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是世界上漆艺术的发源地，可自古以来日本就被称为“漆国”（Japan）。纵观整个的漆艺发展史不难看出，中国虽为漆的母国，至唐代以前基本上上是中国单方面的漆艺技术的输出；而唐宋时期漆器就开始大量传入日本，此时基本是相互学习与交流；但到了日本的江户时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面貌，使之对世界的漆艺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而中国漆艺现今的发展状况更是处于低谷，更是需要向日本学习、交流的重要时期。
　　【关键词】：漆艺术；漆工艺；漆器
　　一、漆文化的产生与萌芽
　　曾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东亚各国都被誉为“漆之国”，漆艺术是东亚各国各自发源起来，并不存在一个源头问题。这种说法仅仅是建立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的考古成果之上。因为当时在东亚各国都有出土“世界上最古老的漆器实物”。直到20世纪下半叶，在浙江境内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距今约7000-9000年的漆器实物“河姆渡朱漆大碗”，才强有力的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漆艺术的发源地。
　　1973年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内外均髹以朱漆的木碗，距今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漆器实物。这只朱漆木碗与今天的小饭碗大小相同，形状也相似，碗沿收口，下有圈足，看似普通，但这是7000年前河姆渡设计家硬是在一段实木上，用砍砸器、雕刻器这样的工具一点一点挖掘而成的。该木碗碗壁外涂有薄薄的朱红色，并见光泽有。值得注意的是，朱漆是一种复合漆，是在天然生漆中调入红色之后才成为朱色漆的。如此看来，在朱漆之前应该会有一个直接髹以天然漆的过程，那么朱漆木碗仍不是最早的漆器了。
　　日本早期漆器已用朱漆髹涂其上，在出土的漆器遗址中还发现了氧化铁的矿物质凝结块，同时还发现此时期的陶器上也都涂有黑红两色漆的纹饰。日本漆艺术源流于日本绳纹时代，“绳纹”，这是对日本断代历史的名词称谓，源自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考古学家皮尔斯，对东京一条小街发掘的史前文化遗址的报告中，在那儿出土了多件日本最早绳纹漆器，品种有梳、罐、盆等。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绳纹时期的漆木梳了，它是迄今为止日本发现的最早的漆器。与中国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朱漆木碗相比约晚了1000年之久。且大多数器物在工艺上也似中国“河姆渡”漆器中所掌握的朱漆髹图的相关技术。如此看来日本古代漆器艺术无论在工艺、品种、材料等，都与中国大陆的古代漆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
　　二、传统漆艺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日本曾在福井县出土的绳纹时代的朱色涂漆梳，在弥生时代的文物中，发现了有将布用漆糊粘贴并重叠起来制作的夹纻漆棺，证明了在同时期中国漆艺技术的传入。相当于唐代的日本奈良时代，以高僧鉴真和尚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文化传播者，不畏艰险，前往日本传授中国的佛教、医学、文字及造物工艺，其中也包括漆艺术。日本奈良社会飞速进步，与当时中日间频繁的文化交流密不可分。日本的漆工艺也是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中国从新石器时期的朱漆木碗，发展到战国和汉代，漆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春秋漆器除木制胎骨外，出现了竹编胎（篮胎）。到了战国时期漆器胎骨仍以木胎为主，但在工艺上有重要发展，尤其在战国中晚期出现了夹纻胎。所谓夹纻胎，就是以麻布和漆灰做成漆器的胎骨。此种胎骨的特点是薄而轻，且造型有一定的随意性。到了魏晋时期，夹纻技法取得了新的成就，开始制作外形多变、体态复杂的造像，并应用于大型佛像制造上，虽并没有实物保留下来，但唐代天宝二年，鉴真法师东渡日本将夹纻技法传入日本，成为夹纻技法传往日本的最佳见证。日本奈良时代的漆艺术品对日本的漆艺术具有重要意义，是唐代赴日高僧——鉴真和尚的坐像。这尊坐像是按照当时最先进的中国“夹纻”技法制作而成。据传泥模式从鉴真的尸身上直接翻制而成的，所以惟妙惟肖。这尊“鉴真坐像”现在被日本政府列为“国宝”级文物。同时它和另一尊大型“夹纻”造像“八部众神像”，都是奈良时代日本漆艺术的标记性代表作品。“八部众神像”充分表现了唐代“夹纻造像”的精湛技术，是世界上极少数现存的唐代“夹纻”的实物之一。
