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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 ·科斯（Ronald H. Coase）被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如果说凡勃伦是站在新古典经济学对立面上，提出旧制度主义的主张，那么科斯则是在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和逻辑的基础上，对经济学进行矫正。因此，虽然凡勃伦、康芒斯等旧制度经济学家率先提出产权、交易等观点，并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视角进行分析，但科斯却不以为然，认为旧制度经济学“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外，没有任何东西留传下来”。科斯的观点虽然偏激，却说明了以他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同旧制度经济学在学术传承上的重大分歧。
早期成长经历
1910年12月29日，科斯出生于英国伦敦郊区威尔斯登（Willesden）的一个普通家庭。根据乔治 · 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描述，威尔斯登是一个安静怡人、鸟语花香的地方。科斯的父亲是当地邮局的一名小职员，母亲婚后辞去工作，专心相夫教子。家境虽然一般，但却完美幸福。科斯的父母都酷爱运动，直至高龄依然如故。科斯是独生子，因为腿有残疾，他没有继承父母的运动天赋，而是喜欢一个人天马行空地思考，玩国际象棋等智力游戏。虽然父母不能给予他学术方面的指导，却培养了他诚实正直的品格。科斯母亲心目中的英雄是劳伦斯 · 鄂茨（Lawrence Edward Grace Oates），“鄂茨和斯考特从南极回来，他发现他的病妨碍别人，就告诉他的伙伴们他去散步，在暴风雪中走出去，再无踪迹。”由此，科斯形成了一个信念，“我总是感到我不应该被别人讨厌”。在日后的学术生涯中，虽然时常同他人的观点不同，但科斯却始终保持绅士风度，“在评论他人的观点时，我总是设法理解他们的观点是什么，而不要误解之。我绝不对由于欺骗而获得胜利感兴趣。”
因为腿有残疾，科斯只能进入当地的残疾人小学学习。或许是为了让残疾人掌握一门谋生的手艺，学校除了开设普通课程以外，还要求科斯学习编织篮子。然而，父母并不希望科斯将来成为人们施舍的对象，他们想方设法为科斯争取参加中学入学考试的机会。终于，科斯在12岁那一年顺利考入契尔伯文法学校（Kilburn Grammar School）。在契尔伯文法学校，科斯成绩优异，并于1927年顺利通过了伦敦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入学考试。根据当时英国的教育制度，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校外生，科斯可以在契尔伯文法学校继续学习两年，在此期间，他需要决定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之后攻读什么学位。虽然在入学考试中，科斯的历史和化学成绩优异，但由于拉丁文不过关，加上科斯本人不喜欢数学，最终他决定攻读伦敦经济学院的商业学士学位。
1929年10月，科斯正式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当月24日，美国股市崩溃，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为走出经济危机，德、日宣扬军国主义，美国则宣布实行“新政”。伦敦经济学院由英国费边主义者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等创立，意在培养英国的经济、政治精英。当时的伦敦经济学院，群英荟萃，在院长贝弗里奇爵士（Lord William Henry Beveridge）领导下，经济学系聚集了罗宾斯（Lionel Robbins）、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古典自由主义者，政治学系由哈罗德 · 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等民主社会主义者坐镇。在经济系，哈耶克的影响最大，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认为这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科斯攻读的是商业学位，他的授业导师是阿诺德 · 普兰特（Arnold Plant）。在理念上，普兰特师承坎南（Edwin Cannan），赞同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在授课内容上，普兰特讲授企业管理，相比于经济学更加注重实务。普兰特注重实务的倾向，影响了科斯对经济体系的看法。相比于其他经济学家埋头于价格体系和均衡分析，科斯看到的是现实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个企业。在普兰特指导下，科斯阅读了亚当 · 斯密的《国富论》。斯密强调分工，认为人们在自利的引导下互相合作，能够实现各自的目的。顺着斯密的逻辑，科斯进一步思考，既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为什么存在企业呢？
1931年，科斯得到学校授予的欧内斯特 · 卡塞尔旅行奖学金（Sir Ernest Cassel Travelling Scholarship），同意他到美国考察，“研究美国工业组织中的垂直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经济问题”。其时，关于社会主义、干预主义以及计划的可能性，思想界的争论异常激烈。身处伦敦经济学院，科斯不可能置身事外，为什么整个社会没有被组织成一个大企业？既然市场能够自发运行，企业存在的依据何在？怀着上述种种疑问，科斯调查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等代表性大企业，访问了芝加哥大学，并拜访了经济学家里昂惕夫（Wassily W Leontief），同他探讨企业生产决策问题。
通过在美国的调查研究，科斯相信疑问“已经部分地解决了”，他意识到“经济学家……忽略了运用市场的价格机制是要花费成本的事实……一种交易是在企业组织内进行还是在市场中发生，取决于达到同样的结果时在企业组织内的交易成本与在市场运作的交易成本的比较”。一年以后，科斯回到英国，顺利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的商业学士学位。1932年，正是大萧条以来最坏的年份，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科斯却被邓迪经济与商业学院（Dunde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聘为助教。
