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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参与的引导基金不叫引导基金，是独立的投资机构，只有政府设立的，才叫引导基金。引导基金也可以是国企资金，政府委托国有投资机构增加它的资本金也是可以的。”北京市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一平告诉记者。
引导基金的本质是融资，引导更多资金投入到政府想推动的或地区想要发展的产业中。“虽然是财政资金，没明确提出保值增值的要求，但肯定会面临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国家的钱就是这个特点，”一位沈阳引导基金的管理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财政的钱，做的是‘5+2’模式，存续期最长不超过7年，只要求保值，没有增值要求。”
目前，引导基金管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委托事业单位管理，一种是委托国有投资机构管理。第一种模式属于完全非盈利模式，第二种则要求部分盈利。
“多数引导基金采取的是第一种模式，而国家也确实希望大家都按照第一种模式运作，不希望让一个自身有盈利动机和盈利指标的机构对其资产进行管理。”张一平表示。
北京市引导基金由北京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代表北京市政府作为名义出资人和日常管理机构。“非盈利性的根本保障是这个基金代表政府的投资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自身就是政府主办的事业单位，”张一平告诉记者，“政府出资有多种方式，之所以采用引导基金的模式，是因为社会还有需求，引导基金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有重要的扶持作用。”
优选公司制
目前，引导基金有公司制与有限合伙制两种。有限合伙制基金的具体决策完全由GP管理团队负责，引导基金只做GP相关约束规则，比如规定投资方向，有些地方引导基金还会规定投资区域以及投资阶段。根据与引导基金事先的章程约定，投资项目需要阶段性报送。
“任何一个合格的投资管理机构，都要定期报送投资管理报告，机构要对投资人负责，不能到最后清算的时候再报，根据约定，报送的时间也有所不同，常见的为半年报、季报或者年报。”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张伟告诉记者。
不过，也有些引导基金明确不采取有限合伙制，比如北京市引导基金必须采取公司制。
“我们既派董事也派监事，如果监事只有一个名额，那么必须由我们派出。如果有两人以上，那么其中一方必须有我们，董事也必须有一个席位。我们不做董事长，也不做总经理，这些职位由合作方担任。”张一平解释说，“我们会在董事会发表意见，包括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也要通过董事会，因为公司是独立的，必须尊重公司体制。”据张一平解释，北京市引导基金之所以采取公司制，是因为有限合伙制已经出现了诸如非法集资、金融传销等很多问题。
政府引导基金的最直接益处是与政府实行“捆绑”出资所带来的政策上的便利和支持。有了政府背书，信誉度自然会提升，后续募资相对容易。因此，一些规模小、名气不大的基金管理公司更倾向与政府合作。
张一平说：“公司的法人机构比税金更重要，不能借我们的名声，到外面非法集资。”
由于创业投资基金三分之一的资金来自于政府引导基金，其余三分之二来自于社会其他投资者，因此，如何适度对基金监管是一个主要问题。
“通常我们只对出资部分管理。除了规定基金的60%要投资在本市外，不对投资项目做任何行政干预，完全由各子基金的管理团队按照市场化、专业化进行选择。” 张一平表示。
偏好参股
引导基金主要有两种运行模式，一种是阶段参股，一种是跟进投资。但从各地运行情况看，跟进投资只在少数地区有实质性开展。
如果采用阶段参股，引导基金的管委会只需进行一次决定，即选出基金管理团队，之后一切都交给团队管理。具体投资项目由基金管理团队选择，但投资时要经基金董事会通过。
跟进投资是引导基金与某家创投机构签订协议，当后者看中某个项目准备投资时，前者会按规定比例跟投，通常不超过50%。由于与创投机构共担风险，因此，引导基金会介入项目的每个阶段，包括判断、考察、上报、召开理事会、决策会等。
“跟进投资比较麻烦，因为管委会成员大多是省部长级别，没什么空余时间。100个项目，每个项目就算只召开一次会议，100天就没了。”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此外，跟投风险相对较高，所以，一般跟进投资以县级引导基金为主，基本投资小项目，“基金一共才几百万元的规模，跟投几个十几万投资额的项目，做不了几个，”张伟说，“一般早期企业需要的资金不多，一笔投资足够了。除非是特殊行业，比如农业，对一次性投入的需求很大。”
2002年，中关村的一只曾以跟进投资为主的引导基金后来改为参股方式。
目前，各地引导基金都要求10%左右投资早期项目，30%-40%投资中后期。据张一平介绍，北京市引导基金已经对65家中小企业实施投资，所投的企业全部是民营的中小企业，其中有3家在外地，19家是小微企业，平均每家企业投资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
风险补偿欠缺
纯商业化资本或纯社会化资本并不愿意投资早期项目，因为早期项目投资风险大。但是，通过引导基金可以设立更多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共同投资早期项目。