　　秦朝经过十几年的兼并战争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代文化也受战国时期影响，各种工艺包括漆艺仍是继承战国遗风。从出土的漆器来看，彩绘技巧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云梦出土的一件漆卮，卮上的图案是用银箔刻成后粘贴上去的，然后沿着花纹边缘再用朱漆勾线压边。这种技法可能是初创，只發现了一件。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大批漆器中，彩绘铜箍三蹄足漆樽颇引人注目。胎骨为薄木胎，卷制呈圆筒状，底部有铸铜箍扣上矮蹄足。樽内壁髹以朱漆，外壁用朱褐彩漆在黑漆底上描绘了五组波浪纹，口沿外侧有一条几何纹样的装饰带，口沿内侧在黑漆底上用朱漆画变形鸟纹图案一圈，构思巧妙，体现了很高的艺术和工艺制作水平。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500多件漆器，其中一件“堆漆彩绘棺木”保存最好。棺木分为上下两层，具有很好的防腐作用。外层为黑地，内层为朱地，木胎上绘有上百个图案，装饰极具精美，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漆艺作品。汉代的漆器装饰技法上又有新的发展。有一种装饰方法，就是将金银箔片镂刻成人物或动物花多种图案纹样，镶嵌在漆器上，再用朱或黑漆勾画出细部，用彩漆勾勒云气山峦等。这种金银片镂刻花纹镶嵌法，实际上就是唐代盛行的金银平脱技法的前身。唐代漆器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工艺技术上的进步，主要是金银“平脱”的盛行、螺钿镶嵌的发展、雕漆的出现。“平脱”就是指一种镶嵌在器物上，而表面依旧十分平整的髹饰方法。唐代平脱的另一种体现是在铜镜上镶嵌螺钿成为平脱漆器，其制作方法与贴金银箔技法相同。唐代的螺钿镶嵌已很发达，河南省三门峡出土的螺钿云龙铜镜是用厚螺钿雕成浮雕云龙纹镶嵌在镜背上的。漆工艺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为隋唐时期中国优良的髹漆工艺得以传入日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日本奈良时代，正值中国隋唐时期，据记载当时的日本政府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其中包括不少来中国学习漆艺技术的人。日本遣唐使将唐代漆工艺的金银平脱、描金、螺钿等髹饰技法先后带回日本，从此日本漆艺也开始步入新的辉煌时期。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唐代出现的末金镂（洒金）技法，髹饰后撒上金屑作為花纹，也在此时传入日本，并逐步发展成为具有日本特色的“莳绘”工艺技法。“玉虫厨子”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漆器家具。它是由“须弥座”与“宫殿”两部分组成，通体髹黑漆，上绘有菩萨、奇花异草，还有朱漆彩绘的佛教故事。它标志着日本漆艺风格更趋于经典化、贵族化，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日本漆工艺的娴熟与精湛。它意味着此时日本的民族漆工艺体系已逐步形成。 　　三、当下两国漆艺的发展
　　唐代中国优良的髹漆工艺传入日本，对日本本土的漆艺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日本人在热心学习和掌握中国漆工艺技术的同时，并不满足于模仿，而是将金银平脱、螺钿镶嵌、雕漆等中国传统漆器工艺融于本民族的審美意识中，逐渐发展创新。在中国传入的众多漆工艺技术中，“泥金画”较符合日本人的审美趣味，深受贵族阶层的喜爱，得到了极大的推崇，发展迅速，并形成具有日本独特艺术魅力的“莳绘”漆艺装饰手法。
　　日本的平安时代，被日本史学界称为“民族性艺术”崛起的时代。一方面，日本社会依然从南宋学习与效法各种先进的科技、文化以及工艺技术，全社会依旧追崇“唐风”的品味：另一方面，真正属于日本民族漆艺术风格、漆工艺技法也在逐步滋生、成长起来。从平安时代的日本漆器中，已不难看出与中国漆器样式的不小差距了。这种日本自己漆工艺的独立探索，在镰仓时代和幕府时代继续扩展与延续，日本漆艺师对中国传统工艺进行了全面的继承与整理，几乎在每一项技术上都进行了“日本化”的深入改造，从而缩短、赶上甚至是超过了与中国大陆漆器技术的差距。
　　日本在现代漆艺中已远超中国，由于娴熟的掌握了漆的材料美、工艺美并加之自身的工艺水平才能将自己的风格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日本现代漆艺的立体作品利用漆的可塑性和脱胎技术，创作出各种形态各异、轻便的漆的立体作品，展示出了很强的现代设计理念和东方美的内涵。出了受到现代艺术观念的影响外还广泛从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并将民间艺术与传统艺术相融合，创作出具有浓郁日本艺术风格的现代漆艺作品。
　　源远流长的中国漆艺文化，经历发现、繁荣、衰退的坎坷道路近7000多年的历史进程，虽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冲击，曾经几度辉煌，但庆幸从未停息，在每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反应时代的优秀作品，逐渐形成了历代鲜明的民族风格，丰富了中國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时至近代，中国漆器还处于低靡状态，日用漆器几乎在人们生活中绝迹，漆艺市场严重萎缩。当代中国漆艺正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在今天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在漆艺方面近年来，两国之间的漆艺友好访问不断增多；各种国际大展也相继举办；漆艺家之间的学习交流的机会也愈加变得容易，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我国要善于学习与借鉴日本漆艺的保护与传承模式，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冲破当代漆艺发展的瓶颈。
　　参考文献：
　　[1] 叶渭渠.《日本工艺美术》[M].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2] 乔十光.《漆艺》[M].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2年.
　　[3] 钱凯一.《中、日、韩近现代漆艺的发展与传承比较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