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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慈善相比，现在的慈善资本家更倾向于用商业模型及最新技术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
从比尔·盖茨到比尔·克林顿，从EBAY到GOOGLE，从杰夫·斯科尔到特德·特纳……当今世界上那些最富活力的慈善家们，几乎尽收他的眼底—英国《经济学人》驻美国记者马修·毕索普（Matthew Bishop），利用自己的记者职位作为有利观察平台，遍访那些被他称作慈善资本家的富人、明星们，总结他们的慈善经。由他与一位同事合作撰写的《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的问世，在世界各国公益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亿万富豪、纽约市长、慈善家迈克尔·布隆伯格盛赞此书：“这本书太棒了！对于那些充分理解改革创新就要承担风险，并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年轻一代慈善家来说，本书是部很好的指南读物。”
马修·毕索普，一位具有典型的英国知识分子气息的人，拖着英式腔调，用很长的句子表达自己的意思。在北京柏悦酒店举行的“瑞银成善之美慈善论坛”中间，马修·比索普与本刊记者侃侃而谈，谈他视野当中的慈善资本主义最新趋势。以下为采访内容整理：
《中国慈善家》：《慈善资本主义》出版以来，这个领域还有哪些新趋势出现？
马修·毕索普：这本书所叙述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平常，全世界的富人们越来越趋向于捐赠钱财并且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真正推动一些变化，而不仅仅是把他们的名字镌刻在大楼上。最有趣的例子是一些富人试图在慈善捐赠和创造利润模型之间做出平衡，利用商业模型解决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和小额信贷领域，都出现了这种更可持续的慈善模式。
在非洲，穆·易卜拉欣的故事非常吸引人。他是非洲最成功的亿万富翁之一，在手机推广领域，他说他遇到的最大的商业问题是腐败，他从来没有贿赂过任何人，但是他认为腐败问题成为阻碍他的商业发展的最大难题，所以他设立了高达500万美元的“非洲领袖成就奖”，用于表彰政绩优秀、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并在任期结束后自愿离职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候选人需是最近三年内离任的领导人。除颁发“非洲领袖成就奖”，穆·易卜拉欣基金会还公布非洲管理指数，通过88个指标给非洲50多个国家打分，涉及安全、法制和人权等多方面，在非洲掀起了一场关于政府治理的竞争。
此外，大量的互联网企业现在正在改善信息的传播，这也是慈善资本主义的一个很大的发展趋势。信息的有效传播往往也代表着政府的治理水平。美国的阳光基金会就在向公众公布政府的各项数据。
在世界各地，那些可以上网的人，如果看到哪条道路需要修整，他们就给那条路拍张照，标明地点，发布到网络上，之后他们会追踪政府修路的过程。这实际上有利于全体公民更好地问责。
印度有一个慈善捐赠创建的奇妙的网站，叫“我贿赂了”（I paid a bribe），每个人都要求公布一个正在进行的贿赂，他们需要公布贿赂的地点和数额，并在互联网上显示出一个印度贿赂问题的热点地图。腐败问题由之急剧减少。
所以，较好地利用技术手段，尤其是移动电话技术，实际上可以推动社会向更加负责的方向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讲，微博拥有很大的潜力推动这些改变。
人们也正在更有效地利用社交媒体，比如慈善机构一直在利用互联网募集资金，人们的捐赠途径拓宽了。同时，捐赠者和慈善机构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了，捐赠者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他们的钱用到了什么地方，是否被正确地使用了。
这些类似的趋势还有很多。
慈善正在利用技术进行多种实验。新技术可以召集更多的公众，制造更多的信息，很多社会变革有了公众的支持就更容易推进；同时，如果从公众那里得到反馈，就更容易分辨一些想法是否合适，以及存在哪些问题。
《中国慈善家》：谁是美国现代慈善家的代表？
马修·毕索普：慈善发展有着时代特色，而比尔·盖茨和比尔·克林顿应该可以代表这个时代。慈善事业可以通过商业手段进化发展。25年后，慈善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更辉煌，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会成为慈善家，越来越多的慈善家会相互合作。卡内基和洛克菲勒需要为身后的钱财做规划，现在的情况则是，人们在年轻时就变得富有，他们可以使资本在短时间内通过金融手段升值。马克·扎克伯格在20多岁就创立了脸谱网站，并且已经向纽约的学校捐赠了1亿美金。