“引导基金对中国创业投资的发展十分有利，如果想要引导资金进入早期科技项目中，让利和风险补偿很重要。”张伟告诉记者。
据张伟透露，在引导资金流向时可以考虑采取一些方法。首先，如果基金盈利，政府可以只拿回本钱或者另外再拿取一定的银行同业存款利息，将其他利益让给投资人。这种让利措施能够鼓励基金管理人更多关注早期投资项目。其次，加大风险补偿力度。如果基金投了早期项目，在出现损失时由引导基金先损失，即风险补偿。第三，可以考虑实施风险补助，即引导基金对已投资初创期科技企业的创投机构予以一定补助，该补助可以在创投机构完成投资交易后自行申请，补助额度不超过500 万元。
“风险补偿比让利的幅度更大。客观上来说，由于政府必须考虑风险问题，可能会因为财政体制问题而更偏重于让利。” 张伟告诉记者。
科技金融与传统金融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反担保措施。无形资产为主的知识产权的估值和处置，是科技金融体系打造的关键部分之一。因此，商业银行专门设立了科技支行，在政府的适当补助下，充分发挥相关风险补偿机制。
“所以，对于科技金融体系的风险补偿，并没有通过引导基金来补偿。” 张伟说。
让利退出
“目前，这只基金我们已经按原价进行全面回购了。”张伟说。2009年，科技部推出第一只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投引导基金，当初规模是1.59亿元人民币，交给了6家机构。
“我们拿了0.55亿元人民币，投资了11个项目。由于基金运作情况较好，除政府引导基金外的其他投资人都在回购，”张伟告诉记者，“江苏高科是按本金回购。回购时政府起到了引导放大的作用，同时通过让利形式鼓励大家做。从财政资金角度看，引导后采取让利方式，能够加速资本流动。”
目前，引导基金退出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在参股基金到期、清算之前，通过股权转让实现退出，其他股东可随时购买。第二种是参股基金到期后清算退出。清算退出或按照市场化原则获取应得收益，同股同权，或以奖励形式返还基金股东或管理机构全部收益。
为保障资金安全，引导基金要求在参股创投基金进行清算时，首先要按照法律程序清偿债权人的债权，剩余财产首先清偿引导基金；在跟进投资中，要求共同投资的创业基金不得先于引导基金退出其投资企业。
有学者指出，政府任命或国有企业委派的投资家并不注入个人资本，因此，其个人利益与投资机构的经营成败没有捆绑在一起，导致无人真正负责。政府作为投资人、管理人等多种角色，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所有者虚置。
张一平表示：“管理人员没有激励机制，酬劳按工资支付，这种情况亟待改变。应当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学习过程，是增长才干的过程，是积累经验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挣钱的过程。”
引导基金的本质是融资，引导更多资金投入到政府想推动的或地区想要发展的产业中。“虽然是财政资金，没明确提出保值增值的要求，但肯定会面临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国家的钱就是这个特点，”一位沈阳引导基金的管理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财政的钱，做的是‘5+2’模式，存续期最长不超过7年，只要求保值，没有增值要求。”
目前，引导基金管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委托事业单位管理，一种是委托国有投资机构管理。第一种模式属于完全非盈利模式，第二种则要求部分盈利。
“多数引导基金采取的是第一种模式，而国家也确实希望大家都按照第一种模式运作，不希望让一个自身有盈利动机和盈利指标的机构对其资产进行管理。”张一平表示。
北京市引导基金由北京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代表北京市政府作为名义出资人和日常管理机构。“非盈利性的根本保障是这个基金代表政府的投资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自身就是政府主办的事业单位，”张一平告诉记者，“政府出资有多种方式，之所以采用引导基金的模式，是因为社会还有需求，引导基金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有重要的扶持作用。”
优选公司制
目前，引导基金有公司制与有限合伙制两种。有限合伙制基金的具体决策完全由GP管理团队负责，引导基金只做GP相关约束规则，比如规定投资方向，有些地方引导基金还会规定投资区域以及投资阶段。根据与引导基金事先的章程约定，投资项目需要阶段性报送。
“任何一个合格的投资管理机构，都要定期报送投资管理报告，机构要对投资人负责，不能到最后清算的时候再报，根据约定，报送的时间也有所不同，常见的为半年报、季报或者年报。”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张伟告诉记者。
不过，也有些引导基金明确不采取有限合伙制，比如北京市引导基金必须采取公司制。
“我们既派董事也派监事，如果监事只有一个名额，那么必须由我们派出。如果有两人以上，那么其中一方必须有我们，董事也必须有一个席位。我们不做董事长，也不做总经理，这些职位由合作方担任。”张一平解释说，“我们会在董事会发表意见，包括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也要通过董事会，因为公司是独立的，必须尊重公司体制。”据张一平解释，北京市引导基金之所以采取公司制，是因为有限合伙制已经出现了诸如非法集资、金融传销等很多问题。
