通知日本人来取，日本人没来。他们一合计，让抗日学生悄悄拿走了。
除了这些，如何弄到食物，让三百号职员及学生吃上饭，也是一个大问题。那大教会一周两次到那大市场买菜。一位女传教士莫宁格尔在家信里就谈到：“这星期，我们买到了蘑菇干，米粉肠，和一袋日本面粉。我们现在得用日本军币付款，所以不得不到烟草店里换钱……现在我们倒是能够买到一些水果、蔬菜与鲜肉。”
这是日军入据初期的事，情况很快急转直下。
儋县民风剽悍，历来著称。日军入据儋县后，烧杀虏掠，民愤极大，各村纷纷成立抗战部队，“破产买械，筑垒迎敌”。没多久，日军调兵侵占法属越南，防守空虚，中国军队借机反击，切断了那大的对外交通，包围了那大。由此，国共军队会商，决定联合光复那大。
1939年11月上旬，围攻那大的战役开始。原先毫无危险的那大，成了最危险的战区，大批难民涌向教会。传教士们站着把门，只准老人、小孩与妇女进入，但挡不住，整个学校塞进一千多难民，满坑满谷。大批难民挤在那里，迫切需要水、食物与床。那大市场上的商人也转移阵地，改到教会里卖花生、饼干、蛋糕、蔬菜。白天，难民们在外面搭帐篷；晚上，那大教会打开教堂大门，让难民进去栖身。
有一个传教士发现，许多难民手拿陶罐，她傻乎乎问：是甚么？
答曰：夜壶。
那大保卫战，是海南岛抗战中的一场恶战，战役异常惨烈，那大先被中国军队光复，日军调军反扑，遣三架飞机助战，再度攻陷那大。那大的街道烧掉了，教会附近也成了鏖战点。日军机枪就直接架在教堂的塔楼上扫射。
战争期间，中日双方均尊重教会，未加打扰。日方甚至送了一箱浓缩甜牛奶以表敬意，教会则回赠一双兔子。但和谐是表面的，匹瑾中学的不少学生参加了中国军队，有的还是骨干，包括日后成为儋县著名女诗人的谢景巽。
那大教会的个别成员，甚至直接卷入了中日战役。六十年后，中国战士回忆，那大教会的一个医生“供给我们情报，指点我们进攻路线，每次暗开医院后门，让我军由后面进入，出前门趋敌据点”。这个医生是谁，不问可知。
医生的举动，使教会陷入了危险。一次鏖战，布克沃医生奋力救治一名受伤的游击队员。一名日军杀红了眼，追随而至，带着手榴弹闯了进来。女传教士们马上行动，过去夺下手榴弹，声明只有日军指挥官来了才能归还。很快，三个日本军官出现在大门口，他们关心的，不是归还手榴弹，而是攻击他们的游击队员哪来的？他们追问，是否教会允许游击队通过他们的学校？教会矢口否认。但游击队出现的位置太离奇，日军猜疑当然有道理。教会要求日军进来搜索，日军拒绝了。
从1939年8月起，那大教会便要求日军允许学生撤离战区，直到1940年3月才获批准。女传教士与学生们打着一幅美国国旗离开那大，在路上走了三天，遇到从海口来的一辆车，于黄昏抵达府城。
日军不是傻子，海南教会的种种亲华举动，当然看在眼里，只是法美为中立国，他们投鼠忌器，不敢下手。到了1941年的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他们将美国传教士驱逐出境，查封了他们的财产，同时对本土的教徒动了杀戒。
有一名被日军驱逐出海南岛的美国女传教士莫宁格尔，1950年去世时，遗言为“海南是我家”，跟魏特琳的遗言，何其相似啊！
其实，教会保护中国难民的故事，抗战时期各地都有，包括海南，而在海南，最著名的在儋县的那大。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海南创办过两所中学，一所是匹瑾中学，原本是女中，改名后也以女生为主。抗战爆发后，日军空袭海口，为安全计，1937年10月，教会把匹瑾中学迁到西部的那大，租用了当地一家小学。当时，那大是人口一万的大镇（海口不过六万），也是海南长老会最早的传教站，设立已五十年，根基很深，建有教堂、学校与医院。教堂的塔楼三层楼高，站在顶上，可以俯瞰全镇。
顺便说一下，来华的传教士，女性很多，那大教会也如此。
1939年2月9日，春节前夕，日军登陆海南岛，海口与府城迅速沦陷。2月12日，那大教会开了紧急会议，遣散打算离开的学生，有五十个学生离家太远，留了下来。5月4日凌晨，日军进占那大。