《企业的性质》——跨越斯密和熊彼特的理论鸿沟
科斯“带着满脑子关于企业的想法”来到邓迪经济与商业学院，负责讲授三门课，其中一门是工商企业组织。很快他就喜欢上了讲课，并且对自己的讲课方式和效果颇为满意。在给朋友的信中，科斯写道：“对这门课程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我想），我自己感觉是相当满意的。我能说的一件事是我自己做得完全成功了。”完成授课任务之余，科斯进一步阅读经济学经典原著，并同朋友一起进行调查研究。1934年，科斯到利物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担任助理讲师，讲授银行金融课程。1935年，科斯受聘到伦敦经济学院担任经济学助理讲师，负责垄断理论方面的课程。由于科斯认真研读过爱德华 · 张伯伦（E. H. Chamberlin）的《垄断竞争理论》（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和琼 · 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并且发表过《垄断理论的评论》等论文，所以“开讲垄断理论这门课程对科斯来说不会有特别的困难”。此外，他还在工商管理系讲授公用事业经济学课程，同时担任阿诺德 · 普兰特的助手。同时，科斯对“英国的水、气、电公用行业，尤其是邮电业和广播业的历史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出版了研究著作”。
在邓迪经济与商业学院任教时，科斯结合自己在美国的考察心得，写过一篇论文《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可惜投稿之后犹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令人意外的是，三年之后，即1937年，《企业的性质》终于公开发表。正是这篇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重视的论文，奠定了后来科斯获得诺贝尔奖的基础。
根据后来艾尔弗雷德 · 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的研究，企业在当时已成为美、德、英等发达国家经济力量的主体，但科斯认为，经济学从未对“企业”下过明确定义，阿瑟 · 索尔特（Arthur Salter）甚至认为经济体制是自行运行的。“它的日常运行不在集中控制之下，它不需要中央的监查……这个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显然，在这个“自行运行”的经济体制中，企业是不存在的。因此，科斯批评经济学理论已经严重背离了经济现实，成为经济学家们的智力游戏。
自亚当 · 斯密出版《国富论》以来，“看不见的手”被公认为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厂商和消费者类似于一个个的原子，根据自利的原则在市场的汪洋大海中游荡，至于厂商内部的决策过程及原因，则在长时期内成为“黑箱”。斯密没看到企业，是因为18世纪时现代企业尚未出现。直到20世纪初期，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等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企业家的协调作用。科斯认为，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同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之间存在鸿沟：既然“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企业家为什么会出现？既然企业家通过组织协调可以有效配置资源，“看不见的手”岂不成为多余？结合在美国的考察经验，科斯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在于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需要成本的，包括“所有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等。“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既然市场运行需要成本，那么当“看不见的手”成本高于企业时，企业家配置资源就成为首选。通过运用“市场运行成本”这一概念，科斯成功揭示企业产生的原因，并跨越了斯密和熊彼特之间的理论鸿沟。
市场运行需要成本，企业可以以低于市场运行成本的方式配置资源，为什么社会没有被组织成为一个大工厂呢？科斯认为，原因在于企业内部交易同样需要成本。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小于市场运行成本时，企业倾向于扩张；反之，企业则选择收缩。扩张和收缩的边界，即在于“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至此，交易成本理论诞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与企业外部的市场交易可以采用同一个解释方式和计量体系，经济学同管理学走到了一起。
《社会成本问题》——开创“法经济学”
在《企业的性质》中，科斯认识到市场运行需要成本，企业组织需要成本，这两类成本后来被概括为“交易费用”，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架构的核心概念。实际上，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只是一个开端，关于市场运行成本包括哪些？企业组织成本又有哪些？二者如何衡量？如何比较？这一系列的问题，科斯并没有给出答案，所以该论文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指出分析思路，而非解决问题。《企业的性质》中指出的问题，成为科斯及其追随者日后的研究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整个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就是在《企业的性质》的启发下予以展开的。
虽然《企业的性质》在经济学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该文发表时，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领头人的罗宾斯和哈耶克，甚至从来没有提起过这篇论文。两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0年，科斯进入战时政府工作，被任命为森林委员会统计局负责人，主持调查英国的木材生产情况。1941年，科斯被调至战时内阁直辖的中央统计局，“负责最后的军火统计，它们包括有枪支、坦克和弹药等”。在政府工作期间，科斯虽然不能从事理论研究，却证实了他关于组织运行成本的观点。战争结束后，科斯于1946年回到伦敦经济学院，继续进行理论研究。
