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颁布后，图书质量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图书的质量到底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图书编辑工作的含量，体现于编辑“三审制”的质量。新闻出版总署前些年颁发的《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中，对编辑工作“三审制”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特别对初审、复审和终审三个环节分别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从制度层面来说，这些规定体现了图书编辑工作的规律，具有可操作性。但由于多种原因，在一些出版社，编辑工作制度规定和编辑工作实际操作“两张皮”的现象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编辑“三审制”疏于管理等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图书编辑工作的质量，进而影响了图书质量，编辑“三审制”成了图书质量管理的软肋。
　　据有关调查表明，当前编辑“三审制”存在的问题体现以下四个方面:
　　编辑“三审制”流于形式。按照规定，图书编辑中应有初审、复审和终审，但有的出版社却对此进行了“合并”，书稿的初审和复审或复审和终审均由同一个编辑完成，存在着“缩水”的情况，客观上使“三审制”成了“两审制”。
　　初审工作简单化。初审工作是编辑“三审制”的基础，初审报告不但要对书稿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学术价值进行评估，还要善于发现书稿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问题的处理意见，但有的出版社编辑的初审报告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既没有对书稿的客观评价，也没提出书稿中存在的问题，有的初审报告甚至将内容提要作为对书稿的评价。
　　初审报告书写格式不规范，出现了越权行为。初审报告是编辑“三审”工作的第一个环节，是“三审”工作的基础。有的责任编辑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越俎代庖，在初审报告中写上“同意出版”的字样，令人哭笑不得。正确的写法应该是，“认为书稿达到了出版要求，提请复审。”
　　把编辑“三审制”违规外包。编辑“三审制”是出版社编辑工作的组成部分，体现了图书出版社对图书的出版导向和质量的掌控，有的出版社在与民营工作室的合作出版中，违反规定，擅自将本该由出版社编辑完成的书稿“三审”工作，“发包”给非出版单位的人员去做，并让没有发稿资质的人员担任责任编辑，使编辑“三审制”处于放任状态，并导致图书质量的问题。如前年总署查处的一本有严重导向错误的图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出版社在与民营工作室的合作中，把责任编辑的发稿权外包给不具备编辑资质的人员。
　　编辑“三审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一些省市出版行政部门的重视，不少地方的出版行政部门加强了对编辑“三审制”工作的管理，把严格执行编辑“三审制”作为提高图书质量的重要举措。如江苏省新闻出版局把坚持和强化书稿的“三审制”作为出版工作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以“三审制”检查为工作重点，去年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书稿“三审制”检查评比工作，对所辖出版社2003年以来的书稿审读规章制度进行了检查和总结。在检查评比的基础上，该局进一步完善制度，改进工作，有力地推进了苏版图书质量的全面提高。江西省新闻出版局把抓图书质量检查与表彰激励结合起来，把提高编辑初审报告的质量作为加强编辑“三审制”、提高图书质量的突破口。从前年开始，连续举办了两届全省图书优秀初审报告评选，从中评出了一批图书优秀初审报告，并对这些优秀初审报告的责任编辑进行了表彰和奖励，努力发挥图书优秀初审报告的示范效应，调动了广大编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大学教材“走出去”尚待时日
　　张爱民申正平
　　
　　第十三届BIBF上的中国版权输出合同增长了98.2%，而同期版权引进只增长了6.7%。版权输出与引进之比由0.66:1变成1.23:1。这种变化，被很多媒体称为“历史性突破”。 但是，对大学教材来说，“走出去”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清华大学出版社李家强社长说，截至目前，清华大学出版社还没有教材版权输出，“基本上是空白”，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的大学教材外国学生难以适应，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的教材主要是对外汉语教材方面的，而这一领域已经有几家出版社做得相当好。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朱杰人社长认为，以目前的状况，要向国外输出教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学的教材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显然，我们在许多领域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魏玉山告诉记者，就目前国内一百多家大学出版社而言，教材版权贸易方面，输出的主要还是语言类，输入的教材则是主流。“和前些年相比，引进图书的分量越来越大。以前我们主要是经过翻译和加工，然后出版国外的教材，近年来直接引进原版教材的数量越来越多。总的来说，引进的趋势比较明显。”
　　但是放眼长远，他也表示出国内出版人的自信:“将来我们的综合国力增强了，‘软实力’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走出去’，包括教材‘走出去’都将发展成为蓬勃的事业。”