现在的年轻富翁在有生之年有40到50年的时间捐出他们的财产，成为好的慈善家，投身慈善事业，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这是过去25年间最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关于钱财的，而是企业家的思想的改变，个人商业资本的想法越来越多地投入慈善，他们参与度越高，就越可能推进慈善商业的专业化。
《中国慈善家》：富人在改变世界，像盖茨基金会这样的组织可能正在改变非营利组织的生态，并且影响了制药业的商业发展。这是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么？
马修·毕索普：在中国，盖茨基金会希望激励中国的牛痘疫苗公司成为世界疫苗产业的主要力量，帮助他们和世界其他地区比如非洲获得更多订单。
慈善事业面临的挑战是慈善家需要让他们的捐赠更加具有战略目标，而且慈善家也不会轻易更改他们的目标，所以面临挑战的NGO部门需要作出长期计划。
《中国慈善家》：你觉得现在的慈善机构应该注意些什么，比如透明度和治理？
马修·毕索普：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够更加透明，更不用说基金会了。相比之下，基金会在透露他们的失败经验时做的很不好，实际上，很多想法尝试之后并不成功。在商业领域，成功者乐于谈论他的第一桶金，以及他在以前的失败中得到了哪些教训。但是在慈善领域，人们耻于谈论失败，即使他们同样承认，比起成功，失败的经验更为宝贵。我经常说的一件事就是，设立一个慈善事业败局奖，奖励给那些伟大的失败者。我也很想比较商业领域和慈善领域的各种不同，包括失败的经验。
《中国慈善家》：能讲述一个伟大的失败案例吗？
马修·毕索普：Ebay的首任CEO杰夫·斯科尔曾经想在线上建立一个网站，提供给世界各地的村民们出售手工产品，非洲的村民可以把手工艺品出售给美国人。但是没有成功，因为物流费用太高，而且很多快递公司也拒绝接手这样的业务。看起来这是个很好的主意，非洲人出售手工艺，到达美国的消费者手中，没能很好推进的原因是，供给很难保持稳定。但是我认为，他的想法真的很开放，也许还有很多人都有这样伟大的想法。 还有一个例子是凯斯基金会的“玩耍力量”。凯斯基金会的想法是，儿童可以在玩耍中作出某些贡献，把水泵给孩子们做玩具，教会他们使用。但是实际操作中，水泵被成堆放在一起，这个想法无法付诸实行。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维持的过程设计，如果水泵坏了谁来负责修理？所以水泵坏了之后就被遗弃了，没有人能够修理。
人们谈论失败时往往感觉尴尬，但其实他们可以得到不少警醒，因为这些失败经验给人很多启示。
《中国慈善家》：你认为美国和欧洲的慈善家有什么不同？
马修·毕索普：美国在20世纪出现了很多世界慈善家；而在欧洲，由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政府在社会福利投入中占有更重要地位，所以很多慈善家的位置被政府所取代。欧洲的税收和美国一样高，因此富人也寻求各种途径有效使用手中钱财。我并不是说美国的税收很高，但是美国的税收政策促使富人们寻找各种可能设立基金会，防止钱被政府收走。现在欧洲出现了慈善的复苏，因为欧洲政府发现慈善在某些社会问题领域解决问题的效率更高，所以欧洲正在追赶美国的慈善发展。
《中国慈善家》：卡内基的慈善和比尔·盖茨的慈善内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马修·毕索普：其实卡内基和洛克菲勒所做的慈善和盖茨的慈善没有太大不同，他们都是需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都有长期目标。我认为最大的不同是，比尔·盖茨现在是全职的慈善家，卡内基直到60多岁退休后才成为全职慈善家。卡内基基金会现在仍然在筹集资金，但是盖茨基金会就是在散财。卡内基基金会实际是慈善事业的受益者。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他们虽有长期愿景，却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
《中国慈善家》：相比美国，中国可能还处于卡内基的时代？
马修·毕索普：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现在中国政府理解到一点，允许个人慈善出现，这对社会更为有益，也不会降低政府的地位。个人慈善也需要知道它应该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以在将来发挥更大作用。最近几年内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建立信任和自信，到那时，政府和慈善事业可能会变得更加大胆，就像美国现在这样，更多的企业家会涌现，更多的商业和慈善商业完全是原创的或者创新的。
《中国慈善家》：你对于中国慈善事业有什么期待？
马修·毕索普：相比五年之前，中国的慈善事业有了很大的增长，过去可能是更为传统的慈善事业。中国的慈善事业在未来五年到十年的发展将成为世界关注的话题，中国将找到合适的慈善事业模型。