那大沦陷后，教会陷入了尴尬。
作为中立的传教组织，他们必须跟侵略军搞好关系，否则什么也不能做，更别说性命操在人家手里。他们派人拜访日军司令，试探对方态度。日本方面很客气，还给他们送邮件，送柴送菜。但那大教会知道，不能跟日本人太热络，这会激起中国人的愤怒，毁掉半个世纪的传教事业。何况，他们在海南生活工作了几十年，感情上偏向中国，“中立”是表面的。这一点，日军当然也知道。
那大教会的医生布克沃（Burkwall），因为偏向游击队，跟日军多次顶牛，引起了教会的担心。然而，那大教会本身也不怎么“中立”。日军攻进那大时，中国警察把几十只枪丢在匹瑾学校里。教会通知日本人来取，日本人没来。他们一合计，让抗日学生悄悄拿走了。
除了这些，如何弄到食物，让三百号职员及学生吃上饭，也是一个大问题。那大教会一周两次到那大市场买菜。一位女传教士莫宁格尔在家信里就谈到：“这星期，我们买到了蘑菇干，米粉肠，和一袋日本面粉。我们现在得用日本军币付款，所以不得不到烟草店里换钱……现在我们倒是能够买到一些水果、蔬菜与鲜肉。”
这是日军入据初期的事，情况很快急转直下。
儋县民风剽悍，历来著称。日军入据儋县后，烧杀虏掠，民愤极大，各村纷纷成立抗战部队，“破产买械，筑垒迎敌”。没多久，日军调兵侵占法属越南，防守空虚，中国军队借机反击，切断了那大的对外交通，包围了那大。由此，国共军队会商，决定联合光复那大。
1939年11月上旬，围攻那大的战役开始。原先毫无危险的那大，成了最危险的战区，大批难民涌向教会。传教士们站着把门，只准老人、小孩与妇女进入，但挡不住，整个学校塞进一千多难民，满坑满谷。大批难民挤在那里，迫切需要水、食物与床。那大市场上的商人也转移阵地，改到教会里卖花生、饼干、蛋糕、蔬菜。白天，难民们在外面搭帐篷；晚上，那大教会打开教堂大门，让难民进去栖身。
有一个传教士发现，许多难民手拿陶罐，她傻乎乎问：是甚么？
答曰：夜壶。
那大保卫战，是海南岛抗战中的一场恶战，战役异常惨烈，那大先被中国军队光复，日军调军反扑，遣三架飞机助战，再度攻陷那大。那大的街道烧掉了，教会附近也成了鏖战点。日军机枪就直接架在教堂的塔楼上扫射。
战争期间，中日双方均尊重教会，未加打扰。日方甚至送了一箱浓缩甜牛奶以表敬意，教会则回赠一双兔子。但和谐是表面的，匹瑾中学的不少学生参加了中国军队，有的还是骨干，包括日后成为儋县著名女诗人的谢景巽。
那大教会的个别成员，甚至直接卷入了中日战役。六十年后，中国战士回忆，那大教会的一个医生“供给我们情报，指点我们进攻路线，每次暗开医院后门，让我军由后面进入，出前门趋敌据点”。这个医生是谁，不问可知。
医生的举动，使教会陷入了危险。一次鏖战，布克沃医生奋力救治一名受伤的游击队员。一名日军杀红了眼，追随而至，带着手榴弹闯了进来。女传教士们马上行动，过去夺下手榴弹，声明只有日军指挥官来了才能归还。很快，三个日本军官出现在大门口，他们关心的，不是归还手榴弹，而是攻击他们的游击队员哪来的？他们追问，是否教会允许游击队通过他们的学校？教会矢口否认。但游击队出现的位置太离奇，日军猜疑当然有道理。教会要求日军进来搜索，日军拒绝了。
从1939年8月起，那大教会便要求日军允许学生撤离战区，直到1940年3月才获批准。女传教士与学生们打着一幅美国国旗离开那大，在路上走了三天，遇到从海口来的一辆车，于黄昏抵达府城。
日军不是傻子，海南教会的种种亲华举动，当然看在眼里，只是法美为中立国，他们投鼠忌器，不敢下手。到了1941年的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他们将美国传教士驱逐出境，查封了他们的财产，同时对本土的教徒动了杀戒。
有一名被日军驱逐出海南岛的美国女传教士莫宁格尔，1950年去世时，遗言为“海南是我家”，跟魏特琳的遗言，何其相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