战后，英国工党政府按照《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的主张，大力推进福利国家政策，公用事业领域进行国有化。科斯一直致力于公用事业经济学研究，他认为工党政府的政策并不能带来社会产值最大化。1950年，科斯出版了第一本公用事业经济学著作：《英国广播业：垄断状况的研究》（British Broadcasting: A Study in Monopoly）。“因为对英国的未来缺乏信心，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喜欢以及对美国经济的赞赏”，1951年，科斯移居美国，在公用事业经济学家约翰 · 萨姆纳（John Sumner）推荐下，科斯在布法罗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uffalo）谋得教职。1958年，科斯进入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结识了托马斯 · 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库恩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斯，《测量在现代物理科学中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Measurement in Modern Physical Science）使他“明白了数量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在本质上与自然科学中的情况一样”。
1959年，科斯在艾伦 · 迪莱克特（Aaron Director）主编的《法律和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发表论文《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总结自己多年研究公用事业经济学的观点，指出：“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但是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与法律或规则无关。”对科斯的上述观点，芝加哥大学的乔治 · 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弥尔顿 ·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著名经济学家纷纷表示异议。为平息争论，艾伦 · 迪莱克特召集科斯以及斯蒂格勒、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到自己家中进行座谈。座谈一开始，科斯首先发问：“假定一家工厂，因为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损害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征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学者都回答政府应该干预，但科斯并不赞同，他据理力争，只身同整个芝加哥学派展开辩论。后来弗里德曼转变立场，开始为科斯辩护，最终科斯说服了所有人。这次辩论后，科斯答应迪莱克特再写一篇文章，进一步深入分析座谈会上所讨论的问题。1960年，科斯在《法律和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首先指出，污染问题并非是企业单方面污染居民，而是具有“交互性质”：企业污染环境，给居民造成损失，如果政府干预企业，同样会给企业造成损失。因此，“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以牧场主走失的牛群给农场主带来损失为例，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科斯认为法院无论将过错归咎于哪一方，或者对此不过问，都不会影响最终的交易结果。然而，现实社会中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法院对权利的判决，无疑会影响到资源的配置。科斯认为，法院对产权的具体安排，不能仅仅简单地向污染者征收“庇古税”了事，而是要考虑具体的经济后果，以追求社会产值的最大化为衡量标准。在大量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斯认为绝大多数政府管制的事务，都以失败而告终。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方面使经济学家分析经济体系时考虑法律等制度环境的影响，扩展了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另一方面使法律学家修订法律时要分析其经济后果，开创了一门新学科——“法经济学”。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之后，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赞誉与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乔治 · 斯蒂格勒甚至将其主要观点概括为“科斯定理”。对此，科斯并不以为意，继续专心从事公用事业经济学研究。1964年，由于《社会成本问题》对法学的强烈影响，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邀请科斯来校任教，以填补迪莱克特退休留下的空缺。
获得诺贝尔奖
在芝加哥大学，科斯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对《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发表在《法律和经济学杂志》。值得一提的是，科斯在芝加哥大学与张五常结识，“与张五常的讨论，使我清楚地意识到交易成本对经济活动运作的重要性及广泛影响”。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科斯的交易、产权等思想迅速传播，直接影响了一代经济学家，进而间接影响了中国的改革进程。1982年，科斯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退休。此后，他将自己发表过的最主要的论文编辑成册，1988年以《企业、市场与法律》（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为书名出版。