（文章由本刊记者曲哲采访整理而成）
马修·毕索普 《经济学人》驻美国记者、
《慈善资本主义》一书作者
从比尔·盖茨到比尔·克林顿，从EBAY到GOOGLE，从杰夫·斯科尔到特德·特纳……当今世界上那些最富活力的慈善家们，几乎尽收他的眼底—英国《经济学人》驻美国记者马修·毕索普（Matthew Bishop），利用自己的记者职位作为有利观察平台，遍访那些被他称作慈善资本家的富人、明星们，总结他们的慈善经。由他与一位同事合作撰写的《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的问世，在世界各国公益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亿万富豪、纽约市长、慈善家迈克尔·布隆伯格盛赞此书：“这本书太棒了！对于那些充分理解改革创新就要承担风险，并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年轻一代慈善家来说，本书是部很好的指南读物。”
马修·毕索普，一位具有典型的英国知识分子气息的人，拖着英式腔调，用很长的句子表达自己的意思。在北京柏悦酒店举行的“瑞银成善之美慈善论坛”中间，马修·比索普与本刊记者侃侃而谈，谈他视野当中的慈善资本主义最新趋势。以下为采访内容整理：
《中国慈善家》：《慈善资本主义》出版以来，这个领域还有哪些新趋势出现？
马修·毕索普：这本书所叙述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平常，全世界的富人们越来越趋向于捐赠钱财并且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真正推动一些变化，而不仅仅是把他们的名字镌刻在大楼上。最有趣的例子是一些富人试图在慈善捐赠和创造利润模型之间做出平衡，利用商业模型解决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和小额信贷领域，都出现了这种更可持续的慈善模式。
在非洲，穆·易卜拉欣的故事非常吸引人。他是非洲最成功的亿万富翁之一，在手机推广领域，他说他遇到的最大的商业问题是腐败，他从来没有贿赂过任何人，但是他认为腐败问题成为阻碍他的商业发展的最大难题，所以他设立了高达500万美元的“非洲领袖成就奖”，用于表彰政绩优秀、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并在任期结束后自愿离职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候选人需是最近三年内离任的领导人。除颁发“非洲领袖成就奖”，穆·易卜拉欣基金会还公布非洲管理指数，通过88个指标给非洲50多个国家打分，涉及安全、法制和人权等多方面，在非洲掀起了一场关于政府治理的竞争。
此外，大量的互联网企业现在正在改善信息的传播，这也是慈善资本主义的一个很大的发展趋势。信息的有效传播往往也代表着政府的治理水平。美国的阳光基金会就在向公众公布政府的各项数据。
在世界各地，那些可以上网的人，如果看到哪条道路需要修整，他们就给那条路拍张照，标明地点，发布到网络上，之后他们会追踪政府修路的过程。这实际上有利于全体公民更好地问责。
印度有一个慈善捐赠创建的奇妙的网站，叫“我贿赂了”（I paid a bribe），每个人都要求公布一个正在进行的贿赂，他们需要公布贿赂的地点和数额，并在互联网上显示出一个印度贿赂问题的热点地图。腐败问题由之急剧减少。
所以，较好地利用技术手段，尤其是移动电话技术，实际上可以推动社会向更加负责的方向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讲，微博拥有很大的潜力推动这些改变。
人们也正在更有效地利用社交媒体，比如慈善机构一直在利用互联网募集资金，人们的捐赠途径拓宽了。同时，捐赠者和慈善机构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了，捐赠者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他们的钱用到了什么地方，是否被正确地使用了。
这些类似的趋势还有很多。
慈善正在利用技术进行多种实验。新技术可以召集更多的公众，制造更多的信息，很多社会变革有了公众的支持就更容易推进；同时，如果从公众那里得到反馈，就更容易分辨一些想法是否合适，以及存在哪些问题。
《中国慈善家》：谁是美国现代慈善家的代表？
马修·毕索普：慈善发展有着时代特色，而比尔·盖茨和比尔·克林顿应该可以代表这个时代。慈善事业可以通过商业手段进化发展。25年后，慈善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更辉煌，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会成为慈善家，越来越多的慈善家会相互合作。卡内基和洛克菲勒需要为身后的钱财做规划，现在的情况则是，人们在年轻时就变得富有，他们可以使资本在短时间内通过金融手段升值。马克·扎克伯格在20多岁就创立了脸谱网站，并且已经向纽约的学校捐赠了1亿美金。
