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鲁迅曾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那么，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能有几个持续关注自己的热心读者，那就不白在这个圈里“混”。这番感慨，是我有感而发的，因为我回想起许多往事，想起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党委书记陈建国。
　　对于一个当了30多年的记者，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过数千篇稿件，且一直把新闻工作当作神圣事业的记者来说，我拥有不少“热心读者”，其间，我与全国各地的“热心读者”还有互动。有些互动，居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里，我想讲一位令我敬重的“热心读者”，他是2002年至2010年在宁夏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陈建国同志。

不寻常的转载和策划

　　陈建国书记自2002年3月从山东省委副书记任上转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2010年7月卸任，这也是我最活跃、发稿量最大，写批评稿、发问题报道最多的时期，宁夏日报也多次转载我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稿件。
　　翻开2006年4月2日的宁夏日报，我惊讶地看到，该报不仅全文转载了我3月26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长篇通讯《王晓花和她的“儿女”们》，而且配发了评论。我的原稿占据了光明日报一个整版，总字数有七八千字。之所以惊讶，是因为几个月前，宁夏日报已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位无私地资助回族三姐弟学习的汉族女教师的感人事跡，总字数也有三四千字。时隔不久，同样的题材再登一次，这不寻常，我想这一定有自治区领导批示，而这位领导肯定很仔细地读了这篇长篇通讯。果然，很快就得到证实：是陈建国书记要求宁夏日报全文转载的。转载这么一篇长文，是很不寻常的。
　　也许是陈建国书记看我的稿件比较多、对我的写作有所了解了吧，他对我的信任也逐步提升。虽然一直没有谋面，但他却直接给我“派活”了。
　　2006年9月20日，陈建国书记在时任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屈冬玉给他的一封信上做出批示，充分肯定了这位“马铃薯博士”对宁夏马铃薯产业所作的贡献。他在批示中写道：“请克洪同志（时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转电一同志参阅……建议电一同志采访报道”。非但如此，他在批示中对采访途径和要采访的人都有明确指示。看到自治区党委督查室和宣传部转来的批示，我深感意外：中央媒体驻宁夏的新闻机构、新闻记者有很多，本地报刊、本地记者也有很多，陈建国书记单单点名让我一个人来写，这对我本人和光明日报是很大的信任。我就此先后走访北京、银川、固原三地，历时一个多月写出了长篇通讯《“马铃薯博士”的马铃薯“情结”》，分别在《光明日报》和《宁夏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两报还分别配发了题为《为新农村建设中的知识分子喝彩》《农民需要这样的博士》的评论，引起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和强烈反响。
　　这组报道得到了中宣部的充分肯定，“新闻阅评”有专门评介。我随即又做了多篇跟踪报道。此后不久，屈冬玉便来到宁夏，先后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助理、自治区副主席。宁夏是马铃薯的产地，其中西吉县还是著名的马铃薯之乡，但宁夏的马铃薯科研能力却相当薄弱，屈冬玉到宁夏任职并分管农业，对推动马铃薯产业和马铃薯科研无疑是有巨大作用的。作为中国马铃薯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屈冬玉还将中国马铃薯大会引到了宁夏并亲自主持。
　　说到自己的这段经历，屈冬玉事后对我说：“如果没有你的这篇报道，我就不会到宁夏来工作。”我说，这应该归功于陈书记，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策划、运作的。至于我，只是完成了一个采访、认真写了一篇通讯而已。
　　这不是我故作谦虚。我的一篇通讯，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完全出乎我的预料。现在回头看这组报道，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确是陈建国书记一次十分成功的策划。

一块“幸运”的石头

　　位于宁夏石嘴山境内的中华奇石山是4A级旅游景区。在景区原来的大门旁，至今矗立着一块巨石，正面刻有“奇石山”三个红色大字，是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的手迹；巨石的侧面是《中华奇石山记》全文，落款为“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庄电一”，刻写的时间是2009年5月1日。
　　以往很少题词题字的陈建国书记为什么要为此题写碑名？“碑文”又怎么会出自我之手呢？说起来这与我的一篇新闻作品有关。
　　2008年，我陪同报社领导看了尚未竣工的中华奇石山，为当地将原来的粉煤灰场改造成为风景区的壮举而震动，写成题为《石之奇绿之韵 山之神——记化腐朽为神奇的宁夏石嘴山中华奇石山》的报道。同已发表的许多稿件一样，我并没有特别留意，因为在我看来，稿件登出来了，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
　　完全没想到，几天后，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的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有自治区领导的批示要传给我。自治区领导的批示，会与我有什么关系吗？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原来，我的这篇刊登在《光明日报》四版的通讯又被陈建国书记看到了，他不仅仔细阅读了，而且萌生了一个新想法，就直接在当天的报纸上写下批示。我在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的传真件上看到了他批示的手迹：“文章、电一同志：能否在此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为‘记’，市里选一块大石块刻上去，放在‘山门’之处，使山名之、文奇之？”（文章，即李文章，时任石嘴山市市委书记，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家信访局局长）。自治区党委督查室对这个批示很重视，于4月20日专门发出了督办通知。当天晚上，李文章书记给我打电话，希望我两天内交稿，他们将争取在“五一”期间立碑。我放下手头的工作，如期交出了《中华奇石山记》。石嘴山市市委常委会专门对此文进行了讨论。尊重他们的意见，我又加了两句。秉持庄重、大气、独特的原则，当地从附近的贺兰山上挑选了一块高7米、宽2.5米、重120吨的巨石，以最快的速度选址、刻写、立碑，整治了景区周边环境。5月5日，陈建国书记到石嘴山视察工作时抽出时间前往观看，对碑文给予高度评价并应邀题写了“奇石山”碑名。
　　中华奇石山的名气越来越大。2010年，中华奇石山风景区荣获“中国观赏石博览基地”称号，成为中国四大观赏石博览基地之一。一个臭气熏天、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粉煤灰场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文化内涵丰富、人人向往的新景观，一篇通讯变成一篇碑文、进而成为一个文化景观，再加上一个记者的名字与一位领导的题字刻在一块碑石上，这个传奇故事不胫而走、长久传播。