政府引导基金的最直接益处是与政府实行“捆绑”出资所带来的政策上的便利和支持。有了政府背书，信誉度自然会提升，后续募资相对容易。因此，一些规模小、名气不大的基金管理公司更倾向与政府合作。
张一平说：“公司的法人机构比税金更重要，不能借我们的名声，到外面非法集资。”
由于创业投资基金三分之一的资金来自于政府引导基金，其余三分之二来自于社会其他投资者，因此，如何适度对基金监管是一个主要问题。
“通常我们只对出资部分管理。除了规定基金的60%要投资在本市外，不对投资项目做任何行政干预，完全由各子基金的管理团队按照市场化、专业化进行选择。” 张一平表示。
偏好参股
引导基金主要有两种运行模式，一种是阶段参股，一种是跟进投资。但从各地运行情况看，跟进投资只在少数地区有实质性开展。
如果采用阶段参股，引导基金的管委会只需进行一次决定，即选出基金管理团队，之后一切都交给团队管理。具体投资项目由基金管理团队选择，但投资时要经基金董事会通过。
跟进投资是引导基金与某家创投机构签订协议，当后者看中某个项目准备投资时，前者会按规定比例跟投，通常不超过50%。由于与创投机构共担风险，因此，引导基金会介入项目的每个阶段，包括判断、考察、上报、召开理事会、决策会等。
“跟进投资比较麻烦，因为管委会成员大多是省部长级别，没什么空余时间。100个项目，每个项目就算只召开一次会议，100天就没了。”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此外，跟投风险相对较高，所以，一般跟进投资以县级引导基金为主，基本投资小项目，“基金一共才几百万元的规模，跟投几个十几万投资额的项目，做不了几个，”张伟说，“一般早期企业需要的资金不多，一笔投资足够了。除非是特殊行业，比如农业，对一次性投入的需求很大。”
2002年，中关村的一只曾以跟进投资为主的引导基金后来改为参股方式。
目前，各地引导基金都要求10%左右投资早期项目，30%-40%投资中后期。据张一平介绍，北京市引导基金已经对65家中小企业实施投资，所投的企业全部是民营的中小企业，其中有3家在外地，19家是小微企业，平均每家企业投资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
风险补偿欠缺
纯商业化资本或纯社会化资本并不愿意投资早期项目，因为早期项目投资风险大。但是，通过引导基金可以设立更多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共同投资早期项目。
“引导基金对中国创业投资的发展十分有利，如果想要引导资金进入早期科技项目中，让利和风险补偿很重要。”张伟告诉记者。
据张伟透露，在引导资金流向时可以考虑采取一些方法。首先，如果基金盈利，政府可以只拿回本钱或者另外再拿取一定的银行同业存款利息，将其他利益让给投资人。这种让利措施能够鼓励基金管理人更多关注早期投资项目。其次，加大风险补偿力度。如果基金投了早期项目，在出现损失时由引导基金先损失，即风险补偿。第三，可以考虑实施风险补助，即引导基金对已投资初创期科技企业的创投机构予以一定补助，该补助可以在创投机构完成投资交易后自行申请，补助额度不超过500 万元。
“风险补偿比让利的幅度更大。客观上来说，由于政府必须考虑风险问题，可能会因为财政体制问题而更偏重于让利。” 张伟告诉记者。
科技金融与传统金融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反担保措施。无形资产为主的知识产权的估值和处置，是科技金融体系打造的关键部分之一。因此，商业银行专门设立了科技支行，在政府的适当补助下，充分发挥相关风险补偿机制。
“所以，对于科技金融体系的风险补偿，并没有通过引导基金来补偿。” 张伟说。
让利退出
“目前，这只基金我们已经按原价进行全面回购了。”张伟说。2009年，科技部推出第一只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投引导基金，当初规模是1.59亿元人民币，交给了6家机构。
“我们拿了0.55亿元人民币，投资了11个项目。由于基金运作情况较好，除政府引导基金外的其他投资人都在回购，”张伟告诉记者，“江苏高科是按本金回购。回购时政府起到了引导放大的作用，同时通过让利形式鼓励大家做。从财政资金角度看，引导后采取让利方式，能够加速资本流动。”
目前，引导基金退出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在参股基金到期、清算之前，通过股权转让实现退出，其他股东可随时购买。第二种是参股基金到期后清算退出。清算退出或按照市场化原则获取应得收益，同股同权，或以奖励形式返还基金股东或管理机构全部收益。
为保障资金安全，引导基金要求在参股创投基金进行清算时，首先要按照法律程序清偿债权人的债权，剩余财产首先清偿引导基金；在跟进投资中，要求共同投资的创业基金不得先于引导基金退出其投资企业。
有学者指出，政府任命或国有企业委派的投资家并不注入个人资本，因此，其个人利益与投资机构的经营成败没有捆绑在一起，导致无人真正负责。政府作为投资人、管理人等多种角色，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所有者虚置。
张一平表示：“管理人员没有激励机制，酬劳按工资支付，这种情况亟待改变。应当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学习过程，是增长才干的过程，是积累经验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挣钱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