现在的年轻富翁在有生之年有40到50年的时间捐出他们的财产，成为好的慈善家，投身慈善事业，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这是过去25年间最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关于钱财的，而是企业家的思想的改变，个人商业资本的想法越来越多地投入慈善，他们参与度越高，就越可能推进慈善商业的专业化。
《中国慈善家》：富人在改变世界，像盖茨基金会这样的组织可能正在改变非营利组织的生态，并且影响了制药业的商业发展。这是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么？
马修·毕索普：在中国，盖茨基金会希望激励中国的牛痘疫苗公司成为世界疫苗产业的主要力量，帮助他们和世界其他地区比如非洲获得更多订单。
慈善事业面临的挑战是慈善家需要让他们的捐赠更加具有战略目标，而且慈善家也不会轻易更改他们的目标，所以面临挑战的NGO部门需要作出长期计划。
《中国慈善家》：你觉得现在的慈善机构应该注意些什么，比如透明度和治理？
马修·毕索普：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够更加透明，更不用说基金会了。相比之下，基金会在透露他们的失败经验时做的很不好，实际上，很多想法尝试之后并不成功。在商业领域，成功者乐于谈论他的第一桶金，以及他在以前的失败中得到了哪些教训。但是在慈善领域，人们耻于谈论失败，即使他们同样承认，比起成功，失败的经验更为宝贵。我经常说的一件事就是，设立一个慈善事业败局奖，奖励给那些伟大的失败者。我也很想比较商业领域和慈善领域的各种不同，包括失败的经验。
《中国慈善家》：能讲述一个伟大的失败案例吗？
马修·毕索普：Ebay的首任CEO杰夫·斯科尔曾经想在线上建立一个网站，提供给世界各地的村民们出售手工产品，非洲的村民可以把手工艺品出售给美国人。但是没有成功，因为物流费用太高，而且很多快递公司也拒绝接手这样的业务。看起来这是个很好的主意，非洲人出售手工艺，到达美国的消费者手中，没能很好推进的原因是，供给很难保持稳定。但是我认为，他的想法真的很开放，也许还有很多人都有这样伟大的想法。 还有一个例子是凯斯基金会的“玩耍力量”。凯斯基金会的想法是，儿童可以在玩耍中作出某些贡献，把水泵给孩子们做玩具，教会他们使用。但是实际操作中，水泵被成堆放在一起，这个想法无法付诸实行。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维持的过程设计，如果水泵坏了谁来负责修理？所以水泵坏了之后就被遗弃了，没有人能够修理。
人们谈论失败时往往感觉尴尬，但其实他们可以得到不少警醒，因为这些失败经验给人很多启示。
《中国慈善家》：你认为美国和欧洲的慈善家有什么不同？
马修·毕索普：美国在20世纪出现了很多世界慈善家；而在欧洲，由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政府在社会福利投入中占有更重要地位，所以很多慈善家的位置被政府所取代。欧洲的税收和美国一样高，因此富人也寻求各种途径有效使用手中钱财。我并不是说美国的税收很高，但是美国的税收政策促使富人们寻找各种可能设立基金会，防止钱被政府收走。现在欧洲出现了慈善的复苏，因为欧洲政府发现慈善在某些社会问题领域解决问题的效率更高，所以欧洲正在追赶美国的慈善发展。
《中国慈善家》：卡内基的慈善和比尔·盖茨的慈善内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马修·毕索普：其实卡内基和洛克菲勒所做的慈善和盖茨的慈善没有太大不同，他们都是需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都有长期目标。我认为最大的不同是，比尔·盖茨现在是全职的慈善家，卡内基直到60多岁退休后才成为全职慈善家。卡内基基金会现在仍然在筹集资金，但是盖茨基金会就是在散财。卡内基基金会实际是慈善事业的受益者。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他们虽有长期愿景，却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
《中国慈善家》：相比美国，中国可能还处于卡内基的时代？
马修·毕索普：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现在中国政府理解到一点，允许个人慈善出现，这对社会更为有益，也不会降低政府的地位。个人慈善也需要知道它应该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以在将来发挥更大作用。最近几年内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建立信任和自信，到那时，政府和慈善事业可能会变得更加大胆，就像美国现在这样，更多的企业家会涌现，更多的商业和慈善商业完全是原创的或者创新的。
《中国慈善家》：你对于中国慈善事业有什么期待？
马修·毕索普：相比五年之前，中国的慈善事业有了很大的增长，过去可能是更为传统的慈善事业。中国的慈善事业在未来五年到十年的发展将成为世界关注的话题，中国将找到合适的慈善事业模型。
（文章由本刊记者曲哲采访整理而成）
马修·毕索普 《经济学人》驻美国记者、
《慈善资本主义》一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