一份独特的内刊

　　陈建国书记是怎样处理学习与工作的关系、又是如何挤时间多看书、多读报的呢？
　　据陈书记身边工作人员介绍，陈书记非常勤奋，每天清晨就起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阅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宁夏日报等中央、地方党报，及时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大概就是在这广泛的阅览中，他发现了我写的稿件并给以关注。他关注我的稿件，也不是一天两天、一篇两篇，他说看过我许多报道和文章，而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是不了解的。有一次，时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于革胜告诉我，这几年，你对黎明村的系列报道，陈书记和我都看了，陈书记还有专门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对黎明村给予大力支持。
　　陈书记曾说过：“一个人经常读什么书、看什么报，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好的书报，可以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大概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陈建国书记不但自己坚持学习，而且在自治区党政机关大力倡导学习之风，引导领导干部们学习。每当在报刊上发现特别有价值、值得学习的文章，他就会推荐给自治区党委常委们和相关厅局负责人。后来，他强烈地感觉到，有必要办一份不定期的内刊。在他的提议和倡导下，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很快就创办了一份不定期的学习刊物，陈书记为它定名为《网摘》。从此，陈书记在报刊上、网络上发现有学术价值的、有思辨性的、有借鉴作用的、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就要求《网摘》转印并分发给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有关负责人。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负责人介绍，《网摘》创办仅3年，就出刊近60期。《网摘》上所有转印的文章，都由陈书记亲自选定。陈建国，真是一位热爱学习、善于学习，也把学习当作工作内容、生命组成部分的高级干部。
　　一个领导干部不仅重视自己的学习，而且积极引导机关干部学习，这种精神令我感动，也让我就此采写了一条“独家新闻”。2010年年初，我分别以《建设学习型机关的有益实践》和《为官的境界在于学习》为题，在《光明日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上介绍了陈建国书记和他倡议创办的《网摘》。

一串繞梁的音符

　　2010年7月，年满65的陈建国书记调离了宁夏。大家在自治区党委机关大院为他送行，我也加入其中，但因为人多，我不但连个招呼也没打，甚至连手都没有机会握一下。
　　此后，他是否回过宁夏，我不得而知。他在宁夏时，我没有主动与他联系；他离开宁夏，我也没有联系他。我与他的关系，始终都是“淡如水”。
　　陈建国离开宁夏到全国人大，先是就任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换届后又转任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我想，到了北京，工作环境、工作性质都变了，陈建国书记再也不会像在宁夏那样看书读报了吧？也不会再关注光明日报、再关注我采写的新闻了吧？
　　2014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第十四版（副刊）上发表了我的一篇散文式通讯，题目是《银川人有多爱水》。文章的后半段有以下一些文字：
　　银川过去并没有人工河流经市区，是爱伊河的开挖和贯通改变了这个现状。现在，蜿蜒曲折的爱伊河在银川市区川流而过，滋润着市区的环境，也滋润着市区的商业、房地产业。它流经哪里就给哪里带来繁荣和兴旺。难怪，为此倾注大量心血的原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要为此写下歌词，称爱伊河是美丽的姑娘。难怪，这首《爱伊河之歌》被大量传唱并引起广泛共鸣。
　　此文见报时，陈建国同志离开宁夏已有4年多了。在写作时我曾想到，陈书记不大可能会看到我这篇东西，但我依然要这样写，因为我不是要写给他看的。写这段文字，我曾有所考虑：这样写一位前任领导，会不会引起误解，会不会让后任和现任的领导有想法？但是，我是记者，写东西从来都是实事求是，既不讨好谁，也不看谁的眼色。我看不惯“人走茶凉”的世态，更反感有人为了突出现任的业绩而不提，乃至贬低前任的贡献，甚至有意将前任功绩一笔抹杀的做法。
　　没想到，这篇在容易被忽略的版面、容易被忽视的位置刊登的散文，陈建国书记不仅看到了，而且看得很详细。几天后，一位曾在陈建国书记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突然给我打来电话：“你写的这篇文章，陈建国同志在北京看到了，他专门打来电话，让我转告你：他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此外，他还特别让我对你表示感谢。”而对于我来说，当然无须感谢。要说感谢，我更应该感谢读者，特别是像陈建国这样的“热心读者”。
　　2016年，那位曾在陈建国书记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请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他说：“陈建国同志很快就彻底退休了，我最近去北京出差，想顺路去看望他，顺便把你的书带给他。”我说：“我出版的书很多，有的书还很重，带起来不太方便吧？”他说：“没关系，你都拿来吧。”我很快便找齐了此前出版的几本书，但我拿过去时还是感觉太重，就建议他少拿几本。他不同意，一边用绳子将书捆起来一边对我说：“还是都拿上吧，陈书记爱看你写的东西。”这位同志还让我在每一本书上签名。
　　那么，这么远带这么重的书，是陈建国同志的要求，还是这位同志自作主张？我不得而知。而对于我来说，把自己的书送给愿意读，且能产生共鸣的读者，也算是“物有所值”了。
　　陈建国书记已经75岁了，不知道他现在身体怎样，行动是否方便？许多宁夏人惦念着他，衷心希望他健康长寿，也盼望他有机会再回宁夏看看。作为一名与他有点交集的老记者，我也有同样的愿望。
　　（作者系光明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