1991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科斯，“因为他发现和澄清了交易费用和产权对经济体制的生产制度结构及其运作的作用和意义”。科斯获奖，说明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内占据了一席之地。1996年，威廉姆森等人发起，成立了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科斯担任首任会长。2000年，一批新制度经济学家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Saint Louis）创办了罗纳德 · 科斯研究所（the Ronald Coase Institute），其使命是“更好地理解现实经济体系的运行机制，为社会和个人增进自身福利而创造更好的机会”。
早期成长经历
1910年12月29日，科斯出生于英国伦敦郊区威尔斯登（Willesden）的一个普通家庭。根据乔治 · 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描述，威尔斯登是一个安静怡人、鸟语花香的地方。科斯的父亲是当地邮局的一名小职员，母亲婚后辞去工作，专心相夫教子。家境虽然一般，但却完美幸福。科斯的父母都酷爱运动，直至高龄依然如故。科斯是独生子，因为腿有残疾，他没有继承父母的运动天赋，而是喜欢一个人天马行空地思考，玩国际象棋等智力游戏。虽然父母不能给予他学术方面的指导，却培养了他诚实正直的品格。科斯母亲心目中的英雄是劳伦斯 · 鄂茨（Lawrence Edward Grace Oates），“鄂茨和斯考特从南极回来，他发现他的病妨碍别人，就告诉他的伙伴们他去散步，在暴风雪中走出去，再无踪迹。”由此，科斯形成了一个信念，“我总是感到我不应该被别人讨厌”。在日后的学术生涯中，虽然时常同他人的观点不同，但科斯却始终保持绅士风度，“在评论他人的观点时，我总是设法理解他们的观点是什么，而不要误解之。我绝不对由于欺骗而获得胜利感兴趣。”
因为腿有残疾，科斯只能进入当地的残疾人小学学习。或许是为了让残疾人掌握一门谋生的手艺，学校除了开设普通课程以外，还要求科斯学习编织篮子。然而，父母并不希望科斯将来成为人们施舍的对象，他们想方设法为科斯争取参加中学入学考试的机会。终于，科斯在12岁那一年顺利考入契尔伯文法学校（Kilburn Grammar School）。在契尔伯文法学校，科斯成绩优异，并于1927年顺利通过了伦敦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入学考试。根据当时英国的教育制度，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校外生，科斯可以在契尔伯文法学校继续学习两年，在此期间，他需要决定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之后攻读什么学位。虽然在入学考试中，科斯的历史和化学成绩优异，但由于拉丁文不过关，加上科斯本人不喜欢数学，最终他决定攻读伦敦经济学院的商业学士学位。
1929年10月，科斯正式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当月24日，美国股市崩溃，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为走出经济危机，德、日宣扬军国主义，美国则宣布实行“新政”。伦敦经济学院由英国费边主义者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等创立，意在培养英国的经济、政治精英。当时的伦敦经济学院，群英荟萃，在院长贝弗里奇爵士（Lord William Henry Beveridge）领导下，经济学系聚集了罗宾斯（Lionel Robbins）、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古典自由主义者，政治学系由哈罗德 · 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等民主社会主义者坐镇。在经济系，哈耶克的影响最大，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认为这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科斯攻读的是商业学位，他的授业导师是阿诺德 · 普兰特（Arnold Plant）。在理念上，普兰特师承坎南（Edwin Cannan），赞同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在授课内容上，普兰特讲授企业管理，相比于经济学更加注重实务。普兰特注重实务的倾向，影响了科斯对经济体系的看法。相比于其他经济学家埋头于价格体系和均衡分析，科斯看到的是现实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个企业。在普兰特指导下，科斯阅读了亚当 · 斯密的《国富论》。斯密强调分工，认为人们在自利的引导下互相合作，能够实现各自的目的。顺着斯密的逻辑，科斯进一步思考，既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为什么存在企业呢？
1931年，科斯得到学校授予的欧内斯特 · 卡塞尔旅行奖学金（Sir Ernest Cassel Travelling Scholarship），同意他到美国考察，“研究美国工业组织中的垂直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经济问题”。其时，关于社会主义、干预主义以及计划的可能性，思想界的争论异常激烈。身处伦敦经济学院，科斯不可能置身事外，为什么整个社会没有被组织成一个大企业？既然市场能够自发运行，企业存在的依据何在？怀着上述种种疑问，科斯调查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等代表性大企业，访问了芝加哥大学，并拜访了经济学家里昂惕夫（Wassily W Leontief），同他探讨企业生产决策问题。
通过在美国的调查研究，科斯相信疑问“已经部分地解决了”，他意识到“经济学家……忽略了运用市场的价格机制是要花费成本的事实……一种交易是在企业组织内进行还是在市场中发生，取决于达到同样的结果时在企业组织内的交易成本与在市场运作的交易成本的比较”。一年以后，科斯回到英国，顺利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的商业学士学位。1932年，正是大萧条以来最坏的年份，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科斯却被邓迪经济与商业学院（Dunde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聘为助教。
《企业的性质》——跨越斯密和熊彼特的理论鸿沟
科斯“带着满脑子关于企业的想法”来到邓迪经济与商业学院，负责讲授三门课，其中一门是工商企业组织。很快他就喜欢上了讲课，并且对自己的讲课方式和效果颇为满意。在给朋友的信中，科斯写道：“对这门课程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我想），我自己感觉是相当满意的。我能说的一件事是我自己做得完全成功了。”完成授课任务之余，科斯进一步阅读经济学经典原著，并同朋友一起进行调查研究。1934年，科斯到利物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担任助理讲师，讲授银行金融课程。1935年，科斯受聘到伦敦经济学院担任经济学助理讲师，负责垄断理论方面的课程。由于科斯认真研读过爱德华 · 张伯伦（E. H. Chamberlin）的《垄断竞争理论》（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和琼 · 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并且发表过《垄断理论的评论》等论文，所以“开讲垄断理论这门课程对科斯来说不会有特别的困难”。此外，他还在工商管理系讲授公用事业经济学课程，同时担任阿诺德 · 普兰特的助手。同时，科斯对“英国的水、气、电公用行业，尤其是邮电业和广播业的历史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出版了研究著作”。
在邓迪经济与商业学院任教时，科斯结合自己在美国的考察心得，写过一篇论文《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可惜投稿之后犹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令人意外的是，三年之后，即1937年，《企业的性质》终于公开发表。正是这篇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重视的论文，奠定了后来科斯获得诺贝尔奖的基础。
根据后来艾尔弗雷德 · 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的研究，企业在当时已成为美、德、英等发达国家经济力量的主体，但科斯认为，经济学从未对“企业”下过明确定义，阿瑟 · 索尔特（Arthur Salter）甚至认为经济体制是自行运行的。“它的日常运行不在集中控制之下，它不需要中央的监查……这个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显然，在这个“自行运行”的经济体制中，企业是不存在的。因此，科斯批评经济学理论已经严重背离了经济现实，成为经济学家们的智力游戏。
自亚当 · 斯密出版《国富论》以来，“看不见的手”被公认为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厂商和消费者类似于一个个的原子，根据自利的原则在市场的汪洋大海中游荡，至于厂商内部的决策过程及原因，则在长时期内成为“黑箱”。斯密没看到企业，是因为18世纪时现代企业尚未出现。直到20世纪初期，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等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企业家的协调作用。科斯认为，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同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之间存在鸿沟：既然“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企业家为什么会出现？既然企业家通过组织协调可以有效配置资源，“看不见的手”岂不成为多余？结合在美国的考察经验，科斯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在于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需要成本的，包括“所有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等。“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既然市场运行需要成本，那么当“看不见的手”成本高于企业时，企业家配置资源就成为首选。通过运用“市场运行成本”这一概念，科斯成功揭示企业产生的原因，并跨越了斯密和熊彼特之间的理论鸿沟。
市场运行需要成本，企业可以以低于市场运行成本的方式配置资源，为什么社会没有被组织成为一个大工厂呢？科斯认为，原因在于企业内部交易同样需要成本。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小于市场运行成本时，企业倾向于扩张；反之，企业则选择收缩。扩张和收缩的边界，即在于“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至此，交易成本理论诞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与企业外部的市场交易可以采用同一个解释方式和计量体系，经济学同管理学走到了一起。
《社会成本问题》——开创“法经济学”
在《企业的性质》中，科斯认识到市场运行需要成本，企业组织需要成本，这两类成本后来被概括为“交易费用”，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架构的核心概念。实际上，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只是一个开端，关于市场运行成本包括哪些？企业组织成本又有哪些？二者如何衡量？如何比较？这一系列的问题，科斯并没有给出答案，所以该论文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指出分析思路，而非解决问题。《企业的性质》中指出的问题，成为科斯及其追随者日后的研究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整个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就是在《企业的性质》的启发下予以展开的。
虽然《企业的性质》在经济学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该文发表时，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领头人的罗宾斯和哈耶克，甚至从来没有提起过这篇论文。两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0年，科斯进入战时政府工作，被任命为森林委员会统计局负责人，主持调查英国的木材生产情况。1941年，科斯被调至战时内阁直辖的中央统计局，“负责最后的军火统计，它们包括有枪支、坦克和弹药等”。在政府工作期间，科斯虽然不能从事理论研究，却证实了他关于组织运行成本的观点。战争结束后，科斯于1946年回到伦敦经济学院，继续进行理论研究。
战后，英国工党政府按照《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的主张，大力推进福利国家政策，公用事业领域进行国有化。科斯一直致力于公用事业经济学研究，他认为工党政府的政策并不能带来社会产值最大化。1950年，科斯出版了第一本公用事业经济学著作：《英国广播业：垄断状况的研究》（British Broadcasting: A Study in Monopoly）。“因为对英国的未来缺乏信心，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喜欢以及对美国经济的赞赏”，1951年，科斯移居美国，在公用事业经济学家约翰 · 萨姆纳（John Sumner）推荐下，科斯在布法罗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uffalo）谋得教职。1958年，科斯进入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结识了托马斯 · 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库恩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斯，《测量在现代物理科学中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Measurement in Modern Physical Science）使他“明白了数量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在本质上与自然科学中的情况一样”。
1959年，科斯在艾伦 · 迪莱克特（Aaron Director）主编的《法律和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发表论文《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总结自己多年研究公用事业经济学的观点，指出：“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但是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与法律或规则无关。”对科斯的上述观点，芝加哥大学的乔治 · 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弥尔顿 ·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著名经济学家纷纷表示异议。为平息争论，艾伦 · 迪莱克特召集科斯以及斯蒂格勒、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到自己家中进行座谈。座谈一开始，科斯首先发问：“假定一家工厂，因为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损害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征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学者都回答政府应该干预，但科斯并不赞同，他据理力争，只身同整个芝加哥学派展开辩论。后来弗里德曼转变立场，开始为科斯辩护，最终科斯说服了所有人。这次辩论后，科斯答应迪莱克特再写一篇文章，进一步深入分析座谈会上所讨论的问题。1960年，科斯在《法律和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首先指出，污染问题并非是企业单方面污染居民，而是具有“交互性质”：企业污染环境，给居民造成损失，如果政府干预企业，同样会给企业造成损失。因此，“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以牧场主走失的牛群给农场主带来损失为例，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科斯认为法院无论将过错归咎于哪一方，或者对此不过问，都不会影响最终的交易结果。然而，现实社会中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法院对权利的判决，无疑会影响到资源的配置。科斯认为，法院对产权的具体安排，不能仅仅简单地向污染者征收“庇古税”了事，而是要考虑具体的经济后果，以追求社会产值的最大化为衡量标准。在大量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斯认为绝大多数政府管制的事务，都以失败而告终。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方面使经济学家分析经济体系时考虑法律等制度环境的影响，扩展了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另一方面使法律学家修订法律时要分析其经济后果，开创了一门新学科——“法经济学”。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之后，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赞誉与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乔治 · 斯蒂格勒甚至将其主要观点概括为“科斯定理”。对此，科斯并不以为意，继续专心从事公用事业经济学研究。1964年，由于《社会成本问题》对法学的强烈影响，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邀请科斯来校任教，以填补迪莱克特退休留下的空缺。
获得诺贝尔奖
在芝加哥大学，科斯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对《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发表在《法律和经济学杂志》。值得一提的是，科斯在芝加哥大学与张五常结识，“与张五常的讨论，使我清楚地意识到交易成本对经济活动运作的重要性及广泛影响”。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科斯的交易、产权等思想迅速传播，直接影响了一代经济学家，进而间接影响了中国的改革进程。1982年，科斯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退休。此后，他将自己发表过的最主要的论文编辑成册，1988年以《企业、市场与法律》（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为书名出版。
1991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科斯，“因为他发现和澄清了交易费用和产权对经济体制的生产制度结构及其运作的作用和意义”。科斯获奖，说明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内占据了一席之地。1996年，威廉姆森等人发起，成立了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科斯担任首任会长。2000年，一批新制度经济学家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Saint Louis）创办了罗纳德 · 科斯研究所（the Ronald Coase Institute），其使命是“更好地理解现实经济体系的运行机制，为社会和个人增进自身福利而创造更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